三江有月：骗不死人（十五）
三江有月：骗不死人（十五）
少年刘秀理想的话题再说下去也许也有些尴尬，大概我比这些史官高明一些，所以我们先打住。
但尴尬还要继续。
在公元二十五年刘秀称帝之前，说到刘秀这个名字，人们第一个想起来的绝对不是后来的光武帝，甚至到公元三十六年刘秀统一天下，说到刘秀，人们往往还是要问：哪个刘秀？哪怕另外那个刘秀已经死在公元二十三年。另外的刘秀其实也是个熟人，我们刚才多次提到过的：刘歆。就算光武帝威名赫赫，在历史上浓墨重彩，但丝毫不能掩盖另外那个刘秀的无限光芒。（这个话题也等一等再说。）刘歆在完成给《山海经》做注的工作后，向汉哀帝上书的时候，就已经自名刘秀了，那还是公元前的事情，当时的光武帝就算出生了，也一定是光着屁股的（似乎还有这么一个考证，说光武就是那年出生的）。
《太平御览》中引了一段《东观汉记》的记载，说是光武还没发达时，没事老跟着他姐夫邓晨到处转，（看到阴丽华似乎就是跟邓晨有关，没准到长安旅游想加入仪仗队也有邓晨带着），有一次他们在宛城跟一帮人观看某本谶书，结果搞出来了个大约是“刘秀当为天子”之类意思的东西来，大家都认为说的是那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国师刘歆，而光武冒了一句：“怎么就知道不是我呢？”
这事颇为可疑，就算真有，反而说明当时的光武帝毫无心机，普通人遇到这情况，都会来这么一句的，真的志向远大，肯定就不言不语了。
和光武帝刘秀不一样，衡山上，慧思的尴尬很快就过去了。在三湘地区，他足可以和岳神分庭抗礼，隐隐后来居上；在整个南朝，他拥有智顗这样强大的后援，声望自是岳神所不能相比。民间开始流传慧思更合天数的说法。
这样一来，反倒是岳神有些尴尬了。
大部分时候，天数需要炒作，但更取决于实力。
中国的许多地名的别号都跟数目字有关系，尤其是这个三，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三楚、三湘，还有什么三秦、三晋什么的。
当然，别的也有，比如这个八字，就有八皖、八闽、八赣、八桂什么的，但一般情况下，数目越大，往往文化含量也比较低，这个八，基本就是府州的数量。而三字头的普遍更具有历史积淀。
比如这个三秦的来历就比较有历史沉淀。
春秋战国时因陕西是秦国治地，故后人将陕西简称秦，而那条横贯陕西中部的山脉就叫秦岭了，渭河平原则叫秦川。这个秦国本来并不怎样，甚至不是华夏民族正宗的种，但他们似乎比较争气，先是和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一起构成了战国七雄的建制，接着在秦王嬴政时，从公元前二百三十年至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国先后灭掉了其它六国，在中国首次建立了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赢政也就成了大名鼎鼎、千秋一帝的秦始皇。但秦帝国只存在了十五年，就被刘邦、项羽给灭了。
项羽出身楚国贵族，自是那个地痞出身的刘邦所不能比的。公元前二百零六年实力强大的项羽军队在刘邦之后也来到咸阳，自我感觉良好到了极点，就杀了已归降的秦王子婴，火烧咸阳城，焚毁阿房宫，废了傀儡楚怀王，以中国最高统治者自居，开始大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引兵东问，都彭城。
据说，项羽回到彭城也就是我们将要多次提到的南北东部要冲徐州后，在城边的南山（后名户部山）上建有戏马台，以观演武。他那天下无敌的八千子弟也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打造和延续的。这样一个功名旷古、名士风流的地方，一向为人所喜，刘裕北伐、拓跋焘南征，都在这里驻足流连过，历代文臣武将和骚人墨客，都纷纷到戏马台发思古幽情，凭吊项羽这么一位满满贵族范的战神、风流将军和一代帝王。我去徐州的时候，自然也是兴致勃勃走了一圈，诗也是作了的：
七律—戏马台
簪缨奕世属清流。三户亡秦事便休。
花气侵台名士盏，春风戏马美人眸。
不歌楚调仍遗恨，竞佩吴刀例赋愁。
怀鼎才通无别色，寒烟老树逼残秋。
对于比自己进咸阳还早的刘邦，项羽一直是有戒心的，所以把刘邦封为汉王，弄到偏僻的西部，辖陕南及巴、蜀之地。这还不算，为防刘邦势力扩张，牵制刘邦，他又将陕西的关中和陕北一分为三，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辖咸阳以西及甘肃东部地区，封司马欣为塞王，辖咸阳以东，封董翳为翟王，辖陕北。就这样，项羽还不大放心，他闲着没事的时候，总要问一句：三秦那边怎么样了？
但这位从来就没杀过什么白蛇或者蟒蛇的刘痞子，终于靠着韩信、张良、萧何一帮人的协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很快就和项羽一党干上了，这个所谓的三秦实际只存在了一年不到，就因被刘邦干掉了章邯而瓦解，次年另外两秦也先后投降了刘邦。
但三秦这个称呼就这么流传开来，一开始就是陕北和汉中一带，再以后人们就把陕南一带也拉进来，把整个陕西合称为三秦。
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刘邦在乌江围住项羽逼其自杀，建立了大汉朝。
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是，当初分兵攻秦时候，傀儡楚怀王那句“先入关中为王”的话实际上可能从来就没有说过，历史上这么写不过是刘邦的授意或者讨好，好给自己背信弃义反项羽这事儿找个项羽背信弃义在先的由头，似乎接那位傀儡楚怀王的班也天经地义了。
这个谎言本来不值一驳，根本就不符合逻辑：如果先入关中的是王，恐怕就是废话一句，那时的王根本就不值钱，连章邯甚至司马欣董翳之流都能封上一个，何况刘邦、项羽这个级别，没必要搞得那么金贵，非得弄个唯一，真是如此，说这句“先入关中为王”话的人怎么死都不算冤，（有人说可能是关中王，嗯，他们那个级别，指个比关中好的地方应该不难，没必要如此金贵）；如果先入关中的是皇，恐怕那个楚怀王再傀儡、再笨蛋，也是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未来，把本来属于自己的位置连坐一下都不肯就直接给禅让了的。
但这样弱智的历史终于被写出并流传下来，却没有谁去较过这个真。所以我也不好开这个先例，就用三个同音字做韵打一回油了事：
知天莫若楚怀王。
刘项分兵秦便亡。
先破秦关许为帝，
顺时却把自身忘。
说到陕西这个叫法，也蛮好玩，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地名，基本都是对称存在的，大地名就有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江东江西（江东这个名词虽然不是省份，但终究人所熟知）等等，不对称的只有海南、云南和陕西了，但海南是从海南岛简化而来，没有海北很自然（实际上，海北这个名字一直就存在，不过没什么名气，长期处于地州级，未上升到省级，而海南原先也一直就是地州级）；云南当初就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那个名字来源于彩云之南的说法，云北这个提法有些自降身份，肯定不成对称（关于这个事情，后面还要说的）；而陕西这么有名，却很少有人知道对应的陕东在哪里。
实际上，陕东过去也是有的，甚至比三秦要来得古老许多。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这样说：召公姬奭被封于燕（今河南北部），是后来燕国的始祖。周成王时，他出任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以陕塬（今河南陕县境内）为界，以东为“陕东”，由召公管辖，以西为“陕西”，由周公管辖，召公后来看到周公旦比较强势，就支持周公旦摄政当国，协助平定叛乱。
事情还得从武王伐纣说起。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周武王抓住商纣王的主力部队出征东夷开疆扩土的良机，从背后出刀，里应外合，一击致命。
牧野之战，殷商的杂牌军临阵倒戈，和西周军队一起攻破朝歌，身边只有少量亲信部队的纣王无力抵抗又无路可逃，只好自焚于鹿台。
破城次日，周武王左右带着把大钺的姬旦、把小钺的姬奭一起，举行盛大仪式，向上天和民众宣告纣王罪状，并宣布殷商政权结束，周朝取而代之，武王称中原帝国之主。哪怕姜子牙再低调，这场盛大的庆典，作为三公之首的他还是冠冕堂皇地出了场的，他担任的是主持人—这个倒符合他那封神的角色。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那支伐纣的军队，和大家想象中的有较大的区别，这支军队实际上只有战车三百乘、精兵（后来把这帮虎贲勇士神化了）三千，再加上连带各路诸侯凑来杂七杂八的杂牌军，最多也就是四万来人的样子。这就是西周当时能够拿出来的全部家底了。
实际上，作为韬略家的姜子牙，绝对不可能搞出一支数目巨大的军队来引起纣王的警惕，那三千虎贲倒是姜子牙精心操练的秘密武器，其装备和战斗力确实强悍，在牧野之战一开始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说，可能已经九十岁上下而并没有什么法术的姜子牙亲自率领三千虎贲军和三百辆战车出阵，砍瓜切菜一般杀得纣王军队落花流水，让那些殷商的逆臣迅速坚定了倒戈的信心，《诗经·大明》所谓的“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说的就是这段事情，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足可以想见虎贲军的威风，鹰扬这个词也就流传下来并为军方专用。经过我的研究，姜子牙那个虎贲车阵极其复杂，每车都有分工，阵型暗合河图洛书（从周文王那里看到的？）、四象八卦之数，每车标配的十人也各有分工且配合良好，而姜子牙本人则通过挥旗指挥车阵攻守和变阵。据我所知，这就是旗语的起源，后来《封神榜》中姜子牙一搞就是令旗一举，弄得飞沙走石、天地变色，大概就从这里来的。
姜子牙的车阵再次大大提升了战车的攻击能力。
说到车的问题，是个庞大的命题，中国历史和车有着密切的关系。黄帝据说是车的发明者，他的那个名字轩辕，本来就是指车。不考虑神话传说的因素，黄帝能够打败炎帝、蚩尤和其他一些反对者，战车肯定是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的，他的军队站在排列整齐的战车之上，居高临下，象割麦子似地对炎帝和蚩尤等的地面部队进行杀伐，是完全可以一直向南而不必回头的（所谓指南车的说法，我一直认为有可能不过就是这样）。
