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骗不死人（十二）
般若寺正式开始营业了，这在当时的三湘地区，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
开业典礼之后，各项弘法经营活动陆续展开。
一般情况下，万事开头难，但般若寺并没有出现那样的情况，他们一开始生意就好得一塌糊涂。
相比较慧思的开业仪式，他头天晚上施法治水更富有传奇色彩，几乎很快就在衡山镇传开了，接着是衡阳、长沙乃至传遍了整个三湘地区。仅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坊间就出现了六个版本以上的慧思传记和不计其数关于慧思的文章和评论，而且销量极好，致使长沙的纸张价钱一时间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以上，比西晋那位左思写完《三都赋》造成的洛阳纸贵毫不逊色。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所以，传播保存文字的载体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石头、甲骨，到伟大的青铜器，都是刻刀时代的载体；然后是竹简、木牍、缣帛这些个载体启动了毛笔时代（具体什么时候转的也很难说），直到最晚东汉纸张的发明，让毛笔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有特色的文化象征。
晚清以后出现的硬笔、甚至今天我们在电脑前敲打的键盘，似乎还远远达不到硬笔时代或者键盘时代的说法。硬笔同样是写在纸上的，写法和毛笔基本没有什么明确的差距，（谁要不会几下毛笔字，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化人，）大体只能算毛笔的变种或者经济适用版；而键盘敲出来的东西，虽然也能在电脑中看到，但大部分人们还是愿意在纸质的书籍去看的，尤其是官员，他们一直只在纸张上阅读和批复文件，让无数的信息化无纸办公系统沦为低端工具。
从不能脱离纸张这个角度说，所谓的信息时代，其实还远远没有真正到来。
硬笔和键盘，尤其是现在电脑中的复制和粘贴，让书写的难度大为降低，搞得现在的人们动不动就要写书，动不动就千言万语，使用纸张也就越来越狠。我总是把这类人称为“纸老虎”。但我们都知道，不管什么东西，一旦多了，精度总是持续下降。
虽然我本人也算个不大不小的“纸老虎”（但主要是因为公务），但考虑造纸都是用树木，用纸过度终究和前些年风起云涌的植树造林环保活动有悖，所以我还是劝诫过各类“纸老虎”的，有诗为证：
白纸写他三五筐。
尚无一字有光芒。
打磨有待千千遍，
少伤树者早登堂。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有两项和纸有关，一个是东汉蔡伦的造纸术，一个是北宋毕昇的活字印刷术。
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在绝大部分人心目中一直是个正面形象，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厮是个阉人，而且是个非常成功的阉人。我曾经把司马迁、蔡伦以及郑和命名为历史上最成功的三大阉人，而在这三人中，蔡伦名列第一。就是这个家伙，是开创中国历史上宦官干政先河的核心人物（他对这件事情的得意程度肯定远远高过发明造纸术）。我说蔡伦在三大阉人中名列第一是有道理的。经常胡说八道的司马迁虽然靠《史记》扬名，但仕途根本就不顺，当太史令是接老爹司马谈的班，成为有后代的阉人（算么？）却是得罪了皇帝，不能算是成功人士，不过是他被历史拔高评价了而已；郑和虽然勉强算得上成功人士，但靠皇帝发小身份起家的他，虽然干出了后世喋喋不休夸赞的七下西洋，但终究不是朝廷重臣，对国家大事没有任何发言权；而毫无出身的蔡伦，却是自愿投入到太监这个极有前途的行业中去的（郑和则是幼年被进攻云南的明军所掳，强迫阉割而当的太监），他从小黄门干起，一直做到了中常侍（地位相当于九卿）、长乐太仆（用现代话解释就是长乐宫也就是太后的指定首席代理官），并且被封为龙庭侯。
当然，正面人物蔡伦的成长史却不那么正面。
蔡伦是东汉第二个皇帝汉明帝刘庄去世、第三个皇帝汉章帝刘旭即位那一年（永平十八年，也就是公元七十五年）进宫的，第二年（建初元年），因为聪明伶俐、读书识字，就做了小黄门（皇帝诸多小秘书）之一，后因为工作出色，接连被提升为大黄门（工作秘书）、黄门侍郎（秘书局局长）。
汉章帝的正宫窦皇后没有儿子，一开始定的太子是宋贵人儿子刘庆。控制欲望极强的窦皇后对这个局面极不满意，就在建初七年前后，连续动作：先是指使蔡伦一干人等诬告宋贵人，致使宋贵人死，太子刘庆被贬；接着弄死了养子刘肇的生母梁贵人以及她的整个家族，对当时只有四岁的刘肇谎称他是自己亲生的；最后立了刘肇为太子。
公元八十八年，十岁的汉和帝刘肇即位（年号永元）。执政的是他的养母窦太后（汉朝的窦太后似乎都蛮厉害）。窦太后执政以后，在让他的娘家人全面占据朝廷要位的同时，大肆培植宫内势力。她大力提升太监的参政议政权，从刘肇四岁就开始陪伴他的蔡伦、郑众等被提拔为中常侍，俸禄两千石。中常侍这个官职，本来是个虚职，就是皇帝身边高级顾问的角色。太后掌权，这个角色只能是太监当了，那么，中常侍就从过去顾得上才问变成了只顾着问了，成为国家机密大事的参与者甚至主导者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宦官干政的滥觞。
永元四年，也就是公元九十二年，十四岁的汉和帝依靠郑众和前废太子刘庆甚至可能包括阴丽华、邓禹的后代等力量干掉了窦太后的弟弟窦宪（这个人很了不起，后面要说到的）及其族人，成功地夺回政权。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上没有蔡伦行动的记载，但考虑他同太后、皇帝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不知道是绝对不可能的，参与反倒是应该的。从永元九年窦太后去世，梁贵人身份昭示之后，当初窦太后之外的首恶蔡伦仍然身居高位的情况，我料定：在永元四年的时候，汉和帝就应该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了，他虽然非常感激窦太后的抚养之恩（他的谥号是孝和，这个和字，谥法云：不刚不柔曰和，恐怕就因为他没处理已无反抗能力的窦太后），但对不是自己亲舅舅的窦宪诸人自然不会客气，而能够及时改换门庭的蔡伦是肯定要将功折罪的。但跟杀母之仇相关的罪该用多大的功来折呢？所以我认为，永元四年宫廷斗争内廷方面的主持人实际是蔡伦，首先，他想办法把他从梁贵人之死的事件中摘了出来（说跟他没关，打死都不信），竭力把自己跟梁贵人之死从直接相关变成间接相关甚至是无意识过错，从而取得汉和帝的谅解和信任；接着他使劲麻痹窦太后一党，让窦氏集团毫无察觉危险局面的来临，还在欣慰皇帝的老实本分和蔡伦的忠心耿耿；与此同时，蔡伦让当时实际地位还不如自己的郑众出入宫廷，联络刘庆和邓氏集团，终于一举成功，以谋逆之罪灭了窦氏外戚集团；最后，蔡伦把首功让给了郑众，郑众再升一级，成为相当于内务总理的太长秋（长秋宫是皇后寝宫），并且封了侯，蔡伦自己退为宦官之中的二号人物，终于算是把罪给折完了。
光武帝刘秀的第二个皇后阴丽华的曾侄孙女那一年进皇宫当了贵人，郑众蔡伦等自然和老阴家关系极好。四年后，郑众奏请立后，东汉第二次出现了阴皇后，同时，阴皇后的亲姨妈也是邓禹的孙女邓绥（比刘肇小两岁，比阴皇后小一岁，实际上，邓绥的母亲还是阴丽华的堂侄女）也进宫当了贵人。相比较郑众的相对低调老实，蔡伦一直就不安分，他觉得这个邓贵人是个人物，就暗地里死心塌地支持邓绥，很快，皇帝极度宠幸邓贵人，让阴皇后大吃其醋，搞得宫内鸡飞狗跳。永元十四年，汉和帝废阴皇后，立邓绥为皇后。这件事情里，毫无疑问，功劳第一的自然是蔡伦。
三年后，汉和帝改元元兴，也就是那年年底，二十七岁的汉和帝病死。也许是过于重用宦官的缘故，刘肇实际上可能无后。唯一活了些年头的孩子刘胜（不是刘备祖宗的那个）长期病恹恹的，不可能做皇帝。而在汉和帝死之前，邓皇后忽然说她和皇帝生有个孩子寄养在宫外（可疑得狠），就把刘隆给抱了回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登基年纪最小、寿命最短的皇帝汉殇帝。
刘隆登基的那一天刚好出生一百天，邓太后抱着刘隆，在蔡伦的搀扶下，出席了在金銮殿举行的史上最牛百日庆典，改元延平，顺便宣称自己也就是邓太后从现在起临朝称制，据说还用了皇帝“朕”来自称。八个月之后，和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同名的汉殇帝崩。
这回麻烦比较大，刘胜已经是平原王，肯定不能再上了（这个也难说，后来就有以迎立刘胜为由头的谋逆发生），皇帝又没有其他的儿子，于是，前太子刘庆的儿子，十三岁的刘祜就成了这个幸运儿，这就是汉安帝。
