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鬼才郭嘉：足以秒杀司马懿的旷世奇才！
郭嘉是东汉末年曹操帐下著名谋士，高屋建瓴，才识过人，可惜英年早逝，没能活到大魏集团改朝换代。曹操在怀念他时曾言：“故军祭酒奉孝，忠良渊淑，体通性达。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本章对他的论述，将分为四个部分。
其一，辨析治乱，慧眼识英。
郭嘉出生于颍川，据传其未及弱冠时已有远见，预料不出十载，天下必将大乱。留法学者李烨培先生为《武英殿聚珍版书》作注时，曾引用少年郭嘉对形势的预判：“夫明察主道，以观君德；审惟宇分，以定国纲，则兴亡可料矣。囹圄常繁，晨兢夕厉，犹不能决，此亡兆一也；饕褫无厌，近利趋得，远益鲜务，此亡兆二也；虺开两口，争食相齕，不顾国惠，此亡兆三也；外懦内残，怨雠匪暴，张袂成帷，此亡兆四也；轻法禁而专谋虑，荒政道而恃骄忍，此亡兆五也；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上下相徇，互争宠用，此亡兆六也；进爵不以称德度功、陈保之劳，而以势贵之要、疾辩之能，此亡兆七也……黼黻满目，兹不尽举！”
对于大汉王朝摇摇欲坠、祸乱将起的征兆，郭嘉列举了十五条。因为年代久远，察用困难，李教授只收录整理了七条。大概意思是，你要想预知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要综合考虑两个因素：一是领导班子的水平如何，二是制度、法律设计的如何。现在看来，这两样都不合格，以致于问题一大堆：第一，自冒于法、铤而走险的人越来越多，从中央到地方，累积的案卷不可胜数，即使夙兴夜寐，也审理不完；第二，政府官员喜好财货，欲壑难填，而且目光短视，只制定一些贪图一时之宜的法令，很少颁布顾及百姓长远利益的政策；第三，决策拍板的时候，皇帝说向东，利益集团偏偏要向西，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肯退让，致使国力大伤；第四，政府高层对外拘拘儒儒、薄志弱行，对内强横霸道、百般压榨，弄得山匪遍地，割据自立；第五，居上位者轻视法律规章的作用，而只重视统治技巧的修缮，不仔细研究施政的方略，一味凭借手上掌握的资源控制下属；第六，身居要职的人整天只惦记那点工资、那点待遇，对于民生大事从不直言鲠议，生怕得罪了谁，而一旦碰到了关乎个人利益的事件，又开始撕破脸皮，斗得你死我活；第七，给一个人升官不是以其对社会的贡献为依据，而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名门望族，这个人的文章辞赋是不是华丽动听。综上所述，这个政权没办法“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果不其然，郭嘉所言一语成谶。
后来，田丰非常欣赏他的高论，将其举荐给袁绍。但是郭嘉对袁绍几经观察之后，作出判断：“明智的人能审慎周到地衡量他的主人，所以凡有举措都很周全，从而可以立功扬名。本初只想要仿效周公，但是只学到了周公的表面，没学到内涵。他懂得如何聚拢人才，却不知道如何使五花八门的人才各安其位、发挥功效。其思虑多端而缺乏要领，喜欢谋划而没有决断，想和他共同拯救国家危难，建立称王称霸的大业，实在很难啊！”于是从此离开了袁绍。就这样，郭嘉一直赋闲了六年。
建安元年，被称为有“负俗之讥”的戏志才死了，曹操很难过，问荀彧能不能再给自己找个秘书？！荀彧推荐了郭嘉。曹操召见郭嘉，共论天下大事，讨论完后，曹操说：“能帮助我成就大业的人，就是他了！”郭嘉离开营帐后，也大喜过望地说：“这才是我真正的主人啊！”
其二，深知兵要，料敌如神。