而在夏商周、春秋战国乃至后来的许多年，战车都是军队建设的首要内容，在姜子牙之后的春秋时期，谁手里要是有个什么千把几千辆战车，基本就可以宣布独立甚至称霸的；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搞的胡服骑射，虽然跟匈奴学习了骑兵的一些东西，但没有马镫的骑兵不过是战车增加了一些速度和机动方面的补充远程打击手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战车的主导地位；小时候看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对那些骑马打仗的将领极其佩服，看到电视电影里的演员碰到一起就跳下马来搏斗的场面还嗤之以鼻，后来才知道，五虎上将们当时还极有可能就是这么干的，直到鲜卑人发明了马镫，让战士的双手解放可以完全用力了，使北方胡人把西晋打成了东晋，才让骑兵真正成为战场上的主力。
无处不在、机动灵活、全天候、战斗力惊人的骑兵很快就把车赶下了战争主角的位置，车的主要作用就成了代步工具，舒适逐渐成为第一要义。
实际上，和战车的发展几乎同步，代步车也一直在发展，甚至发展速度远超于战车，毕竟战争不常有，但以车代步却是皇家帝胄和达官贵人身份标识和每日必修的功课，只不过历史上往往只记载那些不常有的事情罢了。
黄帝的车子不过是一匹或者几匹马拉着一块平板、几根直木、一个棚子和几个轱辘的粗糙组合体，舒服自然是谈不上的，而到了周朝，姜子牙的虎贲军也不大用得上的时候，情况就有些变化了，什么样的人只能够坐车子，能坐什么样的车子，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在《周礼·春官》中甚至也有相关记录的，郑玄对此作了相当繁杂细致的注。可想而知，那时的高级车子已经是相当舒服的。
在人类社会里，大多数智慧往往用于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无关重要的享受或者满足感。
大概是在春秋后期到战国的时候，高速马路出现了，在当时，他们很有可能把它叫做驰道，当然，也有可能叫轨道什么的。我们知道，当时并没有现在的混凝土，路面要弄得很平整不容易，而且极易毁坏，车子跑起来既颠簸，也不会太快，自然会令那些诸侯国君不爽。于是，就有一种用木头在夯实的路基上铺设成轨道和枕木的、类似今天铁路的高速路就被一些聪明人发明出来了，那些轨道木极其坚硬而且还进行了防腐处理，而枕木虽然比较软，但距离却和马的步子吻合，马匹一旦拉车到了轨道上，就不由自主地发生自激振荡，不能不飞快奔跑，几乎无法停留下来。当然还有专门的车站，在车站枕木之间有木材填充平整，马在那里喂得饱饱的，休息得好好的，一旦需要，套上车就能飞驰，马不停蹄，到了下一车站就可以逐渐减慢速度并停下来，换上另一匹或者另一批吃饱休息好的马，继续飞驰前进。由于使用轨道，摩擦力大大减小，可以说是一种效率极高的方法，估计其速度至少应该一天一夜一千五百里左右，几乎就是传说中的八百里加急还高将近一倍的速度。当时的那些国君基本上可以在一天以内从首都干到边境。当然，那样的车子，既能跑这样的高速马路，也能跑普通的路。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用郡县制代替了诸侯分封制，也就是说，偌大的一个国家都归他一个人管，苦于各国之间轨道的宽度不一致，又没有相互连接，很难让他实现全国巡游的理想。
秦始皇一开国，就搞了个书同文、车同轨，并且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对于这个车同轨，有人说是要求轮子的宽度一致，这个似乎过于形式主义，无法解释不同等级车子大小一定不一致的问题；至于前面说到那个郭文人提出的所谓统一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恐怕是胡说八道得一塌糊涂。跟轨道衔接起来，就好解释多了。在统一后第二年，秦始皇就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高速马路，并在史书中明确称为驰道。当时著名的驰道有：出今高陵通上郡(陕北)的上郡道、过黄河通山西的临晋道、出函谷关通河南河北山东的东方道、出今商洛通东南的武关道、出秦岭通四川的栈道、出今陇县通宁夏甘肃的西方道、出今淳化通九原的直道等。秦驰道在平坦之处，道宽五十步(近七十米)，隔三丈栽一棵树，道两旁用金属锥夯筑厚实，路中间是用墙壁围起来专供皇帝出巡车行的部分，皇帝专用道两边还有供其他官员、军队车辆跑的轨道。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式的国道。
秦末时期，连年战争，到处打仗，为了不让朝廷调兵方便，估计驰道也被众多的“驰道游击队”毁得一塌糊涂，等到刘邦建立汉朝，天下马匹奇缺，恐怕皇帝找几匹颜色相同的马都比较难，何况搞了分封的刘邦也不需要管那么多地方，驰道就这么荒废并且逐渐被人遗忘。
汉朝的马匹由于数量少，除了给皇帝留了一些已备用外，几乎都给了军队用来搞骑兵建设，为卫青、霍去病以及后来的陈汤、窦宪等等的骑兵长驱直入作出了巨大贡献。于是，牛车就成为汉朝达官贵人们的主力交通工具，他们的丞相就长期坐着牛车上班，反正他们一直也不是太急，前期自萧规曹随之后的无为而治，后面又似乎无比强大，确实没什么让那些相爷们好很操心的。牛车既然平稳了，自然要弄得尽可能舒适一些的，估计规格是极高的，不然，《周礼》的郑玄注也不至于在车子的等级和待遇上作了那么些文章。
说到汉朝和匈奴的战争，人们往往更容易想起卫青和霍去病，似乎只有他俩才是战无不胜的名将，而实际情况是，卫青、霍去病虽然胜，但胜得不够彻底，和匈奴大体还是对峙的优势局面，他们打的是消耗战，汉朝也不大吃得消。从剧情和实际效果来看，我更向往的是陈汤和窦宪。
匈奴一直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说他们是夏王朝的遗民在向西北迁逃过程中吸收各地白种人组成的庞大游牧部落联盟，主要居住在蒙古大漠及草原一带，匈奴建国之后，其势力范围大致包括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区域，比当时汉朝的地域面积要大许多。有人考证后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
战国时期赵国的李牧是第一个和匈奴大规模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将军，他带领包括一千多乘战车、一万多骑兵、五万步兵和十万弓箭手和十几万匈奴骑兵展开大战（战斗过程令人神往，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取得大胜，把匈奴赶出了河套地区，并修筑长城。
而匈奴的民族英雄冒顿单于席卷北方，夺回被蒙恬所占之地并继续南下，并在山西大同的白登把率领三十多万大军御驾亲征的汉高祖刘邦围困了七天七夜。打仗一直就不大行的刘邦最后只能靠陈平之计贿赂莫顿的阏氏才被人家放过一马，并建立了和亲政策，以汉室宗女嫁与单于，并赠送一定数量的财物以及开放关市准许双方人民交易。之后文、景诸帝也是沿用和亲政策以休养生息。然而匈奴仍不满足，在莫顿、老上、军臣三代单于的带领下，不时出兵侵扰汉朝边界。据说汉朝方面只有个李广可以勉强抗衡一下（这事其实更不靠谱）。
终于到了汉武帝时代，在汉武帝亲自指挥和举全国之力情况下，双方打得荡气回肠、精疲力竭，虽然也吃了不少败仗，比如马邑之围、李陵战败、李广利投降等等，但卫青、霍去病带兵的漠南、河西、漠北三战还是取得了极大的胜利，让匈奴漠南无王庭。汉朝也经不起此等巨大消耗，国力逐渐转弱，所以停止对匈奴用兵（汉宣帝时期还是打过一仗的），但依靠张骞的外交才能，联合西域各国继续遏制匈奴。而匈奴就似乎下滑得过于厉害了，几番周折，势力不断缩小，在汉宣帝时代，甚至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内部斗争，使匈奴分裂，最后，呼韩邪单于投靠汉朝，郅支单于则退居到中亚康居即今哈萨克斯坦境内锡尔河边的江布尔，已经快接近伊朗了。
郅支单于之所以从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坚昆（今俄罗斯境内）迁到康居的郅支城，就是因为他泄愤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臣谷吉，怕汉朝报复，才跑到离汉朝足有万里之遥的地方，以为汉朝只能通过外交手段谴责或者抗议几句的。
非常不幸，郅支单于碰到了陈汤这个赌徒。
汉元帝建昭三年也就是公元前三十六年，陈汤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府的副校尉，和西域都护甘延寿一起到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管理西域之事。而陈汤则乘着甘延寿生病代理政务期间，矫诏调动驻扎在车师（吐鲁番）的汉朝屯田部队（似乎也没多少人），并联合西域十五国，组建了一支四万人的杂牌军，准备实施人类军事史上的第一次“斩首行动”。等到甘延寿听到消息把病吓好跳起来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一面上书请罪，一面和陈汤一起带兵出发。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四万人的“多国部队”长途奔袭三千多里，在郅支单于完全没发觉情况下包围了郅支城，经过两天并不特别激烈的战斗，郅支单于战败被杀，首级随后送往长安。在那个传首信使的身上，还带着甘延寿、陈汤的上疏，那篇并不长的文字（相信是惯于写文章的陈汤所为）结尾，有一句最为提气且后来被广为传颂、多次引用但少有落实的名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似乎渐渐说得也少了。
陈汤这一战，吓破了匈奴的胆子，搞得呼韩邪单于天天跑到汉元帝那里卖乖，终于求走了大美女王昭君，彻底臣服了许多年，哪怕后来王莽使劲恶心匈奴，降低匈奴人的政治地位，匈奴人也老实得一塌糊涂。
英明神武的光武帝刘秀忙于国内战争的那些年，匈奴人再次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依然归汉，占据漠北的北匈奴乘小农意识的刘秀不顾西域各国求救声音之际再次夺取了西域的控制权，汉明帝时期，窦融的侄子、窦宪的小叔爷爷窦固带领耿秉、班超一般人曾讨伐匈奴得胜，但因汉明帝驾崩而退兵。
汉和帝永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八十九年，窦宪得罪了窦太后，申请将功折罪获准，遂带领已经是执金吾（东汉的执金吾了不得，原因你懂的）的耿秉和班超的哥哥班固等人，出击北匈奴。窦宪部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今蒙古国额布根山），北匈奴大败逃走，汉军追击，俘杀一万三千余人，北匈奴先后有二十余万人归附。窦宪、耿秉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令班固作铭，刻石纪功而还。次年再出击北匈奴，北单于受伤逃走。再次年又出击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军，彻底打散了北匈奴，北单于在中国历史上就不知所终了。
