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藏委员会驻宁夏调查组活动述论
蒙藏委员会驻宁夏调查组活动述论
蒙藏委员会驻宁夏调查组活动述论
杨钧期
(宁夏师范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宁夏 固原 756000)
摘 要：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对阿拉善与额济纳等西套蒙旗状况的了解，于1935年设置宁夏调查组。该调查组在组长刘抡英等的带领下，克服诸多困难，在阿拉善等蒙旗地区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调查组在加强阿拉善等蒙旗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巩固西北国防安全的同时，也为后世保存了许多极具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料。
关键词：宁夏调查组；活动；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蒙藏委员会曾于西北及西南等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派驻过数个调查组，集中搜集整理这些地区各种静态资料和政治情报。对于这些调查组，学术界鲜有专门研究成果。本文以宁夏调查组为探究对象，以期抛砖引玉，带动并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蒙藏委员会驻宁夏调查组的组建
南京国民政府主体力量兴起于南方，与边疆民族缺乏渊源，其内部虽延纳有白云梯、巴文峻等少数民族国民党党员，但其大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青年，在边疆地区缺乏社会基础与影响力。故建政后，南京国民政府就面临着边疆民族对其政权缺乏认同，中央在这些地区影响力微弱的困境。而与此同时，日本、苏俄等境外势力则加紧在这些地区进行渗透，致边疆国防形势十分严峻。为缓解紧张局势，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南京国民政府即于1928年组建了蒙藏委员会，专司边疆民族事务，其对边疆地区事务的整理也随之提上议程。但此时无论是当局还是学界，对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以及交通气候，种族宗教等等，无不茫然……不啻于视同外国，反而不如日俄人之明了”[1](P7)。这使中央政府的边疆政策无所依据。此后，蒙藏委员会即从教育入手，在继续开办北平蒙藏学校的同时，又于1930年在南京举办首期蒙藏政训班，延纳蒙藏优秀分子，借以搜集蒙藏地区相关信息。此外，蒙藏委员会还致函边疆各省及盟旗当局填报各种统计资料，以期获得更多边疆及民族资料。但事实上，各少数民族当局对其辖区概况也往往知之不详。为进一步了解民族地区具体情况，蒙藏委员会遂于1935年夏在该会调查室下设归绥、宁夏、酒泉、西宁、西康五个调查组，并决定从蒙藏学校中选派17名成绩优异的学生为业务骨干，分赴各处开展社会调查。[2](P80)各调查组具体情况见下表：
2）地方省级投资主体主导建设跨地市的省级管网。浙江、江西、广东、湖北等省级投资主体投资建设省级管网，有一省一网，也有一省多网，运营模式上有统购统销、代输或二者兼而有之。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各调查组人员组成表[3]
组别组长调查员归绥调查组杨 芬孙博华陈佑诚邹焕宇王克训蔡儒祖宁夏调查组刘抡英陈永治王德淦陈仲昭酒泉调查组马宁邦王国鼎王泽戎西宁调查组陈尊泉王接盛阴景元吕治乎西康调查组潘申五刘桂楠沈毓祺唐 磊李中定吴三立
各调查组成立时正值宁夏与阿拉善旗因磴口设治纠纷，阿拉善旗政务处多次呈文南京要求裁决之际。为减少阻力，避免阿拉善旗当局的猜忌与抵制，蒙藏委员会北平办事处藉以调查调节宁夏省旗纠纷为由，于1935年8月正式将宁夏调查组派地方开展工作。此举也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将阿拉善等西套蒙旗地区纳入其直接行政的视野。
二、蒙藏委员会驻宁夏调查组的主要活动
