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读《十八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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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读《十八公里》（原文：往事 | 十八公里）很有感触。每次读罢，文中那个被作者刻画得惟妙惟肖的售票员的匆匆行迹，总是时不时地浮现出来。作者之所以能将几十年前亲历十八公里以及日后对这个小站的印象记叙得如此详细、如此生动、如此情深，就是因为十八公里能够为他及与他同时代的旧城人提供了寻找生命旅程中的一个印记。这实际上是一种怀旧情感，也是一种怀旧文化。此文也自然点燃了我对十八公里的怀旧火花。

那是1967年下半年  ，由于江青拋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起全国范围内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致使交通阻断，火车晚点，公路客运基本瘫痪。而十八公里做为旅客从介西线去汾阳的中转站，就显得尤为重要。旧城汽车站是汾阳汽车公司的下属车站。受派性和武斗的干扰，定点班车停发或误点是经常的。即使偶尔按点发车，但火车晚到旅客也是赶不上点，于是催生了汾阳人骑自行车到十八公里接客赚钱的行道。那时，我家住在汾阳城。我和弟弟正有学不能上。弟弟得知有这个赚钱的活计后，就立即把家中仅有的一辆旧自行车整修好，准备出发。我说，你才十六岁，还是我去吧。但他以他的骑车技术好为由先行走了。第一次岀车带的是一个老太婆，按同行约定的价赚了3块钱。第二天是我接的站，火车到站刚停车，揽客的人便蜂踊而上，一气就把妇女、瘦人和不带东西的全抢走了。只剩一个带着不少东西的老农民，就这样我也不敢多搞价，生怕再来别人抢走生意。回家后弟弟为了更好地方便客人，把后架内侧装上了脚踏架，把外侧装上承物架，又把细辐条換成粗辐条。他从小就心细如丝，大伙都知道他是修自行车的好手。去十八公里接客期间，总是他去得比我多，回来也比我快。但有一次，已经比往常回来的时间过了快一个钟头了，还不见他的身影，全家人急坏了。好不容易等他到家后，才知他捎的是一个胖子，带的东西又多，车骑到田屯村桥下时，客人看到他明显骑不动了，就说，还是我来骑吧，谁叫你这么小就干成年人的活计？而且天不作美，刚到阳城村，又下了一会儿夹道雨。两人不得不在村口避了一会儿。好在那个时代还是好人多，回汾阳后，胖叔叔不仅没有因为是他捎回了弟弟而少给钱，反而还多给了2块。

写到这里，我不禁怆然泪下。弟弟从少年时期就知道为家庭生活着想、替父母分忧、与兄长争挑重担，他的许多优秀品质至今都使我感佩不已。每每念及，都为他的英年早逝而万分悲痛！

这份毫不起眼的苦力活计，持续了一两个月便消声匿迹，自行解体了。一方面是旅客慢慢地知道，不敢在没有自家人接站的情况下贸然转十八公里回汾阳了；另一方面，为接客不空跑而强行抢客中引起的吵架动手现象，时有发生。而对于我来说，能在求学期间，独立地参与了这段社会体验，也是蛮高兴的。尤其是接站奇遇之事，至今回想起来，都不失为点缀其中的一片花絮。

那是一个阴雨天，我到达十八公里时，站上並没几辆接客的自行车，火车到站没几分钟，该接走的客人已走完了。只有两个一看就是外地打扮的人站在那儿东张西望。出于好奇，我上前打问，你们去哪儿？他们见我学生模样，便一口京腔回答，小同志，您知道贾家庄在哪个地方吗？我以为是汾阳贾家庄，因为汾阳贾家庄在解放初全国就出了名，所以顺口说，在北面的汾阳县。不想他们要去的是孝义贾庄。我接口说，这个村我太熟悉了，我姨家就在村里。他们急切地问，你姨兄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们后，二人大喜，他们想都不敢想，千里迢迢出来，一下车几乎就问到了要找的人。这时，我多了一个心眼，明知道表哥当时北京並没亲戚，何来北京人找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事？于是又问，找他干啥？二人说，找您姨兄了解另一个人的情况。这时我终于明白他们是北京来的外调人员。

我深知，当你身处异地举目无助时，多么想有一个本地人来与你沟通，所以我並未因今天没接上客人而扫兴，反而乐意与他们就地站在铁道旁边闲聊了一会儿。随后，便推着自行车一起顺着铁路，走到西关口上的汽车站。一打问，才知汽车站根本没有去贾庄方向的公共汽车，于是只好目送着二人步行西去。

直至几个月后见到我表哥，才知道了这件事的缘起：北京来的外调人员是中国科学院的，他们是向表哥了解时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委员会党组书记的杜任之在解放前的一些情况的。原来这个1927年入党的老革命，早在1934年就受命于共产国际、以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潜伏到阎锡山集团内部，成为阎的高干之一。他是山西抗战组织牺盟会的主要发起人，此时正受到造反派的迫害而在坐牢。他在阎锡山身边工作期间，我表哥是他的勤务员。表哥说，那时他才十几岁，杜长官的真实身份是解放后才了解到的，至于和外调人员的谈话，无非是一些曰常生活上的事。

重提十八公里，使我不由得想起了50年前教过的一篇课文《小站》。但是，这里没有课文里的站前月台、没有月台中间的喷水池、没有喷水池中的假山、也设有盛开着鲜花的杏树，火车进站也不需要搬道岔，不需要信号灯，就连旅客上下车的站台，也仅仅是人们踩踏出的一小片平地而已。但这一表示数量和路程之语、却被名正言顺地作为站名印在了全国火车票上，从而将多少旧城儿女送往祖国各地，又将多少旧城游子迎回故里乡关。它虽名不见传，但如前所述，却曾迎送了多少光顾过千年古邑的四海朋亲；它虽弹丸之大，却曾承载了多少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旧城人与之勾连的亲情和往事……。如今，尽管它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但留在旧城人脑海中美好的记忆，着实是不可磨灭的。

文后补记：我的表哥是一位革命军人，离休干部。当时正从山西省物资公司下放到吕梁工作，随即举家迁回原籍贾家庄居住。他是我市2013年选聘的五位在京孝义籍高端人才为“孝义市首批科学发展顾问”之一，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靳琦的父亲。

作者简介

任承德，山西孝义人，出身书香门第，教育世家，是民国时期孝义著名教育家任福田之孙。系山西师范学院吕梁师专班（吕梁学院前身）首届毕业生。任教于央企孝义铝矿子弟学校，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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