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比兴：托物而寓情（名作欣赏·评论版）（吴建新尤丽霞）
吴建新 尤丽霞
摘 要： 通过文本解读可以发现，“兴”之于《诗经》叙事，主要有三点功能：一是作为叙事之发端，二是参与完成叙事之起承转合，三是辅助营造叙事之背景；而“比”之于《诗经》叙事，也有三点功能：一是借“比”叙事，二是辅助塑造人物形象，三是和“兴”一样参与起承转合。统而观之，比、兴皆为“托物寓情”之辞，因“寓情”之需，主体融入客体，使客观物象由此浸透了主观情感；因“托物”之需，客体进入主体之行动序列，进而深度参与了叙事行为。
关键词 ：《诗经》 赋比兴 叙事 抒情
无论依朱熹界定，还是按李仲蒙诠解，比、兴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其内在机制，无疑都是借外在物象表达本事或情感。李仲蒙所谓“索物以托情”，即推演情理以寻求对应，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所谓“触物以起情”，即感于外物而触动心性，寓言写物以寄情物象。a李东阳亦承钟嵘等人观点进而强调：“所谓比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b如是，则比、兴表情的特质不言自明。
那么，比、兴之于叙事，又有何关联呢？傅修延教授认为：比属于“隐喻性叙事”，用意象摹拟主客观事物；兴是“更为复杂微妙的'比”，与下文之间往往还存在“摹拟关系”。c此说对于我们把握比、兴与叙事的关联不无启迪。笔者认为，“兴”之于《诗经》叙事，其主要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作为叙事之发端。如《周颂·绵》之首章：“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朱熹注为“比”，以“瓜之先小后大”，比周國之先小后大。d冯浩菲则认为系以“绵绵瓜瓞”起兴。倘以冯浩菲所持“兴诗的喻体在前，本体在后”e的标准以及“兴多兼比，比不兼兴”的传统看法，此处不妨理解为兴兼比，即先言瓜瓞之繁衍不息，以引出周人成长壮大的历史，兼以瓜瓞的岁岁相继，喻周族由小至大。如是，则开篇之“兴”，无疑是后续“赋”之发端，正是借助兴象与拟象的某种相似，有效拉动了叙事序列。
冯浩菲尚在“首章兴”项下同时列举了《邶风》之《泉水》《北门》及《小雅·黍苗》诸篇。仔细品读《泉水》开篇之“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及《黍苗》开篇之“芃芃黍苗，阴雨膏之”，的确均为先言他物以兴起之后赋辞，大有触物生情之感，诱发叙事之功能亦较为显著。但对《北门》章首之“出自北门，忧心殷殷”众说不一，需要进一步商榷。冯浩菲以之为“兴”，朱熹以之为“比”，以笔者浅见，此句比、兴意味均显不足，理解为“赋”也未尝不可。
第二，参与完成叙事之起承转合。如《周南·关雎》，若将各章所涉之事作为一个连续性事件，则“兴”显然参与了整个叙事进程。首章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起兴，引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行为动机，此为叙事之“起”；二章以“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起兴，引发“寤寐求之”“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等一系列行为动作，此为叙事之“承”“转”；三章以“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起兴，转而叙写“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亦为转、承；末章再以“参差荇菜，左右芼之”起兴，交代故事结局（“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则为叙事之“合”。在此过程中，因“兴”的参与，时间、空间向着各自的维度有效扩展，事件进程被合理延长，原本平淡无奇的故事，被赋予清晰圆润的棱角；原本平铺直叙的记事，被浸透悠远曲折的意味。如果抽去了兴句，全诗将一如清汤寡水，索然无味。
另有部分诗篇，虽非《周南·关雎》这样章章为“兴”，但其局部之“兴”亦不同程度参与了叙事架构。如《邶风·谷风》，朱熹认为首章为“比”，按冯浩菲观点，篇首“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当为兴兼比句，叙事即由此发端；二章为“赋而比”，前四句直陈其事，后四句借“其甘如荠”“如兄如弟”以彼喻此，铺叙负心人不知何苦何甜，昏昏然迷醉于新欢；三章为“比”，然“泾以渭浊，湜湜其沚”之句兴味明显，依“兴多兼比，比不兼兴”之说，仍当归为“兴”，以泾渭合流后虽清浊自见但清者自清，转而表白自己被弃之后去意未决的矛盾心情；四章为“兴”，实则“比”矣，承上章之兴，以如何应对河深河浅喻如何经营生活，追述自己如何勤劳持家、友善处世；五章为“赋”，重申自己所受的不公；末章为“兴”，而又不无“比”意，负心丈夫以“我”御冬之菜拿去“御穷”，莫非在其眼里“我”已真成“干菜”？以此观之，局部之兴、比虽然不能完全架构其叙事结构，但也同样在积极参与着叙事进程，影响着叙事序列。
