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源流史》中国清代哲学之一：清代启蒙思想

中国清代哲学之一：清代启蒙思想

这里讲的清代启蒙思想，上起明末，下至鸦片战争。其代表人物始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止于1841年去世的龚自珍。实际上，其主要活动期包括清代前期、中期两个部分。

清代中期之前的社会走向，和西方同期的情况有很大区别。西方17、18世纪，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牛顿力学在前，产业革命于后。特别是18世纪的西欧、北美，文化主题十分鲜明，主题就是革命：在英国是产业革命，在法国是社会革命，在德国是精神革命，在美国是独立革命。在这样一个充满革命气氛的年代，17、18世纪的西方，为人类奉献出一系列杰出的思想人物和思想巨作。

中国的情况则大不同。自清王朝1644年入关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止，其间约两个世纪时间。这两个世纪，虽不平衡，绝少奇迹。中国这段时间的主题何在？可以说，大势已定，主题未明。各种深刻的社会文化矛盾，无论是清初，还是乾嘉时代，都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些矛盾，时起时伏，或隐或现；其发展态势，错综复杂，互相牵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敌友互转，走向混杂。其主要内容包括4 个方面。

一是资本主义新兴文化和封建传统势力的矛盾。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至少在明代已经大量涌现，而且其在文化方面的反映，也是有声有色。明代的许多文学艺术，特别是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已经超出旧有的思想藩篱。这些文化反映的正是社会深层次的深刻文化。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其生也早，其发展也迟，虽青春早熟，却很难长大。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就常常出现矛盾深沉，愤懑空虚，前瞻后顾，难以自主的特殊场面。那情形颇类似于文艺复兴初期的西方——虽然在骨子里已然生出新的芽杈，但在根基处又未能与旧文化一刀两断，羞羞答答，欲断还连。但其总体走向，大势已在。虽然《金瓶梅》的作者只顾纵欲与漫骂，《红楼梦》的作者却已经体悟到这必定是一条走向"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的历史悲伤之路。

二是汉族文化圈与满清新朝的民族矛盾。中国古代历史，从来改朝换代，多自北方。至少自秦汉以降，就和北方游牧民族发生理不清斩不断的矛盾、联系和纠葛，所谓" 不是冤家不聚头" 了。宋代以后，北方游牧民族更成为汉族政权的心腹大患。元代开了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先例，清朝卷土重来，又取得成功。虽然取得成功，却付出惨重代价。自然这代价总是以汉族人的牺牲和逃亡为主体的。此时的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传统社会文化的矛盾，又有汉族受压迫者和少数民族统治阶层的矛盾，两相交迭，情态复杂。表现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身上，他们既坚决反对满族政权的入侵，又对理学传统充满怀疑。反清则渴望恢复汉族统治，怀疑理学又必然走到批判封建君权的新路上去。加上他们全是些不可多得的大学者，更使这些矛盾在他们著作中得到强力而深刻的反映。

三是启蒙思想和传统理学的矛盾。宋明以降，理学渐渐居于统治地位。

宋代儒学虽称新儒，却没有将旧的儒学引向自由，而是将其导向理义修养。加上历代统治者的参与，其利益小，其害益大。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如春笋激发，对旧有文化形成冲击；外来传教士带来的资本主义新文化，对旧有传统更是冲击。但理学根深蒂固，加上统治阶层的扶植提倡，打破它的统治地位谈何容易。然而发展到明末清初，旧的理学势力已呈土崩瓦解之势，难于恢复昔日景象。心学虽然也是理学的一支，但它又有某种异端性质，既在发展，又在破坏，既在补充，又在瓦解。心学在王阳明时代还算大节未失，到了李贽，已然面目全非。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时代，则形成对宋明理学全面清算的局面。清代学术，理学地位不高，虽然统治者死死抱住旧说不放，但终于"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四是西方近代文明与东方旧有文明的矛盾。这矛盾此时已见门楣，并将很快成为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从统治者那一面看，此时不过是隐隐之痛，曾几何时，便会酿成心腹大患。

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在于亲科学，远宗教，去神性，通人性。西方的启蒙运动，则以牛顿力学为基石，对旧的神学理论予以全面的批评与清算，并且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终于打碎神的统治，迎来人的时代。尽管所谓人的时代，终不过是资本主义时代而已。

