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溍：两部我国前所未有的古代家具专著
我国古代家具于明至清前期发展到它的顶峰。其优秀制品不仅被视为艺苑的奇珍，而且对现代家具的影响也日益显著。这些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遗憾的是，四十年来有关明式家具的著述或图录，西方人士已出版了四、五种，而我国尚无这方面的专著。王世襄同志长期以来从事明式家具的研究，于一九八三年写成有二十五万字、七百幅图的《中国古代家具——明至清前期》一书。去年又在此书的基础上完成了大型彩色图录《中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这两部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使人遗憾的空白，而且在家具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前人，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这两部书，一以文胜，一以图胜，相辅而行，互耀交辉。
世襄之所以能完成这样两部难度相当大的专著，是因为他具备一些非常难得的条件。所谓难得的条件并不是说他有坚实的文史基础和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因为这只能算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必须具备的条件。难得的是他能实事求是，刻苦钻研，百折不挠，以惊人的毅力，扎扎实实的劳动，一点一滴，逐步积累创造为撰写此书所需要的各种条件。
世襄在文物研究上一向把实物放在首位。一九四五年他从四川回到北京，便已开始留意家具资料。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回来，他更是一有时间便骑着车到处去看家具，从著名的收藏家到一般的住户，从古玩铺，挂货屋到打鼓人的家，从鲁班馆木器店到晓市的旧木料摊，无不有他的足迹。他的自行车后装有一个能承重一、二百斤的大货架子，架子上经常备有大小包袱、粗线绳、麻包片等，以便买到家具就捆在车上带回家。我曾不止一次遇到他车上带着小条案、闷户厨、椅子等家具。只要有两三天假日，他便去外县采访，国庆和春节他多半不在家，而是到京畿附近的通州宝坻、涿县等地度过的。遇到值得研究或保存的家具，原主同意出售而又是他力所能及的，便买下来。买不到则请求准许拍照。拍照工作的进行，以他二十多年前拍摄我家木器的情况来说，就可以想象到他去各处拍照所付出的劳动。记得一九五九年冬天，他腋下夹着一大卷灰色幕布，扛着木架子和受邀请的摄影师来到我家，逐件把家具抬到院里，支上架子，绷上幕布，一件件拍完再抬回原处。紫檀，花梨木器都是很重的，一般至少需要两三人才能抬动。在我家有我们弟兄和他一起搬动，每件木器又都在适当位置陈设着，没有什么障碍。我的母亲也很喜欢他有一股肯干的憨劲，一切都给他方便，当然工作就比较顺利，但力气还是要费的。可是去别处就不尽然了。譬如有的人家或寺院，想拍的不是在地面上使用着的，而是在堆房和杂物堆叠在一处，积土很厚，要挪移很多东西才能抬出目的物，等到拍完就成泥人儿了。还要附带说明一下，就是揩布和鬃刷子都要他自己带，有些很好的家具因积土太厚已经看不出木质和花纹了，必需擦净，再用鬃刷抖亮，才能拍摄。这还属于物主允许搬动、允许拍摄的情况。若是不允许，白饶说多少好话，赔了若干小心，竟越惹得物主厌烦，因而被屏诸门外，那就想卖力气而不可能了。但世襄也不计较，还是欣然地进行工作，好象永远不知疲劳。象这样全力以赴地搜集资料，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人人都无法正常生活时才完全停止。经他过目的明、清家具，或整或残，数量当以万计。他收集到的实物，只不过是所见的极小一部分，而经过十年浩劫，幸存下来的尚有八、九十件。就全国乃至世界上的私人收藏来说，世襄所藏即使不是数量最多，也是质量最好，品种较全的。他拥有如此一大批珍贵硬木家具，多年来供他观察研究、拆卸测绘、欣赏摩挲，别人是不具备这样条件的。
