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 | 中国国家博物馆铜器精品类赏析（六）
“颂”青铜壶
西周 西周晚期
盛酒器
高51厘米
器口、颈、腹部均为圆角扁方形，颈部收敛，两侧置兽首衔环耳，腹部庞大而下垂，圈足高且厚。颈部饰波曲纹，腹部饰蛟龙纹。
器颈、腹部内壁铸铭文：
铭文凡21行151字，记述了作器者颂受到周王“册命”。在目前所见出土材料中，对于 “册命”典礼之记录，见于多篇西周时期的金文，其中，尤以颂器铭文所记最为详尽、完整。上列《颂壶》所记之 “册命”典礼可归纳为如下五个进程：
1、三年五月甲戌之日，清晨，周王就位于宗庙中的大室;
2、宰弘为“傧”，引导“受命”者颂入门，颂立于中庭，面向北方;周王面南，尹氏将“册命”之书授予史虢生，王命史虢生宣读“册命”;
3、史虢生宣布周王命颂所司之职与所赐命服;
4、“受命”之颂对周王行稽首礼，并接受册书及赏赐出门;
5、颂对有司行“傧”礼，即对宰弘、尹氏、史虢生之类“劳者”赠以瑾璋。
上述《颂壶》所记“册命”典礼进程，与《周礼》、《礼记》、《仪礼》及《左传》中所载相符，两者可彼此发明，使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了解西周时期的“册命”典礼。《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周襄王“册命”晋文公之事，载晋文公“受策以出，出入三觐”，晋人杜预注“出入三觐”之意为，从来至去，见王共三次。今以《颂壶》相校，“出入三觐”当读为”“出纳三瑾”，乃是“受命”之晋侯对此次“册命”典礼中之“劳者”，即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等有司，赠以瑾璋，以“傧”礼致敬，而并非如杜预所云。
禽簋
西周
盛食器
高13.7厘米，口径19.2厘米，足径15.4厘米
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鼓腹，圜底，圈足较高。颈部、圈足饰带状饕餮纹。器内铸铭文4行23字，记述了周成王伐奄侯之事。
周武王灭商之后，封纣子武庚为商后，留守商都，借以管理商人，同时由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对其加以监督，称为 “三监”。不久，周武王病死，其子成王姬诵继位。因成王年幼，遂由武王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对此不满，纣子武庚乘机与其串通，并联合东夷中徐、奄、薄姑、熊、盈等方国、部落，发动了复国战争。经过三年东征，周公平定了叛乱。“禽”青铜?铭文中“奄”，其地在今山东曲阜，是周初参加叛乱的方国之一。
禽簋内铭文23字，记载周成王征伐盖侯的史事。武王灭商后，不到二年染病身亡，其子成王姬诵继位，当时成王年幼，不能主持政事，由周公摄政，此时，商纣王之子武庚聚集商朝残余势力，串通周朝贵族管叔、蔡叔和霍叔，联络淮夷、徐、奄、薄姑等邦国起兵叛周，周公率军队平叛，经过三年东征，终于取得胜利。禽簋铭文中的“盖”，就是奄，是参加叛乱的邦国之一；铭文中的王指周成王；周公就是率军东征的主帅。
匽侯盂
西周
盛食器
1955年辽宁喀左出土
高24厘米
这件器物是匽侯制作的用来盛饭食的青铜盂。器侈口，附耳，深腹下敛，微鼓，圈足下缘附边条。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腹部饰回首龙纹，圈足饰鸟纹。燕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始封之君乃召公奭之长子，封地在蓟（今北京）。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亦发现铸铭“侯”的青铜器，并发现西周时期的城址及燕国贵族墓地，是推定此处为燕国始封之地的重要依据。
匽侯盂内壁有5字铭文，器内铸铭文5字：“匽侯作馈盂”。匽就是“燕”字，燕国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有燕国古城址和古墓葬，并出土了不少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证明燕国的政治中心就在北京一带。这件匽侯盂在辽宁出土，说明西周初年辽宁一带是在燕国的封地之内。
康候斧
西周
传河南省浚县出土
斧上有“康侯”铭文，康侯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姬封，也称“康叔封”。周初分封诸侯，姬封被封为康侯，其领地在原商王所在的地方，建立国名“卫”的诸侯国，康侯是卫国始封之君。河南省浚县发现过西周时期的卫国墓地，出土过有“康侯”和“卫”铭文的青铜器。
针灸铜人体模型
宋 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
明仿宋铸制
通高213厘米
北宋不断发现针灸新穴位，多由不同医生发现，难以交流验证。为防止混乱，医官王惟一于大圣四年（公元1026年）铸造了两个空心铜人体模型，其全身标注559个穴位，其中107个是一名二穴，故全身共有666个针灸点。铜人既是针灸医疗的范本，又是医官院教学与考试的工具。考试时，铜人外层涂蜡，穿上衣服，体内灌水；学生根据命题以针刺穴，针入水出，方为合格。两具铜人分别放在医官院和大相国寺。金灭北宋，相国寺的铜人毁于战火，仅剩医官院内的铜人。元灭金后，将此铜人运至大都（今北京市）。因长期使用磨损，不堪再用。于是尼泊尔人阿尼哥奉命按样仿铸了一个新铜人。明灭元后，这个铜人仍然继续使用。但到明英宗时，又因磨损而无法再用，于是再仿铸一个，此即现存者。此仿铸铜人忠实于宋代原物，准确反映了宋代针灸学的水平。
海船纹青铜镜
宋 公元960年-1279年
照面用具
直径17.3厘米，边厚0.6厘米