建安三年九月，曹操出兵攻打霸控徐州的吕布。曹军先破彭城，再夺沛县，最后兵进下邳。吕布坚守不出。战役持续了五个多月，曹操见士兵疲惫，准备放弃。这时，郭嘉却看出了胜机，他进言说：“昔项籍七十馀战，未尝败北，一朝失势而身死国亡者，恃勇无谋故也。今布每战辄破，气衰力尽，内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项籍，而困败过之，若乘胜攻之，此成禽也。”
郭嘉的意思是，当年项羽身经七十余战，未有失手，然而只不过在垓下输了一次，就身死国灭，是因为这个人有勇无谋，缺乏忍辱负重的心胸，也想不出东山再起的计略。这叫作刚愎自负、脆而不坚！在这一点上，吕布也是如此。现在他与我军交战，几乎每一次都奋力搏杀，可以说用上了吃奶的力气，然而其结果却是不胜不负，足以见得他已经师老兵疲、内外交困。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再稍微努力一下，让其稍尝败绩，他便会怨天尤人，一蹶不振。试想，吕布的威名和勇力远远不及项羽，而今却面临着比“十面埋伏”、“四面楚歌”更为严峻的形势，他能挺得住吗？
曹操依郭嘉计策而行，一面攻城，一面决堤水淹下邳，果然凯旋得胜，擒杀吕布。
建安四年，刘备以“阻止二袁合流”为名，请求带兵赶赴淮河之滨。曹操一时不察，就同意了刘备的请求。郭嘉得知后，责备曹操说：“当初不是劝您软禁刘备，分化关、张吗？现在怎么一并放他们走了？”但此时木已成舟，刘备不仅迅速夺取了下邳，更举兵对抗曹操，曹操悔恨不听郭嘉之言。
建安五年，曹操为了避免两面夹击之危，准备先行征伐徐州的刘备，再讨灭袁绍。当时诸将都认为沮授、田丰、审配等人足智多谋，必定撺掇袁绍乘机来攻许都，到时只怕进退失据。曹操也感到疑虑，于是询问郭嘉的建议，郭嘉分析道：“绍性迟而多疑，虽有忠言奇谋，用必不速。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此存亡之机，不可失也。”于是曹操放心大胆的前去东征。刘备一方面联合东海的义军（俗称土匪），一方面向袁绍致书求援。袁绍的谋士大多数劝谏其直捣曹操老巢，唯有郭图、逢纪认为“达人必筹事于隐微，豫禁乎未然，今许都天下要冲，天子藩卫，操必有备”。袁绍一时权衡不定，等到他拿定主意偷袭曹军后方，已经收到了刘备的败表。
建安五年末，也就是曹、袁鏖战之时，又一个让人寝食难安的消息猝然而至：江东孙策意欲策应袁绍，袭击许都。而此刻在官渡之战中处于守势的曹操，根本不可能再抽出兵力保卫许都。不少文臣武将认为曹操这次腹背受敌，死期将至，准备预留后路，当时有人向袁绍眉来眼去、私相授受，也有人向孙策暗通款曲、谈婚论嫁。曹操忧心如焚。
这个时候，郭嘉独持异议，认为孙策不仅腾不出手来，而且自身难保：“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郭嘉是第二个断言孙策必死于匹夫之手的，第一个是谁？虞翻！
但虞翻判断孙策必死于匹夫之手，根据是易学玄理以及孙策的性格，郭嘉则是根据当时江东的政治形势。
由于他“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结英隽”，信息来源十分丰富，故而对于孙氏所处的环境，自然如观掌纹，正所谓“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说白一些，有三个方面让孙策备受掣肘，自顾不暇：
第一，“深险之地犹未尽从”，是指山寇据守险要之地抗拒孙氏，这个问题在吴史中最为突出，延续时间甚久。我们知道，东吴的领袖人物如贺齐、诸葛恪、吕岱都曾以讨伐“山越”积功受爵。这股力量虽然不甚强大，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成为东吴建国以来最主要的军事对手。
第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指江东社会层次甚高的一些家族人物，（主要是原先被汉朝政府册封豢养的大德、名臣，他们恼怒孙氏重建利益分配格局），以武力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反对孙氏入侵江东。他们与出没于深险之地的山寇互通声息，社会影响很大。但是孙策对于他们，很少像曹操、刘备那样宽猛相济，只是一味豪横杀伐。这就为他们蓄势反扑埋下隐患。