中国古来神学传统有限。中国虽非无神论国家，但宗教地位始终不高。神权不及皇权，神仙不及皇帝。中国神学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经典。所以，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必然首先批判神学，而中国的思想转轨和新兴文明的兴起，必自批判理学始。在这个意义上，也唯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称自明末清初以来的思想发展也是一种启蒙行为。

鸦片战争之前，清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大转变；第二阶段则是乾嘉以来以朴学为特色的文化复兴。但乾嘉时期的思想文化呈历史的畸形状态，一方面它是受压抑的结果，一方面也有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

清代统治者，特别是在清代初期，为着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惜大兴文字狱，以极其残酷的方式，镇压反对意见，以求政权巩固，天下安宁。大体说来，举凡朝代更迭，必有一段整合时期。但因为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个时期便变得更其漫长难耐和带有严酷性。清代的文字狱，虽有蛛丝马迹，但多属追风捕影，而且株连无辜，肆无忌惮。正是这种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使本来可能走向深入的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改变路头，从思想启蒙的大天地进入学术领域，但也从此使清王朝失去难得的历史机遇。王国维评清代学术，说：" 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 道咸后事，此时难预。但乾嘉由大转精，既有学问之精进之雅正，又用因压抑而委屈求全之无奈，虽无奈却有成绩如许。清代中叶的学术研究，至少在其外在表现形式上，是以考据为主。因为使用的方法朴素无华，故而又称朴学；因研究的对象是儒学经典和诸子百家之说，所以又称汉学。

乾、嘉时代的考据之学，始于顾炎武。顾亭林可说是清代朴学的前驱者。但形成流派，成其高潮，则在乾、嘉时代。朴学是清代学术的特色，又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中国自秦汉以来，有一代，必有一代之学；有一学，必有一学之旨。汉代以经学为旨，魏晋以玄学为要，隋唐以禅学为显，宋明以理学为本。或说，汉代重训诂，宋代重理义，清代重考据，成为中国传统学养的三大要津。清代朴学，不但成就突出，而且流派众多，著述更多。其对古代经典的研究之深之细之详之精，都是前代学人所不能比拟的。

但是，它的缺陷也在此。它虽精而不大。因它陷于繁难的考据之中，缺少明末清初思想家的那种高屋建瓴，从头做起的大家风范，更缺少他们那种敢于怀疑经典，质对前贤的无畏精神。他们固已进入学术深层，不肯轻易发表无据之见，亦与社会少有接触。他们之中虽有许多学界精华，却不能成为思想巨匠。他们既为考据所迷，又为考据所累，因考据而多有作为，又因考据而难有作为。虽然他们的学养堪称精审平实，无微不至，但论其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影响，则不但不能和西方同期的思想人物相比，亦不能和中国先秦时代的各大思想宗师相比，甚至不能和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相比。他们兴盛一时，但热得快，冷得也快。鸦片战争的大炮一响，便有新人出来，取代了他们的历史地位。

但是考据虽然意在学术，其意义却未止于学术；其效果虽近乎批判，却又未及于批判。在西方，启蒙人物对神学传统的批判中，也有考据一项，即考证神学经典的发展缘由，真伪变化，这种考据本身，已经等于以学术手段打破人们对经书的迷信。清代的考据，主要是对诸子百家和儒学经典进行文章、文字、文意的考证和清理。虽然在主观方面，意在使儒学典籍更易理解，而其客观效果，同样带有把儒学经典降为纯粹学术文章的意义在内。考据也是批判，虽不一定雨暴风狂，却近乎于釜底抽薪。

清代中叶之前的这段历史中，既有许多著名的思想人物和学术人物，也有不少新的学派和学术集群。王、顾、黄自是一代宗师，影响深远；颜元、李塨亦称一代学人，且有诸多共识。进入乾嘉时代，又有戴震、汪中，洪亮吉、焦循、阮元各领风骚一段，还有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特别贡献的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崔述和卓而不群的章学诚。他们治学方法有差，但治学成绩斐然。他们治学特色不同，但反驳和批评理学的主旨相近。到了道光时期的龚自珍，终于因为理学大势已去，新学兴盛在即，而写下朴学发展的最末一笔。旧日江山从兹去，不拘一格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