窦宪灭了北匈奴，或者说赶跑了北匈奴，造成了世界民族史上的一次大迁徙，一方面，蒙古草原上的权利真空逐渐造就了日后的鲜卑等胡人（我认为更有可能还是匈奴某枝），并逐渐南下，让汉族整体南迁；另外一方面，依然强大的匈奴骑兵有可能一路西行，把欧洲翻了个底朝天，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土崩瓦解。
非常可惜的是，陈汤贪财且不孝，而窦宪则跋扈而专权，历史上都有一些骂名，不免大大削弱了他们名将的声望。
但我总是无比崇尚和敬仰他们的威势。
那次，我路过马赛去科西嘉岛，站在黄昏的马赛港，望着无垠的地中海，突然想起了他们，（有一种说法是窦宪的小股先头部队或者使者当时已经到达或者接近地中海的那一端了），遂为一小令：
减字木兰花
余晖马赛。待发千舟灯一派。入水粼粼。幻出象形蝌蚪文。
不堪铭刻。问取陈汤何久默。有负形骸。窦宪当时未渡来。
继续说车。
车，皇帝自然比宰相玩得更高级，他们用的是羊车。
皇帝在宫中坐羊牵引的小车，自然要装饰精美，气派不凡，加之古人羊祥混用，名字也吉利得紧。《释名释车》：羊车，羊，祥也，祥，善也，善饰之车。
晋武帝司马炎搞定东吴建立了大一统的晋朝，各项工作搞得极其出色，权利也被他那些司马氏和其他名门望族分得差不多，似乎也没什么事情干了，就坐着羊车在宫里乱转，羊车停在哪里就在哪里过夜，（还去左棻那里么？）让嫔妃们纷纷搞些竹叶什么的在门窗一带插着，甚至用盐汁撒门口的地，以博取羊的留步进而得到皇帝的宠幸，也算是给历史增添了一些有趣的记载。
司马炎的羊车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几乎没人知道，不过听说有人在搞这方面的科研，准备把它复原出来，实在是妙得一塌糊涂的想法，比用羊车选过夜地方的创意有趣得多。
我是这样评价这个事情的：
功成晋武渐淫奢。
牖叶门盐君莫嗟。
传是而今临盛世，
人当机巧复羊车。
玩车子派头最大的是杨广，他巡视天下坐的那车，比过去所有的车都高大许多，据说长宽有百步之数，巍峨华丽，气势惊人，当时号称行城。稍微有一些遗憾的是，杨广那无数匹马拉着的、气派非凡的车子走的驰道不过是夯实土路，上面已经没有一丁半点的木头了。
当然，为了能走杨广的车，夯实土路的驰道也要足够宽，杨广又是个史上最为勤勉的君王之一，（关于他的事情，我们后面还要专题详细论述的），去的地方实在太多，修这么一批驰道，其工程之浩大，应该远远超过京杭大运河的。
车子的问题，也有慧思的事情，不过要寒碜许多。
慧思后来成为了全南朝的偶像，官员、文人、和尚甚至道士都争相去衡山拜见这个南朝和佛教的形象大使，让三湘经济得到极大的提升。
慧思住的般若寺离衡山镇不是太近，还要爬半天山，那些来拜见他的人走起来很辛苦，何况这些人往往还要带着大量的供奉，于是，一个新的行业应运而生，那就是山地出租车行业。
所谓的山地出租车，开始以牛车为主，但那个时候的牛车特别金贵，很快就不够用了，替代品就成了问题。这样的路面，马基本没法跑，驴和骡子也不大安全，最后，羊、狗甚至猪都排着队上去了。为了招揽生意，那些羊车、狗车和猪车都号称是被慧思大师灌过顶、开过光的，甚至有个家伙还打出过这样的广告：开光千里猪。据说，那开光千里猪的生意相当不错。
山地出租车路线一般都从镇里后来大庙的位置出发，终点就在磨镜台。
当然，那个地方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磨镜台是慧思之后一百多年才出现的。关于磨镜台的来历，大体是这样的。
禅宗六祖慧能，扛着“本来无一物”的招牌和达摩的那套衣钵，从黄梅逃至曹溪，开了南宗一脉，和神秀玉泉山度门寺北宗一脉成南北两宗鼎立争斗之势。他的徒弟中有个叫怀让的，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至道教兴旺的南岳衡山，在慧思的旧址上重修般若寺，开立道场，力压道家诸观，大震南宗宗风，也被后世称为禅宗七祖（反正禅宗七祖是比较多的）。
后北宗僧人道一来衡山修炼，在离般若寺不远的地方搭了个茅草棚子，人言其草少，称作一草庵。打坐为禅宗北宗之不二法门，故道一和尚终日在茅草棚子下老老实实坐禅。
卧榻之地，自是不容他人酣睡，时间长了，怀让就起了挑衅之心。
某日，道一打坐默经，怀让傲然出现，大声喧哗：“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以立功课”—这是慧能的一个偈子，从这里，我们知道，慧能虽然出生在唐朝，但对唐诗是不大通的，虽然押韵的问题大概解决了，但平仄确实一塌糊涂，只能作些顺口溜蒙蒙事。
念了许多遍，道一先是不理，后来有所反应，先是眨了眨眼睛，接着呼吸加速，最后摇了摇头。怀让看到这里就拂袖而去。
关于第一天的故事，后来有许多猜测，通常也就是南宗典籍中的说法是道一有所触动，怀让觉得时机不到，暂时停止了点悟。据我所知，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道一和尚本来是一心向佛的，随便三五十个人说笑是根本无法干扰他的。
这怀让和尚定期要在寺外的讲经台上作政治或者学术报告，经常有上千人听道，当时又没有扩音设备，报告作得多了，自然就锻炼得声音洪亮。所谓高僧多能作狮子吼的缘故就在这里。实际上，在一些小的庙宇里，历来选方丈都是要比较竞争者的口腔发音能力，最后，往往是分贝最高和持续时间最长的那个当选。这些后来也传至佛门之外，一直流传至今，甚为风行，连选村长这样的小事情都采取这办法。
道一来到衡山，发现这里的人只认南宗和怀让和尚，他走十几里山路出去化缘的时候，一提起北宗，经常连饭也混不到吃的，慢慢的，出去得越来越少了，就靠些野果度日。时间长了，附近的果子几乎都绝迹了。怀让来一草庵的时候，道一已经三天没有吃米饭了，头天早上吃的两个野果子早就留到佛祖心中，化作山后茅厕里的罗汉了。那时正是十月，比我一千二百八十多年后去南山找寻他们遗迹的季节还要稍晚一点，天开始下雪了，道一又饿又冷，再加上怀让那一口高亢别扭的南方口音干扰，一下子忘了经文，眨眨眼睛也没想起来，怕被怀让看出，失了北宗的名头，一紧张，就头晕眼花，呼吸自然急促起来，到底也没想起来，道一很是惆怅，就摇了摇头。
一夜无话。不过道一依然没有找到吃的。
第二天，怀让早早的就冒着晨雾来了，手里拿着一块厚厚的砖。当时，道一正准备打坐。
我们知道，北宗打坐之前是有不少功课的，道一和尚是最后一个北宗功课大师，但由于他后来放弃了北宗，这门广大渊博的学问就此不传。我去衡山的时候，在山后道一和尚使用过的茅厕遗址处进行了一次考古活动，挖掘出一些文物来。其中，最珍贵的是一些果核，其中就有不少枣核。经鉴定，这正是道一和尚那些日子亲自通过肠胃授戒的遗物，自然应该是禅机重重，堪称无价之宝。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道一当时确实是饿坏了，那么大的枣核居然也不曾浪费一个。所以，我正在构思一篇巨著探讨一下囫囵吞枣的禅机，目前，该文已经完成了千分之一，有望在公元二千零九十九年正式刊行，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依然是考察试验经费来源还没有彻底落实。（拒收美元的我在这里郑重承诺，凡有赞助超过人民币百万元者，将一并成为该书作者之一，排名不分先后）。
在那些道一亲遗果核的旁边，还散落着一些碎纸，据我考证，这就是道一和尚当时遗留果核后擦拭臀部的文物。在找人对这些文物进行整理和拼凑的过程中，我惊异的发现，这就是那部《北宗功课大全》。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道一依然能够坚持用纸张清理臀部，足可以证明道一出生在富足人家，并且受过严格的礼仪教育，要是象我这样出身贫困的人，一定会使用些茅草、石块代替。由于年代久远，那书字迹多已模糊。目前，我已经把这些文物的副本转交印度佛教协会，请他们作一些翻译工作和无穷无尽的演绎，以便尽快成文，继续发扬光大这灿烂的佛家文化。要知道，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大抵也主要是这些东西了。所以，我很有信心让这个功课文化从佛家独立出来，成为和酒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并立的文化瑰宝。
又扯远了。
道一老远看见有人从晨雾中走来，衣袂飘飘，若步云间。日头从树杈间散了几缕过来，照在来人那油滑的光头上，折射出一道道光环。道一已经饿得眼冒金星，看亮一些的东西都是金晃晃的光辉闪耀。我们知道人在饿到极点，难免会有些臆想症。后来听道一说，他当时看到了一尊头顶佛光的佛，近了仔细一看，才发现是怀让，才知道七祖怀让已经成佛，顿时大为心折。
道一发现怀让手里拿的是砖头以后，有些茫然，不知怀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道一想了一会，突然记起来了：半个月前饿极了的时候还去般若寺摘过一次银杏果子的，莫不是被怀让给算出来，来打架来了？
当时般若寺边有两棵银杏树，（现在还在），是在此前一百五十年受戒于慧思大师的，那些果子自然也是佛门圣物—关于这批银杏果核的下落，我在道一茅厕遗址是找到一些的，可惜年代久远或者两宗相斥的缘故，已经烂掉了。
道一的个头比怀让高出不少，按正常情况，打架道一是不怕的。只是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再加上人家手上已经拿上了家伙，自然是大大的下风。道一有些惊慌失措，看见怀让盯着自己走到跟前，竟然吓得一下子坐在地上，倒还是习惯的打坐姿势，嘴里直念阿弥陀佛。
怀让却一屁股坐在道一对面，手里拿着砖，在石头上磨个不停。道一直犯嘀咕：听说过临阵磨枪，这位怎么临阵磨砖起来了？半晌，看对方还没动静，道一犯了寻思，半天也没明白过味来。于是怯怯地问了一句：“大师磨砖作甚？”
于是，南宗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对话开始了。后来在南宗典籍中多有记载。
道一：大师磨砖作甚？
（怀让等的就是道一开尊口。）
怀让：磨作镜。
（道一确认不是要打他，不由长出了一口气，菜青色的脸上浮起了一点笑容。我们知道，说话的时候饿的感觉会轻一点，没话的时候都要找些话，何况现在这等情况，自然就顺口搭了一句。当然，这一切都在怀让算计之内。）
道一：磨砖岂能成镜？
（正好入了圈套，怀让大喜，高呼出下面这句来。前面说过，怀让的嗓门很大，这次尤甚，声浪所至，惊动了躲在一草庵后的一只兔子，那兔子忙不择路，直接撞向一草庵。由于道一的棚子搭得不够结实，居然就给撞倒了，又增加一些传奇的因素。据我所知，历史是由许多偶然事件组成，本来许多事情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象一千二百八十年后，有个叫米卢的聪明的西洋人带着一批中国小伙子踢足球取得了世界杯的入场券，这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偶然事件，听说后来大家一直去找什么必然规律，实在是非常的有趣。）
怀让：坐禅岂能成佛？