汉安帝即位，改元元初，当然朝政依然是雄才大略的邓太后把持。而且一把持就是十六年不肯归政，并且谁要说归就杀谁，直到她死去，（邓太后的事情这里就不多谈了）。在这个期间，蔡伦依然还是太后的宠臣和皇帝早期的伴当，和双方的关系都很不错，所以先是封了侯，后来还当了长乐太仆。
终于，二十九岁的汉安帝刘祜等来了邓太后归政—太后归天了，郁闷了最少有十几年的刘祜几乎对与邓太后有关的任何人都厌恶之至，于是，相对安分的外戚邓氏几乎全军覆没。作为邓太后近臣的蔡伦，虽然在刘祜当皇帝这件事上出过大力（蔡伦和刘庆可是搞掉窦氏的生死之交，而蔡伦又是邓太后的首席谋士），当皇帝后也是尽心扶持（计划中的新主子嘛），但同样没什么好果子吃，当然，他的罪名却还是开始那本老账—蔡伦帮窦太后搞掉了刘祜亲奶奶的性命和父亲的皇位。侍奉了四位少帝、两位专权太后的蔡伦选择了自杀结束自己辉煌发达、富有传奇但有可能稍带肮脏的一生。而搞掉了对自己有大恩的蔡伦的汉安帝，也在三年后死去了。
刚才还提到邓禹和云台二十八将，实际上，邓禹是云台二十八将之首，而刘隆仅排名十六。所谓云台二十八将，是东汉明帝刘庄搞的一个秀，号称为了追忆光武帝刘秀麾下那批助其统一天下、重兴汉室的开国大将，就按照二十八宿的数目，精心挑选了二十八个人，在洛阳南宫的云台给他们绘上画像，史称云台二十八将。后世传说这二十八个人就是天上的二十八宿下凡。
我们得再次说说这个二十八宿。二十八宿最早是用于天文学的，中国的古人们夜观天象，选择了二十八个星官（一个、几个甚至几十个恒星的组合体合称为星官）作为观测坐标，这二十八个星官一般说来大约就分布在天球赤道和黄道带这个区域一带。
所谓天球赤道，就是地球赤道平面在天球上的投影，而黄道带是指天球上黄道南北两边各八到九度宽的环形区域，黄道则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与天球相交的大圆，基本也就是太阳周年视运动在天球上的路径。
天文学的这些个东西实在复杂，要不我们换换说法，简单解释一下。
我们知道，在哥白尼以前，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们就把宇宙想象成和地球同心的无限大的圆，所有的天体都附着在这个圆球上，好了，这个想象中的圆球就是天球。为了理解方便，我们有时得把这个球再想象成一个纸张般的平面，认为所有的天体都平面布置在这个纸面上。（晕吧？！）
赤道是地球的南北分界线，那么，天球的南北分界线也就延着地球赤道垂直向天空无限扩展，这个就是天球赤道，也叫天赤道。
黄道的问题要复杂一些。首先，从地球上看，太阳每天从东到西，（这是由于地球自转引起的），路线似乎差不多，但仔细一对照，差别其实还蛮大，尤其是以那些据说不动的恒星群作为参照物。实际上，由于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使得地球上的人看起来是太阳每年从西到东在恒星群中溜达了一圈，人们就把这个叫做太阳周年运动，后来由于地心说的崩溃，这个词就被修订为太阳周年视运动，而太阳移动的这个路线便是黄道（太阳一直是个大神，他经过的地方自然金碧辉煌，故名黄道）。换句话说，黄道就是以地球为中心，太阳每年绕地球所经过的轨迹。天文学家为了忽悠人，就搞了个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与天球相交的大圆的说法，一会日心，一会地心，搞得人家云里雾里的。
黄道和天赤道相交，并成二十三度二十六分的角，那两个交点就是春分点和秋分点。
除了太阳以外，月亮和其他的一些主要大行星视运动的轨迹也离得不是太远，于是，人们就在那条虚拟的黄道线两边扩展个八到九度，把那些个轨迹都包罗在内，这个区域就叫做黄道带。
可能是巴比伦人最早把绕天球一周的黄道或者黄道带等分为十二份，这个就是著名的黄道十二宫。而巴比伦人搞那个东西的时候，正好每一宫里有一个星座，它们分别是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天枰、天蝎、人马、魔蝎、宝瓶、双鱼。希腊神话和西方星相学就在这十二个星座上发展出无数的玩意来，也毫不顾忌由于岁差（这个以后再说）的原因，今天黄道十二宫的位置已经和那些星座有了不小的差距。
而我们国家对应的搞法通常来说要比巴比伦人要晚一些，我们的名称有些逗，叫十二次，而且我们似乎一开始就把黄道和天球赤道那一带都包括进去了，开头有可能不是等分的，后来慢慢变成绝对等分，自西向东的十二次名称依次是：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谈论黄道的问题，主要是为了下面和以后说明二十八宿的问题做些铺垫。关于二十八宿来历等等话题，争论和争论点一直就很多，比如：二十八宿的划分依据真的是因为月躔？它们到底是沿黄道还是天球赤道？这个体系是国产还是外来？大体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还有很多很多问题，就这些个问题，成就几十上百个天文学家或者教授什么的似乎没有任何问题。
（所谓月躔，其实就是月亮在天球上运转一周—称作月亮恒星周期或恒星月—的线路，也就是月亮的视运动线路，通常，我们叫它白道。白道和黄道比较接近，自然和天球赤道有夹角。月躔这个名字来自《吕氏春秋》，说因月躔周期为二十八天—实际只有二十七天多一点—故有二十八宿。）
由于我肯定不想靠这个话题去干个天文学家或者教授什么的（前面说过我每次夜观天象就头晕脑胀），所以不准备和任何人争论，只说我的意见，（甚至这个意见和我前面说的可能就是冲突的）。
二十八宿体系不是一次性形成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才定型，但它自开始就基本具备了最终的主体结构。这个主体结构就是我们多次提到是四象。
第一个为比较日、月甚至还包括金木水火土五星的位置而搞出二十八宿或者类似二十八宿体系的人，似乎应该是某一任炎帝或者他的臣子（是神农本人的可能性比较小，但不是没有）。他们这么干实际是为了搞好农业。
虽然我们长期不带黄帝之前的那些伟大的人们玩，但天文历法确实很有可能是从炎帝他们那个时期或者更早搞出来的。他们干了一天的农活或者狩猎、渔业，晚上又没有娱乐活动和学习任务，甚至连电视都没得看，就只好每天天黑到晚上前对着南中天发呆，他们发现，天上的星星位置并不每天晚上都一样，但隔一段时间又似乎一样。炎帝他们（先这么说着）那个时候经过细致的观察，发现只有只有在某些个情况下，才是最有利于春耕播种的。于是，在春天的那段时间，他们会更细致地观察天空，并以那个时候看到的天象作为基点来记录天象的变化，他们把初春黄昏的星空分为四方，并寻到鸟、火、虚、昴四星作为四方的中心，（这就是四象的开始，）然后他们结合日、月、五星以及其他星系的运行开始制定包括年、月、日、四季、二十四节气等等方面内容的历法（详细的情况以后再说）。于是，天文和历法这两门极高端的学科从那个时候就在那些家族口传心授、世代遗传中懵里懵懂的开始了。
（很多人对此表示不可理解，认为那该是多么浩大的工作量，伏羲、炎帝甚至到黄帝那个时候的古人肯定无法完成，这样认为似乎过于小瞧了坚持和专注的力量，要知道，当一个或一群人专注于某件事情并长期坚持，他或他们没有失败的理由和机会。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事情的不那么成功，是因为我们有多种成功的可能而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或者经受不住越来越多的诱惑。）
而黄帝则可能比较系统的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并付诸文字，而且逐步从单独的农业应用转为以农业为主但兼顾政治军事甚至各方各面，而主管此事的则是我们开始提到的最早上衡山的火神祝融。（火与天文的问题，我们回头再论。）
在炎帝、黄帝和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帝王工作范围内，天文历法都是名义上的第一大事。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帝王，必须管天的事情，却几乎可以不用管天以外的事情，夜观天象则变成了皇家专用品，只能由帝王甚至帝王指派的人去看去说明，而那些懂得天文历法的巫师，则往往充当帝师的高位，（而这些人，才是道教也可能是儒教的前身，只可惜他们的后代过于没有出息，才把他们最重要的业务给缩小了），而商朝的帝王甚至直接做了传天数者，成为天命的代言人兼人间的管理者。这些人不断扩展、不断完善这个体系，大致在西周早期、商末甚至更早一些的时候，二十八宿甚至三垣四象基本成型。在周以及之后的春秋战国和秦汉那段道教还没有正式设立的期间，天命的问题不好说，但其他包含天文、历法、宗教、文学、占卜、算卦、风水、择吉等等在内的三桓、四象、五行、八卦、二十八宿术数系列就已经整得风起云涌、气象万千了，等到中华道教无限公司正式设立，二十八宿就慢慢成为道教乃至中华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地标。
先到这里。