虽冠有“宁夏”之名，但宁夏调查组的业务范围并未覆盖整个宁夏省域。其工作区域主要为阿拉善、额济纳等西套蒙旗，具体业务包括经济、历史、地理、物产、贸易、军事、交通、宗教、习俗，以及天文气候等静态资料以及政治情报的调查搜集。调查的方式“可以组的名义(有印信)行文各省、旗、县政府要求调阅档案或供给某些资料，也可以要求提供方便，该组自行派遣‘调查组’亲赴实地或公开向有关群众调查”[4](P57)。因额济纳旗距离调查组驻地宁夏城(今银川市)过远，出于工作便利等方面考虑，该旗相关业务随后即划归酒泉调查组，所以宁夏调查组调查区域主要集中于阿拉善旗。该组并在阿拉善旗定远营设“联络站”，后因人力财力所限，调查组成员即常驻定远营，故定远营实际上成为宁夏调查组组部驻地。[4](P57)
宁夏调查组调查区域较为单一，其规模也相对较小。如上表所示，宁夏调查组初建时仅有职员四人，而同一时期归绥与西康调查组则有职员六人，规模相距甚远。根据相关规定，调查组组长由蒙藏委员会呈行政院荐任，宁夏调查组首任组长刘抡英，字柏石，山东益都人，回族。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不久即受聘于山东大学讲师，后又改任为成达师范学校，担任该校教务主任，代理校长，其间还兼任蒙藏委员会主办的蒙藏学校教务主任。刘氏因积极从事回族教育，后受到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委员唐柯三等回族政界人物的赏识。1935年，阿拉善旗因磴口县治纠纷，与宁夏省方陷入紧张交恶状态。因刘氏具有较高的学识，在回族中又有一定的声望，与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之父马福祥又交好，为缓解省旗矛盾，经唐柯三等人推荐，刘氏遂得以任命为宁夏调查组组长，前来宁夏调解省旗关系。调查组调查员则由蒙藏委员会直接委任(只有极个别为荐任)，在正式任命前，其还有为期一年的见习期。先后来阿拉善旗工作的调查员计有陈永治、陈仲昭、王德淦、顾星五、丁治国、仲旭、马成浩、阿格栋噶等，他们大都是来自内陆的青年，且孤身来到阿拉善旗从事调查工作。
因宁夏调查组工作区域大都位于气候环境极其恶劣的沙漠边疆地区，故其工作异常艰辛。1935年10月调查组成员陈永治、陈仲昭首次调查阿拉善、额济纳两旗时，“往返四千余里，为期两月，冰天雪地，吃尽辛苦”。[5]与此同时，调查组成员待遇低下，“旅费极微”，且时常拖欠，二陈的旅费直到一年以后仍未发放。[5]1936年6月，“王德淦派赴额济纳，为便利工作，请买一马代步，竟未获准”。[5]此种情况，极不利于调查组工作的开展，蒙藏委员会委员孙绳武就不无指责称：“边氓眼光短浅，不仅个人体面攸关，影响国家声威亦非浅鲜。”[5]
调查组虽直辖于蒙藏委员会调查室，其人事与财政关系与地方并无涉及，但其在调阅旗政府档案资料或赴旗地调查时，都需要旗府的配合与支持，尤其是调查组所需要的骆驼、向导、粮草等物资供应以及人身安全保障都仰仗于旗府。而调查组除自身不具有任何行政监督权力之外，身后也没有实权部门引以为后盾。与此同时，调查组又没有独立电台，其向蒙藏委员会情报与信息的传达需要借助旗府电台，“因旗府检查电报，诸多不便(密电检查方式将底稿抄送达王核阅批准，然后送电台拍发，不然电台不敢拍发)”[6]，调查组工作面临着诸多掣肘。为便于工作的开展，调查组组长刘抡英赴任后，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加强与达理札雅的友谊，以改善与阿拉善旗当局关系方面。在与达交往时，刘氏无不极尽热情，力图做到以诚服人。除主动替达理札雅向蒙藏委员会反映阿拉善旗困难情形外，刘抡英还不时替达出谋划策，甚至还向其透露了蒙藏委员会内部消息，帮助其争取中央援助。以刘氏替达理札雅向蒙藏委员会争取旗政补助费未果之后致达的信为例，以下为信件内容摘录：
……英(指刘抡英——引者注)自晤教以来极为钦佩，深愿竭尽绵薄，从旁体赞助，奈何为职所限，未能如愿以偿，殊属憾事。应之行动完全以会令为准，绳屡承宠召，未能完全如命，殊为欠仄。英以中央对于蒙旗照因真诚扶植，英亦屡次向会建议，乃中央因种种困难迄无具体办法，今人不无失望。前读请求中央补助一节，英早已向会中恳词陈请，嗣接会中来函谓“在阿旗达理札雅尚无严重要求以前暂可不问”。英阅悉之余，不胜忿激之至，柯三来函亦表此意，谓贵旗补助一节，非贵旗先有明白表示不易进行，拟请台端先向蒙会打一电报(报稿英拟一草底，请酌办)，速办为盼……[7]
从上述信件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刘氏可谓推心置腹，不仅将蒙藏委员会的意图透露给达理札雅，而且还主动替其草拟呈文，争取蒙藏委员会补助。刘抡英的努力也获得了达理札雅认可，在担任调查组组长三年期间(刘于1938年调任宁夏省政府副秘书长)里，其与达理札雅建立了良好的友谊。达理札雅不仅于公务方面对刘颇为信赖，甚至将购买飞机票等私人事务也委托于他。[8]
