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塘街卖萝卜的人
刘安民算是高塘塬上刘家楼村最执拗、耿直的老汉了，他有一句口头禅：“想吃牛肉就把个人的牛朝崖底下掀！”老汉争气了一辈子，谁的便宜都没有占过。凡是塬上认得刘安民的人，没有人说一句老汉不好的话。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这太不容易了。
在农业合作社时期，有一年，生产队的萝卜丰收了。生产队队长刘广元想派个人到高塘街卖萝卜。会计说：“叫二混去，这怂一天游街窜巷的，没个正经事。”队长摆了摆手道：“二混去不成。你忘了端午前我叫他去卖桃的事了？”
说起卖桃，会计才想起来。当时，队长跟二混说：“二混，最近农业社有你啥活，明儿高塘街里有会哩。你是这，到保管室拉一架子车桃，给咱到高塘街跑一趟，撵天黑回来。给你记十分工，你看咋向？”
二混满口答应了，随后给架子车上装了满满一车桃，第二天天不等明就起身出发了，赶中午吃饭前就回来了。队长一看二混咋这么快就回来了？而拉着一车子桃却原封不动，就问二混：“你咋把桃拉回来了？咋没卖哩？”二混说：“你光说叫我拉去拉回，没说叫我卖桃嘛！”一句话把队长气得只翻白眼，又不能把这不清白的八成咋样，二混还拉着队长要工分。队长只好自认倒霉，还给二混记了十分工。
这次去卖萝卜，队长无论如何不能让二混去了。这脑子不清白，弄不好叫人哄了。队长就打算派老支书刘安民去，刘安民做事认真负责，派他去是最合适不过了。队长就跟刘安民把事情一安排，刘安民欣然答应。
刘安民带着几个人拉着架子车刚刚到了高塘街，几车萝卜就叫人围了，才将将半上午工夫，几车萝卜就卖得差不多了。刘安民就跟几个同来的社员说：“拴住、牛娃，你们几个不行拉上车子先回，就剩我这半车，咱几个人守到这里划不着，队里还有事哩。回去给队长说一声，就说我卖完萝卜就回去了。”几个人听闻就都回去了，街上就留下刘安民一个人等着买主。
等萝卜全部卖完已经下午三点了。刘安民感到满身虚汗、浑身软瘫，这是饿了，从早起出门到现时，刘安民滴水未进。他把车子放在一边，径自走进一家国营的羊肉泡馍馆。刘安民唯一一次吃泡馍还是在解放前，那个羊肉汤的香味实在是让人难以忘怀，现时多少年过去了，还记得当时的味道。
刘安民进了店门，店伙计一副爱搭不惜理的表情，极不耐烦地问：“吃啥？”以前的国营饭店的服务员都是工人阶级，按月拿工资的，不是一般的农民能比。而且很重要的是，无论干得好干得不好，不会影响收入，更不会被开除。所以态度蛮横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旱涝保收嘛。
刘安民不受伙计的情绪影响，卖了萝卜心里畅快，又能吃上一顿泡馍，心里正高兴，就笑嘻嘻道：“泡沫一碗，饼子一个。”伙计二话不说就转身拿来一个大碗，一个死面饼子放在碗里，伙计把装着饼子的碗往油腻腻的饭桌上一墩，发出巨大的响声。刘安民有些不快了，瞪了伙计一眼，忍着没说话，自顾地掰着馍，心里却早把这伙计都骂遍了：“看你这球式相！当个伙计就了不起了！狗眼看人低！多亏毛主席，要不然你这号货就是被剥削被压迫的下贱胚子！”
馍掰完了，那伙计又来了：“一共一毛五分钱，先把钱交了，我给你扯票！”刘安民从家里走的时候拿了些钱，所以他很有自信地从一个兜里掏出了所有的家当。可是他数了半天，只有一毛四。刘安民的一张饱经沧桑的脸上顿时涨得通红。那伙计看着一毛四分钱，很不屑道：“还有没有？这不够！快些！我还有事哩！”刘安民尴尬地恨不得把地一脚踏个窟窿，跳进去永世都不出来！
刘老汉心里把老伴都埋怨咋了：“弄下这啥事嘛！偏偏少给我拿一分钱！这下把人羞死了！活了半辈子了没弄过这号事！今儿算是把一张老脸丢到高塘街里了！一点渣渣都不剩了！”
刘安民的另一个口袋里面装了十几元卖萝卜的钱。老汉如此难堪，却绝不愿意从这笔属于集体的款子里面拿出哪怕一分钱，让自己尝一碗泡馍的愿望得以实现，让自己饥肠辘辘的肠胃获得满足，甚至化解这样一份尴尬。
老汉一句话没说，颤抖着端起那个装着掰碎饼子的碗，把碎馍倒在自己宽大的粗布外套的大口袋里面，从饭店走出来，径自走到自己的架子车跟前，拉了车子就往回走。那伙计挥着一毛钱赶出来的时候，老汉已经走远了。刘安民走到半路，甩了自己好几个嘴巴：“爱吃！爱吃把嘴打咁子！”
从那以后，刘安民老汉再没有吃过羊肉泡馍，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也没有吃过。
文章来源丨作者供稿
原文作者丨吉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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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编辑丨华州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