实际上，所谓二十八宿，就是把连续通过南中天的恒星分为四组二十八群，开始，人们根据它们的出没和中天时刻以定四时，为农业服务。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涉及到，这四组也就是所谓四灵或四象各占一方，而每一方又分为七组，是为宿，并各以“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这二十八个字来命名。
而后，四象二十八宿逐步神化，青龙、玄武、白虎、朱雀分别成为孟章神君、执明神君、监兵神君、陵光神君等四方护卫神（玄武大帝后来升官则另有故事，回头再说），而二十八宿则分别加上七曜（五大行星和日月）和一种动物成了三个字的全名，它们分别是：角木蛟、亢金龙、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獝、奎木狼、娄金狗、胃土彘、昴日鸡、毕月乌、觜火猴、参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
再后来，随着道教的不断发展，二十八宿似乎越来越厉害，虽然那三个字的名字不动了，但人们又给每一宿添了个星君名字，和四方护卫神一并成为神仙，并有各自不同的主管范围，它们分别是：
（青龙）角宿天门星君角木蛟、亢宿庭庭星君亢金龙、氐宿天府星君氐土貉、房宿天驷星君房日兔、心宿天王星君心月狐、尾宿天鸡星君尾火虎、箕宿天律星君箕水豹；
（玄武）斗宿天庙星君斗木獬、牛宿天机星君牛金牛、女宿天女星君女土蝠、虚宿天卿星君虚日鼠、危宿天钱星君危月燕、室宿天廪星君室火猪、壁宿天市星君壁水獝；
（白虎）奎宿天将星君奎木狼、娄宿天狱星君娄金狗、胃宿天仓星君胃土彘、昂宿天目星君昴日鸡、毕宿天耳星君毕月乌、觜宿天屏星君觜火猴、参宿天水星君参水猿；
（朱雀）井宿天井星君井木犴、鬼宿天匮星君鬼金羊、柳宿天厨星君柳土獐、星宿天库星君星日马、张宿天秤星君张月鹿、翼宿天都星君翼火蛇、轸宿天街星君轸水蚓。
当然，等到后来真武信仰风行之后，道家的这笔账似乎更没法算了，本来四灵之一的执明神君单独拉出来升官成了帝王，把其他三灵远远甩在一边；而原本西方七宿组成的玄武居然分成龟蛇两大将，变为荡魔天尊真武大帝的护卫大将；再加上四象和二十八宿同为星君，实在是乱得一塌糊涂，故曾打油曰：
龟蛇为将卫尊神。
玄武谁年到北辰。
二十八星环七曜，
何劳四象别王臣。
在二十八宿的发展过程中，云台二十八将和二十八宿的对应是产生过巨大的相互推动作用的，他们的对照关系是：
太傅高密侯邓禹对应角木蛟、大司马广平侯吴汉对应亢金龙、左将军胶东侯贾复对应氐土貉、建威大将军耿弇对应房日兔、执金吾雍奴侯寇恂对应心月狐、征南大将军舞阳侯岑彭对应尾火虎、征西大将军夏阳侯冯异对应箕水豹；建义大将军鬲侯朱祐对应斗木獬、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对应牛金牛、骠骑大将军栎阳侯景丹对应女土蝠、虎牙大将军安平侯盖延对应虚日鼠、卫尉安成侯铫期对应危月燕、东郡太守东光侯耿纯对应室火猪、城门校尉朗陵侯臧宫对应壁水獝；捕虏将军杨虚侯马武对应奎木狼、骠骑将军慎侯刘隆对应娄金狗、中山太守全椒侯马成对应胃土彘、河南尹阜成侯王梁对应昴日鸡、琅邪太守祝阿侯陈俊对应毕月乌、骠骑大将军参蘧侯杜茂对应觜火猴、积弩将军昆阳侯傅俊对应参水猿；左曹合肥侯坚镡对应井木犴、上谷太守淮陵侯王霸对应鬼金羊、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对应柳土獐、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对应星日马、右将军槐里侯万脩对应张月鹿、太常灵寿侯邳彤对应翼火蛇、骁骑将军昌成侯刘植对应轸水蚓。
刘庄这么一搞，弄得后来的人们总动不动就把一些人物变成了二十八宿，但都不是太成气候，和天象中二十八宿赫赫威名的身份完全不配。就连姜子牙的封神榜里，这二十八个星君封的都是一些小人物，似乎都没折腾出什么大浪来。
而《水浒》则更为过分，辽国统军元帅兀颜光麾下的那个什么二十八星宿将军，虽然也跟二十八宿对应了的，但居然就让梁山泊里一百单八将大获全胜并且全数去征讨方腊了。我想，方腊手下那些没什么来历的明教将领，就可以把来自北斗丛星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干掉了七十来个，加上死的、跑的，宋江手下都够不上二十八宿这个数目了。所以，再怎么惨，二十八宿出场完全可以和天罡地煞杀得个不亦乐乎（按照道教的说法，他们实际上经常联手，而且二十八宿位置在前），怎么都不至于搞成一边倒的二十八比零出现这种局面，我总觉得一方面是作者（施耐庵或者罗贯中）在拍当朝马屁，毕竟，明朝跟明教有着莫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作者的神学和天文知识具有严重的缺陷（他的地理也非常不好，小说里就经常搞错地方、线路和远近），完全搞不清二十八宿的地位。
说到蔡伦发明造纸术，是根据《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来的，但这个有些误差。实际上，在西汉后期到东汉早期，最原始的造纸术（用麻和石灰水等做原料）已经出现，纸张已经作为竹简、缣帛之类的一种补充替代品了（这个在《后汉书》里同样能够找到证据），但产量太少，质量奇差。蔡伦在兼任尚方令期间，改进了造纸的工艺，并于元兴元年也就是公元一百零五年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可大量制造的优质纸（后世称蔡侯纸）进献给汉和帝和邓皇后。于是，纸张迅速取代了过去所有类型的文字载体，得到大规模广泛应用，纸质书籍使中国文明得到了迅猛发展。
蔡伦改进的造纸术，大体是捣碎树皮等原料，加入草木灰等蒸煮后，置于向阳处日晒雨淋并不断翻覆，等树皮自然变白后再碾碎、浸泡、发酵、打浆，加入树糊调和成浆，最后用抄纸器将捣好的纸浆抄成纸张，晒干后就可以使用了。
这个工艺流程至今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动。
蔡伦确实不是一般的聪明和勤奋，作为一个优秀的权谋家，在终日关心国家大事、内廷大事和皇家大事的同时，还保持了自己的业余爱好，并且让业余爱好促进了他的主业。蔡伦是个喜欢折腾小玩意的人，鬼点子特多，搁在现在就是个工科男，所以他一直兼任着专门制造刀剑等各种宫廷御用器具的尚方主官，只有太后和皇帝不需要，就整日呆在尚方里，并且亲自上手参与科研创新、研究试验等一系列折腾活动。他参与制造的刀剑、器械，莫不精工坚密，在很多年以后都是经典产品和效仿的榜样，东汉的军事力量也因为蔡伦得到较大提升。
当了，除了刀剑意外，但凡太后、皇帝喜欢的东西，蔡伦都琢磨着制造出来。蔡伦对造纸术的改进，其动因就是因为喜欢文史和纸墨等文化用品的邓绥有意找一些人整理一批经史书籍。当然，不管蔡伦当时的目的有多龌龊，这个“发明”终究是伟大得一塌糊涂的。
旷古之功德，
或因谋稻粱。
当知蔡侯纸，
只许邓娘娘。
探究本源很多时候没有任何意义。
相比较而言，另外一位大发明家毕昇的问题就简单得多了，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什么风云人物，关于他的历史记载，就只有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的一段：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时间、人物、事件，倒也干净利索，可为范本，但确实过于干净利索了，也就没多少东西好发掘了。）
（然后就非常细致的津津乐道于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的相关技术和流程）。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而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不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
（最后，沈括证据确凿的写下：）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实际上，这是唯一关于毕昇的记载，很久以来，他的身世、经历无人知晓，甚至不知道这斯到底是哪里人。只是因为沈括是杭州人，沈括的侄子拿到了那批胶泥活字的实物，猜想毕昇大概也是杭州一带的人。当然，也有人认为也有可能只是个外地的农民工（最多是个包工头），来到出版业发达的杭州当了个印刷雕刻工程师，还有人从历来钱塘富庶的情况推测毕昇更有可能是勤劳的安徽人。