与此相关，《诗经》还形成了一些类型化的起兴句式，其基本句式有三：一是“A有B……C有D……”最典型的莫过于“山有……隰有……”如《郑风·山有扶苏》《唐风·山有枢》 《秦风·晨风》 ；二是“A有B……A有C……”如《召南·江有汜》《王风·丘中有麻》 《魏风·园有桃》；三为“A有B……A有B……”如《鄘风·墙有茨》《王风·中谷有蓷》。在这里，兴句与诗篇也许并无意义关联，但至少起着触发的作用，倘若进入叙事序列，无疑也在结构上推动着叙事。
第三，辅助营造叙事之背景。就其本质属性而言，“兴”无疑是兴象与拟象之对接、主体与客体之交融；就其文本位置而言，又常常见诸篇首，这就为营造叙事背景、渲染故事氛围提供了天然条件。事实上，从叙事学的角度考察，《周南·关雎》之首章四句，正是以雌雄合鸣的雎鸠起兴，触动了青年男女对美好婚姻的向往之情，引发了谦谦君子追求“窈窕淑女”的行为动机；同时，也以白描手法，摄取大河、沙滩、水草、鸟鸣等自然物象，为人物出场营造了一个辽远空阔、有声有色的空间环境。可以说，凡是以“兴”发端的叙事，其兴象所造之境，几乎均可视为叙事之背景因素。
而“比”之于《诗经》叙事，其主要功能亦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其一，借“比”叙事，即傅修延先生所谓“借此事拟彼事”。这在借拟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小雅·鹤鸣》，朱熹在各章之后均注曰“比也”，冯浩菲则以此诗为“兴兼比兴诗”，本文从朱熹之说。程俊英先生即承旧说，认为通篇借喻：以鹤比隐居的贤人，以鱼在渊、在渚喻贤人隐居或出仕，以花园比国家，以檀树喻贤人，以枯枝烂叶、恶木比小人，以它山之石喻别国贤人。f但若揭去比兴的外衣，不是将鹤、鱼等当作行动主体，而单纯看作是摄入诗人感官的自然物象，那么，此诗所呈献的当是“一幅远古诗人漫游荒野的图画”g：走在广阔无垠的荒原，鹤鸣九天，震动四野；水中游鱼时而潜入深渊，时而跃上滩头。走着走着，一座山林倏忽闪现，高大的檀树之下，落叶堆积；参差的奇峰之上，怪石嶙峋——如果能带回这些山石去磨砺玉器，该有多好……就诗论诗，如此解读似乎也意脉贯通。这充分说明，借拟诗的本质或许正在于借“比”叙事，基于某种相似性，现实人物借壳自然物象进入事件，由喻体代替本体来直陈其事、完成动作，本事随之演化为某种寓言故事，“比”亦由此转化为“赋”。
再如《魏风·硕鼠》《豳风·鸱鸮》等所谓“比”诗，亦为借比叙事。《鸱鸮》四章，每章五句，开篇即以呼告语引出“事件”的另一“人物”鸱鸮，以之为“受述者”，以一只母鸟的口吻，历述其室毁子丧、修巢受侮、毛枯尾缩等不幸遭遇，几乎就是一则寓言故事的舞台化演绎；《硕鼠》三章，每章八句，每章前二句同样是呼告语，以此将“受述者”（硕鼠、女）拉到近前，继以六句，面对面“直陈其事”“叙物以言情”，篇章结构与 《鸱鸮》大体无二。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诗就是“赋”诗，只不过借“比”添了一层掩人耳目的外衣罢了。
其二，辅助塑造人物形象。如《卫风·硕人》，朱熹在四章之后均注为“赋也”，应是从诗篇整体而言，仅就第二章来看，则显系“比”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七个比喻连续呈现，如同电影特写镜头，使美轮美奂的“硕人”形象跃然纸上。因其艺术上的成功，其中一些语词片段已经演变为成语、熟语乃至原型式意象。再如《卫风·伯兮》二章之“自伯之东，首如飞蓬”，以飞蓬乱草喻思妇头发，以头发变化见时光流逝，既是困苦外貌之描摹，也是无绪心境之揭示，可谓形神具备。又如《卫风·淇奥》之“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及《秦风·终南》之“颜如渥丹”、 《小雅·都人士》 之“卷发如虿”，也都抓住人物的外貌特征作比，收到了形象、传神、动人的艺术效果。
其三，参与叙事之起承转合。参见上文对“兴”之叙事功能的相关探讨。
统而观之，比兴皆为“托物寓情”之辞，因其“寓情”之需，主体随之融入客体，使客观物象浸透主观情感；因其“托物”之需，客体随之进入主体之行动序列，进而参与叙事之架构、背景之营造和人物形象之塑造，甚至成为“叙事的躯壳”；因其常常出现于篇首，有时还作为叙事之发端，拉动了整个叙事序列。
a 胡寅：《斐然集·崇正辨》，尹文汉校点，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358页。
b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69页。
c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128页。
d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9页。
e冯浩菲：《历代诗经论说述评》，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6页。
f 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45页。
g 姜亮夫等：《先秦詩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作 者： 吴建新，文学硕士，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尤丽霞，文学学士，甘肃省酒泉中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高中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