此镜为八出菱花形。镜背图案以海波纹为底，起伏的波涛中有一条桅杆高耸的海船正在行驶，船头船尾以及船舱中的人物清晰可见。镜钮上方铸有篆书铭文“煌亟昌天”四字。
宋代海外贸易极其繁盛，传统的对外贸易路线从陆上转移至海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从国内看，宋代南方经济发展迅速，全国经济重心已由中原转向南方，东南沿海城市成为新的对外贸易港口。宋代统治者为了扩大税收，也采取政策鼓励对外贸易，积极探索海外贸易路线。从外部环境来看，唐末以来，吐蕃、契丹、党项、女真等边疆少数民族相继崛起，阻隔了中原王朝陆上的贸易交通，东南沿海成为对外贸易的必然选择。从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东南沿海的明州（今浙江宁波）、广州等地都有规模很大的造船厂，造船技术的成熟提高，加之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为远洋贸易提供了技术保障。
此类海船纹青铜镜并不罕见，传世的宋代海船纹青铜镜还见有书“天亟安昌”铭文者，与“煌亟昌天”均是祈祷皇天保佑出海者平安的意思。有人认为，带有这种图案和铭文的青铜镜不仅是海船上的生活用具，也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祈祷用具。
傀儡戏铜镜
宋 公元960年-1279年
照面用具
边长11厘米、厚0.2厘米
此镜方形，有钮，镜背图案描绘了演出傀儡戏时的情形。图案中央自左至右拉起一道帷幕，幕后一童子手执木杖，杖头挑出木偶，幕前几人盘坐在地，手执各种乐器，配合着木偶的动作奏乐，中间两个童子的脑袋凑在一起，似乎在为木偶配音，青铜镜右上方还有一人坐台阶上，正观看木偶表演。整个画面构图巧妙，虽人物众多，却相互呼应，场景生动。
傀儡戏即今木偶戏，最迟在汉代已经出现，至唐代渐趋完善，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及城市的兴起，市民文娱活动丰富多彩，傀儡戏出现兴盛的局面。《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梦粱录》及《西湖老人繁盛录》等书，均载有宋代都城的傀儡戏活动。根据这些记载，宋代的傀儡戏有三种表演形式：一是悬线傀儡，即提线木偶，傀儡头部和四肢均有线绳联结，表演者在上方提线操纵其动作；二是杖头傀儡，傀儡两手用竹竿做支架，表演者用棍举起傀儡并操纵其动作；三是水傀儡，是在水上进行的木偶表演。这面青铜镜表现的是“杖头傀儡”演出时的场景。
蹴鞠纹铜镜
宋 公元960年-1279年
照面用具
直径10.6厘米、厚0.6厘米
此镜镜背为高浮雕男女四人共同蹴鞠游戏的场景：左侧一个高髻女子正在踢球，右侧一个头戴幞头的男子仿佛正在防守，另有两人在旁观看，场景十分生动。
蹴鞠在我国起源很早，据《史记》和《战国策》记载，早在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临淄就十分流行蹴鞠。到了汉唐，这项运动开始兴盛起来，这在史书以及唐诗等文学作品中都有记载。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蹴鞠得到了极大发展。鞠球的制作工艺大大提高，由原来的六至八张尖皮缝合发展成十至十二张牛皮缝制而成，内充以吹气的动物膀胱，球体更圆，更容易操控，踢起来观赏性更强。宋代的蹴鞠开始向杂耍方向发展。流行范围也更广，上至皇帝百官，下至市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以蹴鞠为乐。随着蹴鞠的普及，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踢球组织—球社，如史书记载的“齐云社”、“圆社”等球社有严格的社规，教授专门的踢球技艺及道德规范。城市中还有蹴鞠爱好者专门的运动场所，一些大的宴会以及店铺促销等活动经常伴有蹴鞠表演助兴。当时还出现了很多由于球技水平高而闻名的“球星”，如《武林旧事》中就记载了范老儿等五位高手的姓名。现存有关宋代蹴鞠场景的文物也有很多，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都收藏有宋代的蹴鞠纹青铜镜，还有一些地方出土有反映宋代妇女和儿童蹴鞠图案的瓷枕等。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版
宋 公元960年-1279年
印刷版
长13.2厘米，宽12.4厘米
这块青铜版是用来印刷广告的，印版上方标明店铺字号“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中间刻有一幅“白兔捣药图”，图案两侧注明“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图案下方是广告词?：“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兴贩，别有加饶，请记白。”这也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出现商标的广告。
