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姚国禄：红磨坊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红磨坊听起来就像久远的故事，那流淌在岁月深处的见证农耕文明的物象，虽然早已在我们的视线里消逝了，但我还是对我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红磨坊产生深深的敬意，这种从内心深处生发出的对红磨坊的怀旧情结，常常勾起我对往事的无限回忆。
我的家乡在淮北平原的腹地，这里一马平川，四季分明，村庄一个连着一个，汝河与臻头河像两条彩带从家乡的门前流过，淳朴的村民世代耕作，寒来暑往，春种秋收，日子像流水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人会为这样的生活忧虑或悲伤。这里地处广袤的大平原，当然也不会盛产石头，但每个村落里都会有几座红磨坊，这些圆圆的石磨究竟从哪里运过来，又是谁把它打磨成这个样子，我已无从知道了，只知道，村子里的人祖祖辈辈都依赖着它，用它细细地研磨着平淡的生活，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红磨坊还普遍存在于家乡的每一个村落，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盼望里，研磨出我们简单的生活。
童年的许多日子我是在红磨坊里度过的，那时候，我家门前就有一座红磨坊，红磨坊结构相当的简陋，三间草房，墙还是土坯砌的，磨坊门口有一棵弯曲的老茶叶树，磨坊三间房，两间房是用来放磨盘的，磨道很窄，里面光线很暗，其中一间房还堆满了杂物，盛放的都是些切碎的干草，那是为拉磨的牲口准备的，在乡里我们都叫它草池。磨面用的簸箩放在草池上，簸箩上面放上个箩面用的两根平衡木架，一张箩在木架上来回晃动，出来的面或粗活细。每一个家庭主妇一般都会在一个月左右磨一次面。为了不耽误农时，许多妇女都是在夜间磨面，白天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谁家磨面提前还要和生产队的饲养员打招呼，无论你有多急迫，只有饲养员才有权利决定用哪头牲口，其他人没权支配，因为牲口是集体的。
记得我刚刚记事，那时我常常看见大妈从饲养室里牵着一头瞎骡子走进红磨坊，那头瞎骡子是生产队长从邻村花三百元买来的，干活非常的卖力，时间长了，每家磨面都争抢着用那头瞎骡子，因为瞎骡子有力气，又不用蒙眼，其它的牲口不仅需要蒙着眼睛，还需要用笼子罩着牲口的嘴，以防它偷食面粉。大妈经常对我说，还是那头瞎骡子老实，既能拉套，又不偷食，队长买这头骡子还真值！要是赶上白天磨面，我就会和大妈一起在磨坊里玩耍，一会儿替她吆喝牲口，一会儿看她磨面。有一次，我争着帮大妈摇箩，由于把握不住平衡，面撒了一地，大妈心疼得不得了，也没舍得责怪我，只是轻轻地把撒在地上的面粉用手捧起来。临近过年，大妈就会磨上很多白面，有头道面，有二道面，还有三道面，头道面蒸出来的馍馍最白，二道面成色就差些，三道面蒸出来的馒头就很黑了。平常我看到乡亲们磨的都是些五谷杂粮，有玉米、有高粱、有大豆、还有红薯干，一年四季，每家每户磨的都是些粗粮，很少见到小麦。因为我家离磨坊很近，夜里我常常会在半夜时分醒来，“咕咚咕咚”的声音从磨坊里传来，我知道这又是哪家的女主人在红磨坊里磨面了。夜里，昏暗的煤油灯下，几乎天天都能看到有人在红磨坊里劳作，有的妇女甚至熬个通宵，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那时，乡里还生活着一些艺人，是专门锻磨的，我们叫他们石匠。这些石匠长年累月走村串户，背着一个破旧的挎包，里面装着锻磨用的斧头，还有一块磨刀石，谁家的磨盘要是用得久了，就要请来石匠重新锻一下，新锻的磨盘，磨面就会快了许多。
磨坊里磨盘都是红色的，这种红石头不知从哪里弄开的,反正在每个村庄都有一样的红石头,听奶奶说, 那时候,她用的也是这样一个红磨盘,我真怀疑那是不是女娲补天时用剩下的石头呢！ 三十多年一晃过去了，红磨坊也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后来，村民们开始用柴油机磨面，再后来又用电动机磨面，红磨坊越来越少了，偶尔见到的几块红磨盘，也是扔在了户外，被风雨剥蚀，早已没有人关心它的用途了，那些红磨，就像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被生活冷落着，孤零零地裸露在破旧的村庄，再也无人问津。
今天，我们的生活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论怎样，我们也要知道，是这些石磨承载着村庄的苦难，它是村庄的根，是村庄的灵魂，延续着一代又一代人悲欢离合的日子，我们可以忘掉一切，但永远也不能忘掉红磨坊，正是那些“咕咚咕咚”的旋律，才研磨出我们今天的幸福与快乐！
姚国禄，笔名雅丹，河南正阳县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多篇散文作品收入全国中学生阅读教材、高中暑假作业、高考复习阅读训练试题、大学专升本考试题。著有诗集《临街的窗口》、《穿越大地的箫声》、散文集《月光下的村庄》、歌词集《海棠花》，现供职一家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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