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维利里奥 | 停滞就是死亡！速度的政治经济学

不论哪种政体，掌控权力的统治阶级都是掌有财富，同时也是掌握速度的人。因为速度事实上是财富隐藏的另一面，而资本化本身即是财富累积的加速。本文节选自保罗·维利里奥《消失的美学》，本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为从事当代法国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研究的杨凯麟教授。
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

保罗·维利里奥作为艺术批评家、城市规划者、和平策略家，可以说是当代最激进坦率的“后现代解密者”。维利里奥的哲学核心是科技、速度、城市、虚拟、事件、意外、失序等概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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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就是死亡！速度的政治经济学

文 | 【法】保罗·维利里奥

译 | 杨凯麟

速度的政治经济学

速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若知识/权力的交替渗透是我们熟悉的一组概念，那么运动/权力（mouvoir/pouvoir）却是我们低估或甚至忽视的另一组概念。或许拥有知识是一种权力支配的形式，但是掌握速度却绝对是掌控权力。不管怎样说，征服就是领先，抓住速度，也就是掌控权力。这种以速度所产生的暴力作为权力的支配形式，维利里奥称之为“速度政权”（dromocratie）。我们的社会自古以来都是以速度政权为基础的“竞赛社会”（société de course）。速度政权的权力行使绝不只是简单的行人必须让汽车，或慢车让快车的霸权问题，更是想象思考能力的灵敏操作的问题。于是，速度权利的问题也已超越存活（survivant）的问题，而是“超活”（sur-vif）的问题。VIF，这个法文字至少包括三个含义：敏捷迅速、近乎暴力的速度和生命本身。所以，“超活”就不只是存活而已，而是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更敏捷的思考才能存活的存活。

停滞就是死亡！

这个世界的普遍法则也正是速度政权统治的法则。

速度暴力在于灭绝（extermination）。每一次旅行出发就是一次自我的离弃（se départir）。离开一个车站，离开一个港口，离开一个地方，将自己抛置于速度的运动之中，让自己被速度的暴力卷走。它也是一种主体的屈服（assujetissement），屈服于速度的暴力之下。受困于速度之墙，我们都是速度的囚犯，唯一的出口就只有减速。就这样，速度，由于它的暴力，变成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在速度暴力的席卷之中，我们到不了任何地方，因为速度本身就是终点。我们不断地出发，不断自我离弃。消逝于速度的空虚之中。

速度暴力的灭绝同时也是经验世界的清除（或消除［liquidation］）。清除，不只是两点之间时间与空间的清除，也是经验接触的消除。“上车”或“上马”的动作本身就是登上交通工具以便被速度的运动带走。于是上车也就涉及一种上面和一种悬浮。悬浮于地面/表面之上，剥夺与地面/表面的接触。另一方面，在高速运动之下，所有的事物（objet）或景物都在观者的视野中消失了。消失在地平线？不。是消失在速度之中。于是，速度的暴力也同时清除事物/景物。速度暴力的消除不止于此，它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让我们想象两个人走在街道上，彼此打招呼。即使匆忙，点头或挥手示意，至少社会接触是可能的。现在，再想象这两个人开车，时速120公里，无论点头或挥手致意都非常困难，即使两人都有意愿。我们继续加速到超音速甚至光速，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接触都是不可能的。最后，速度的暴力连思考和反省能力都消除了。也许对笛卡尔来说“精神是一个会思考的东西”（1’esprit est une chose qui pense）。可是，他忽略了这个命题成立的前提，也就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补上的一句话：“精神是一个绵延的东西（l’esprit est une chose qui dure）。”对柏格森来说，思考的前命题必须要有时间的绵延，没有时间就无法思考，也就是说，思考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之一就是时间的绵延。请听德国宣传专家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1931年，国家社会党掌权两年之际所写的名言：“宣传必须直接由言语和画面来传达，而不是书写。”阅读的时间，即是思考反省的时间，也就意味减缓群众行动的动力与效率。运动（mouvement），社会或政治的运动，和速度的运动具有相同的特性：以速度清除思考。于是，在超高度的速度政权之下，不再有持续的时间反省思考，只剩下反射动作。