由于宋代城市人口众多，大都市人口在百万左右，中等城市人口也在十万以上，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同时宋代城市市场打破了前代市场交易的时空局限，展现出崭新的形势与格局，使得宋代城市市场交易无处不在，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城市内各类商店和手工业作坊遍布大街小巷。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同行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不少店铺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开始大打广告战。首先是招牌广告，在自家门前挂起招牌，因为多是私营店铺，所以招牌多以店主姓氏为名，像“钱家干果铺”、“陈家彩帛铺”、“沈家白衣铺”等等。除了各式各样的店铺招牌广告外，当时还出现了一种很有创意的广告形式—将本店店名、商标和广告词刻成青铜版，印刷成小广告分发。这块“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青铜版既有店铺标记，又宣传了商品的质量和售卖方法，信息量大，是我国有关商标与广告的珍贵历史文物。
“吉州李道工夫”葵花青铜镜
宋 南宋 公元1127年-1279年
照面用具
直径17.4厘米，边厚0.4厘米
此镜为六出葵花形，桥钮，无钮座，斜立宽缘。镜背双线长方栏内铸铭一行六字“吉州李道工夫”。铭记中“吉州”即今江西吉安，“李道”为店家字号，“工夫”指精细制作。
宋代青铜镜承袭了唐代风格，形态多样，既有圆形、葵花形、菱花形，也有亚字形、长方形、鸡心形、盾形、钟形、鼎形和带柄形，但宋镜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如在八出葵花、菱花形镜基础上创新出六出葵花、菱花形，更有少见的七出菱花形。与唐葵花、菱花形镜相比，宋镜葵花、菱花瓣的边棱弧度平缓，有的较直，几乎成八边形、六边形。
宋代青铜镜图案简洁素雅，不尚奢华，追求实用。镜背图案有缠枝花草、花鸟、人物故事、八卦纹等，素面镜较多。大多数素面镜背上有类似印章的长方形框，用以标明生产者名号或产地，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宋镜在青铜质和色泽上与前代之汉唐镜有明显区别。宋镜由于合金成分中含锡量较汉唐镜低，含铅量大增，其质地不如汉唐镜坚实，色泽黄中泛褐，呈褐黄色，不如汉镜光泽晶莹、唐镜洁白明亮。
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
宋 南宋 公元1127年-1279年
照面用具
直径16.9厘米，边厚0.4厘米
此镜为八瓣葵形，桥钮，镜背左侧有长方形名号字框，内有“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两行十四字。
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很多商品已经形成了区域化规模生产，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这些商品都标明产地和制作者名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湖州青铜镜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宋代的青铜镜产地主要集中在两浙路的湖州、杭州、苏州、秀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江南东路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和饶州，江南西路的吉州（今江西吉安），淮南东路的扬州，成都府路的成都等地。而其中以湖州镜最为出名，产量也最大，考古发现的湖州镜几乎遍及南方各地，今浙江、四川、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都有出土，甚至在日本出土和收藏的青铜镜中，也以湖州镜居多。
有学者研究认为，湖州青铜镜在宋代的兴盛并非因当地有丰富的铜矿资源，而是得益于两宋时湖州农业的发展。两宋时期，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占城稻”的引进等原因使湖州的粮食产量迅猛增长，“苏湖熟，天下足”，足够的剩余粮食使很多人可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湖州的商品经济发达起来，店铺、手工作坊遍布城乡，更有专职商人将货物销售到全国各地，这正是湖州镜当时全国闻名的根本原因。
目前所见湖州镜中，除有一少部分为官府设局制作，镜背上题有“湖州铸鉴局”字样外，大部分是私营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当时有石家、方家、薛家、陆家等，而考古发现的青铜镜又以石家最多。如“湖州真正石家无比铜照子”、“湖州石家炼铜照子”、“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真湖州石四郎造铜镜”、“湖州石十郎家无比炼铜照子”，“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仪凤桥石家”是当时湖州铸镜商号中很著名的一家。从铭文中可以看出，很多青铜镜都注明自己是“真”、“真正”石家青铜镜，可见当时仿冒名牌和打击仿冒名牌之争十分激烈。
双鱼纹大铜镜
宋 金
照面用具
1964年黑龙江阿城出土
直径36.7厘米，重4.3千克
镜圆形、圆钮，无钮座，宽素平缘。镜背布满波浪起伏的水波纹。双鲤长须，张口，摆尾，环钮回游嬉戏，间有荷花、荷叶点缀，生动活泼。此镜形体大，质地厚重，在金代青铜镜中尚不多见。
鱼纹青铜镜唐代已有，但最为称道者则是金代的鱼纹青铜镜。金代鱼纹镜具有“多”和“大”的特色，是金代青铜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所见多为双鱼，偶见单尾或多尾，但多作背景点缀，并非主体纹饰。