第三，“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意思是说，同样是乔迁而来的“流亡北士”本可以和孙策同心同德，而孙策也急需他们为自己的助力，所以乐于亲近他们，但是他们此时还不知道孙氏在江东能否长期立足，所以持重观望，不想过早签订“卖身契约”。
此外，孙氏在图谋攻曹的前夕，还不知“安抚内怨”，以期“一致对外”，反而接连杀死了许贡、周昕、周昂、周喁、王晟、盛宪等等俊杰，这些大佬手下的那些小弟都时刻憋着弄死孙策。
故而，郭嘉之言，决非妄语。
建安七年，袁绍兵败，气恼而死。曹操想狂追猛打，一举荡平他的两个儿子。可就在此时，先前力主北进的郭嘉却力排众议，独进奇策，建议退兵。他为曹操分析了袁氏两兄弟之间的矛盾，说：“袁谭、袁尚这两个人互相不服，又有郭图、逢纪这样的谋臣在当中搀和，必然要反目成仇。不如先南征刘表，这样一来，既能以大胜之势慑服荆州，又可坐观二袁交兵而渔翁得利，一举两得！”
曹操依从郭嘉之计，挥师南下，方走五六日，二袁自相残杀的消息就已传来，曹操乘机回军北上，将袁谭、袁尚各个击破，二袁一死一逃。
其三，计征乌桓，克定野胡。
建安十二年，袁尚、袁熙逃入乌桓，曹军诸将都说：“袁尚已如丧家之犬，关外胡人不会支援他们的。我们不用再理他们了，如果再做远征，刘备必然会向刘表借兵袭击许昌，万一有什么变数怎么办？”
郭嘉道：“袁绍曾经为胡人击败过公孙瓒，那里的人都感念其德，如果他们得知袁尚还活着，必然投桃报李，不会袖手旁观，迟早成为隐患。这样的话，您无论是西征还是南下，都会有后方生变之虞！”
曹操道：“可是以我对刘备的了解，他一定会向刘表主动请缨，趁机袭击许都，怎么办呢？”
郭嘉道：“刘备不会如愿以偿。刘表病情日笃，荆州内部党同伐异，值此革故鼎新之刻，蔡氏家族不可能允许异己势力谋取战功。”
曹操听罢茅塞顿开，立刻进兵柳城。其原定路线是从渔阳到榆关，再至绥中，之后经过平原腹地直达柳城，然而刚走了一半，就赶上暴雨倾盆，致使海滨低洼地区，泥泞不能通行，贼兵又把守险要路段，曹军不能前进。
郭嘉建议道：“子泰引身深山，研精形势，画地成图，无所忘失，可以问之。”于是征召田畴，计议行军路线。
田畴说：“这条道路在夏季常常积水，浅处不能通行车马，深处又载不动船只，形成这种灾难已经很久了。还有一条路，丞相敢走吗？这条路荒废了二百多年，十分偏僻，那就是从平岗先到卢龙塞（今喜峰口）然后再跨越白狼山，之后就可以直击柳城。”
曹操称善。
郭嘉怕曹操行军拖沓，失去先机，劝谏道：“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
曹操笑道：“奉孝是让我背水一战啊！”于是命令所有军士，每个人只带10天的干粮，除了马匹、武器，其他的一概扔掉！
说起来，这个曹操心眼也多。在决定“密走卢龙塞”之前，他命人在滨海道旁立个牌子，上书：“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这十六个字的意思是，现在天太热，又逢雨季，河水暴涨，我们过不去了，等到秋天再进军吧！表面上，这是通令全军的路标，其实是为了麻痹敌人。头脑简单的乌桓人哪是曹阿瞒的对手，还以为曹操已经退兵了。
就这样，曹操乘其不意，在白狼山大获全胜。他的大将张辽，把乌桓首领蹋顿的人头砍了下来。
其四，遗篇妙字，震古烁今。
郭嘉一生运筹帷幄，朱敬则赞美他“神人无功，达人无迹”。在他所留下的著作当中，《十胜十败》堪称字字珠玑。