你还别说，关于籍贯的问题，基本上可以算真蒙对了。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年，在我老家湖北英山的一个叫草盘镇毕家坳的地方，有人从一个农民的菜地里发现了一块碑（也有说那碑干脆就在人家的猪圈里）。那是一块较为寒碜的普通古代墓碑，有着较为明显的宋元特征，大部分碑文清晰可辨，肯定是某个毕昇的子孙两辈给毕昇两口子合葬而立的碑，立碑时间为某某四年二月初七日，那两个看不清楚的字尤为关键，却不知道被谁给毁了。人们为此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第一个后来终于可以确认是个“皇”（并且认为早先的人毁掉这两个字就跟这个皇有关—似乎也很牵强），而宋元以皇字开头的就只有北宋的皇祐和元代的皇庆了。由于皇祐紧接着庆历，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和沈括提到的毕昇条件符合，所以，初步认定这个毕昇墓碑就是发明活字印刷术那个毕昇的墓碑了。
（在北宋年间，英山草盘一带属于淮南路蕲州蕲水直河乡，应该算是安徽的范围。而英山这个名字的来历大抵是因为春秋时期有个叫英国的小国，并且有座山就叫英山—也有说当地大多是山故叫英山。当然，也有人说跟西汉名将、葬在封地英山的英布有关，但似乎理由更不那么充分。实际上，春秋时候的英国，比起欧洲那个唤作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英国要来得早和雅正许多，我经常把古英国解读为“开满鲜花的地方”。）
关于此毕昇是否就是彼毕昇，其实还是有争议和不确定性的，（连我都觉得此结论略牵强），但英山县里的一批文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找了包括毕氏族谱等资料，多次召开毕昇研讨会。终于于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五年底，在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编辑学会、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英山县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召开的最后一次毕昇研讨会上，来自全国文物界、考古界、印刷界、史学界的二十多位专家、教授折腾了三天（据说是吵了三天大架），得出了官方的结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系淮南路蕲州（英山）人士，为当地毕姓大族中人（据说后代中还有当过明朝宰相的毕翰儒，但我没从明史中查到），卒于皇祐三年也就是公元一千零五十一年（因有老人客死他乡后在家停柩数月入葬的丧葬习俗，故碑是次年才立的）。
当我不久之后回到老家，意外地发现这个曾经熟悉的地方竟有些陌生感，似乎突然都跟毕昇挂上了钩，最宽的路叫毕昇大道，最大的广场叫毕昇广场，最好的学校叫毕昇中学、毕昇小学，还弄了些个毕昇森林公园、毕昇纪念馆、毕昇雕像等等，还有一些更小的东西比如火锅底料什么的也都以毕昇、毕府二字冠名，搞得我都想建议门口小摊卖卤鸡蛋的大妈也找人写个“毕昇卤蛋”的招牌摆上。
当然，关于毕昇的争论还有，主要是中国和老外干。韩国人说活字印刷是他们发明的，还有实物为证；德国人说活字印刷机器是他们的古登堡发明的，对人类贡献更大。
其实，这些似乎也没多重要。毕竟，当那些个对人类文明起到重要作用的工程、发明或者别的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事者肯定没考虑过那么多历史意义。就象毕昇，也许只想少干些活（似乎并不成功），就象蔡伦，只想讨邓绥的欢心。
历史，往往既不需要道德也不需要真理。
有一年，县里的朋友让我张罗一些关于毕昇的诗，我还是欣然从命了，找了一些朋友搞了一些作品，其中有一些相当不错。（更为奇妙的是两位大名鼎鼎的美女居然在这个题材上严重撞车了，开篇都从仓颉造字搞出什么天雨粟、鬼夜哭的重大事故开始，语句也基本一样。幸好还没有公开，我赶紧让其中的一位进行了调整）。而我自己的是这样的：
七律—怀毕升
吾乡名早称英国，惜嬗江淮一积尘。
山好卧云朱雀匿，雨初沾草睿光粼。
胶泥术使书途蔓，济世功非麟阁人。
曾信碑寒难误志，侏儒粟久渐因循。
刚才提到《三都赋》，实际上，这个《三都赋》恐怕是中国文学史上知道人最多而读过的人最少的一篇作品。当然，我还是粗粗阅读了几遍原文的，但总是被那些华丽辞藻搞得头晕目眩而不得不放弃细究一番的念头。因此，我大抵有些自责自己的浮躁。
关于浮躁这件事情，我小的时候是深恶痛绝却总是情不自禁。年纪大了心思倒没那么紧，是个典型的骑墙派，觉得很多事情浮躁也就浮躁一点了，没什么大关系。所以我这样打油自嘲：
每逢盘点略情伤。
却笑当初未上墙。
自古文章忌浮躁，
而今浮躁尽文章。
我之对《三都赋》不细究，还有个原因，就是这个《三都赋》的出名，我认为终究还是一次成功的炒作。
《三都赋》的作者名叫左思，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是个发育不良的小矮子，而且长得挺难看，一副傻傻呆呆的样子，最关键的是，这个左思居然还有些结巴，形象实在不佳。在那个帅哥横行的时代，左思这样的一个货色，要想成功还真不容易，当时又没有相声、戏剧、电影等娱乐节目，不然做个丑星混个名声也是不错的。
据说，左思的老子尤其不待见这个孩子，常常后悔生下这么个玩意，看到他就生气，天天恶语相讥，整得左思相当不爽。
但我一直认为这个说法恐怕有些问题。
左思家里实际没什么根基，自然称不得什么世家，顶多也就是算个书香门第。左思的爷爷那辈啥都不是，但他老子左熹是个人物，从小吏起家，升迁很快，后来还干到殿中侍御史、太原相、弋阳太守之类的中高级干部；左思的妹妹左棻甚至被左熹鼓捣着晋武帝司马炎招进了宫里，并先后当了修仪和贵嫔。（实际上，左棻干的是左贵嫔，基本就是后宫的二把手。）
说到这个左棻，其实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我们通常认为她是中国比较早（有人说是第一个，但可能不靠谱）记录在册的女诗人。但非常遗憾，左棻还是遵照了才女不是美女的惯例。姿容丑陋、体弱多病的左棻在宫里呆了将近三十年，以才德闻名并得到司马炎的赏识，司马炎虽然可能没有临幸的兴趣，不过但凡有空就去她那里坐坐，和她谈诗论赋，谈天说地，并且让左棻充当了后宫第一名笔，只要有个稍微正规的活动，就必须左棻出马写上一段发布出来。哪怕司马炎死后，左棻的才女地位依然不变，仍然在宫里安安稳稳呆了十年。
这么丑的女儿都被左熹推销出去了，还推销得这么好，儿子肯定更重要，当然不会随便就放弃的。
前面说过，长得太漂亮小成易、大成难，这回再加一段：人一旦长得不漂亮，恐怕只能是不求小成求大成了。
左思走的就是这条路，左熹和左思的目标很明确：要大成。
和聪明绝顶的妹妹情况不一样（一个人能够在宫里长盛不衰三十年，仅仅靠文才自然是不够的，聪明绝顶是最起码的要求），左思虽然长得难看，但似乎并不聪明，小时候被父亲逼着练过书法，画过画，弹过琴，（怎么跟现在的小孩一样？）但怎么看都是成不了气候的样子，只好逐一放弃。
说过了，左思是个难看的结巴小矬子，这样的材质就算当和尚道士（左思还真学过阴阳之术，甚至是最早发现能够学好的东西）也让别人难以产生亲和感和信任感，恐怕也不大好骗人；投军肯定力气不够，估计还没当上班长（伍长）就得先当了炮灰，自然是不能考虑的；想直接当将军吧，左熹让他苦读兵书，谁知道左思一看地图就头大，并且完全没有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这么排除下来，左思唯一的途径就只有刻苦读书、用功写文章了。这样，方向问题也确定了。
左思选定了目标和方向，就意志坚定地实施，后来人们传说，在父亲的逼迫和激励下，他用了十几年时间读书打基础，然后又用了十几年写文章。在这二三十年期间，除了一次不那么成功的推销外，左思从来就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至都没有怎么出门用他的外貌吓过人或者满足一下大家的猎奇心理，（也有说招过砖头的）。
目标、方向其实都比较容易，而主题则是个难以搞定的大问题，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搞明白这个问题。
小时候听过一个著名的小笑话：说在美国的一个聚会上，有一个写了几百本书的家伙问一个女士写了多少书，那女士回答是一本，此人得意之下很是教训了那女士一番，最后很提携小辈的口气问了一下那本书的书名，女士回答曰《飘》，让此人的形象颇有些急切间偷吃煮鸡蛋的嫌疑。
第一次听这个笑话，人家说这是告诫大家要低调，不然就有可能吃瘪，还觉得特有道理。再后来就很怀疑，总是觉得未必如此，因为这个笑话是美国人发明的，而美国人似乎没几个人低调，更没人推崇低调。
（我从来就没仔细看过大名鼎鼎的《飘》，一目十行的乱翻了两回译本也根本就没觉得好，毕竟，那玩意是别人的语言。就算翻译的那家伙英语再好，依然搞不明白别人，自然就搞不明白别人的好，就更别提让别人明白别人的好。世界上所有的文化艺术都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很多时候并不会也不能和别人融合。）