（这句话实在是说到道一的心坎里了，当然，不管什么教派的传道，都是善于抓心理的，怀让就是心理专家，他后来写过一本心理方面的书籍，可惜失传了，不然，心理学的历史也可以提前一千多年。道一当时就大有热泪盈眶之势，心想：我学北宗坐禅多年，居然混得连饭都吃不上，连个佛门也没摸着，今天这个南宗怀让一来，俺就看见了佛光，再加上一草庵的倒塌也肯定是佛的指引，看来南宗还真的有什么高妙法门不成。于是…）
道一：请问大师，如何才能成佛？
（怀让作了多年报告，自然知道立论的重要和演说的技巧。立刻作拈花微笑状。）
怀让：我身即佛。
（道一想：刚才真的看见了佛光，看来怀让是佛无疑。怀让直入主题后，看道一还在琢磨，自然顺势而上，趁热打铁。）
怀让：譬如驾车，车子不行，是打车驱牛，还是打牛驱车？
（这就是六祖慧能发明的顿悟法门，讲究的就是这些机锋，道一在北宗修炼，哪里见过这等？据我所知，天下教派，你只要跟着他的假设，必然推导的结果就是他的理论，天下的道理莫不如是。我也采取过这样的方法让一位姓李的大师的门徒入了圈套，只是因为姓李的那斯也精通此法，居然在书中留有逃跑的后路。）
怀让（继续喋喋不休）：你是学坐禅，还是学坐佛？若坐禅，禅是坐不来的，若是坐佛，佛又无定形，能坐成么？以坐禅求得成佛，此路不通。
（其实，怀让这段话其实是悖论，只有象我这样什么都不信的家伙才能知道，为此，我正准备写一篇五十万字的文章去反驳他，因为要赚稿费，所以这里我就先保密。但可怜的道一和尚，本来就饿个半死，刚才又吓个半死，哪里有闲工夫计较真假，于是…）
道一跪倒在怀让脚下，拜怀让为师。怀让从衣兜里拿出个馒头给道一，继续说了许多东西。其实，就算他什么也不说，就凭那个馒头的心计，在道一眼里，怀让已经是个法力无边的佛了。
然后，道一搬进了般若寺边的观音庵，不持戒，不坐禅，专修我身即佛。然后，道一离开南岳，到江西立身说法，弘扬南宗学说，（我们知道，怀让不去的原因是他南粤口音太重），获江西马祖的尊号。再然后，南岳上，一草庵一带改名磨镜台，一草庵得以重修，金碧辉煌，改名马祖庵。再然后，这个故事象禅宗典籍那样的情节流传了近一千三百年。最后一个然后，就是我这个似乎什么都知道的家伙把这个故事的真相告诉大家。
最后，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其实，你怎么认为都是对的。这句话，我如是说，禅宗也如是说。
七绝—磨镜台
磨砖自认难成镜，
弃坐安知便是禅。
若是慧能通顿悟，
江西马祖早耕田。
回到车上。
应该这样说，退出战争之后的代步车，看似越来越舒适，越来越豪华，但也仅是舒服和豪华而已，还是那句话，两千多年来，车子本质上没什么了不得的进步。这种情况，直到洋鬼子发明蒸汽机进而生产出汽车。汽车一出来，依靠其高速、稳定和操作简便等诸多优势，就迅速把大部分马车类非机动车赶进了博物馆和废旧回收站，只留下极少部分用于旅游、典礼等余兴节目。
但是，汽车出来没多久，舒适和豪华这两项特性便坚决的显现出来，我们国家有也长期对什么级别坐什么车子有明确的规定。当那些商人们可以不顾及国家规定随意买各类高贵的车子而影响官员的满足感的时候，车号又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商人们拿不到靠前的车号，就只好靠钱拿到数字吉利可心的号码，双方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也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
不过，商人们玩的车号，文化含量相当不足，早些年，人们喜欢五六八九这几个数字，比如什么五八九八八（吾发久发发）、八八一六八（发发一路发）之类，主要跟粤语读音有关。后来讲究儒商了，他们开始玩音乐（反正那玩意能搞得懂的人少，音乐会门票死贵，但买票进去睡觉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喜欢一四连用，说是读成多发，而且还是暗的，丝毫不顾及我们这些不懂音乐的人张口就把它读成要死。
人类对数字一直就非常敏感和在意，因为这些数字就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但不同的民族有这不同的文化，比如大部分西方人忌讳十三（也有个别认为很吉利），是因为出卖耶稣的犹大是最后的晚餐中第十三个出现的，并且当天是十三日，又是个星期五，所以连带出黑色星期五来，（当然还有其他的多种说法，比如希腊神话中第十三个天神闯入宴会引起了重大事故），而中国对十三却是喜欢的多，还有个大名鼎鼎的十三太保。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十三太保这个称呼，源于听到的鼓书《说唐》，里面的头号主人公秦琼秦叔宝就曾加入过靠山王杨林的十三太保序列，给这位开唐的大英雄以认贼作父和背信弃义的机会。后来读书多了才知道，真正的十三太保是唐灭时候的故事，他的主人公姓李，（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的姓李其实都不靠谱，）沙陀部落人朱邪赤心因为参加了镇压庞勋起义，被唐朝皇帝赐国姓，他的儿子独眼龙（据说生下来就一只眼）同时被赐，名曰李克用。李克用和朱温是剿灭黄巢起义的两大主力，但这两人不和，最后，朱温代唐称帝，国号梁（史称后梁），拉开了五代十国的历史序幕；而开始打不过朱温但占据河东的李克用却一直以复兴唐室的名义和朱温对峙。李克用死后，他的儿子李存勖灭了后梁，建立了后唐，尊李克用为太祖武帝，而这个李存勖，就是十三太保中的老三；兴教门之变（伶人郭从谦杀死李存勖）后得了江山但比李存勖当皇帝时间长得多的李嗣源是十三太保中的老大。实际上，李克用有十三个儿子（义子十二个），都是勇冠三军的名将和狠人，而且都被封为太保，便有了这十三太保之说。李克用的十三太保比起杨林那十三个，实在厉害太多，两个皇帝不说，就是武功排名，第十三太保李存孝的地位比说唐的李元霸丝毫不差，自然比只有排名第九的魏文通、排名十六的秦琼两个能上台面的杨林系十三太保厉害很多。
这么吉利的十三太保，不光小说家，后来的历史人物自然也要复制的，比如蒋介石就搞了个黄埔十三太保，里面有大名鼎鼎的戴笠和胡宗南，冯玉祥名下也有个十三太保，只是略鱼龙混杂，里面有张自忠、韩复渠等，具体人也没个明确的说法，都有将近二十人进过那个序列。
以道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确实博大精深，十个数目字都被赋予了吉利的文化内涵。一是万物之源，自然吉利得一塌糊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注定了一的行政领导地位；三是个大明星，甚至是中国文化的形象代表，所有的吉利意思都和它相关，（就连我这样的家伙也特别喜欢三）；五长期和三连用，自然也不会太差，何况位居九个数字的中心位置；七星、七宝、七窍、七略、七律等等，让七就非同凡响，何况人家还常不常弄个七贤、七子出来；九是单数的终极，九九归一，和一对应，自然地位高贵，天有九重便极高，地有九州便极广，国铸九鼎便极正，礼设九宾便极尊（有九个迎宾赞礼的官员延引上殿是古代外交上最隆重的礼节），双数的情况似乎也仅仅是略差一点，但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搞定了三个双数，剩下一个六，还有六丁六甲、六艺、六书、六礼、六经在那里等着了，就算编外的那个十，也光鲜得不得了，十全十美一个词就足够表明一切了，何况还有个天干之称谓殿后。
粗看起来，双数的确比单数势力要差，但令人费解的是，人们往往更喜欢双数一些。关于这一点，也有一些说法，比较通行的是中国人喜欢对称和平衡，但我一直比较疑惑，在我看来，单数更符合对称的原则，毕竟，中国自古就有核心，核心之外再对称自然是单数的。所以我的看法大抵是这样：天为阳，地为阴，单数为阳，双数为阴，处于地上的人，自然以阴数为佳。
这个说法，还有旁证。
中国古人就以日月相重为凶，具体的说，就是中国古人认为正月初一、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这几天是一年中的大凶日，而且是越往中间越凶。但凡到了这几天，妖魔鬼怪、各类毒物鱼贯而出，把人间闹得颇不安宁。于是，人们在这几天就不干活了，专心致志地采取各种办法驱毒祈福，这些办法包括弄点声响出来驱赶鬼怪，杀猪宰羊祭祀诸神，包点食品丢水里让鬼怪吃饱而不去吃自己，编点漂亮东西让鬼怪拿走而保证漂亮姑娘的安全，沐浴干净防止鬼怪发觉（怎么看都象洗干净了让鬼怪好下口），门窗甚至身上插些有气味植物防止鬼怪来袭。做了这些还觉得不够，人们在那几天里，还经常聚会搞一些活动，并且相互串门致以问候。
最早的节日就这么产生了。当然，那个时候更接近劫日的意思，或者说，最早的节日可能就是劫日，慢慢才转化为节省（体力）、节制（活动）的节日。
前面说到端午节起头的问题，现在就有了答案，重五之日，大凶，邪佞当道，五毒并出，人们插菖蒲、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往水里丢粽子以喂水怪或者龙；儿童穿起五毒衣，女生缠上五色线，用以驱邪续命。
据《礼记》载，端午源于周代的蓄兰沐浴。《吕氏春秋》中《仲夏记》一章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夏小正》中记：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大戴礼》中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以浴驱邪。
这些似乎和屈原没有丝毫关系，所以那个诗人节的说法总是比较牵强。何况，苏州人更早的时候还在端午那天往水里丢粽子纪念伍子胥，完全是可以把端午改成将军节，凑成个“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岂不更妙。
认为重五是死亡之日的说法一直以来就很流行。喜欢请客吃饭的孟尝君就是在五月五日出生，其父要其母不要生下他，认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这件事情载于《史记》，（想来这种事情司马迁不至于乱说）。其他的书籍如《风俗通》、《论衡》，都认为五月五日生的人害父害母，致使那些五月初五出生的名人，小时候不那么受父母待见，日子似乎也不大好过，终于把灾害转到本人身上。宋徽宗赵佶从小寄养在宫外，整日一个人折腾文字绘画，弄成了书画大家，却没人教他治国，后来当了金的俘虏；王镇恶的名字，据说是他爷爷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前秦丞相王猛取的，已经能说明很多问题了，整日一个人折腾兵法，弄成了宋武帝刘裕手下的一代名将，后来在北伐初步功成后不幸惨死。
公元两千零八年的端午，诗人们约着写端午的作业，大多人奔着屈原就去了，我也参加了，但总想起不久前汶川的那场大地震，脑子里蹦出来的一个字就是使人成肉酱旧酷刑名称—菹，又想到汶川震级从七点六、七点八至八级不断修正，地震局却称测报水平世界领先，还有些报导，如某小吏将救灾食物交于女友出售，成都高档小区遍布救灾帐篷。于是，就用那个菹字作韵，写了一首交差：
五律—戊子端阳应约有句
凶凌重五至，地坼万灵菹。
黔首罹天劫，领先修正书。
食贫摊铺贾，篷贵士商居。
但举雄黄哭，人间毒未除。
