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补白”生涯
众所周知，沈从文从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更因难以承受的政治压力与心理焦虑。1949年之后，他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不再从事文学创作，宣称“搁笔”。从1953年开始，他的文物研究工作渐有起色，并开始频繁发表相关文章。当年9、10月间，他先后在《新建设》与《新观察》杂志上，分别发表文物专论《中国织金锦绣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古代陶瓷》。
1954年，52岁的沈从文，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略谈考证工作及须文献与实物相结合》，提出了只凭文献“倒来倒去”地考证，“得不出新的东西”的科学见解。这一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为历史博物馆主编的《长沙出土古代漆器图案选集》。不再从事文学创作的沈作文，政治压力与心理焦虑正在逐渐舒缓下来，似乎正在迎来其文物研究领域的业绩“井喷”期。
沈从文的好友黄永玉也回忆道：“1954、1955年日子松动得多，能经常听到他的笑声，公家给他调整房子虽然窄小，但总算能安定下来。到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玩得很高兴……”据《沈从文全集》第29卷（物质文化史） 所辑录的这一时期沈氏主要作品来看，除了本卷所收《唐宋铜镜》、《镜子史话》、《扇子应用进展》等专题性较强的研究著述之外，《文物研究资料草目》也值得重视。因为该草目作为沈氏从事文物研究的基础性、卡片式习作，为其后来的专题著述提供了必要的文献积淀与学术支撑。事实上，从万千种实物、图像或文献资料中，梳理出某一类别、某一问题的线索，列出草目，又常常是沈氏自己扩展研究项目的起点。他用这种方法，把若干孤立的材料“排排队”，从中发现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影响和制约关系，进而撰写出一篇篇文章，或图录性专题著作。
沈从文于1953年3月28日在日记中写到：“为图案系一助教拟一百牡丹花纹图案，故宫清明宋瓷中即可得四一种。可能还是近于多事，因教授先生都不要那么多资料来教学，教学已廿卅年，一切都很觉得已足够，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 就目前所知，他为别人提供研究资料草目，这是最早的文字记录。此后30年间，为各方面不同需要而起草相关参考资料草目，成为他实践“古为今用”和“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常用方式。因随写随送，多不留底稿，总量无从查考。《沈从文全集》的编者估计沈氏这类文章至少有数百篇之多，但在选辑时只选入各类型资料草目共18篇，均未发表过。那么，沈氏生前究竟发表过这类文章，或者说以这类内容为基础的说明文式短章又有哪些呢？至今恐怕还未能有十分精确的数据能够统计得出来吧。
近日，笔者在翻阅于1951年创刊的《历史研究》杂志时，无意中看到该刊1954年9、10、11、12四期刊物中有沈从文以“补白”形式发表的《封面图案说明》，这种情况延续到1955年上半年的该刊六期刊物之中，共计有10篇《封面图案说明》发表。应当说，这些文章承继着《文物研究资料草目》的卡片式信息，以简短的说明文方式，体现着沈从文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文物研究的研究心得。而杂志社方面本着普及文物知识的目的，随意的将沈文以“补白”方式刊印出来，并不以栏目作者看待，所以目录页上有时署名有时不署名，文章刊印的位置也不固定，可前可后。
如1954年9月首先发表的《封面图案说明》，刊于当期刊物封底，是对封面所印汉代青铜戈戟所刻鸟兽纹图案的解说。10月刊印于刊物正文第2页，11月刊印于刊物正文第55页，12月又刊印于刊物正文第18页……总之，纯属“补白”性质。虽明知是“补白”文章，沈从文却很珍惜这样的发表机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尽可能在文章中提供缜密细致的历史考证与文化总结。每一篇“补白”文章，都展现着沈从文这一时期的精神风貌；虽然文字简短近乎说明文，可他的文心才情还时有流露，有时甚至还颇有某种“洗心革面”的文化诉求蕴含其中。
譬如刊载于1955年4月刊的《封面图案说明》，沈从文从一片唐代锦缎花纹谈起，溯至汉代锦类生产历史，又将这一纹饰与汉墓石刻花纹、唐代铜镜花纹相联系，体现了其缜密精湛的文物研究心得。最后一段“文化总结”，却又体现了他“与时俱进”，“改造思想”的最新动态。他这样总结道：“我们对于唐代丝织物的认识，花纹美术固然十分重要，但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现在人都知道唐代艺术文化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复杂色彩，这个伟大的历史时代，不是凭空而至的，也不是三五帝王将相可以作成的，主要还是社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的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万千人民劳动的结果，出自万千人民手中……”又如刊载于1955年5月刊的《封面图案说明》，沈从文更从新近出土的河南白沙宋墓壁画中，解读出了阶级压迫的“微言大义”。他这样分析说：“历史进入北宋阶段，在生产上的发展，……无一不得到普遍而显著的提高。但是，劳动生产者依然忍受着严重的剥削，过着极为痛苦的生活。例如这个墓主'赵大翁’，大致就是一个宗室地主，墓中除奏乐壁画外，还有作亲戚送礼的，作佃户样子送礼的。总之是反映宋代这种不劳而食的特权阶级，生前以剥削人民劳动生产果实为生，死后还得消费他的佃户一大笔财产。”显然，沈从文正在试图从史学研究角度融入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虽尚处在“补白”阶段，但已尽可能开始使用与这个时代特征相符的措辞与史观了。
然而，即使只是“补白”作者，这样的待遇也并不长久。1955年下半年的《历史教学》杂志，不再采用一期一换的文物图片作封面图案，而采用统一纹饰做封面图案，每期相同，仅以颜色差异来区分期数。从此，沈从文不必再做《封面图案说明》这样的文章，他的“补白”作者待遇也因之取消。但他的文物研究工作及“思想改造”状况，还是得到了官方的基本认可，1955年当年，他与人合编文物图案集《明锦》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对他个人而言，已经算是一个莫大的认可了。次年，1—2月间，他还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当选为委员。7月9日，应《人民日报》约稿，在副刊发表《天安门前》一文。11月，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视察团赴湖南，并到湘西。返京后，撰写《新湘行记》送《旅行家》杂志发表。这一年，他还受聘为故宫博物馆织绣研究组的兼职顾问。
应当说，在为《历史教学》做“补白”作者期间，沈从文无论是从“练笔”角度，还是从“表态”角度，都已经平心静气的、比较顺利的完成了从文字工作者到文物工作者的转变，为他的后半生转型生存铺垫了一些意向性的基础。60年后，抚读这十篇《封面图案说明》，不啻为晚年沈从文的观念转变说明书罢。
附注：《历史教学》创刊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刊最早的历史学刊物，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历史教学类杂志。自创刊起，得到一大批学者的支持，郭沫若、范文澜、陈垣、吕振羽、侯外庐、季羡林、翦伯赞、罗尔纲、雷海宗、郑天挺、周一良、齐世荣等著名学者都为杂志撰写过稿件。刊物自创刊以来，除1966-1978年停刊外，一直连续出版。
刊于《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