所以，我认为，美国人创造这个笑话，很可能就是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当然，这个我也不确定）：为什么这个著作等身的家伙会吃瘪？我的答案是，这厮首先就没找对主题，毫无疑问，能写出几百本书的家伙，学问和水平肯定是超过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但他那几百本书都是一般畅销，说到底只是重复劳动，效果显然远远不如那本引起轰动的《飘》的。
这件事情说起来也没那么复杂（很多人往往就是想不明白简单的问题）。
前些年听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两个优秀的大学生同时毕业分配到一家著名省级医院，不多久，他们医院有个在全国都小有名气的大医师看上了他们，想收徒弟。其中一个认为是个机会，就感激涕零的答应了；另外一个却选择了放弃，而去干动刀子的活计，因为他觉得这个医院主刀的几位实力不强、年纪又有些大。五年以后，大医师在他的专业领域里名气愈发大了，作为他得意弟子的大学生混的相当不错，但和选择放弃的那一个就没法比了，因为人家凭着又快又准的刀法（还有眼光）已经贵为全省第一刀和国内二流名刀了。
你要想出人头地，硬本事一定是要的，还要找对主题、善于炒作，最后还要一些运气。实际上，我一直认为，《飘》的成功，本身绝对是个意外，玛格丽特不过是碰巧弄对了主题，又非常运气的被那个时代炒作成功的，和左思的处心积虑完全是两码事。
左思找主题可是花了大功夫，并为此专门进行过系列研究，最终选定的题目是关于都城的赋。
实际上，左思第一次推销并不那么成功。秦始八年也就是公元二百七十二年，因为左棻入宫，左思一家从淄博搬进了洛阳城，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人物的他带着花了一年功夫写的《齐都赋》准备闪亮登场了。但洛阳的水太深，左思这块小石头丢进来，不过起了个小泡泡，实在难以搞出什么了不得的动静。
秦始九年正月初一夜，大晋殿中侍御史左熹与洛阳左府偏厅主持召开了左氏文化专题研讨会，左氏全体文化工作者（三人）参加。会议听取了左思关于推广《齐都赋》的工作报告，与会代表深入剖析了洛阳乃至全国文化现状，就如何以左思的文章为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推广左氏文化产业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提出了大量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最后，大晋修仪、皇家著名才女、专家组组长左娘娘发表总结讲话并宣读专家组意见（具体意见略）。
会后，左氏三杰（这么说应该没有人有意见吧）分头行事，开始了这个长期战略发展纲要的具体实施团队运作。
东汉班固、张衡分别写过《两都赋》、《两京赋》这一类关于都城的赋，弄得名气不小，也似乎成了经典。而左家则认为这个所谓经典实际上并不怎么经典，起码，是可以下工夫就可以去超越的东西。这个是在会议纪要中明确了的。换句话讲，写都赋绝对是个好点子，关键是写哪个都。
作为都赋，毫无疑问，长安、洛阳绝对是个永恒的话题，但正因为永恒，难度也非常之大，不是左思这样的笨笨能够驾驭的，所以要另找题目。《齐都赋》的不成功，说明焦点没有找对，光有历史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现实主义精神。
那么，当时的局面是这样的：公元二百六十三年，蜀汉灭国；公元二百六十五年，司马炎逼曹魏退位而建立晋朝；公元二百六十九年，司马炎启动了预计用十年时间消灭东吴、统一中国庞大计划的前期工作，在这个阶段，还有什么比三国归晋这个政治课题还要吸引眼球的东西呢？
短短不满二十年期间，司马氏要灭掉分裂百年的三个政权，有秦始皇的前车之鉴在那里，采取强势管理一定是不行的，所以司马氏只能是采取怀柔、拉拢的手法，与各地门阀达成妥协，换句话讲，原来当官的统一后大体还是要当官的，最多也只能换换地方。司马氏想让国家安定，一定要把三国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以及其过去的许多东西弄明白，或者说，让所有的官员都弄明白，（毕竟原来只需要明白一部分）。
左思的那篇文章因此就被定名为《三都赋》，所谓《三都赋》，实际上是由《魏都赋》、《吴都赋》、《蜀都赋》三篇文章组成，以魏蜀吴三国的都城邺城（临漳）、益州（成都）、建康（南京）为名，大写三国的概况。
以经典的名义去媚时，实在是个精彩绝伦的办法。
（这些年经常听到《论语》中能找到明确支撑当今官员动辄在报告、发言、指示中喋喋不休多遍的时髦用语的句子，而《道德经》中不光包括这些东西，连自然科学的很多成果都在里面有明确表达，实在是诧异和佩服得一塌糊涂。）
其实，所谓经典，往往也是媚时的。
绝大多数文人都媚时，不过他们的东西难以成为经典，于是就以经典的名义去媚时，但能不能继续成为经典，则往往以它们媚时的成就决定。
刚才说过了，要成功，硬本事一定是要的。左思他们家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为了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功夫实在花得不小。左熹、左棻首先把左思运作去当了个公务员，职位是秘书郎，也就是国家图书馆管理员—和老子李耳当初的职位差不多的，关键是可以随时查阅史书典籍以及方志；为了核实蜀国的一些具体情况（还要为正在组稿的《三都赋》打广告），左思还很捧了一段时间蜀地著名学者、地理专家张载的臭脚，从张载那里搞到了不少过去蜀国的资料；为了收集东吴的资料，左熹还把自己运作成弋阳太守，（三国时期的弋阳郡跟当今江西上饶的弋阳可是两个概念，它大致在淮河上游以南、大别山北的潢川一带，在今天的信阳境内，慧思去湖南之前呆过的光山当时就属于弋阳郡），这个地方虽然和东吴较近，但不易形成战争，人可以走，军队不好走，是个理想的收集非战争情报的地方。利用这些典籍、情报，左思逐字逐句地写，就这样，很长时间以后，那篇《三都赋》终于被左思攒把出来了。
同其他的赋相比，《三都赋》最重要的写作特点就是无一字无来历，这个可比杜甫写诗强调这个厉害和早多了，而且他这个无一字无来历比老杜要求的还要严，在征信求实方面，左思近乎苛刻。准确一点讲，除了语言华丽之外，这厮写的根本就是一篇考证充分的地理人文科研论文。
这样一篇东西弄出来，离真正的成功还差得太远，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但人家左家早就安排好了，并有计划的实施着。
左熹、左棻可没闲着，左思闭门写文章，他的信息却似乎一直没在文坛中消失过，断断续续有一些署名左思的隐逸、清高一类的诗在流传，评价也都不错；还有的时候，左棻和哥哥之间的亲情问答诗也在宫里宫外传抄；最关键的是，洛阳文坛一直流传着大才女左贵嫔的哥哥正在闭门谢客写一篇预计要花十年左右时间的《三都赋》，慢慢传遍天下文坛，最后连西晋皇帝司马炎都知道了，宫里传出来皇帝去左贵嫔那里的时候经常关心到这个话题。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左思抢注到了《三都赋》的写作权，天下再也没人公开宣称自己也要写这个东西了。
后来的书籍介绍说，当时起写《三都赋》这个念头的人还真不少，就连少年成名的江南才子陆机，也同样有此打算，但也只能是郁闷地等待左思写出来之后再说了。这个陆机非常了不得，他是夷陵之战胜利者东吴大将陆逊的孙子，他和弟弟陆云合称“二陆”，还和大帅哥潘安一起被称为潘江陆海—一个才貌双全型的组合，他的《文赋》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性创作论，他那现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平复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心高气傲的陆机自然不会看上那个又笨又丑的北方矮子，在给弟弟写信的时候，还说过左思写出来的东西估计只能给自己盖酒坛子之类的话。（这封信怎么流传出来的？肯定不象《平复帖》那封一样的结果吧？）
万事俱备，就看东风出来之后怎么吹了。
左家人吹得煞是精彩。
平心而论，《三都赋》最大的问题就在当时它根本就有些不太象赋。前面说过，班固、张衡已经成为经典，也基本成了京都赋的标准，就左思写的这东西，如果按照人家那标准考评，一定不及格，但左家人有办法，他们开章明义地说，这就是要灭班固、张衡的，换言之，就是根本不同意别人的标准。