(1)钢渣资源化利用可以分为钢铁工序再利用、环境治理(土壤改良、水处理和大气脱硫等领域)、建材利用(微粉和建材集料等)等方式，结合国外钢渣处置利用的发展经验，建材化利用将是消纳钢渣的重要途径，消纳钢渣规模量也最大，但钢渣稳定性差是制约其建材化利用的主要因素。
图4蓝色的线为单一的UWB测量得到的位置轨迹点，红色的线为机器人行进的实际轨迹，UWB测量值与实际值最大误差为0.294 m，平均误差为0.035 m，平均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但是在部分位置数据比较发散，单单依靠UWB进行移动机器人的定位导航还存在不足；
刘抡英在阿拉善旗的经营也为调查组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此后来调查组工作的张中微、阴景元组长，以及顾星五、丁治国、马成等调查员大都取得较大的成绩。他们做了大量关于阿拉善旗的一手调查，并将结果整理汇编，写成 “调查报告”。其所编写的“调查报告”，“每篇以数万字计，内容丰富记述详尽，并绘有各种图表，颇为醒目”。[4]这些调查报告都呈送蒙藏委员会审查备案归档。据蒙藏委员会1940年与1941年档案资料显示，仅这两年间，其提交的报告就达20余份，几近每月一份。报告内容丰富详实，每篇报告都包含有政治、经济、财政、教育、党务、军事、盐务、商业、人之动态、社会等模块，较系统地反映了阿拉善旗各方面的动态，极具研究之价值。
因经费所限，且南京国民政府正酝酿向蒙旗地区派驻协赞专员，蒙藏委员会即对各调查组进行新的整合，于1942年设立绥蒙、天山、积石、金川、喀木、滇西等六个调查组。[9]宁夏调查组即被撤销，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他调或转任为驻阿拉善旗协赞专员。
三、蒙藏委员会驻宁夏调查组活动的意义
宁夏调查组在阿拉善旗开展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且南京国民政府本身赋予的职责亦有限，其作用也很难得到充分发挥。尽管如此，宁夏调查组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
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加强内部控制的基础，有效的执行是发挥内部控制作用的关键。首先要提高公司领导对内部控制的重视力度，把内部控制严格实施到房屋租赁管理的全过程当中；其次，公司在实施房屋租赁业务内部控制过程中，需要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公司全体人员的共同参与。第三，实际运行管理过程中，不断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估，及时进行完善补充，不断提高内部控制的效率，将企业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在地方财政困难的情况下，积极争取财政专项资金30万元用于省级宣传。2013年在中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网等部委网站上宣传100余次，在青海水利网和青海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网上宣传近300次，在中国水利报、黄河报、青海日报宣传40余次，在青海电视台宣传15次。
第一，宁夏调查组的入驻不仅意味着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将阿拉善旗纳入独立的行政视野，更为重要的是，该调查组所做大量社会调查与统计，为南京国民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了行政决策依据的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关于阿拉善旗民族、历史问题的资料，为后世提供了一把全面系统了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阿拉善旗社会历史的“钥匙”。