前面说到，周武王带着左周公右召公，在姜子牙的主持下，宣布了周朝的灭亡和自己的任职，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已经知道，姜子牙和他的虎贲军在牧野之战大发神威的时候，纣王的十几二十多万精锐之师还远在东夷。
所谓东夷，大体就是指东方野蛮民族的意思（实际上有可能更先进），纣王那个时候的东夷，主要是指今天的山东、江淮甚至江南沿海一带的诸多大小国家或部落（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如果真的存在过，就可能是东夷某一个部落首领的儿子）。东夷的势力强大，从夏（甚至夏以前时候）开始，一直就和中原帝国不大对付，也一直在开展争夺土地的战争。关于东夷的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谈到的，这里就先打住。
和东夷的嚣张不一样，有夏以来一千年间，西夷（西戎）一直就比较低调和老实，西夷和中原帝国的战争只发生过一次，还是因为夏启破坏了传说中的禅让制度而自登大位，有扈氏（实际上还是大禹的儿子）不干而被启带兵征伐以至于灭族。换句话讲，武王伐纣实际上是西夷历史上第一次搞事，（他能成功，再次证明了咬人的狗不叫以及韬光养晦的重要性），从此，西戎就慢慢持续性不那么老实了。
在东夷的那支商军，虽然比不上早些年纣王亲自南征九苗那般轻松，但在牧野之战前后，中原帝国的军队第一次打到了陆地的尽头，看到了浩瀚的大海，他们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东征的胜利，东夷的徐、奄、淮诸国也再次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胜利者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无法班师回朝了，只好再次坐下来和东夷诸国一起商量怎么办。
在商君和东夷开会之前，周武王也召开了一个高端会议，姜子牙、姬旦、姬奭和周武王的几个弟弟都参加了，会议的议题是如何安顿东边。关于这个话题，三公的意见很不一致。
姜子牙的意见是要斗争到底，他提议把商的上层贵族都干掉（并不一定是杀掉，应该说，绝对不是杀掉），并由他带着他的虎贲军东征（这也是韬略家的基本素质，留在周武王身边应该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彻底消灭和商有关的各种势力。（后世的人为了美化姬旦，说姜子牙的建议是屠城，把和商有关的所有民众都干掉，这个不合姜子牙和周的风格。）爱屋及乌这个成语就是姜子牙会议演讲中发明的。
姬奭可能是法家的先驱，他的意见就是依“法”办事，对商的上层贵族搞个清查运动，区分有罪无罪，只惩罚（肯定有杀的）有罪的。当然，所谓有罪无罪，恐怕还得到姬奭设在甘棠树下的法庭去判定。
而姬旦明显是个统战高手，他声称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他的建议是对那些朝歌贵族，要采取保留贵族身份，各安其所，逐步分化瓦解的策略。
姬旦的这个方略得到了武王的认同，经过与会人员的积极沟通和协调，最终的方案大体是这样的：
姜子牙引兵向东，去牵制东夷和有家难回又有所顾忌的商军；释放被关押的贵族，大力提拔微子、箕子一般商汤王室成员，大力弘扬比干、商容等一般商汤名臣的同时开仓济民；原来的商王朝直管地，一分为三，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也有说是禄父是纣王孙子的）掌管，卫由蔡叔度掌管，庸则由老三管叔鲜掌管（所以，庸当时是最大的城之一），周武王还给武庚派了个副手—霍叔处，史称“三监”（当然，霍叔处算不算监，有没有监，历来说法不一）；周武王则带着姬旦、姬奭返回丰邑，主持周的大局。
姜子牙很快就在东部站稳了脚跟，但没有四处攻杀，而是选择了营丘一带作为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占了老大一块地盘安顿下来并扩充实力了。东部各方势力也派出小股部队试探过几回，但不光没占着虎贲军的便宜，还很吃了点亏，（其实，真拉开打胜负也未必，毕竟姜子牙军中厉害的也就三千人），让姜子牙的新兵经过战争的洗礼而得到成长，逐步让姜子牙成为东部最强大的势力。后来姜子牙被封为齐侯。所谓齐，大抵就是脐的意思，正好把东方一分为二（顺便隔开了后来周公、召公的鲁和燕）。许多人知道的齐都临淄实际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
商的大军和东夷的商议也有了结果，这班人一来有些畏惧姜子牙的实力，二来因商的贵族家庭基本无损而无死战的斗志，三来管叔鲜等三监对他们还不错，加上武庚都那么快活的当着周的官，还能搞祭祀商汤祖先的重要活动，就纷纷选择了安定，回家的回家，占地盘的占地盘，各人自谋出路了，于是，一切就显得那么的和谐。
姜子牙和三监的行为，让远在西部的周武王对整个东部终究不那么放心，加上姬旦在都城似乎也不大安分，于是终日忧心忡忡，终于在灭商的次年病故。
在周武王病重的时候，姬旦郑重其事地搞了一次公开的祷告，祈求历代先祖说：你们的孩子姬发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姬旦去代替他吧。我姬旦向有仁德（言下之意是姬发不够仁德，恶毒），又多才多艺，侍奉鬼神的业务肯定要比姬发要好得多。
姬旦这个秀搞得很成功。当周武王死的时候，据说就把王位传给了姬旦（而且还是据姬旦说，从这里，我经常也恶毒的怀疑周武王的死因）。由于当时姬发的儿子姬诵还很小（说是年纪小，但更有可能是势力小），自然翻不出什么大浪来，于是姬旦登位称王的事情异常顺利，（想来姬奭也是支持更有可能是因为实力不足而默许的）。
一般情况下，史书上提及姬诵当时的年纪，多是比较含糊，有的笼统的说十多岁，比较确实的版本有三岁的和十三岁两种，司马迁最是邪乎，他在《史记·周本纪》中，居然说姬诵当时尚在襁褓之中。
其实，不管哪种说法，显然数都不对。
我们从包括《史记·周本纪》在内的相关史籍中了解到，周文王在位五十一年，周文王死后六七年周武王也死了，而周文王大概是十五六岁生的武王。
在位五十一年的文王死的时候恐怕七十岁左右比较靠谱，武王死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六十不到的样子，再把他往年轻一点算，五十五岁无论如何都得有，不然，英明伟大的周文王即位的时候连十三岁都不到，那么，姬旦万万不敢说出什么成王（姬诵）年幼的话来。
武王是文王的老二，而姬诵显然是武王的嫡长子。十五六岁时候的文王都奋勇弄出第二个嫡子来，所以，武王死的时候，他的嫡长子无论如何都要到三十岁左右才比较合理。就算姜皇后立得晚，也不至于小到那个地步。当我看到人家说十三岁即位的周成王死于三十五岁的时候，总直接给他加上十七岁。
姬旦称王的时候，大体局面是这样的：都城里面，低调的姜太后和很少走上前台的姬诵基本不拥有什么实力（那边有姜子牙在，没有实力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似乎无力抗拒姬旦的篡位，而姬发一系的大臣这些年来和姬旦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多半不愿意出头，何况都城里第二大势力集团姬奭一系对姬旦上位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反对，甚至还帮过腔；而在东部，多股势力犬牙交错，姜子牙功高盖主而实力强悍，三监权倾东部而顾忌重重，商朝余党看似老实而蠢蠢欲动，东夷诸国各怀心思而不甘寂寞。
一般来说，王位继承主要是采取子承父业的模式，兄终弟及这种模式号称只是偶尔用用，但实际从来就没有真正使用过，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出现了残酷、血腥的宫廷政变。姬旦称王这件事情从道理上、制度上都讲不通，总不那么名正言顺，终究还是要出问题的。
大周王位，即使姬诵默许采取兄终弟及模式不争了，但依然还是没有轮到姬旦的理由，肯定有人不干，毕竟按次序排还有老三管叔鲜摆在那里，而且管叔鲜也不是没有能力的人。身居三监之首要位、东部的实际老大管叔鲜肯定吃不下去这个不明不白暗亏的。
于是，管叔鲜就开始行动了，他首先联系了蔡叔度、霍叔处两人，严厉谴责了姬旦的篡权行为，决定讨个明白。但他们三个也知道，他们三人的实力和姬旦相比，肯定不占优势，于是他们就想到了武庚和东夷。大家当然一拍即合，谈判极为成功，管叔鲜不过付出了商自治和部分土地（其实也是商的）给东夷的承诺（他们那个时代的承诺有效性还是很高的，虽然文王、武王、姜子牙、姬旦他们偶尔犯规，其他人还是比较守规矩的，不象现代人，口口声声庄严承诺，基本一回都不算数），就组成了声讨姬旦的集团，并开始号称要以武力找说法。声势浩大的东部联军就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但并未迅速进入临战状态。
说是东部联军，但东部最彪悍最有冲击力的姜子牙没有加入，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可以想见，管叔鲜首先想到的合作者肯定是姜子牙和他的虎贲军，也肯定派人联系过，但姜子牙肯定是推脱了，并且很有可能给了管叔鲜一个旁观的承诺，让管叔鲜有了打出旗帜的信心。
但实际上并无反叛之心的管叔鲜显然忘了，这个姜太公可是远超时代的高明政治家，韬光养晦、料事如神、择机而动等等对姜子牙来说，都是小儿科得一塌糊涂的东西，掌控复杂局面是他最为拿手的本领（只可惜他名下那本兵书里涉及有限，所以我老觉得那书是伪作无疑），不需要夜观天象就知道某个时候他或者他的使者应该出现在哪里，被谁找到，谈些什么。
自然，姬旦也是个合格的政治家，他对局面的分析能力和决断能力也是超强的，如果不是碰到了姜子牙这样根本不应该属于那个时代的家伙，他的篡位是不可阻止的。当时的实力对比是：姬旦第一，三监、商、东夷联军第二，姜子牙第三，姬奭第四。姜子牙如果参加东部联军，叛乱的罪名可能就基本坐定，姬诵也就彻底没戏，姬旦、姬奭的军队完全有信心击败加上姜子牙的东部联军；姜子牙不参加东部联军，让姬旦投鼠忌器，他很担心当他去平叛和管叔鲜搞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姜子牙依葫芦画瓢也打出平叛的旗号，就能轻松的把他给平了，毕竟，姬诵不死，姬奭不可能铁了心跟姬旦干，而只要姜子牙不反，他在军方就是一尊万人崇敬的神，三千虎贲足可以包打天下。
政治最核心的东西实际只有两条，第一是搞个或者投靠个力量大的团队去打败力量小的团队，第二是为这些事找个义正词严的名头。
管叔鲜觉得自己特别义正词严并且同盟的人多，（在姜子牙完全旁观的情况下），所以他并不急切，虽然有关动作有条不紊，但进展不快，就连一篇象样一点的檄文都搞了好久都没敲定。与之对应的是，统战专家姬旦动作却是又快又狠。姬旦在第一时间就找到姜子牙和姬奭（关键时刻能及时找到人找对人也是本事），在作出了巨大的让步之后迅速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三公对三监的态势，可以让自己成为正义的一方。