这同样是个绝妙好招。前些年经常听到一句话，卖产品不如卖技术，卖技术不如卖标准，实在有道理得一塌糊涂，（但我们总是看到说的人花钱买别人的标准）。换句话讲，当你搞掉了人家的标准或者号称要搞掉人家标准的时候，不管有无发言权，旁人总是把你和标准放在一个等量级上来比较。一般情况下，标准根本就不可能完美无缺，你也不可能毫无长处，这个比较实际上毫无意义，何况这些东西本来旁人就不太懂，看你口气不小，自然也不会随便把你看低，甚至会以一种同情弱者的心态帮衬帮衬你。于是，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这话有时候反过来说似乎也是可以的，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标准本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只要你敢质疑，它多半毫无说服力，不过是很多人没有眼力或者不愿意有眼力而已。比如关于政治制度，很多所谓知识分子都认为美国最好，但我总是随便几句话就把他们说得无言以对或者不屑以对：那玩意我根本就不认，不过是你们把美国实际执行的东西学成了评价标准，谁说那个什么三权分设就是最好的，真是听说别人吃豆腐就说豆腐是你的命，回头见了鱼肉咋办？—这个话题我们可能得另外细说。）
《三都赋》的总序里逐一揪了历史名赋的错误：“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杨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徵。”然后，还做了个总结陈词：“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作者大氐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
这个序挑人家毛病挺准，虽然不至于说杯子没底（玉卮无当），但关于论者、作者诸般的说法实在太狠够精到。说句实在话，我每次看《三都赋》，都对这个总序赞叹不已，（其实，也就对这个总序赞叹不已）。
好了，左家已经准备把标准废了，不过大家凭什么真的信你？就算把班固、张衡一帮全灭了，破而后立的事情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呀，你最核心的问题不就是想把左思立起来么？但《三都赋》初稿写出来丢进市面上后并没有很快就红起来，（其实不光是没红起来，还招了骂声一片，）该怎么办？
这个事情其实相当好办，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似乎人人都会玩，那就是：找专家，而且还搞了两次。
我们这个国度，不管有什么事情，总会花一些咨询费，弄一批半懂不懂的人来帮闲一下，这批人就叫专家。做专家是一件比较轻松、不用负多大责任的活计，但影响却很大，可以判决诸如合同授予这样的事项或者免除邀请人的责任。反正什么事情经专家已折腾，就完全权威化、合法化了。专家们往往曾经做过一些事情（成不成只有天知道），于是似乎就有了评价别人别事的资格和权威，（人家听不听，是否真听，没人想知道，反正是帮闲嘛）。最搞笑的就是职称评审委员会，这个可是涉及升级涨工资的大事，但那些专家评委中往往有那么一个几个的，上一次职称评审还为了能过关无所不用其极，转眼就从河东到了河西，居然也算成了权威，有了被别人无所不用其极的公关对象。
找专家这个办法没有技术含量，但找什么样的专家却大有技术含量。左家找的这个专家组绝对的不含糊。
两次的专家组组长张华据说是大名鼎鼎的西汉留侯张良的十六世孙，当时是司空（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政治局常委）或者司空候选人，是西晋伐吴的总设计师和坚定支持者，编撰过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妇孺皆知的牛郎织女故事就是在这本书里发端的），精通诗赋，绝对是当时的文坛精神领袖，也极有可能是那个时代唯一的名臣。
两次的副组长却分别是朝野两派的文坛领袖，他们两个人名字相同，都叫谧，一个叫贾谧（后加入），另一个叫皇甫谧。这两个人非常了得，一会再细说。（我儿子出世的时候，我都考虑过用这个字做名字，但因为夫人一系无人认得此字而作罢。当然，我那时候提交的备选方案也是比较多的。）
而其他的专家组成员中，包括刘逵、张载、卫权（后加入）和石崇、潘安、挚虞、牵秀等人。其中，排名第一位的刘逵的身份是侍中或者叫黄门侍郎，关于此人的具体职位历来记录比较混乱，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是皇帝身边的人，也就是皇帝的工作秘书，区别只是哪一级；张载前面我们说过一些，他当时还是著作郎，也就是写史书的；而卫权则是尚书郎，大体相当于大西晋的国务院秘书长；石崇、潘安、挚虞、牵秀等人后来都和左思一起加入过一个组织，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官员。
这样的一个班子，要把黑的说成白的，估计都没几个人有意见，何况他们还真觉得左思这篇东西很好，值得推介—公平说，那文章确实相当不错，我们可以看不上一个笨人，但绝对不能看不上笨人用笨办法花了很久时间搞出来的东西，那玩意往往是或者接近极品—于是用心搞出了成果。要知道，晋朝时候的专家比现在要辛苦多了，他们不会只搞会议纪要这样没有油盐的东西，他们的成果技术含量极高。
张组长显然不用亲自劳顿，他只需要定定调子。仔细读过《三都赋》全文后，张华有些气愤，毕竟之前听到过过多的反面评论，所以调子大致是这么定的：这篇东西极好，那些说不好的人都是世俗文人，只重名气不重文章。
事实上，张华小上了一当。据我所知，那些骂《三都赋》的人，基本都在左家拿过钱的，他们的骂词虽然也千差万别，但基本意思都差不多：这样蒙童级别的破东西还想和班、张相比，真是不要脸、妄自尊大、不知好歹等等（省略一万字）。一般情况下，人们的心理兼有阴暗、同情和正义感，别人骂得越难听，抱着看热闹心态关注的人就越多；一旦关注，往往就同情心泛滥，似乎没别人说的那么糟，往往就越有好感；一旦有了好感，有能力说话的人就开始找优点，如果优点找得够多，就可以出来主持正义了；一旦出来了，为了改变别人的意见、维护自己的权威，说话也往往比较矫枉过正。从左思这件事情开始，雇人骂自己就在中国文坛广泛流传并愈演愈烈，直到今天成为潮流。
好了，张华这么一说，力挺左思的姿态自然是做了出来，试问天下还有几人敢不买账。
当然，有一个人是完全可以不买张华的账，但张华认为这人是自己挺《三都赋》的同盟军（左家人早就这么认为），因为《三都赋》特别符合此人一向推崇的文风，公开宣称要和此人一起把这篇绝妙文章推荐给世人。这个人就是皇甫谧。
皇甫谧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省灵台县，另说有宁夏彭阳县古城镇等，至今仍有争议）人，名门之后，他的爷爷皇甫嵩可是消灭黄巾军的头号主力，张角、张梁、张宝三人中，除了张角病死外，其他两人都是和皇甫嵩打仗时战死的，所以皇甫嵩后来被封为征西将军、太尉，皇甫家也成为东汉四大家族之一。以皇甫谧这样的家世，想要当官是很轻松的事情，偏偏这个家伙一辈子不当官，司马昭、司马炎父子两代人特别看重他，最起码有五六次下文召他当官，都毫不例外的遭到了拒绝，可谓累官不仕。他甚至写过一本《高士传》，记载的都是“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没有出过仕的高让之士，连前面提到的孔子偶像伯夷、叔齐都因为叩马而谏是自屈行为而不能列入其中。
这样一个人，当然可以不买张华的账，所以一定也很有名。事实上，虽然当时不一定比张华有名，但放在历史上，他可比张华有名多了。
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个人，著名学者、文学家、史学家、医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评论家、诗人……似乎都可以，（但有一点我能知道，这个人绝对是我的偶像。）皇甫谧是整个魏晋期间著作量最大的人，现在还保存甚至经常被学者翻阅的就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郡国志》、《国都城记》、《皇甫谧集》、《玄晏春秋》、《鬼谷之注》、《皇帝针灸甲乙经》等等，在他涉及的任何一个领域，他不仅仅是当时的顶级权威，还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些影响至今，有些影响到了外国。
我们还是挑影响大的简单说说吧。
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把中国史前史的开端推到了“三皇”时代（这是中国历史开端研究的终点，换句话说，直到今天，我们的历史依然从三皇开头），他对三皇五帝到曹魏数千年间的帝王世系及重要事件作了非常详尽的整理，对前人以及《史记》、两《汉书》中胡说八道、语焉不详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三皇五帝”的世系纪年及重大活动进行了补充和考证。难得的是，在那本书里，皇甫谧还干了许多事，包括但不仅限于：详尽考证了历史上地名的前后变更以及各个民族或王朝迁徙地名的变化，详尽统计和分析了历代的土地、人口情况，这些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确实为中国历史整理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今天研究历史的人，准确性极高的《帝王世纪》是必备工具书，里面的无数说法至今不易。