金代双鱼纹镜一种为图案分区，内区布满水纹，双鲤环钮追逐，隙间点缀水草、荷花，外区多饰缠枝花草、卷云纹或刻铭文。另一种图案不分区配置，以水波纹为地，双鲤形体肥大，张口鼓腮，翻折摆尾，绕钮追逐嬉戏，占据整个镜面，鳍鳞清晰，形象逼真。此外，还有一种双鱼镜，鱼头部为龙头，形体肥大，鳍展开，腹部着地，短尾上翘。除制作精美的双鱼镜外，也有部分青铜镜工艺粗糙，鱼体形象简单，无明显背鳍和水波纹饰，推测为金代早期产品。
金代双鱼纹镜之所以流行，有人认为与女真社会的渔猎生活习惯有关，也有人认为“鱼”与“余”谐音，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富足、连年有余的愿望。还有人认为女真青铜镜上的鱼纹可能与女真族信仰萨满教有关，代表了萨满教的宗教信仰。尽管众说纷纭，但归结起来，双鱼纹含有富足、完美、情爱的美好寓意。而且，双鱼便于构图，容易使画面显得饱满匀称，这使得双鱼纹镜在金代广泛流行并独具特色。
柳毅传书铜镜
宋 金 公元1115年-1234年
照面用具
1964年黑龙江省阿城县出土
直径10厘米、边厚0.2厘米、重100克
此镜圆钮，无钮座，宽平缘，钮一侧有一棵大树，树枝向一边延伸，树下站一对男女，拱手见礼，脚下花草丛生，河水扬波，河边一侍者牵马立于一旁。这是表现洞庭湖龙君小女儿牧羊道旁，向柳毅诉说嫁给泾河小龙的不幸，柳毅应允为她传递书信的情景。这个故事取材于唐朝李朝威的传奇《柳毅传》。
金代青铜镜有自身的时代特点，由于官府铜禁甚严，合金成分中含锡量明显减少，含铜量增多，锌的比例也增大，因此金镜青铜质发黄。与宋镜相比，金镜形体大，厚重，镜钮多为尖平顶圆钮，镜缘多为宽素缘，制作手法上采用高浮雕和粗线条的手法。金镜最突出的特点是镜缘刻有官府押记，此为前代青铜镜所未有。
在纹饰上，金初青铜镜受中原文化影响强烈，多具唐宋镜遗风。至大定年间（公元1161年－1189年），金镜创造出反映女真人审美和思想的纹饰，人物故事纹青铜镜是其中重要的一类，具有独特的风格。金镜中的人物故事镜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写实性人物故事纹镜，它以金代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如出游、观景、渔猎、耕作、嬉戏等，在画面处理上以风景为主，树木、山石、水波比例大，人物比例小，如黑龙江省绥棱县宝山公社出土的人物故事镜；另一类是神话、传说故事镜，这类题材有八仙过海、钟馗捉妖、牛郎织女、伯牙抚琴、吴牛喘月、许由巢父、柳毅传书等，其特点是人物在青铜镜构图中比例较大。柳毅传书纹饰为金代所创，所见样式有两种：一种是钮右上方有一大树至顶，树旁一男与一女作对话状，女子身后有一侍女，钮下站一牵马侍者；一种是钮左一大树，树下一男一女作交谈状，身边有不同姿态的小羊，钮右一侍者牵马而立。金代的人物故事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构图复杂，给人以美的享受。
西夏文敕牌
宋 西夏
通高18.5厘米、直径14.7厘米
此敕牌为青铜质，由两个圆形青铜牌组成，以牙口咬合，两片之间形成空腔，上端附扁方形提钮。一片青铜牌外侧刻回曲花卉纹，纹内双线阴刻西夏文“敕”，另一片刻有四个西夏文字，译作“敕燃马牌”，意思是“敕令驿马昼夜疾驰”。
目前已见的西夏符牌有二十多面，多为传世品，大体可分为三类：1、“敕燃马牌”，除此牌外，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也收藏有一面，其形状、文字、花纹与此牌基本相同，仅直径略小，文字笔画也略有差异。“敕燃马牌”或即“信牌”，西夏文辞书《文海》中汉译为“信牌”的西夏文是由“面”和“信”两个西夏字的各一部分组成，意即见面相信，注释为：“此者官语执者，诸人所信名显用，迅速紧急之燃马上用，故名信牌也。”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西夏文《敕牌赞歌》也说明此种符牌就是西夏王朝传递紧急文书、命令的信牌。2、“防守待命”牌，现传世6面，均为圆形，直径5厘米左右，正反面皆有文字，正面是西夏文“防守待命”四字，背面为佩戴者西夏文名，是西夏军营中守御者的标志。3、“内宿待命”牌，传世多面，一般为长方铲形，长约5厘米，宽约4厘米，上有穿，可悬佩，正面文字多为西夏文“内宿待命”四字，背面为西夏人名或“番号”，也有形制较大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面长9.5厘米，宽6厘米的青铜牌，正反面皆为“宫门后寝待命”六字，与“内宿待命”牌都是宫内宿卫人员身份的证明。
除上述三种外，还有其它西夏符牌传世，如故宫博物院所藏马蹄形青铜牌，一面无字，一面刻有四字西夏文。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长方形青铜牌，两面分别刻有西夏文“限置依”和“苏铁黑”字样。
西夏文腰牌
宋 西夏
通高6.8厘米
腰牌是通过关卡时的证件，为铜质，上有持有者的姓名，可系挂在腰带上，通过关防时守卫者一看便知是使者。党项族是以游牧和狩猎为主的骑马民族，又不断同宋、辽发生战争，传递文书、下达命令全靠骑马的使者完成。
“乾统七年”四凤纹铜镜
宋 辽
照面用具
直径19厘米、边厚0.7厘米、重650克
镜背正中为钮，环钮饰四朵瑞云和凤凰、飞龙。外围一周联珠纹。另铸有“乾统七年”字样，刻有“都右院官押”字样。乾统七年即公元1107年。“都右院官押”题款，说明此镜由辽官府督造。
“鄜延第四将带器械”铜牌
宋 北宋
高6厘米、宽4.2厘米
此牌上方呈梯形，中有系孔，正面錾“鄜延第四将带器械”八字。
北宋朝廷外有契丹和西夏军事威胁，内有冗官冗员消耗大量财政，国力孱弱，面对内忧外患，北宋中期，范仲淹、王安石等先后开始变法图强的改革运动。王安石变法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改革军制，实行将兵法，除在京禁军及驻防外地的部分禁军以外，其余禁军与地方武装混合组成“将”的编制，将下设部，部下设队，在各路设置将官，练兵习武，取消实行多年的禁军更戍法。将兵法首先在京师周围及今河北、陕西等地施行，后推广到南方。鄜延路是陕西北部的一个军区，治所在今延安市，是防御西夏进犯的军事要地，因而较早施行将兵法。此牌当是鄜延路第四将下属军官所佩带。