当然，价钱也出得够高。为了搞定姜子牙，姬旦只好撤了自己的王位还给姬诵，不过还位不还政，自己仍然主持周的日常工作，号称摄政（他的实力最强，哪怕就是姜子牙，也不得不答应这个条件）。而召公这边，也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比如扩大了控制的地盘，所谓以陕县为界，分东西由周公、召公治理也有可能就是当时谈定的，（当然，也有说这件事情并不存在）。
世界上最早的所谓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就是从这件事情起步的。姬旦本来是想董事长、总经理一身兼了的，但最后迫于形势只能干个总经理；董事长自然是由姬诵担任；而董事会成员包括董事长姬诵、总经理姬旦、常务副总经理姬奭以及功勋元老姜子牙，据说姜子牙还兼任了监事会主席。
实际上，他们三个人当时的那次谈判就是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的后期姬诵也是出席了的。这次董事会的决议相当多，其中一些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我们通常所谈到的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梳理完备成型的，（也有说是建立的）。
小时候上学，学的中国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课程，一上来就告诉我说，夏朝以前是原始社会，夏商周是奴隶社会，秦朝开始了直到清朝的封建社会，什么社会是以生产关系决定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一定会代替落后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后面的社会一定会搞定前面的社会以取而代之，但前提是生产力水平必须配套。
这个类似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几乎被全民接受，但我一开始就觉得有些奇怪，那么高深的东西居然由这么简单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来决定，后来发现，这个理论问题太多，虽然有一部分问题得到了偶然因素不影响大方向的解释，但更多的问题根本就不曾解释。
就说最起码的划段问题，比如到了唐朝，奴隶还比较普遍；而在他们说的封建社会起源的秦朝，人家玩的是郡县制，从来就没有过分封的事情；分封这件事情却在远古时期就有无数例子了。
至于游牧民族一而再再而三的、惯例性的把先进生产关系的中原王朝打败甚至消灭，恐怕已经就不是偶然因素而是个大方向了。
应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词是个宝贝，可以搞定许多问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自然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个时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可以搞定社会制度的，但从黄帝开始，中国人复杂了起来，有了部落、国家、官员等专业团队因素，政治便成为一个专业的学科，就不能单单用生产力、生产关系什么的就可以讨论社会制度的。
只有你不断地想，总是不断地接近正确。在这个世界上，认识错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脑子里只是不加分辨地记忆和复述别人的思想，纵然那思想对得一塌糊涂，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这个说法仅针对学者，一定程度上，我相当赞同愚民政策的。）
说到封建，实际上，封和建是两个词，各自拥有不同的意义。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说明它们的区别，省委书记代表封，而省长便是代表建的。
封的本义起始是丰字，这是个象形字，是在土堆或者土埂上种树，大体是确定疆界的意思，这么干，一开始应该仅指农田的边界，后来才扩充到土地或者领地，于是就专业弄出了个封字。分封最早应该在部落兼并过程中就开始萌芽了，并随着上层建筑的不断深化而与时俱进。封解决的是所有权的问题，换句话说，所谓封，就是当权者把自己拥有的土地范围分出一部分给自己的兄弟、子女或者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手下，让他们拥有封地的部分所有权、收益权和管理权。
而建字比封要晚一些，准确的说，这个字本就是根据封来的。虽然把地方封出去了，但要最终的所有权、收益权、管理权和处置权都还是老大的，说白了，建就是关于封地的管理办法，比如到底有什么权利，如何进贡，如何执行老大的统一调度和统一法规等等。当然，秦以后的建有了更广阔的含义，包括所有日常行政性管理，那么，以前的部分建的含义就归入封的内容了。
简明一点，如果把国家算作一个公司，封是子公司所有权的问题，建是经营模式的问题。（这样说来，姬旦搞的那个董事会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发明创造。）
说到底，封建就是封地建制，大体是指王者以爵土分封诸侯，而使之建邦国于封建的区域，同时又服从王者领导，从而构成整体管理体系的一种分权式国家管理模型。（这个问题，后面还要继续说的。）
姬旦创立的诸侯分治封建体系，和后来秦始皇搞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体系，实际完全是两码事，甚至可以说很有些对立情绪，但它们居然能够以“封建专制”这样的名词合二为一，都被归纳进封建社会，却是我一直不那么太想得明白的事情。但我能够想明白的，却是这些个上层建筑的政治元素一定跟经济相关但并非绝对相关。
先打住。
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姬旦非常善于在合适的场合做合适的秀，（其实不光政治家如此，很多事情都需要是这样的），为了使自己成为正义的一方，姬旦请姬诵的母亲也就是姜子牙那似乎并不年轻的女儿出马，让她抱着已经不那么小通常不需要抱（不管是三十还是十三）的姬诵坐在中间，他和召公姬奭率群臣（姜子牙似乎不在）分立左右，搞了一场庄严隆重的托孤礼，正式宣布姬旦摄政，召公辅政。
史官记录了这件事情，后来有人把这件事情画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周公负成王图》。这幅画中的姬诵，就如《史记》记载的一般，完全还是个婴儿，而那位大抵端庄肃穆的皇太后怎么看都是二三十岁花信年华的样子。要知道，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姜太公已经快一百岁了。让我不得不怀疑周武王和姜太公女儿这桩政治婚姻的可信程度，照这么说，难不成神通广大的姜太公古稀之年还有如此生龙活虎般的精力，生出个日后母仪天下的女儿来？（不过，按照《封神榜》里六七十岁才娶扫帚星以及遇文王时间的说法，倒也大体可以印证周成王当时可能应该十三岁的，也许最早创造那段故事的是一个和我一般的坏人。）
关于这个事情，我曾经笑话过的：
姜尚七旬曾诞女，
周公一夜可翻天。
只怜姬诵求安国，
依礼当为襁褓眠。
从周公开始，托孤这个事情就在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
曾经有人问我：托孤往往是祸乱之因，为什么要托？
我的回答是：不托行吗？
我们历史上所有的托孤，其实都是给了权臣可以胡作非为、甚至可以欺负人家寡妇孤儿的理由，而不必让那权臣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灭了人家的寡妇孤儿。
我们知道，中国的权臣多半是政治文人，文人都比较好面子，政治文人更注意形象，哪怕是再坏的主意和作为，也非得找个义正辞严（最少也得说得过去）的由头，不是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谁都不会撕破脸干一些极端的行为的。换句话讲，政治文人是最善于和讲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
前面用了不少笔墨说到过禅让，禅让，实际上是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往往是权臣被逼到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手段，但如果之前托过孤，理论上就不会出现禅让这样相对血腥的事情。打个比方说，不管仲父还是假父，吕不韦和嫪毐都是秦始皇嬴政的“父”，但由于吕不韦被托过孤，再怎么着，他都不会造反（这个跟秦始皇是否真是他的儿子无关），而那个权势并不如吕不韦大的嫪毐就可以毫不顾忌。
所以，聪明的王者死之前，通常就会把一个或者几个掌握庞大势力的权臣喊到病榻前，让准备即位的那个不一定小的未来孤儿给权臣磕上几个响头，然后大体是这样颤巍巍地跟那权臣说：这孩子就交给您了，要打要骂都由你，以后绝对由您说了算，您可得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情分上，帮这孩子把国家治理好……
这么一来，权臣想随便废这孤儿让自己或者婉约一点选择另外一个孤儿当老大都比较困难，王者临死这一道可把权臣摆得够呛。当然，考虑到权臣的地位往往也是这个马上要死的家伙给的，这么干似乎也并不太过分。
其实，权臣的日子也不太好过。灭了孤儿，名份上以及道义上实在说不过去；不灭他，等人家翅膀硬了，可就要想法儿回头把你给灭了。所以，所有被托孤的权臣几乎都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就是把新王者狠狠踩在脚下，死活不交权。厉害的权臣可以坚持到自己寿终正寝，不够厉害的只能是在某一天被压抑已久的新王者一举夺权，弄个万事皆空，结局是温情一点还是残酷一点只能是由新王者的性格决定了。
自古以来的托孤各方的命运莫过如此。
当然，说到托孤，前面提到过的刘备白帝城托孤大概是最有名的。
实际上，刘备托孤的当时和后续情况完全符合刚才说的所有特点，只不过是很多人不那么清楚罢了。
和大家广泛传说的情况不太一样的是，刘备托孤实际找了两个人，除了大家都知道的诸葛亮外，还有个人就是前面提过的李严。
当时的蜀国，官员大体有两个集团，诸葛亮一方代表外来势力的荆襄集团，而本地一方的老大便是李严（实际上，还有一种更为严谨的说法是李严是刘璋留下的东州集团，本地人还有个影响力不大的益州集团）。