皇甫谧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得过非常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或者痛风之类的病，连着躺了好几年。但这个神人最终楞是爬了起来，他是自己治好的自己，采取的方法蛮简单—针灸。但他因此写了一本书就不简单了，书的名字叫做《针灸甲乙经》，也有叫《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黄帝针灸甲乙经》或者《甲乙经》的。他在整合、修订、总结、吸收了《素问》、《针灸》、《明堂孔针灸治要》三部古籍基础上，结合自己治自己的切身体会，对针灸穴位、方法等等进行了科学的归类，介绍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上百种病症及针灸治疗经验，并对五脏与五官关系、脏腑与体表器官关系、津液运行、病有标本、虚实补泻、天人相应、脏腑阴阳配合、望色察病，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问题都作了探讨和理论上的阐述，奠定了针灸学科理论基础。这是世界医学史上的丰碑，被称做“针灸之祖”，一向被列入学医必读书目之一，以后的针灸学专著，大都是参考此书发挥出来且未超出它的范围。直至现在，我国的针灸疗法，虽然在穴名上略有变动，而在原则上均本于它。此书传到国外，受到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公元八世纪初的日本著名法令《大宝律令》（这可是日本第一部基本法典）中明确列为必读参考书。针灸也是中医中为数不多的被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医疗专项，从这个角度说，皇甫谧是孔子之后中国为数不多的跻身世界文化史的历史名人。
毫无疑问，连《鬼谷子》都注过的皇甫谧（因此叫他阴阳家似乎也不过分）是个神人，但我觉得他最神的还是那篇关于葬送制的《笃终论》，这篇文章不仅当时惊世骇俗，连一千七百年后的许多人看到这篇文章后会汗颜的。那文章不太难解，我就摘录其主要部分供大家观赏。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故张释之曰：“使其中有欲，虽固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斯言达矣，吾之师也。夫赠终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为也。遂生意于无益，弃死者之所属，知者所不行也。《易》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是以死得归真，亡不损生。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觕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遽除裹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遽除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不见可欲，则奸不生心，终始无怵惕，千载不虑患。形骸与后土同体，魂爽与元气合灵，真笃爱之至也。若亡有前后，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舜葬苍梧，二妃不从，以为一定，何必周礼。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俗言，无张神坐，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树，愚也。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王孙之子，可以为诫。死誓难违，幸无改焉！
每次跟人说起这段，我都要补问一句：服不服？
不愧是神人，到目前为止，还真没得到不同的答案。
这样一个家伙，在学术界之外，居然没有太大的名气，也算得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不过，这倒符合皇甫谧本身的性格，也许坚决不出山的他本来就没准备天降大任的。他的学问就是为了学问，跟济世没有任何关系，不带丝毫的功利色彩。至于后来他的学问济世了，纯属副产品，绝非原意。
对于皇甫谧这个神人，我曾经赞曰：
七律—皇甫谧
门开百扇尽窥深。独与学中长浸淫。
盘古纪因新治史，悬壶策仗自施针。
夷齐未许充高士，入世原来碍素心。
晋室名臣缺一角，万千卷里有君阴。
风格犀利、对仗工整、音语铿锵、结构严谨的皇甫谧自然反对言过其实、浮夸竞兴、博言空类的东西，也自然对考据充分的《三都赋》赞不绝口，欣然为其作序（这篇序也是历史上的重要文学理论文章之一，也流传至今，从某个角度讲，其文学理论上比左思自己的总序视野更开阔，论述更全面深刻）。当然，由于皇甫谧当时身体极为不好，这篇序极有可能是他口述，他的得意弟子和忠实信徒挚虞（奇怪的是，挚虞当时居然也是个不小的官员）代为书写的。
实际上，《三都赋》考评专家组成果最主要的工作量由刘逵、张载和卫权承担了，这三个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分别给《三都赋》加注，刘逵为注吴蜀、张载为注魏都（注意，他没有注蜀）、卫权补注全篇并亲自写了一个序。看看这三个人的身份，我们似乎能看出点什么来。是的，他们更象皇帝亲自指派的。
关于《三都赋》到底写了多长时间，成书何时，历来就有不少争论，也有无数的说法。实际上，引起争论的原因主要是两本书和一人一事。两本书分别是《世说新语》和《左思别传》，实际上只是一本，因为《世说新语》号称是引用《左思别传》，而《左思别传》现在早就找不到了；而那个人和事就是前面提到过陆机以及他写给弟弟的信，因为陆机入洛阳的时候，皇甫谧已经死了好久，而那个故事还有下半截：当陆机真正看到《三都赋》后，不由拜服不已而后宣称绝笔不写了。
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好解决，张华、皇甫谧、刘逵、张载和卫权挺左思的事情写在正史《晋书》里，而那个《世说新语》跟我现在整的这篇东西一样叫笔记小说（坚决没有贬低的意思）；而在传说中的《左思别传》里，甚至说到所有的序、注都是左思他们家自己编造出来的（我看皇甫谧那序可不是左思、左棻挖空心思就能够写出来的），典型的污蔑诽谤，假得让人根本就不可能会相信，我有的时候甚至怀疑这是左氏后人的故技重施。应该说，刘宋时期搞《世说新语》的那帮人多半是知道《左思别传》的不实，但实在不舍得丢弃这么有趣的轶闻，就用了上去，但标明是转载，很有点别找我打官司的架势。
稍微系统地再捋一下：
公元二百七十二年，左思入洛阳，推《齐都赋》未得大成；
公元二百七十二年至公元二百八十年，左思着手采取最笨的方式写《三都赋》，其间，求任秘书郎，拜访张载，收集吴国资料。三都之中，重点为吴蜀（因为魏国的情况大家还是比较清楚的）。
公元二百八十一年，晋平东吴。
公元二百八十二年，左思完成《三都赋》初稿并公示与众。开始反响不好，但随着专家会议的召开以及张华力推、皇甫谧写序等诸多大腕的动作，开始为世人瞩目。随后，疑似皇帝授意，“工作秘书”刘逵为吴蜀作注（代表皇帝），“史官”张载为魏做注（解决说法问题），于是，《三都赋》得到广泛的高度评价。鉴于皇家和文坛的双重重视，以及工作需要（大量洛阳官员准备派往全国各地），这个三都赋在洛阳城迅速走红，豪门大户（那个时代，不是豪门想当官是不可能的）纷纷求购，达官贵人和少年才俊恨不得人手一册。由于那个时候离蔡伦“发明”造纸术并没有多少年，如此大量的纸张需求，哪怕是都城也吃不消，纸张迅速涨价，留下了“洛阳纸贵”这个著名的典故。
公元二百八十三年，左思开始修订《三都赋》，同年，皇甫谧病故。
又过了几年，大概是在公元二百九十年前后，左思终于完成了《三都赋》的修订工作，专家会再次召开并再次给予《三都赋》极高的评价。专家组会议结束后，“国务院秘书长”卫权补注（全面审查）并序（盖棺定论），再次让洛阳的纸张紧俏，而左思也和《三都赋》一道成为跨时代的经典。
由于时间间隔太远，史料、典籍中多少有一些疏漏或者矛盾，大抵也就是如此了。但作为左家的炒作，却是经典得一塌糊涂，半点疏漏也没有。
关于文人的炒作，我这样说：
纸上文章状弈棋。
吹追妙算细如丝。
君休动辄言经典，
经典成因在媚时。
有人问：你说的那个专家组里还有个副组长来着。没错，是贾谧。
和皇甫谧是个神人不同，贾谧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牛人。在我告诉你这个牛人到底有多牛之前，我还是先介绍专家组里另外两个牛人，潘安、石崇。