过去一说起明清家具产地调查，世襄总是感到遗憾，新中国成立后二、三十年中，他竟连一次机会也得不到。而社会在不断地变革，越推迟调查，必然收获越小。可喜的是近年来，这个过去不可能具备的条件终于被他争取到了。一九七九年冬，他到苏州地区的洞庭东山，一九八○年冬去广东之后再度到苏州地区。尤其是后一次，见到“广式”家具六、七千件之多，而洞庭东、西山则是在当地人士的带领下，几乎逐村、逐户进行采访的。象这样目的明确、态度认真的家具调查，似乎做过的人还不多，世襄这几次采访，备极辛苦，然而是有意义的。
世襄十分重视木工技法和保存在匠师口语中的名辞、术语，因为这样的活材料是不可能在书本中找到的。他和鲁班馆的老师傅们交上了朋友，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请教，面对着不同的家具，一个个部位，一桩桩做法，仔细询问，随手记在小本子上，回家再整理，不懂则再问再记，直到了了于心。我从他那里也间接知道了不少鲁班馆使用的名辞和术语。
对于重要的文献古籍，世襄也下过很深的工夫。例如《鲁班经匠家镜》是明代唯一记载家具规格并有图式的工匠手册，唯讹误甚多，很难读懂。他将有关家具条款辑出，通过录文、校字、释辞、释条、制图，作了深入浅出的解说，写成《鲁班经匠家镜家具条款初释》一文，刊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他还集中了七十多种清代匠作则例，将有关装修、陈设、家具的条款汇辑到一起，编排标点后交付油印。可惜遭到了“文革”的扼杀，只印了一半，未竟全功！诸如上述的工作，有人认为是世襄写明式家具书的副产品，其实应该说是为撰写家具书准备的必要条件。
世襄十分幸运的是有一位贤内助袁荃猷同志。由于世襄把大部分的钱买了木器，使得她衣著十分节俭，手头经常拮据，但她全无怨色，而是悄然和世襄共享从家具中得到的乐趣。难得的是她并未学过制图，但目明手巧，心细如发，而且年岁越老，竟画得越好。两书数以百计的线图，不论是家具的全形或局部，纵横斜直，接合繁复，必须用透视才能表现的榫卯结构，乃至勾摹古代图绘或版画，无不出自她手。
世襄的两部专著，尤其是前一部，把明及清前期家具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成就表现在他做了许多过去没有人做过或做得很不够的工作。
明及清前期家具生产的时代背景，在已出版的中外著述或文章里很少叙及，而世襄却做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根据传世及出土的实物，结合多方面的史料，他第一次提出明代家具的质和量达到历史高峰是在明中期以后的论证。通过实地调查，他确信当时的生产中心在苏州地区，而入清以后，广州始逐渐成为重要产地之一。过去虽有人道及“苏式”、“广式”，但只是泛论而已，并未联系实例。世襄不仅对遗留在两地的家具作了调查，拍摄了照片，而且在苏州地区收集到与明黄花梨家具制作如出一手的榉木家具(即北京所谓的“南榆家具”)，为流传在北方的黄花梨家具原为苏州地区的产物的论点提出了有力的证据。
从前出版的几本中国家具图册都曾讲到分类，但器物品种及图版排列并不能体现其分类，甚至某一大类连一件实物也没有，至于缺少的品种就更多了。它们未能使读者看到某一大类有哪些品种，某一品种又有哪些形式。世襄则以他多年积累的实物照片作基础，海外图录的某些器物为补充，更有所缺则用线图来示意，于是门类品种，灿然大备。更有意义的是同一品种的器物排列，从最基本的造型开始，由简而繁直至其变体。这样就不仅比较完整而系统地展现了明及清前期家具的概貌，而且还显示了形式的发展和变化。将传统家具分为无束腰、有束腰两大体系，通过上溯其源来解释何以在造型上各具特征。这是对家具造型规律的探索，把表面现象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体现了他精湛的研究成果。