“神卫左第四军第二指挥第五都记”铜印
宋 北宋
长5.5厘米、宽5.3厘米、高4.2厘米
此印背刻“太平兴国六年八月铸”，即公元981年所铸。“神卫”是北宋禁军主力部队之一，属侍卫司步军，与“捧日”、“天武”、“龙卫”3支部队并为上四军，充作皇帝卫队。“都”是禁军基层编制，百人为都，五都为指挥，五指挥为军，十军为厢，厢分左厢、右厢。此印即为“神卫”左厢所辖第四军第二指挥第五都的印信。
“拱圣下千都虞侯朱记”铜印
宋 北宋
长5.5厘米、宽5.4厘米、高5.7厘米
远方铜印为禁军官印之一。北宋初年，宋太祖抽调地方精锐士兵补充禁军，长年驻守京城及附近地区，使地方军队实力大为削弱，无法与中央抗衡。为加强对禁军的直接控制，不设最高军职，殿前司由都指挥使主管，侍卫司分别由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主管，三个都指挥使均由皇帝任命，号称“三衙”。“拱圣”为侍卫司马军所辖部队之一，宋太宗时建立，拥有21个指挥（每一指挥编制为500人），驻守京城。都虞侯是这支部队的副长官。
“宜侯夨”青铜簋
西周
食器
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
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足径17.9厘米
宜侯夨，西周康王时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宜侯夨高15.7、口径22.5、腹深10.5、足径18厘米。器圆体，折沿方唇，束颈，浅鼓腹，圜底，圈足较高且底部外侈呈阶，四兽首耳。器腹部饰两周凸弦纹，其间以“两方连续”饰浮雕式涡纹，间以夔龙纹，器圈足饰两周凸弦纹，对应四兽首耳处附四段扉棱，两周凸弦纹之间以“两方连续”饰对向鸟纹。宜侯夨的造型、装饰与故宫博物院所藏西周早期荣最为相似。
宜侯夨器内底铸铭文：
铭文凡12行126字，记述了西周康王迁封虞侯夨为宜侯，并赏赐鬯、瓒、弓、箭、土地、王人、庶人等，是研究西周分封制度的重要史料[1]。
西周的分封即《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是周天子分别授予自己的子弟、亲族及功臣一定范围的土地，建立封国，以屏卫王室，受封者即是诸侯。据史书记载，西周初年分封了71国，其中较大的有鲁、齐、燕、晋、卫等。通过分封诸侯，周人不但牢固地统治商朝的原有地区，而且其势力、影响随之不断扩大，远远超过了商朝。宜侯夨1954年6月出土于江苏省丹徒县，是建国初期在长江以南地区出土的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器铭确证西周初年周人的控制范围已经到了长江以南。
对于宜侯夨器铭中“宜”的地望，“宜”、“虞”与“吴”三者之间的关系，尚需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此外，作册夨令簋、夨令尊与夨令方彝，三器192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邙山马坡村（今属洛阳市瀍河回族区瀍河乡），作器者“作册夨令”，铭中亦单称“夨”，其父为“父丁”，此与宜侯夨作器者“夨”，其父为“父丁”相同，此两器器主是否为同一人，也需要学术界仔细斟酌。
宜侯夨系1954年6月出土于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丹徒区）大港镇烟墩山，而关于它的出土，其中还有一段隐情。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曾刊《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一文，对宜侯夨及其他同出青铜器的出土情况予以介绍：
“一九五四年六月间，丹徒县龙泉乡下聂村农民聂长保的儿子在烟墩山南麓斜坡上翻山芋地‘垅沟’时，无意间在地表下三分之一公尺的土裹掘出一只鼎，他就小心地扩大挖的范围，在三分之二公尺的深度，共掘得铜器十二件，计：鼎一，鬲一， 二（其中一只是有铭的矢），大盘一，小盘一，盉一对，牺觥一对，角状器一对，聂长保把这些东西统统交给当地乡区政府，转送丹徒县人民政府送省保管。”当时，政府奖励了聂长宝人民币30元。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聂长宝的儿子一直作为宜侯夨的唯一发现者。30年之后，直至1984年初，经张敏、周晓陆深入当地重新取证调查，查明宜侯夨及其他同出青铜器的发现者并非是聂长保的儿子，而是由当时在聂长宝家打短工的福贵和尚在整地时挖出，而聂长宝的儿子则是闻讯后才赶到现场。当时，福贵和尚及一些围观的人误认这批青铜器为黄金，而且，仅仅为了证实这个想法，聂长宝的儿子竟在现场将宜侯夨倒扣在地上，抡起钉耙将宜侯夨器底砸碎。事后，乡政府听说聂长宝家挖出“金子”，找到聂长宝，令其上交，宜侯夨遂归于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9年，宜侯夨经由江苏省博物馆调拨，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中国通史陈列”的重要展品。
天亡簋
西周
盛食器
清道光年间陕西郿县出土
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5厘米
