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佛小说中的残疾人物形象研究
摘要：论文运用残疾文学理论，研究雷蒙德·卡佛自选小说集《我打电话的地方》描写的残疾人物形象，讨论作者如何将生活中的残疾符号投射到小说人物的书写及残疾人物形象的嬗变。归纳出作者书写残疾的三种模式并探讨作者对于残疾书写背后的真实意涵，解读残疾本身和重建残疾体验，从而使读者深入的了解和理解残疾人的世界。
关键词：残疾文学研究;雷蒙德·卡佛;残疾人物形象
残疾文学研究(Literary Disability Studies)兴起于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残疾文学研究就是将文学研究与残疾研究结合起来，运用残疾理论，通过解读和分析残疾现象，去解读残疾本身和重建残疾体验。
国内外对于残疾文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有分析残疾书写所带有的隐喻;将自身的残疾体验移情到小说的残疾人物形象创作中;近些年来残疾文学研究还出现了针对特定时期与特定作家进行深入研究的趋势。笔者对于卡佛作品中的残疾人物形象的研究也是属于此类范畴，以残疾文学研究为切入点，去认识另一个卡佛。
一、卡佛小说中残疾人物形象分析及其嬗变
卡佛共创作短篇小说71篇，不同版本的小说集被多次出版。在与肿瘤共存的最后时间里，卡佛校对由37篇构成的自选小说集《我打电话的地方》。在序言里卡佛表示：“如果写作时间足够长，他的作品就将经历某种质变、某种巨变、某种丰富充实的变化过程。”
卡佛小说中残疾人物形象：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残疾的定义里面，残疾既包含病理和生理层面的障碍，又包含社会活动参与的障碍。自选集中的37篇小说在创作年限上跨度达25年，笔者从中选出包含残疾人物形象的11篇加以统计，详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在11篇小说中，共描写了19个残疾人物，占总创作人物数的15%，对这些残疾人物的描写达83次。
前期作品残疾人物形象解读
卡佛十九岁就与未婚先孕的女友结婚，二十岁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沉重的家庭负担和致力于文学创作的热情使得卡佛成为了克制与放纵的矛盾体，一方面为维持家庭的生计，他打数份零工，并积极创作，继续深造。另一方面，家庭问题对于卡佛的写作带来了无尽的苦恼。好与酒精为伴，嗜酒成瘾，对身体和精神造成双重伤害，多次因酗酒不省人事，甚至进入戒酒中心。为有源头活水来，这种生活中的切身体验，成为卡佛文学创作的重要积淀。
卡佛虽然不是刻意去描写残疾人物，但作品涉及残疾人物的描写不少，笔者对4篇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的小说里进行统计，详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到，残疾人物的出现率为16%，每篇小说对残疾人物的描写约为9次，对于短篇小说，比例较高。其次，这四篇小说中的残疾人物主要集中在身体功能和结构的损害。
二、后期作品残疾人物形象解读
自选集中后期的作品描写了21个残疾人物形象，其中7个人物形象与酗酒相关。1977年6月2日卡佛戒酒成功，是好坏卡佛的分水岭。自选集后期作品中，对于残疾人物的描写不少，详见图3：
从图3可以看到，残疾人物出现率在卡佛的后期创作中仍占到了14%，每篇小说对残疾人物的描写次数约为7次，比例很高。
从染上酒瘾到1976年成功戒酒，卡佛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诗歌作品，但大都不尽人意。同时生活中的卡佛试图在酒精中寻找灵感，只是徒劳，换来的仅仅是酒精对身体的伤害和一系列不适症。医生警告卡佛，如果继续酗酒，将会对其大脑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卡佛开始关注杰克.伦敦，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其酗酒而亡让卡佛感同身受。继而阅读契科夫，在阅读体验中，卡佛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某种襄助：“'从某种意义上说，契科夫回应了卡佛的求助。这位俄国医生所使用的体裁——短篇小说——将在七十年代以各种方式帮助卡佛’。他将学会用短篇小说作为情感生存的工具，作为越过自己心灵中那片可怕水域的手段。把发生在他自己或者他所认识人身上的事写成小说。”戒酒后，卡佛又迎来了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
三、卡佛小说中的残疾书写模式与诉求
1、卡佛小说残疾书写的三种模式
笔者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运用归纳分析法，解读了卡佛笔下的残疾人物，总结了卡佛创作前后期短篇小说中残疾人物的嬗变，并归纳出卡佛三种残疾书写模式：
