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的是千年大计，而不是千年一遇

这是山阴张侯的第487篇原创文章

文/山阴张侯

01

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自我”的位置。很多中国人，一直到今天，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找到自我。

一旦脱离了集体，他们就找不到“自我”。

所以，中国人对于集体的认同感非常强。一方面，这使我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谋划千年大计，具有相当强的凝聚力（这是我们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容易让我们产生“集体无责任”意识，把一些本可以避免或减少伤亡的事件，归咎于“千年一遇”。

凡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都容易产生这种“集体无责任”意识，最典型的就是二战时的日本。

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集体都是没有责任的，规模越大的集体，人数越多的集体，越没有责任。

这和我们不善于承认错误是一个道理。

博大精深的汉语，唯独在认错时，只有干巴巴的“我错了”三个字。

中国的文化不是罪感文化，所以我们很少有“认错”的概念。我们所谓的“认错”，更多的是出自对集体的愧疚，

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恩养文化”，这种文化特别痛恨辜负和背叛，将辜负和背叛视作最大的恶。

我对你有恩，所以你绝对不能背叛我，否则就是忘恩负义；我对你很好，所以你绝对不能辜负我，否则就是无情无义。

我们常说的“对不起”三个字暗含的意思是：个人对不起集体，辜负了集体的期待。

在这种道德哲学下，我们往往把家庭关系扩大到一些社会关系。

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理解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从家庭观念出发，用家庭观念去套合。

在家里既然有家长，在单位自然也有科长、局长、处长，乃至董事长、校长、厂长，总之，只要是个组织，就必须有个“长”，这是典型的把家庭伦理关系套合到其他社会关系上。

这从中国人特别强调“单位”，就能看出来。

“单位”一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广泛使用，那个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绝大部分都在国营工厂或国有企事业机关上班，为了更好地区分不同的圈子，辨别不同的身份、地位，人们习惯于用单位来称呼人。

“你是哪个单位的啊”，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普遍流行的打招呼方式。

和中国人相比，美国社会更强调“社区”这个概念。只有中日韩这样的国家，会有“以工作单位为家”的想法。欧美企业从来没有“把企业当作家”的企业文化。

欧美人把工作和生活分得极清，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两者绝无混淆。

02

捐款，也是一个特别能体现中国人集体主义文化的现象。

我所感到奇怪的是：我们特别喜欢把捐款数额公布出来，看谁捐的钱最多，谁捐的钱最少，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弄个什么排名出来。

（正如学生时代老师喜欢给学生的成绩排名一样，任何排名都是对个人隐私和自尊的侵害，也是在人为地宣扬不平等）

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捐款数额应该保密。

当然，出于激励和感谢的原因，对个别捐款数额高的单位予以公布，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总体上，捐款额应该保密。

捐款这个东西，和同学聚会一样，早就变味了。把捐款这种事儿拿出来大肆讨论，这本身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东西。

一个家里面，最忌讳的就是“一碗水端不平”，所以中国人捐款，也带着家庭伦理的影子，非常关心别人是不是捐了。如果自己捐了而别人没捐，那就吃亏了。

逼捐，是一种典型的“我们都这么做了，你也必须这么做”的固化思维。看，我们都捐款了，你如果不捐，那我们不吃亏了嘛。

当然，捐款也很重要。但相比于捐款，物资和现场救援才是最重要的。

受灾地区最需要的是物资，而不是钱。当一个人家园被毁、安全无着的时候，你给他钱，也没啥用。

03

灾害事件发生后，我们最需要做的是查明原因。查明原因的目的不在于追责谁，而是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有人说，中国人特别好大喜功。对此，我是不同意的。好大喜功、喜新厌旧是全人类的通病，其他民族也有这个现象。

但“集体只有成绩而无错误”下产生的集体无责任意识，确实是我们民族的一大特色。

我们在总结问题时，特别喜欢说“总体上是好的”“整体上没有太大问题”，等等。这是中国人集体主义观念导致下的一个思维痼疾。

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不禁暗思：“总体上是好的”，这句话真是威力十足。

正如修水坝、泄洪库等大型工程，因为工程是大家齐心协力修的，所以就算出现问题，你也总不能说“是我们大家的工作出了问题”吧。

功劳属于集体，错误属于个人。因此，就算工程出了问题，我们所常见到的，往往是这种反思：这项工作总体上是好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由于个别人的疏忽，导致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把问题推给个别人之后，这个别人就要接受大家的一直声讨和批评，成为负面典型。

然后，大家就心满意足地觉得：嗯，是他们几个人的疏忽导致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总体上，工程是没问题的，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因此，在中国人母亲式的集体主义观念下，集体是永远不会犯错的。

如果在大家齐心协力下，仍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那就只能归咎于“千年一遇”了。总之，中国人把集体看作母亲（所谓母校、母国、母语等说法即是此例），每个人离开母亲就无法断奶，而“生存”的意志又高于一切。

在谋划千年大计时，我们要考虑到“千年一遇”的情况，我们不能总是既夸大成绩，又夸大天灾。

我们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中，岁月静好也罢、波涛汹涌也好，尽可能保持一份清醒真的很重要，只有思维的时间足够长，行动的空间才能足够广。

千年大计也好、千年一遇也罢，只有先解放思想，让思想的跨度横跨千年，我们才能在行动上跨越千年。

否则，我们千年等一回，等回来的或许又是一个“千年一遇”。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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