天亡簋，旧称“大丰簋”、“朕簋”，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后屡经辗转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器侈口，四兽首耳，下垂方珥，鼓腹较深，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腹与圈足饰蜗体兽纹，是西周初年的典型器物。器内底铸铭文8行78字，记述天亡助武王祭祀，武王赏赐天亡之事。
这种四耳方座青铜簋，是西周初期独有的样式，簋身和方座装饰两两相对的夔纹，夔体卷曲，状如蜗牛，这种体态的夔纹也是周初特征。天亡簋内底有78字铭文，记述周武王灭商后在“天室”举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并取代商王的地位来祭祀天上神帝。作器者天亡襄助武王举行仪式，祭祀典礼之后，武王举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赏赐，铸造这件簋来铭记荣宠。
“利”青铜簋
西周 武王时期
盛食器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
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20.2厘米
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青铜?始见于西周初年。
器内底铸铭文：
铭文凡4 行32 字，首字“珷”，是“周武王”之“武”的专字，铭文所云“珷（武）征商，隹（唯）甲（子）朝”，即是史载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周人是一个古老的姬姓部族，当尧、舜、禹之际，活动在我国陕西、甘肃一带，古公亶父之时，周人自豳地迁至周原，自此走向强盛。商王武乙、文丁时代，古公亶父之幼子季历通过对邻近的戎狄部族进行一系列战争，势力得以发展，成为商西方一个强大方国。季历之后，其子姬昌周文王继位。周文王一方面打击敌对方国、部族，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与国，逐渐壮大成为商西方最强大的势力。周文王死后，其子姬发周武王继位。
商代末年，即帝乙、帝辛（纣王）两代，曾长期与东南的夷人部族发生战争，从而放松了对其它地区的控制。同时，商朝的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空前分裂，致使纣王众叛亲离。
此时，周武王看到伐商时机已到，遂率军进抵牧野（今河南淇县南），距商都朝歌仅有70 里之远。商纣王慌忙迎战，结果兵败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对于“武王伐纣”，《尚书?牧誓》云：“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逸周书?世俘》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受。”上述典籍中的记载正可与《利》“珷（武）征商，隹（唯）甲（子）朝, （歲）鼎，克 （昏），（夙）又（有）商”互证。
青铜编铙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打击乐器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同时出土一套5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唯大小依次递减，可以演奏出不同音阶。最大的一件，通高14.4厘米、重0.6千克。最小的一件，通高7.7厘米、重0.15千克，口内壁铸有“亚弜”铭文。商代晚期，在湖南、江苏、福建、浙江等越人的活动地区，还出现一种大铙，形体高大厚重，最大的高达1米，重200多千克，一般单独使用，敲击时声音宏亮。
铜镢
商 商前期 约公元前16～前14世纪
农具
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岗出土
长16厘米、宽6厘米
铜镢最早出现于商代。整个体形呈长方形，安柄的銎部有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刃部有的是平的，有的呈弧形，刃角外侈。在郑州商代遗址中曾发现许多铸造这种工具的陶范，铜镢出土数量也比铜铲多。由于镢体大小不一，也有人认为镢就是斧、锛或斤，因其刃部较窄，便于砍削木材，应是一种木工工具。
铜铲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农具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长17厘米、刃宽8.8厘米
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中已有石铲，商代则出现了铜铲，在殷墟遗址中曾出土十余把，仅妇好墓中就出土七把。大体分为4种类型：一、形体大而厚重，銎口有箍，通长约20厘米左右；二、比第一类小而薄，长约15厘米；三、铲身呈横长方形；四、刃角上卷，铲身及銎部都有花纹。前三种为实用器，用于挖土和除草，第四种则是礼器。
“妇好”青铜偶方彝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盛酒器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通高60厘米、口长88.2厘米、口宽17.5厘米、重71千克
彝为盛酒器，流行于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形制通常为纵短横长，有屋顶形盖，方腹或曲壁鼓腹，腹下为圈足。该方彝器型特异，形似两件方彝的联体，故名。口、腹、足、盖截面皆呈长方形，方唇，折肩，鼓腹，腹壁近直，腹两侧有对称的附耳。平底，长方形高圈足微外张，圈足四面中间各有一缺口。器体四面中部、四隅和圈足的相应部位均有突起的扉棱，长边两侧各有七个方形槽和七个尖形槽。口下两面正中各有一个突起的牺首，牺首两侧饰小鸟纹。两长边腹中部各饰一个大兽面纹，以扉棱为鼻，圆眼突出，小耳弯角，阔口。口两侧饰龙、鸟各一，两端又分饰头向上的卷尾夔纹。短边两面附耳上各铸一浮雕象头，象头两侧各有一鸱鸮纹。象头之下饰一大兽面纹。