第二，调查组不仅注重阿拉善旗社会史地、民俗、生产生活状况等静态资料的搜集，而且对阿拉善旗政治动态也给予极大关注，其事实上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在阿拉善旗重要的“情报组织”。诚如该调查组调查员王德淦对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所言：“职奉派赴边调查，亦即为钧座之耳目”[10]。作为“情报组织”，该调查组为南京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的阿拉善旗与边疆防卫情报，1940年秋，国民党中央党政考察团陈立夫等到宁夏视察时，宁夏调查组还受邀向其专门汇报情况。[2](P84)由此可见，宁夏调查组的情报工作也受到南京国民政府高层的关注。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此后许多重要决策，如军事专员的设立都与调查组提供情报资料不无关系。故宁夏调查组的工作对阿拉善旗边防事业的改善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调查组成员大都是来自内陆青年学生，他们远离家乡，置身于极其艰苦的工作环境中，有的甚至还因此在阿拉善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调查组成员顾星五即病死在阿拉善旗任上)。[2](P84)但他们怀着建设边疆的爱国热情，在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的同时，积极从事抗战宣传，参与阿拉善旗的建设，在经费和人手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调查组还在定远营设小型图书馆及办过识字班，创办简报，定期摘抄地方报纸上重要新闻。[2](P83)这不仅有利于阿拉善旗社会事业的进步，对整个西北的抗战事业亦有积极作用。
第四，调查组一开始是以调节省旗关系名义进驻的，因此其尤为注重缓解省旗矛盾。刘柏石就任调查组组长期间，围绕磴口县治纠纷以及宁夏在定远营驻军等棘手问题，时常往返奔波于阿拉善旗旗府与宁夏省府之间，充当信使，积极协调双方关系，避免双方冲突。与此同时，调查组还致力于加强蒙藏委员会与阿拉善旗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沟通与阿拉善旗联系的重要渠道与纽带。而阿拉善旗则通过调查组反映自己的诉求，并因此获得了来自中央的政治救济。这不仅缓解了来自宁夏省方的政治压力，也有利于增加阿拉善旗对中央政治的信任，扩大中央政府在阿拉善旗地区的影响，这对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鹤天(著)，范子烨(整理).内外蒙古考察日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2] 周世中.解放前蒙藏委员会调查组在甘、青西藏[J].夏河文史资料， 第1辑.
[3] 蒙藏委员会(编).蒙藏委员会职员表(民国二十五年)[Z].国家图书馆藏.
[4] 戚涛.概述国民党政府对阿拉善旗的统治[J].阿拉善盟文史，第2辑.
[5] 孙绳武.关于日人在阿额两旗活动情况[Z].阿拉善盟档案馆档案，案卷号：1935-100-4.
[6] 陈仲昭. 定远营函报(廿六年六月四日)[Z].阿拉善盟档案馆档案，案卷号：100-1937-21.
[7] 刘抡英.致达王信函(1936年)[Z].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档案，案卷号：102-1-301-87.
[8] 刘抡英.致达王信函(1936年6月6日)[Z].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档案，案卷号：102-1-301-91.
[9] 蒙藏委员会(编).蒙藏委员会职员录(民国三十二年)[Z].国家图书馆藏.
[10] 王德淦.就宁夏与阿拉善旗定远营办事处纠纷问题的代电(民国三十年)[Z].阿拉善盟档案馆档案，案卷号：100-1941-23.
[责任编辑 冯 敏]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331(2016)05-0042-04
收稿日期：2016-08-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近代阿拉善地区社会历史变迁研究(1840-1949)(13XZS024)”；宁夏社科规划项目“民国宁夏定远营社会历史变迁研究(13NXCZS02)”。
作者简介：杨钧期(1981-)，男，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博士，宁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西北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