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鲁迅”专栏】之九《郁达夫忆鲁迅之五》

【“郁达夫与鲁迅”专栏小编提示】

曹丕《典论·论文》中有一句流传至今的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这一极具普遍性的现象并不适合于鲁迅和郁达夫。鲁迅一生"骂"过不少人，且以尖刻闻名，但对郁达夫却从没有过微词。他虽反感创造社同仁一副"创造"脸，但觉得郁达夫脸上"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鲁迅、郁达夫这一对文坛密友,在现代中国文坛被传为佳话, 他们之所以会成为至交,因为他们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又都是追慕“真”的人,待人真诚,做人很真实,让人体会到一层实在,都是追求真挚之人,彼此之间更是真诚以待。两人也都是颇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路途上,互相理解,携手并进,共进退,甚至同时遭难,并尽全力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编辑刊物,不遗余力;发掘新人,给以帮助,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发展的平台,较为适合的环境,中国现代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当中应该说他们的功劳是不可估量的。今后十四天特辟“郁达夫与鲁迅”专栏，以飨读者。

郁达夫忆鲁迅之五

民国十八年以后，因国共分家的结果，有许多青年，以及正义的斗士，都无故而被牺牲了。此外，还有许多从事革命运动的青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长江流域的通都大邑里，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专为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业工人等救济而设的一个团体，是共济会。但这时候，这救济会已经遭了当局之忌，不能公开工作了；所以弄成请了律师，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铺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请求保释的局面。在这时候，带有国际性的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领导之下，在上海成立了起来。鲁迅和我，都是这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后来也连做了几任的干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缉令下来，杨杏佛被暗杀的时候为止。

在这自由大同盟活动的期间，对于平常的集会，总不出席的鲁迅，却于每次开会时一定先期而到；并且对于事务是一向不善处置的鲁迅，将分派给他的事务，也总办得井井有条。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不仅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原是也具有实际干才的。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他的做事务的精神，也可以从他的整理书斋，和校阅原稿等小事情上看得出来。一般和我们在同时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中间，大抵十个有九个都是把书斋弄得乱杂无章的。而鲁迅的书斋，却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对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涂改当然是不免，但总缮写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婴长大了，有时候老要跑到他的书斋里去翻弄他的书本杂志之类；当这样的时候，我总看见他含着苦笑，对海婴说：“你这小捣乱看好了没有？”海婴含笑走了的时候，他总是一边谈着笑话，一边先把那些搅得零乱的书本子堆叠得好好，然后再来谈天。

记得有一次，海婴已经会得说话的时候了，我到他的书斋去的前一刻，海婴正在那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图。我去的时候，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一见着我，就大笑着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

鲁迅的开怀大笑，我记得要以这一次为最兴高采烈。听这话的我，一边虽也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了“死”这一个定命，心里总不免有点难过。尤其是像鲁迅这样的人，我平时总不会把死和他联合起来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边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当时当然也对于此这一个观念的极微细的实感都没有的。

这事情，大约是在他去世之前的两三年的时候；到了他死之后，在万国殡仪馆成殓出殡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遗容，一面又看见海婴仍是若无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丧服在那里快快乐乐地跑，我的心真有点儿绞得难耐。

附：鲁迅与郁达夫在上海的主要革命活动

1928年春，与鲁迅一起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

1928年6月，与鲁迅编进步文艺月刊《奔流》;

1929年1月，与陶晶孙合编进步刊物《大众文艺》;

1930年2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0年3月，与鲁迅等一起发起在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左联作家联盟;

1931年12月19日，与夏丐尊、胡愈之、周建人、丁玲、傅东华等一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

1932年1月28日，与鲁迅等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

1932年2月5日，发表与鲁迅、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四十三人签名的《上海文艺界人士告世界书》；

1932年2月，与戈公振、陈望道等三十五人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协会”，并被协会公推为编辑委员和国际宣传委员；

1932年7月，与鲁迅、茅盾、柳亚子等三十二人联名致电国民党南京当局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以重人道”；

1933年1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5月，与鲁迅领衔签署发表《为横死的小林遗族募捐启》;

1933年5月，为营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丁玲、潘梓年四处奔波，并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致电南京当局，要求释放丁玲和杨杏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