不论哪种政体，掌控权力的统治阶级都是掌有财富，同时也是掌握速度的人。因为速度事实上是财富隐藏的另一面，而资本化本身即是财富累积的加速。第一批银行家即是古罗马时代的骑士阶级出身，而中世纪时代的大银行家热心杰克（Jacques Ceour）就是善用信鸽的通讯能力。同样的，没有掌控海上航运的能力，英国与法国的海外殖民公司根本是很难想象的。今日，国际财团的管理已经透过光电速度的电传科技（越洋电话、传真、计算机的连线），达成全球股票市场的串联操作，以及跨国公司的组织。
如果说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经济是匹配并行，那么使这两者不可分离结合的界面在于大众，选民大众与消费大众之间的界面活动。大众不是人民，不是社会，而是过客在通路上的聚集。不论是自由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权的管理，从速度政权的角度来看，都是“ 大众动能”（1’énergiecinétiquede la masse）的管理与控制。有所差别的是不同的社会如何以不同的速度技术来管理与控制这种大众的动能。第一个民主政体，古希腊的民主，事实上是三层桨船队的民主，就像“宪法”所说的：“控制船舶的人，统治城邦。”我们都认识到八〇和九〇年代的电视广告，已经相当大程度地同时操弄选民和消费大众动能。而在二〇〇〇年前夕，在乐观地等待“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任何主题自由地发表意见”的电传民主（télédémocratie）之前，我们已经见识到“任何广告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将任何商品自由地贩卖给任何人”的电传自由经济（télé-économie libérale）。

当速度政权管理技术还是相对的速度（不论是机能的或是机器的）时，民主都是可能的。然而，速度管理技术一旦进入光子与电波的绝对速度，速度政权的管理与控制就变成绝对的。电传科技的高度发展正在一步步地实现三种天赋的神性：分身性、立时性和瞬时性。全知全能的，不再是神学时代的上帝，也不曾是电视民主时代的选民大众，也将不会是电子民主世纪的网友大众，而是掌控庞大数据库连线，结合资讯—媒体—监控三位一体的技术科层（techno-bureaucratie）体系。再怎样说，民主都必须是相对的，相对的间差时间可以进行思考和判断，相对/ 反对的意见可以产生相对的制衡。然而，在绝对速度之下，掌有绝对权力与绝对控制的速度政权中，民主还有可能吗？
于是政治的管理，不再是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层面上的牧民，而是时间政治（chronopolitique）层面上的监控。铁路工程师欧迪贝尔（Audibert）在十九世纪铁路纪元开始时如此写道：“如果我们可以控制火车到达的时间，精准到秒钟的差距，这将赋予人类最有效的工具，建构新的世界。”五十年后的我们看到这种有效的工具如何建构也摧毁新世界。这还只是相对速度之下间差时间的时间政治，那么以绝对光速的实况时间，我们又将如何思考时间政治的改变，如果思考还有可能的话？过去地缘政治只是空间的征服与领土规划。透过动物的机能（métabolique） 速度，人类开始陆地层（lithosphère）的征服，成吉思汗的欧亚帝国，事实上是战马和驿马所建立的马上帝国；透过机器的速度，人类开始水层（hydrosphère）的征服，欧洲的海外殖民，事实上是海上帝国的建立。就如同拉马尔席（Lamarche）在1846年宣称的：“谁在大声嚷嚷伟大殖民，若没有庞大的海军，这些文字都是没有意义的空话。”再透过超音速飞机，人类又进一步开始对大气层（atmosphère），乃至外太空的征服。