盖似四阿式屋顶，两端有对称的柱钮。盖面中脊、四隅和四面中部均有突起的扉棱。长边各有七个方形盖和七个尖形盖，与器身槽口相合，盖下短边两端各有一条长条形子口可与器口相合。盖面长边中部各有一突起的鸱鸮面纹，鸮面两侧各饰一站立的钩喙卷尾鸟纹。短边两面各饰两条倒置的夔纹。柱钮饰三角纹和人字形纹。圈足两长边的中部饰相背的两条蟠虺纹，长边及短边两端均饰兽面纹，以扉棱为鼻，T形角，“臣”字形目，阔口，卷尾。底内中部有铭文“妇好”两字，为器主名。
这件大型商代容酒器，是殷墟青铜礼器中的精品之作，庄严典重，盖合之后，上部近似一座殿堂的屋顶，排列规整的7个方槽，宛如屋椽，应是模仿当时的大型宫殿建筑。
“都省铜坊”青铜镜
五代十国 十国 南唐
照面用具
1957年安徽省合肥市姜妹婆墓出土
直径17.6厘米、厚0.3厘米
此镜背为素地，上铸“都省铜坊匠人房宗”及“官”字款。都省铜坊青铜镜背面一般有铭文三行，右方书“都省铜坊”四字，官字居中，左方为匠人署名，有的加入铸造月份文字。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见匠人姓名有：倪让、倪谋、倪成、李遇、李成、汪训、谢昭、王典、房宗、张彦等。出土这种青铜镜较早的纪年墓为五代，如安徽合肥南唐保大四年（公元946年）墓、安徽合肥南唐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墓、江苏连云港南唐墓等。此类青铜镜延用至北宋前期，如江西九江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墓还有出土。南宋墓中几乎就没有见到此种青铜镜。
五代十国深受战乱之苦，铜资源十分紧张，每个当政者都实行了严厉的“铜禁”。《旧五代史·食货志》载:晋天福二年诏“禁一切铜器，其铜镜今后官铸造”。《五代会要》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九月敕，“今后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磐、钹、相轮火铢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因此都省铜坊镜用料极省，既轻又薄。都省即尚书都省，是尚书省的官署。铜坊则应是尚书都省所控制的官营制铜手工业作坊。产品上铸生产者的姓名，是为了明确责任，保证产品质量，“官”字款说明了这是官营作坊的产品。
鎏金铜铺首
五代十国 十国 前蜀
门具
1942～1943年四川省成都市王建墓出土
高37.8厘米、兽面直径29.4厘米
兽面衔环，通体鎏金。底盘为龙首，上有角，怒目圆睁，露齿衔环，神态极为威猛。环为圆形，作两鱼吞珠的形象。
铺首是中国古代建筑物门上的构件，通常以铜、铁做成圆形底盘，上置门环，用来启闭门扉或叩门。其底盘一般制成兽面，多为椒图、饕餮、狮、虎、螭龙等凶猛兽类，兽口有衔环，也有不衔环而仅作装饰用的，亦有用于青铜器、陶器等器物上以为提手。中国古代文献中对铺首的记载基本上为门上所用，如《说文解字》说：“铺首，附着门上用以衔环者。”又如清代《字诂》所说：“门户铺首，以铜为兽面御环著于门上，所以辟不祥，亦守御之义。”
关于铺首的起源，东汉应劭的《风俗通》声称，铺首为春秋时期的鲁班仿照蠡的形象而发明的。但实际上在商周时期的陶器和青铜器上就有铺首衔环了。《后汉书》记载，商朝人以螺蛳头挂在门上，以期门户如螺蛳壳般紧闭，远离凶险。明朝人杨慎据此认为，椒图形状像螺蛳，就是起源于商朝以螺蛳挂门的传统。根据考古发现，殷墟青铜器第三期偏早和第二期晚段器物中就已经出现了铺首衔环。
王建是前蜀皇帝，他墓门上的这件鎏金铜铺首，装饰富丽而繁复，显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后母戊鼎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食器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后母戊”青铜方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兽面纹铜钺
商
兵器
1965年山东省益都市（今青州市）苏埠屯出土
长31.7厘米、宽35.8厘米、重4.9千克
这件铜钺形体巨大，两面均透雕着张口怒目的人面形，眉、目、耳、鼻、口均突起。直刃，双穿，两侧有扉。墓中还出土有铜鼎、斝、爵、矛、戈、镞、斧、锛等，其中在一件铜爵和铜锛残片上，都有“亚醜”铭文。过去苏埠屯出土的器物上也有“亚醜”铭文。由于苏埠屯村屡次出土“亚醜”青铜器，有人推测这里可能是“亚醜”族的墓地。据文献记载，商末周初这一带为薄姑氏所居，因此铜钺等青铜器或即薄姑氏的遗存。
乍父辛卣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酒器
高31厘米、口径15厘米
卣主要流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卣的基本形制为扁圆、短颈、带盖、鼓腹、圈足，有提梁。还有少数为直筒形、方形和圆形，还有动物形状的鸟兽卣。商代铜卣多为扁圆体，盖较高，上有钮，提梁多横跨两面，腹最大径在中部或略下，圈足较高。器饰饕餮纹、云雷纹和联珠纹。筒形卣主要出现在晚商、早周，数量不多。方卣也在晚商时期出现，器形呈圆口方腹、长束颈、方圈足、大提梁，器上花纹为浮雕式。器物端庄浑厚，在商器中属精品。晚商还出现动物形卣，形象主要有鸭、豕、虎、鸟等。这些卣身上还铸有铭文，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铁刃铜钺