曹操第一次与其见面时，问道：“（袁绍）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郭嘉就从十个方面论述了曹操的优势和袁绍的劣势：“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禽。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虽兵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慑，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公有此十胜，于以败绍无难矣。”
意思是，曹操有十个方面比袁绍强，一是袁绍礼仪繁多，常为形式所困；而曹操“不务虚名而处实祸”，这叫做“道胜”。
二是袁绍割据一方，逆天下大势而动，而曹操顺应统一大势，奉天子以率天下，这叫做“义胜”。
三是袁绍对待豪强过于宽纵，难以整治危局，而曹操拨乱反正，从严治政，上下皆循法度，这叫做“治胜”。
四是袁绍表面上为人宽厚，实际上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只重用自己的亲戚子弟，而曹操胸怀宽广，机智英明，用人不问远近，唯才是举，这叫做“度胜”。
五是袁绍优柔寡断，缺少主见，不敢当机立断，而曹操善于听从部下意见，谋定即行，应变自如，这叫做“谋胜”。
六是袁绍沽名钓誉，爱听奉承话，那些只会拍马溜须迎合主子而实际上干不了实事的庸人多投奔他，而曹操以诚待人，不务虚名，有功必赏，让那些有远见卓识和真才实学的人都愿意为之服务，这叫做“德胜”。
七是袁绍看到饥寒之人，恤念之情形之于表，却不考虑那些从未见到过的贫困百姓，而曹操对眼前小事时有忽略，而对于天下大事考虑周到，恩德施于四海，这叫做“仁胜”。
八是袁绍不会用人，常常惑于谗言，大臣之间争权夺利，互相猜忌，而曹操用人得法，使人各尽其力，而不会相互倾轧，这叫做“明胜”。
九是袁绍以亲疏定是非，赏罚不明，搞得臣子之间互相猜忌，而曹操是非分明，赏罚有道，这就叫做“文胜”。
十是袁绍用兵好为虚势，其实不懂谋略，不知兵家要诀，而曹操精通兵法，能以少胜众，用兵如神，这就是“武胜”。
对于郭嘉这篇雄论，史学界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是台湾学者阎步常先生的观点，他认为，郭嘉所论包含广袤，涵盖了政治措施、组织路线、思想修养、心胸气量、文韬武略等多个方面，为衡量领导人的综合素质提供了可借鉴的硬性指标，对探索“政治的崩溃”、“持续执政的逻辑”等国际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种清末学者张静文的观点，他表示：“夫交浅而言深者，愚也。凡有擘画，必人主之所信爱也，又且习故。郭氏栖冲既轻，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决，虽姿神清映、质比憩棠，安可得乎？况妄判强弱，阴构符命，累牍而不尽者，盖拾人涕唾之语也，诚不足观！”张先生的意思是，郭嘉提出这《十胜十败》论的时候，见到曹操还没多长时间，岂能凭数面之交就对曹、袁评头论足，而且十分武断的得出“绍虽兵强，无能为也”的结论呢？况且郭嘉所言，大有拾人牙慧之嫌，主旨思想与荀彧的《四胜四败》和何夔的《六得六失》十分相似。
关于荀彧的《四胜四败》，在《三国志》、《全后汉文》等等史料当中，均可以见其端倪，然而何夔的《六得六失》就鲜为人知，而且只收藏在其曾孙何嵩所编译的《霸史补遗》当中。其后又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以致于“永嘉之末，何氏灭亡无遗焉”，故其所传手稿真假难辨，或为后人续貂。大多数学者认为，何氏之作当视为《拟孙权答曹操书》一样的文学作品。虽是如此，仍冒昧呈阅，以飨诸君：