潘安是古往今来第一大美男子，这点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但往往似乎没有疑问的事情最不靠谱，事实上，潘安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选美比赛，也没有什么专家组下过权威性结论并由政府颁发证书，（我的一位彝族朋友就曾参加过彝族火把节的选美，并当选美男第一名，他在喝酒的时候，就经常说：虽然长得不够帅，但政府发了帅哥证）。潘安的帅主要来源于一句鼓书演唱者经常说的、小说家经常写的大俗话“貌似潘安”，所以只能说潘安这两个字是美男子的代称。
据说潘安他家从来就用不着买鲜花水果，有需要了，就坐上牛车，跑到大街上溜上一圈。潘安一露面，街上各级年龄段的女士顿时尖叫不已，当时的女士还比较腼腆，多数情况下不会如当下的女子碰到心目中的明星而奋勇冲出人群做出诸如献花、拥抱或者亲吻衣角等过激行为，只是纷纷比较矜持地把手中的鲜花什么的东西丢到潘安的车上，而那些老妇（街上这些人似乎更多）手里往往提着是买回去哄孙子、孙女的水果，于是潘安车子里往往水果是最多的，这就是著名的“掷果盈车”。据我所知，潘安家的两个仆人后来都成了富户，他们一个开了个水果店，另外一个开的是鲜花店，价钱非常便宜。
实际上，潘安本来不叫潘安，他的名字叫潘岳，字安仁，也就是说，客套一点的话，人们得喊他潘安仁。潘安仁简化为潘安，跟大诗人杜甫有关系，他在写一首诗的时候，遇到个问题，那地方只有两个字的空间，用“潘岳”吧平仄不合，用“安仁”呢过于泛指，苦思冥想很久依然毫无办法的杜甫最后只好壮着胆子写下“潘安”二字（我要是在诗里改别人名字，一定会遭到痛骂和鄙视）。宋朝以来把杜甫尊为诗圣，顺带就依照圣人圣诗把潘岳潘安仁改成了潘安，搞得后来的许多人都只知道潘安而不知道其潘岳的原名，或者认为这是两个人。不信，到苏州去问一下，看看有几个人知道拙政园跟潘安的关系。
（我经常用杜甫这件事情跟别人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格律不难，但照样难倒过诗圣，所以你被难几回也很正常；第二，格律不是什么金科玉律，但杜甫宁可改了别人名字，所以你也就别随随便便以律不害意的名义宣称要破律。）
当然，潘安不会就靠他的脸蛋子过一辈子，所以他有职业。他出身士大夫世家，长得又漂亮，自然是做官的好苗子；那个时候的官，除了武将以外，对文化的要求都比较高，所以他是个文学家。
虽然潘岳的官似乎当得不怎么样，除了当河阳县令时让全县人民都种桃花的疯狂举动之外，还真没什么拿得出来的政绩，所以只升过一次官，反而多次被平调、外放、除名甚至撤职。但文学家这个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他的诗赋都是当朝一流，当晚唐司空图在编撰《二十四诗品》时，把潘岳列为第一品，《悼亡诗》三首、《闲居赋》、《秋兴赋》均开历史之先河，至今犹有相当影响力。
潘岳早先的名声非常好，当得起至情至孝一词。他的发妻杨氏死后，可以满世界挑着续弦的潘岳终生未再娶，并写下《悼亡诗》三首，系悼亡诗之滥觞（似乎也仅有苏东坡《江城子》词比之略高一筹），并且将悼亡诗的对象范畴仅限于妻子了；他的母亲染病思归故里，当官没什么出息的潘岳立马辞职回老家，全心全意侍奉母亲，也因此，他的事迹曾入选了某版《二十四孝》；此外，潘岳早先还是个极有正义感的人，因为瞧不上五斗米教教徒孙秀（这也是个人物，会再出现的），就当街狠揍了人家。侍奉母亲之余，潘岳写下了著名的《闲居赋》，其中有一句话“…灌园鬻蔬…此亦拙者之为政也”，著名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亲自设计并监造了还乡御史王献臣的园子，那园子就因为潘岳的这句赋定名为拙政园，意思是这浇园种菜是自己（拙者）的“政”事。
苏州拙政园以水见长、花木为胜、庭院错落、自然典雅，是中国四大园林之首，苏州园林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园林之母，但我总觉的那名字取得有些奇怪，所以在第一次游园子的时候就质疑过：
错落林廊比，
文潘定雅居。
榭堂充拙政，
有水亦难蔬。
当然，历史上的拙政园也是多灾多难，荒废了不少次，被分割了许多次，其主人的更迭速度也是极为可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最大私家园林其实连一百亩都差一块，远不及当初文征明修建时的两百来亩。虽然历经变乱，但这个地方大多数时间内都保留着那种江南的清雅，一直以来都为风雅之士所向往。著名的东林党、诗坛和两朝（其实是三朝）汉官领袖钱谦益在清朝混不下去，坐牢出来之后，和夫人柳如是寓居拙政园，并从此开始主持反清复明活动，以重振他那不堪回首的名声；另外一位著名的风雅人士乾隆皇帝却同样在这个园子里，把干掉皇太极的功劳给了袁崇焕的同时封了人家大大一个忠臣名号，却让钱谦益入了贰臣名册，为所谓的康雍乾盛世挂起了一块招牌；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也是个风雅人士，他占据苏州的时候就在拙政园办公，最后是被国际范的李鸿章抢走住了几天，据说后来的军阀文豪张宗昌还在那里驻过兵，略有些一代不如一代之嫌。
七律—拙政园怀古
风光满眼适清流。逆转袁钱在此楼。
园有巧工能借景，帝无大智不封仇。
乾隆以后难真史，贞观开端避隐忧。
问取忠王三两事，春秋一卷颂蛮酋。
石崇似乎没有潘安长得那么漂亮，但不光绝对不丑，还是个超级大帅哥，其父石苞就是个美男子，号称“娇无双”，他也颇有“艳名”。不过石崇在中国历史上有名却是因为他富，相术上就有个石崇巨富痣，大抵是在右肩胛骨最下端靠近脊椎的位置。
石崇肯定不是历史上最富的，但绝对是富得最张狂的。他曾和司马炎的母舅王恺比富，干过用蜡烛当柴烧之类浪费资源的事情，并且打碎了司马炎借给王恺的国宝、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随手从仓库里拿出一堆足有三四尺高且漂亮得多的珊瑚树，让王恺彻底服了。石崇的厕所装修得宫殿一般豪华，还弄一帮漂亮姑娘拿香囊伺候着，让如厕的客人以为误入了他的卧室，更是浪费和煞风景得惊天地、泣鬼神了。石崇的别墅也是个园子，名叫金谷园，据说要比拙政园大许多，也奢华许多，“金谷春晴”还是当时的洛阳八景之一，可惜没有留下来。
要是搁在现在，石崇一定会问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可当时司法制度不够健全，石崇不光没被调查、双规什么的，还比潘岳混得风光得多，晋武帝司马炎死后，他还当过荆州刺史这样的一方大员。
关于石崇什么时候富的，还真是个历史悬案。石苞肯定没给他留过什么遗产，（留也不会那么多），他任荆州刺史带领手下士兵抢劫富商是在和王恺比富之后。我查过相关史籍，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这厮带兵伐吴的时候，把吴国的宝藏和国库的一部分偷偷搬回家了，还可能在交趾国狠刮过人家的地皮。
八王之乱期间，赵王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他手下的第一权臣便是前面提到的道士孙秀。孙秀想强占钦慕已久的石崇任交趾郡国（附庸国、现在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采访使时以十斛珍珠买来（可疑，我一直认为肯定是交趾国贿赂的）的宠姬绿珠，石崇不给而遭到灭族，绿珠在石崇说“我今因尔获罪”时来了一句“愿效死于君前”后奋勇在金谷园跳楼而死，留下了“绿珠堕楼”的忠节爱情佳话。
中国古代女子最高择偶标准的套话是：潘安之貌、石崇之富、曹植之才。这套话有些扯蛋，其实，只需石崇一个人就基本满足了这些要求。前面说过，他的容貌不会比潘安差多少，同样，作为西晋第一流的文学家、诗人，他的才比才高八斗的曹子建又能差多少呢？何况，石崇还是文武全才，就算是搭头，也足可以弥补那两项其实并不明显的差距。
（说到曹植的才高八斗，主要来源于南朝谢灵运的“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其实是吹牛没边的事情，何况人家谢灵运说那句话的意思本来就不是夸曹子建，而是狂妄地说自己可以独挑天下文坛。）
两位大众情人兼超级牛人潘安、石崇当面见到贾谧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还真不太知道，但有另外一个记载似乎可以说明点什么，说这两人远远看到贾谧的车子扬起的灰尘就开始下拜，这就是所谓的“望尘而拜”。
比牛人更牛的绝顶牛人贾谧担任左氏《三都赋》第二次专家组副组长的时候，实际上可能还没完全成人，大致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自然就不会承担过多的工作量的。
于是有人又问了：十七八岁的文坛领袖？
没错。所以他是个绝顶牛人。
首先，他的外公就很牛，他的外公名叫贾充，是西晋立国的第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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