首先是对传统定义的残疾书写。卡佛通过短篇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简单的事、家庭琐事，对符合传统定义的残疾人物形象进行描写。其中典型代表是《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中展示给读者的哑巴被歧视、被嘲弄的常态，以及《肥》中出现的通过换位思考来反思残疾人生活状况的趋向;《羽毛》中奥拉牙齿整形前后的心态变化，《肥》中的男食客等，都是从个体描写出发，再到外界对残疾的不同态度，最后通过记叙残疾个体的改变或外界关怀对残疾个体的影响，重建残疾体验。
其次是对自身残疾体验的书写。卡佛自身酗酒，生活中不断地承诺戒酒和酗酒的反复，类似的情节在他的多部小说中都有映照，可谓“酒鬼书写酒鬼”，戈登.利什曾任《先生》杂志的编辑，是发掘卡佛小说创作才能的伯乐，他对卡佛早期几篇具有代表性的小说进行过大规模的修删，卡佛一直采取默认的态度，直到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出版，清醒的卡佛请求利什停止出版被删修得面目全非的小说。卡佛在1980年7月8日写给利什的信中说到：“这些新的小说是其戒酒恢复过程不可缺少的基本组成部分”。通过分析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酗酒场景，可以看到卡佛的思考逐渐成熟，体现了他对于残疾本身的体验和理解。
最后是对残疾本身的书写。《大教堂》是决定性的一篇，其中描写的盲人罗伯特，是对残疾书写中“盲人”隐喻的颠覆，罗伯特虽然生理上有残疾，但他的心智成熟度超乎常人，《大教堂》也体现了他对书写残疾个体的生命的超越性理解。人应该从精神上实现自我超越,成为精神富有者。
2、卡佛残疾书写的创作诉求
卡佛在《我打电话的地方》一文中塑造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残疾人物形象21人次。那么他的创作诉求是什么呢?也许我们能从苏喜庆的《当代残疾作家创作心理初探》找到一些共鸣“那么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诉求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首先是爱的需要，其次是尊重的需要，再次是审美的需要。文学是借助于语言文字来积极自我实现的方式。残疾作家借助于来自各方的爱勇敢的摆脱困境，他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用文学艺术去回馈社会的关爱，所以他们愿意把自我的生命体验贡献出来，让更多读者高扬起生命奋斗的意志。”在小说创作低谷时期，卡佛将酒精带来的兴奋误认为是灵感的迸发，误入歧途，深陷泥淖，而后期小说创作中不乏对酗酒的描写，这是作者戒酒清醒之后，对于混乱生活的梳理和思考，是小说家恢复健康、重拾自尊和自信的印证，也是对于过往自暴自弃生活经历的批判和勇于负责任的躬身反省。
西方社会对于残疾的关注和修正在上世纪中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开始转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大背景下的卡佛，难免不受到社会主流思潮的影响，这也是其小说中残疾人物形象嬗变的一个影响因素。
四、余 论
正如安托·奎易生在《美学之惴惴：残疾与表征危机》一文中说过的那样，“残疾研究在文学中的表现是分为多个层次的……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层次的奥秘依次揭开，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文学、更强烈地抵制歧视、更积极地倡导社会公平”。
因自身体重严重超标，自小学起就成为周围同学嘲弄的对象，让性格内向的卡佛变得更加敏感、孤僻。再者作为一个他者观察肢体残疾者的呻吟、酗酒的畅快、暴力的呐喊。作为一个我者体验别人对自己肥胖的嘲笑和歧视，这些观察和体验为他日后的写作提供了相当的写作素材。
自选小说集中的故事都是由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组成，关于他们的日常的点滴、喜怒哀愁，经由卡佛的笔跃然纸上。卡佛对故事中的残疾人物描写往往是进行刻画临摹，给读者感官体验;然后形象地描绘出不同人对于残疾人物不同的反应和态度，让读者多角度去体验;再次描绘残疾个体的改变、外界态度对残疾个体的影响，让读者重建残疾体验。
卡佛对于残疾人物形象的书写，是从个人经验中认识残疾人的生活状况到理解残疾的过程。在他作品中闪耀出的人性的火花恰好切合了他所处时代——美国社会对于身体、畸形、种族等有了重新的认识，自选小说集中残疾人物的嬗变就是对社会大环境的一种折射。
作者简介：熊辩，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