然而，这些都只是相对速度的向外殖民（exocolonisation）。然而，人类开始控制绝对光速度之后，所征服的是速度层和资讯层（infosphère）。殖民主义也到达另一个临界点，转变成时间规划的向内殖民（endo-colonisation）。向内殖民不再是过去地缘政治的空间殖民，而是时间政治的时间殖民。或者应该说，向内殖民主义根本就是一种“去殖民的殖民”（une colonie décolonisée）形式。“殖民”一词的定义是：“聚集一个国家人民到另一国家居住，并进行剥削。”也就是说，殖民是一种领土空间的移植。而现在“去殖民”也就是从一个领土空间撤销居住与剥削，也就是一种领土空间的消除（liquidation territoriale）。空间的“去殖民”也就是时间的殖民。向内殖民是聚集一个领土空间的人民到以实况时间所构成的世界城市里居住并进行剥削。“从此国界移到城市里面”，六〇年代费城市长揭示种族冲突危机的同时，也宣布了向内殖民主义的开始。自从铁路发展，从城界内移到火车路，警力也集中在各地火车站；自从公路发展，汽车临检将城界再内移到汽车内部：家居的另一个可移动的房间；自超音速飞机发展后，国限内移到机场。那么光速的传讯革命后，国界和城界的管理与监控不就应该内移到每一部个人计算机、个人电视的界面上吗？未来生物科技的移植革命又进一步将国限或城界深入到皮肤内层，那么政治管理和监控呢？以实况时间支配实际空间和间差时间，以绝对速度剥削相对速度，地缘政治的向外殖民主义尚未结束，时间政治的向内殖民主义已经开始。

于是，继大都市化（métropolisation）人口大量集中之后，全都会化（omnipolisation）也将以往的大都会人口超集中于一的世界城市。于是，继人烟稀少的乡间的“无人之地”，明日我们可以想象“无人之时”：抛弃不同陆块与地域之间差时间，移民到资讯高速公路的世界时间之界面上。相对于大都会管理需要都会政治/政策（métropolitique），那么全都会的管理不就需要全能政治/政策（omni-politique）吗？全能政治是掌握绝对光速的绝对权力与绝对控制，一种结合知识/权力、速度/权力和资讯/权力的统治技术（letechnique de gouvernementalité）。全球政治不再是区分贫穷的南半球和富有的北半球，而是两种时间性的区分，两种速度的区分：绝对速度与相对速度。世界经济体系的剥削问题也不只是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也应该思考绝对速度对相对速度的剥削问题。如果住在大都会的居民称之为“市民”（citoyen），而住在全都会的居民就应该是“时民”（contemporain），而我们也太迟缓地还在谈论“市民权”（citoyenneté），因为“时民权”（contemporaineté）的问题马上将会在世界时间所构成的世界城市、拟像城市里产生。于是，我们可以理解葡萄牙将军总统达科斯塔–戈麦斯（da Costa-Gomes）为什么感叹：“革命总是跑得比人民快！”只不过跑得更快的，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科技革命。不论是狩猎人、畜牧人、水手、海盗和骑士，还是开战车或开汽车的人、计算机和电视前的终端

（l’homme terminal），我们全都是速度暴政的无名尖兵……
继现代“大叙事”（grands récits）的危机之后，也许将会是后现代的“小叙事”（petits récits）面临危机。因为空间面向的危机也意味着伦理、美学参考架构多样性之危机。随着实际空间与间差时间的消逝，无数建立于不同空间与不同时间的小叙事也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正在不断扩张的电传“微叙事”（micro-récits）。微叙事不再是文字、话语或论述的叙事，而是声音、影像乃至触觉的电传叙事。微叙事不再是回到现代性理论或理念的普世化（universalisation），而是跳到资讯与新闻实况时间的世界化（mondialisation）。也许，利奥塔寻求的后现代哲学解决之道（résolution philosophique），很可能在电传托邦里都只不过是影像分辨率（résolution des image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