世襄使用的一套描述家具形态、制作的语言，有一部分过去只存在于工匠的口语中，并未完整地形成文字。他曾告诉我名辞、术语得自匠师口授的居多，旁及清代匠作则例用语，意在与匠师口语相印证。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借用现代木工用语，或自己试为拟定名称，而随即说明为借用或杜撰。匠师口语和则例名辞都简练明确，概括性强，匠师一听就懂，所以用起来十分方便。世襄用它来描绘实物，叙述做法，等于把工匠口语用文字固定了下来。此外，功德无量的还有他把近千条的名辞、术语汇编成索引，各附简释，作为《附录》，读者一检便得。从这个意义上说，世襄的这两本书又是前所未有的我国古代家具工具书。
《榫卯结构》在前一部书中是极有份量的一章。世襄把榫卯分为四大类：基本结合(即各种构件本身的拼制接合)，腿足与上部构件的结合，腿足与下部构件的结合，另加的榫销。由于将部位和功能近似的榫卯归纳到一起，故只须参较异同，便能触类旁通，辨认何种造型使用何种榫卯，使深奥繁复的结构浅显易懂。而且家具制造不论是仿古或创新，都可根据所采用或设计的造型来选用榫卯，极大地增加了实用价值。全章约一万五千言，线图八十余幅，内容详尽，论述具体，信属空前。
书中辟专章叙述明代家具装饰，分为：选料，线脚，攒斗，雕刻，镶嵌，附属用材等六个方面详加阐述，是迄今所知对家具装饰的技法工艺，花纹题材最全面的总结。件件举实例，事事有插图，是长期积累资料的结果。家具用材一章，分为木材及附属用材两部分。内容丰富，考证翔实。木材部分还体现了作者的科学态度。有些树种、科、属小异而名称相同，成器之后，唯有通过微观考察，或能分辨。他不强作解人，妄下结论，而提出有待植物学家来作出答案。附属用材部分包括石材、棕藤、铜铁及髹饰、粘合、涂染、光亮用料。与这两部分有关的历代文献，尽量汇辑，作为《附录》。这又是一项有益的工作。
家具的准确断代，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才能较好解决的问题。他列举了许多条极有参考价值的经验。我完全同意他认为家具上雕刻的花纹应当是断定年代最好的依据。他取常见题材的若干实例，依时代排列，以寻其早晚之异。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开始，为今后的断代研究提出了一条值得注意的途径。
关于家具修配改造的知识，有的是作者自身上当受骗的经验，有的是匠师口授的不传之秘，有的则得自实地的观察。历年他收集到的家具并非全部完整，或许这件缺一条腿、那件面板破裂。他把修配需用的木料尺寸记在小本子上，到处寻找，往往要物色一两年。买到后就亲自给匠师打下手，观察修理全过程。因此书中对于修和改的阐述，精辟肯切，底蕴尽泄。例如他指出凡椅、凳、床、榻用台湾草席粘贴在薄板上作为硬屉，是近几十年才开始有的。因原来用细藤编织的软屉，年久损坏，找不到艺高的藤工补换复原，家具店才想出这种表面上光洁，但须刨剔屉边，撤换弯带，实际上具有破坏性的修配方法。这一揭示可以纠正许多中国家具鉴赏家、收藏家的误解和误信。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这两部书是划时代的专著。但世襄本人并不满意，在第一部的《后记》中检讨了缺点和不足之处。他承认自己的条件是好的，但他又说：如果别人具备同样的条件，会比他写得更好。这是他的谦逊。任何著作都很难十全十美，即使这两部书存在着缺点和不足之处，大概谁也不能否认已经超越了前人。至于条件相同，由于人的资质高下有别，可能有人比世襄写的更好。不过重要的是一切条件都必须付出辛勤劳动才能取得，而在条件具备之后，仍须辛勤劳动才能有所作为，做出贡献。世襄为了撰写这两部专著，确实付出了足以使人感动的长期劳动，也为有志研究工艺美术史的同志树立了榜样。
一九八四年十月
《中国古代家具——明至清前期》及《中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由文物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