其实，李严本身也是荆襄人，和诸葛亮移民身份不一样，他在南阳土生土长，后来顺利的在刘表手下当了官，曹操领兵南下的时候，时任秭归县令的李严率众投了西川刘璋，当了成都市长也就是成都县令。由于能力强，人缘好，李严在西川声望颇高，所以，当他投降了刘备之后，为刘备攻取西川和安定蜀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做了犍为太守、兴业将军，成了四川本地人的老大。李严算是个名将，刘备率大军夺取汉中之时，他曾以犍为五千士卒消灭了在资中叛乱的数万大军，避免了刘备被人抄了后路的危险；在孟获（？）还没成气候的时候，越巂郡也就是西昌一带的彝族（？）军队进攻蜀国，也被他杀败。此外，文武兼修的李严还和诸葛亮、法正等人一起参与过蜀国基本大法《蜀科》的制订。
刘备从夷陵战败退守白帝城到永安宫托孤有大半年时间，托孤到死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加之他识人的本领相当高，所以，从托孤到在交代后事这个问题上，刘备是做了深入细致而周全的考虑的。
刘备知道，虽然他晾了诸葛亮很久，但自己一旦死了，长期发展培养自己势力的诸葛亮是再也没有人能够压得住的了，而干掉诸葛亮已经来不及安排，就算来得及也会带来一场巨大的政治动乱，孱弱的蜀国是否能经住如此折腾已属难料，即算经住，也应元气大伤。
鉴于诸葛亮在蜀国呼风唤雨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为了让心怀不满的诸葛亮能够确保维护刘禅的皇位而不去动别的歪心思，刘备向他托孤是一定的。
让我们看看卓越的政治家刘备是如何用几句话就把那位号称史上第一智者但政治专业水平一直差刘备好几个档次（这么久了也没学会）的诸葛亮给拿住了吧：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稍微解读一下。
曹丕这个人物，历史上和文学上对他的评价都不高，可能是源于他逼汉献帝禅让（可怜的汉献帝，没有托孤的条件，禅让也是必然的事情）以及文人对失意才子曹植的喜好（文人通病而已，其实，这个曹植根本就不可能让曹操起传位之心）。但是，真实的曹丕不光文学修养有可能丝毫不逊于他的父亲和弟弟（实际上，历史贡献更大），而且其政治素质也不弱于曹操。
公平一点讲，诸葛亮的才能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曹丕的（应该逊色不少，能排进一个等量级恐怕都是诸葛亮高攀了），更遑论什么十倍八倍的。这点以识人著称的刘备心里有数（后来的诸葛亮也心里有数，当时有数没有我就不知道了），他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求人得说好听的，高帽子自然要戴；再者也得给诸葛亮一些信心，打打气，让他起码能安国（至于恢复汉室的大事，面对曹丕，恐怕只能是个口号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给了诸葛亮一个之前冷落他理由的暗示：因为你比我强，所以我在时不用你（你那么强，用了你我多没意思呀），留你是给我儿子辅国的。
刘备有四个儿子：封禅永理，其中老大刘封是义子，其他三个都是亲生的。刘备选择了刘禅作为即位的嗣子（刘备口中的嗣子，指的是且仅是刘禅）。这个刘禅，便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反面人物：乐不思蜀的扶不起的阿斗。
想听听诸葛亮在刘禅没即位的某个时候对刘禅的评价吗？你会跌破眼镜的，诸葛亮的评价是：智量甚大。
我还真告诉你，别看诸葛亮老是看错人，但那次，他的评价是对的。
刚才说过了，权臣在托孤之后还是有不完全撕破脸皮的婉约办法的。比如说，诸葛亮为了托孤后自己的处境问题，是不那么愿意位子上坐的是精明能干的刘禅，他大可以找个由头废掉刘禅，改立比较好对付的刘永或者刘理当皇帝，局面显然更容易控制。
但刘备的后半句话彻底杜绝了诸葛亮起这个念头，刘备的话说白了，就是：你也别搞什么换人的游戏了，要不老实保刘禅的江山，要不你直接篡位好了。
你说诸葛亮能怎么办？
刘备可以搞定心高气傲的诸葛亮，但他知道，心高气傲的诸葛亮可搞不定四川帮，所以李严也同时作为托孤大臣，既可以帮诸葛亮和刘禅安抚四川帮，也可以通过李严控制诸葛亮的跋扈。
考虑到诸葛亮的跋扈，刘备没有让刘禅赶到白帝城，在永安宫里给诸葛亮磕头的只有不会趟浑水的刘永和刘理，以保持刘禅皇帝的尊严。
刘备的政治智慧在他即将去世的时候达到了历史顶峰，他白手起家创造的蜀汉因此得以延续。
这就是刘备托孤的真相。
但有些事情刘备还是没有想到，比如李严的政治无能。虽然在向诸葛亮托孤的半年前就把李严先招进了永安宫密谋多日（可见刘备何其担心），但李严终究没有挺住。
刘备死后没几天，四川帮里有一个叫雍闿的大族叛乱，李严写了一封长信但没有效果，诸葛亮就以此为借口把李严小小的冷着起来，夺了他的兵权，自己带兵平息了叛乱。再过一段时间，就以主管后方物资供应的名义把李严搁到江州也就是现在重庆一带去了。
别看李严政治水平不高，但他治理府衙的水平还真不是盖的（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能干的人政治水平往往不高），他把江州治理得很好，并且在长江和嘉陵江河口处新修筑了一座大城，他甚至还想把后山凿通连接两江，使大城成为江心洲，只是因为诸葛亮诽谤李严想搞巴州独立才停止。不然，我们今天看到的重庆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李严修的大城把江州转移到了著名的朝天门码头一带，和现在的重庆市区重合，也就是说，当今的重庆市区就是在李严大城基础上沿着两江向后发展起来的，李严不折不扣是这个直辖市的真正缔造者。
重庆江山一体，城市轮廓极为漂亮，特别是夜灯亮起来的时候。所以重庆是我国较早统一布置夜景灯的城市（这个后来也挺泛滥，效果也多一般，其实，重庆的灯景现在看似乎也一般，尤其是改造之后）。
看重庆夜景最好的地方在江对面的南山（这名字似乎也挺泛滥的）上的一棵树。挺大一地方，就叫一棵树，也挺好玩的。
许多年前，我去过一次重庆，就专门跑到一棵树看夜景，那时看确实蛮精彩，颇有感触，（但当时还真没想起李严和他的大城，毕竟，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需要历史），就口占了一首绝句：
七绝—一棵树
南山近夜渐知秋。
渝火氤氲一网兜。
门曰朝天因举网，
两江愈网愈多舟。
性情孤傲的李严在蜀国的大政方针上和诸葛亮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诸葛亮对他一直不大放心，看到李严在江州政绩不错，害怕李严搞独立或者占领成都市场，就把刚准备开凿后山的李严调到汉中身边，很快就找了个似乎靠谱的由头把李严贬为平民。当然，假惺惺的诸葛亮还是非常厚待着李严那些不十分出息的李严子侄诸人。
换句话讲，托孤大臣李严根本就没有起到过刘备希望起到的任何一点作用，哪怕是一点点。
这样，蜀国的政治格局就和刘备预料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为了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在读过托孤词后再看看刘备给刘禅的遗诏吧，还是全文照录好了：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还得解读一下：
刘备首先交代了自己的死因，说自己没什么遗憾的，只是担心刘禅弟兄几个（这个念字恐怕只有这样解决才解释得通，也才能和后面的忧字以及托孤词相对照）。他担心什么呢？当然只有心怀叵测的诸葛亮，所以，紧接着刘备就引用射援（这个蜀汉名臣曾经的地位在诸葛亮之上，所以这个射君应该只能是他了）的话，表明诸葛亮对阿斗是相当认可的（这样的文章公开发表，还有德高望重的旁证，诸葛亮想反悔或者不承认都很难），只要诸葛亮不是说假话，应该可以辅佐好你刘禅的，（老辣啊！）但你还要继续刻苦，继续智量，这是和诸葛亮相处的重要法则，（不然，诸葛亮恐怕分分钟就要收拾你的）。
再下来，刘备隐晦地点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
那么有名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实际上是要求刘禅想办法在保持智量基本原则基础上尽量修补诸葛亮偏激行为的（诸葛亮一直就比较偏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以贤德的形象获取人心进而逐步夺取权力。
刘备再次告诫刘禅不能轻易的去压制诸葛亮，那个勿效之的意思便是压制诸葛亮的事情，我能干，你却不能干。
那刘禅到底该怎么办？
刘备实际上也给出了基本答案，就在他开出的那个书单里。我曾仔细地研究过这个书单和关于它们的说法，非常之有意思，我准备日后专门就此写个几万字的研究文章，这里就简单提示一下而不展开了。
《汉书》可不光是高举什么旗帜的问题，那里面充斥着高深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君主权臣之斗的案例；而《礼记》里除了礼仪、警句外，还有《大学》《中庸》这样后来单拉出来入选四书建制的巨牛作品；诸子重意，六韬、商君（商鞅）则重智，大体是战略和战术的关系。
而刘备最后似乎无关紧要的一段话，表面看来意思是：诸葛亮抄了一套申不害、韩非、管仲和姜子牙写的书，但在路上搞丢了，（由于丞相那么忙），你还是找别人好了。但刘备实际意思是说诸葛亮的弱点或者不足，就在这几个人或者他们的书里。
狠吧？
所以说，刘备是中国第一个卷心菜大师。
（所谓卷心菜，是我前些年在网络上和几个朋友胡乱发明的词汇，有着刘备作例子，应该比较好理解，就是剥了一层还有一层、有隐语道不便道之事的意思，大体是说一般人读得通，还好，特定的人还能读出其他特定意思来，有些甚至可以卷好几层，完全就是一种文人们炫技的游戏。但一旦被政治家利用起来就比较可怕了，它可比密码系统厉害多了。）
我估计，诸葛亮不一定都剥开了刘备的卷心菜，但刘禅则是完全读懂了的，刘禅也基本按照卷心菜交代的内容在进行操作。非常可惜，李严的过早出局最终导致了蜀国的覆灭。
说刘禅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实际上是后人为了美化诸葛亮而制造出来的重大冤案。
蜀汉的后主刘禅在位四十一年，是三国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实际上，诸葛亮死后，他还在那个无比动荡的年代足足干了三十年，似乎不可能是真的扶不起来。
真要说起来，蜀国的衰落还真跟诸葛亮脱不了干系，甚至可以说事情就是被他搞坏了的。
《三国演义》里说，刘禅刚即位，就有五路敌人进犯，事情虽然也没多难办，但终究要人管的，而这个时候，首席托孤首臣诸葛亮却躲在家里（地位高了，地窖恐怕不能随便去了），让刘禅亲自跑到诸葛亮家里低三下四了半天，挣够了面子和气势的诸葛亮这才不慌不忙的出来行使丞相权利。
这个事情的后半部分恐怕很有些靠谱，刘禅没有出席托孤仪式行跪拜礼，让诸葛亮颇有些不爽，诸葛亮可是知道权臣下场的，就乘局势混乱，带着他那帮文官为主的死党玩了把消极怠工的把戏，让董事长刘禅彻底把蜀国的总经理权利交给诸葛亮。
当然，前半部分的事情更也有些靠谱，实际远比书里说的要严重很多。
公元二百二十三年，以善于打仗著称、但刚刚经历夷陵之战惨败的刘备一死，不管是权臣诸葛亮、李严，还是年幼的后主刘禅，都无法压住蜀国各股势力的骚动心理。