初，夔入为丞相东曹掾，太祖问之曰：“术跨州连郡，建号九江，众动万计，叱咤之间，自谓伪新可踵，此非吾俦乎？”夔对曰：“非也！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术无信顺之实，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于天下。公聪明神武，灼见事几，破觚为圜，术缓心无成，柔茹寡断，刑繁政苛，此失一也；公险未至而预图，指画山河，惠施多方，术事既至而后计，沮于形势，背施幸灾，此失二也；公持筹握算，坐言起行，辄取于势，术愎谏好胜，滥於文丽，厚责于人，此失三也；公躬亲听断，黜除秕政，廓然一清，术不参众端，专信近臣，壅塞上断，此失四也；公慎名爵而激所慕，行素赏而恤已亡，术见大利而不进趋，闻祸端而不周备，此失五也；公拯济含识，树立宏达，而谦退不改，待时抵隙，术身无寸功，淫侈滋甚，而尊己陵物，妄自篡立，此失六也。夫失道之主，亲戚叛之，而况於左右乎！以夔观之，其乱必矣。”
张先生进一步指出，在强调“循名责实”、“法布于众”、“因势治人”、“赏信罚必”这四点上，郭氏几乎与荀、何二人雷同，只不过文字稍有变动，足以证明《十胜十败》的“矫饰欺人”。
最后，我们看下李宗奇先生对郭嘉及其《十胜十败》论的看法，他认为，郭嘉抄袭荀彧、何夔作品的可能微乎其微，理由有三：
第一，如果郭嘉真的在曹操面前贪人之功，剽窃思想，以为己用，为何荀彧、何夔二人不仅没有出来捍卫自己的“版权”，反而对郭嘉“厚加倾重，共济大事，成杵臼之交”呢？
第二，具体来说，郭嘉不论是对《六得六失》生搬硬套，还是对《四胜四败》照猫画虎，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有难度。首先，何夔的论述对象不是袁绍，而是袁术，这两个人虽然都姓袁，才能确有天渊之别，而且势力也有强弱之分，起码在外人看来是这样。我们看看孔融如何评价袁术：“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再看看他怎样评价袁绍：“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所以郭嘉很难把何夔对袁术的判断用在袁绍身上。其次，郭嘉照搬荀彧的作品，难度也非常大。因为这两个人的著名论述都诞生在建安二年，也都在曹操征讨张秀却未能得志期间，如果在前后相距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曹操听到了两份雷同的策论，以他之“明察烛照”，必定“劝一人而责一人”，以求“明彰法纪，言符其实”。但是他对这两个人的态度都是和颜悦色。听到荀彧的言论后，史书记载：“太祖悦。”郭嘉说完以后，曹操就更高兴，史书记载：“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那么，起码在曹操看来，郭嘉不算抄袭。
第三，论述中强调同样的观点、同样的主张，不代表就一定是抄袭。譬如《墨子》、《胡非子》、《随巢子》、《我子》、《田俅子》都强调“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不能就此断定他们之间互相抄袭，只能说他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一样，所以得出的结论也就大同小异。《易经》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恰是此理。何夔、荀彧、郭嘉均是那个时代数一数二的翘楚，“英雄所见略同”不也正常吗？
此外，抛却《十胜十败》论不谈，郭嘉让曹操欣赏的地方，又何止区区两三处呢？众所周知，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没有一技之长而想在他手下滥竽充数，那是白日做梦。而且即令确有真才实学，如杜畿、邢颙、国渊等辈，也不过略得只言片语的赞许，纵观史书，约计不到四十字。但郭嘉受到的夸赞，竟达近三百字之多，这在魏臣当中算是创了一个奇迹，可见他为曹操建立的事功是实实在在、不容置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