商
兵器
1977年北京市平谷县出土
长8.7厘米
经化验，这件铁刃铜钺刃部的铁不是人工冶铸的铁，而是用陨铁锻造成薄刃后，浇铸青铜柄部而成。就世界范围而言，人类往往在青铜时代使用陨铁制成兵器或工具，当冶铁术发明后，则不再用陨铁制器。
兽面钺
商
礼器
长25厘米、宽17厘米
在殷墟遗址中出土的铜钺大约有10余件，分为大、小两种。殷墟妇好墓中出土有2件大型钺，形状如斧，肩部有两个长方形穿，两侧有对称的血槽6对，因器身较大，不应是实用器。另外还出土了几件小型钺，这些器身较小的钺，一般为实用武器。而这件兽面钺虽然体型较小，制作却异常精美，束腰、弧刃，上嵌绿松石组成的兽面纹饰。
“后母辛”青铜觥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盛酒器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通高36厘米、长46.5厘米、宽12.5厘米、重8.5千克
铜觥最早见于商代，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形制可以分为四足兽形觥、圈足觥、方觥等。
此器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身内底中部与器盖内均铸铭文“后母辛”，“后母辛”是妇好的庙号。整器为扁长体，前窄后宽，为一站立状四足兽。首似马，上有一对卷角，“臣”字状目，前两足为兽类奇蹄，长于后足，后两足状如鸟爪，有四趾，尾部作兽首鋬。器纹饰精美，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盖饰一龙，身尾较长。前胸两侧与腹前端两侧各饰一夔龙，夔首向下，身尾上竖。前足外侧饰夔龙纹，腹后端饰有并拢的双翅与下垂的短尾，后足饰羽翎纹，两者应为一整体，以示禽属。此器造型奇特，寓意神秘。
青铜镜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照面用具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直径11.8厘米、边厚0.2厘米
镜身较薄，正面微凸，背面正中有一桥形钮，以钮为中心饰凸弦纹六周，弦纹之间填以密排的竖直短线。此镜形制、装饰风格与齐家文化青铜镜应存在传承关系。
目前，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共发现5面商代青铜镜，其中1面于1934年在侯家庄西北岗编号为HPKM1005墓葬中出土，其余2面叶脉纹镜与2面多周凸弦纹镜，发现于妇好墓，分为大、中、小三型，已经具备后世青铜镜的主要特征。
铜盂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盛食或盛水器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高43.9厘米、口径54.5厘米、重32.9千克
盂一般作圆形，侈口深腹，有兽首耳或附耳。铜盂最早见于商代晚期。商和西周初大多为中型，西周中晚期多为大型，春秋时已极少见。
“妇好”青铜鸮尊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盛酒器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高45.9厘米、口长径16.4厘米、足高13.2厘米、盖高13.2厘米、重16.7千克
此器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身口内壁铸铭文“妇好”。整器为一站立鸮形，器盖置于鸮首后部，鸮昂首，歧冠高耸，“臣”字状目，小耳，钩喙，胸略凸前，双翅并拢，两爪粗壮，四趾抓地，宽尾下垂。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盖饰饕餮纹，前端有一立鸟，尖喙，歧冠，鸟后饰一龙，拱身卷尾。冠面外侧饰羽翎纹，冠面内侧、颈部两侧饰夔龙纹。喙与前胸各饰一蝉纹。两翼前端各盘曲一条长蛇，身饰菱形纹。尾部饰有一鸮，圆眼，尖喙，双足内屈，两翼平展，作飞翔状。
此器造型生动传神，鸮鸟两足与下垂尾部构成三个稳定支撑点，构思奇巧。整器装饰绮丽，花纹复杂多样，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品。
铜尊最早见于商代，主要形制有圆尊、方尊和异型鸟兽尊等。鸟兽尊种类繁多，有羊尊、牛尊、鸮尊、象尊、豕尊等。鸮尊在妇好墓中同出2件，整体作站立鸮形，双足与尾构成了3个支撑点，头后为器口。盖面铸站立状的鸟，造型雄奇，花纹绚丽，是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铜爵
商 商后期 公元前14-前11世纪
温酒或饮酒器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高37.3厘米、重4.4千克
此铜爵为宽长流，尖尾，伞形顶立柱，深腹卵形底，兽首鋬，三棱形锥尖足，如此厚重并且制作精美的大型铜爵是极为少见的。爵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陶爵，河南省偃师县的二里头又出土有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夏代铜爵。到了商代，人们则开始大量铸造铜爵。仅在妇好墓中就共出土铜爵40件，有平底爵，也有卵形底爵。每一件铜爵的器身上都铸有铭文，分别为“妇”、“妇好”、“司□母”、“亚其”、“束泉”、“□□ ” 等。大量铜爵的出土，可见商代饮酒之风的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