刘备四月底死的，刘禅五月即位，消息一传开，那些势力都等不到适合打仗的秋天来临，就开始起兵叛乱了。参与那年夏天叛乱的主要有三股力量，前面提到的益州郡雍闿之外，还有越巂郡的高定和牂牁郡的朱褒，（这些地儿都是汉武帝那时候搞定的）。
益州郡和益州实际上是两回事情，益州大体是指四川盆地连带汉中一带，益州郡也就是后来的建宁郡则是指滇池旁边的云南昆明、曲靖一带，而越巂郡已经说过，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凉山州，牂牁郡大体是在今天贵州省大部和云南、广西少数地区，和早先的夜郎国有较多重合。
雍闿本人是西汉开国名将什邡肃侯雍齿之后，他们家在益州绝对是个大家族。而他在整个西南部拥有相当的声望，益州郡、永昌郡（云南保山和缅甸部分地区）、朱提郡（云南昭通一带）都唯雍闿命是从，在越巂、牂牁也极有影响力，包括彝族在内的西南各少数民族，都是雍闿的同盟。这样一个人物叛乱，事情确实相当难办，看看地图，蜀国的西部和南部都是雍闿的地盘，几乎都要超过刘禅能够控制的地区面积了。
朱提这个词，我很少见到第一次就能把它读对的人，事实上在我没有去溪洛渡之前也读不对，小时候听东汉演义对这个蛮王的“猪蹄关”表示过浓厚的兴趣，识字后对这两个常见字组合的读音也没产生过怀疑，后来偶尔翻看资料或者字典时才发现这个词读音和通常情况不一样，但似乎相互之间也对不上，株低、疏题、疏低、疏时之类的读音都见过，甚至当前的拼音输入法里用正确的读音都拼不出这个词来，这在当下这么强大的汉拼环境下极为罕见。直到我到昭通之后跟当地人反复确认后才搞清楚疏时才是朱提的正音。某次又被人逼着当场写东西，顺手填完这首酝酿半天的词准备让我那不嫌热闹的朋友读错（实际结果就不说了）。
菩萨蛮
绿黄时节天垂地。别来沧海千重味。料也不成眠。朱提雪夜寒。
轻愁如影动。忽忽知谁共。明日又天涯。红尘云雾遮。
雍闿、高定、朱褒三路叛乱，加上东边的吴和北边的魏，确实是五路来袭，罗贯中还没编得太离谱。况且雍闿在益州同样也有不小的号召力，要是他的家族势力或者其他的什么不安定分子再来个中间开花，蜀国肯定就立马完蛋。
这样一个危险局面，手里还没有真正掌握实力的刘禅除了去恳请心眼不大、心思不少的丞相诸葛亮进入工作状态来主持局面，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了。这个时候的诸葛亮是可以提出许多诸如凉拌李严、全权处理国务等等过分要求而得到刘禅让步的，而诸葛亮一旦抓住这样的权利，就再也不肯松手了。
至此，刘备的布置完全失效。
而此后的四十来年里，诸葛亮和他的弟子姜维，以及他们控制的蜀汉文官集团，牢牢把持着蜀汉军政大权，并且一次次无比强悍的挑战刘禅的底线，吞噬蜀汉的发展潜力，使蜀汉四十年处于战争恐怖下的军法管制状态，而几乎没有任何权利的刘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殚心竭虑地保证了蜀汉的稳定和平衡，坚守着他父亲给他留下的江山社稷，直到他和他的名义叔父刘璋一样选择放弃，并背负了两千来年的昏庸之名。
这个事情当然还有下文，但又是一个庞大的话题，我们先暂时打住，继续说周公。
和老刘家主动托孤不同的是，成王姬诵是被托孤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姬旦是掌握着这件事情较大的主导权的，他的态度不必象诸葛亮搞得那么极致，吃相自然好看得多。
姬旦搞定了成王、姜子牙一系以及召公姬奭之后，并没有马上动手东征，（而在这时到姬旦东征的一年多时间里，三监们到底做了什么历史上没怎么交代，恐怕还是管叔鲜他们实在不愿意真反，或者说，他们干脆就没准备反，只是做个样子希望谈判解决？）他只是按照预定计划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
一方面，姬旦还是继续扩充他的战略同盟，他以托孤之王（这身份一点都不尴尬）的名义许了不少愿，收买了相当多还在观望的游兵散勇，让三监更加孤立，这些势力包括：他的大部分同父异母弟弟以及姬室宗亲，协助过文王奠基、武王定鼎甚至牧野之战、朝歌大典的功勋文武官员，以微子、箕子为代表的商朝旧臣，黄帝、尧、舜、禹等历代君王、名臣的后裔，还有南方和东夷里的一些不坚定势力，比如楚。
另一方面，姬旦为他东征胜利以后的周朝大局进行了无数的事先安排，这些安排主要有如下两项：
一是启动新都建设。姬旦选定了洛水、伊水交汇的伊洛盆地作为新的都城所在地，那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伊、洛、瀍、涧四水汇流其间。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顺黄河而下可达殷商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其南有汝、颍二水，可达江淮。是个掌控大局的所在，确实不负世界中心的美名。姬旦派姬奭主持监造，建成后，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外城方七十里。新都名“新邑”或“新洛邑”，又名“郏郫”，因新洛邑为周王所居，故亦名“王城”。新洛邑可能还有一个名字叫“成周”，取义“成就周道”，（也有说那时候已经有两座城了，王城以东今白马寺一带的那城才叫成周，后来的周敬王从王城搬出并不需要重新修建，不过是让晋人重新修缮了一下而已。）而原先的镐京则改名“宗周”了。自此，洛邑也就是洛阳，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成为中国第一都城。
二是启动制度准备。姬旦搞了一个庞大的写作班子，为周朝和自己的长治久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制度起草工作，大量专业人士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并结合是周人具体实践，后来搞出了一个千年不废、被孔老二顶礼膜拜的“礼乐制度”。所谓“礼”，是维护周朝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后来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它的核心是“封建制度”和“宗法制”，也就是严密的分赃与继承制度。“乐”则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舞乐，舞乐的规模，必须同享受的级别保持一致。传说《周官》（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多次提到的《周礼》）、《士礼》和后来孔老二修订的《乐经》就是那个时候弄出来的。
有一次，有个人跟我说，其实礼乐制度中的乐似乎并不重要，实在不知道什么用途。我回答他说：不能因为你没享受到这东西的好处就否认它有好处。说句实在话，人家姬旦搞的还真蛮成体系，“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乾坤相济，才能万事大吉，（此后略去一千字），最后，我还口占一绝收尾：
三观无比正，
万象一般同。
乖巧从高格，
尊亲技未穷。
等到姬旦拉开与三监的战争序幕，一切也显得比较简单。不过三年的时间，姬旦率领周王室的大军，在军神姜子牙的大力协助下，在不影响新都建设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把俘虏送来当劳力），先是轻松搞定三监，杀了首恶管叔鲜，生擒罪过较轻的蔡叔度和北逃的武庚，一个流放，一个公开处决；然后挥师东进，直指黄河下游地区，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先后消灭了五十多个大大小小的东夷方国，东夷的领袖奄国被灭（其中一部分投降者后来成为秦和赵的先祖，另一部分逃窜者据说跑到江苏常州的武进筑了一座淹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三城三河相套的旅游资源），唯一给西周大军制造了麻烦并打过几次大胜仗甚至饮马黄河的东夷头号大国徐国最终也被打败，退往江西休养生息。在姬旦东征军的威势下，大部分东夷人纷纷迁往江淮，连和周军一伙的楚人也小心翼翼，周公一统中原。
西周王朝至此方才大局初定。
而慧思显然没到这个地步，虽然他干得已经非常出彩了。
鉴于慧思的佛法和地位，衡阳周边地区的一些官员富商和不是官员富商的人们，纷纷来到般若寺进香朝拜，供奉佛寺，其中也有不少人提出要拜师出家，还有不少其他寺庙的和尚也申请改换门庭。
急于扩张势力的慧思一开始自然是不会拒人门外的，直到般若寺僧众人数很快接近千人大关才罢手。慧思不顾那三千人规模的和尚宿舍，又陆续在周边修建了一些分院，并安排了一些亲信担任分院领导，逐步开始团队的编制建设，并给每个门下都颁发了身份证明。
我们知道，和尚的身份证明主要是度牒和戒牒。
实际上，在慧思和尚以前，除了那些有级别的著名和尚以外，证明和尚身份的只有戒牒一样。
戒牒是由庙里的僧官或者传戒师签发，一般来说，只要你终身有志于投身佛教事业，找到个和尚师傅，听他胡吹几句后表态加入，经过一个剃度仪式后，庙里就可以给你折腾一个戒牒，类似于发的工作证，有这个东西，开展业务就可以代表庙组织了。
那时候的戒牒式样很多，几乎都是纸质，大多比较简陋，上面一般要写明受戒人，戒名（如菩萨戒等）、日期、传戒和尚，证戒师、教授师、坛头、和尚、同学伴侣、同受戒人及受戒发愿文。其中证戒师、教授师、伴侣等大部分象征性地以佛、菩萨代之，签署者一般为僧录等高级僧官，盖章的情况极少。
这样一个东西拿出来，如果庙组织和相关和尚名气不够的话，别的庙一般很难认账，哪怕你法力非凡、见识非凡，人家都会把你搁一边凉快去。所以，那些和尚削尖脑袋都要入个名庙或者拜个名师。
这也是慧思能够急速发展最关键的因素。
不光和尚，其他方面似乎搞得比这个还要厉害。比如现在的大学生毕业求职，首先得弄出一大堆跟戒牒差不多的材料，选人的人先从这一大堆类戒牒中找出几个师承名家的高等级人物，大抵也就是什么“九八五”、“二一一”范畴内所谓名校的博士、硕士之类的，再把这几个人找来，提几个傻气或者憋气的问题，看谁回答得比较敞气（既然敞了气，内容和味道恐怕都不是关键问题，觉得对脾气才是核心），就认定为人才，并据以授予各种职位和权力。
当然，在我所经历过的那些工地里，情况比这个要直接多了，人们的戒牒内容，仅仅在于安全帽的颜色。熟悉内情的人，一以看来人帽子的颜色，就知道这厮是干什么的。有一次，我临时起意带着几个文友去看三峡工地，就在工地旁的施工单位营地里抓了几个安全帽，正好有个监理工程师在那里休息，就顺手拿着他的帽子戴在了自己头上。进了工地，看到那些施工人员很是怕我的模样，文友不解，我便即席演讲了一番，那演讲词是这样的：
我当监理你施工。
赤白黄橙帽不同。
道是人间多此尚，
尊卑只在一冠中。
简单的办法往往更有效。
但人们似乎更愿意享受使用高等数学般复杂工序带来的快感。
又有几人真的能够放弃复杂呢？
赞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