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台”遐想

　　历史上，在内蒙古草原正蓝旗境内黑城子遗址旁，曾有一座高台被称为“李陵台”。据史志言，此台因汉将李陵困居匈奴二十余载，常思汉地、怀念故乡，于是筑台南望，故称李陵望乡台。至于此台建于何时？确切时间已不可考，但一定是在公元前99年至公元前74年这个时间段内。《史记》、汉书》俱载：李陵于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出居延塞北击匈奴不敌被俘，并于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客死匈奴。李陵是著名的汉飞将军李广的嫡孙，李广为汉庭征战一生，立军功无数，最后却在官场无情倾轧下，选择了自杀身死。李陵的遭遇比其祖父更差，浓重的悲剧色彩伴随其一生，最后终于郁郁而亡。

　　让我们翻开历史，看看李陵的悲剧人生：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注：今甘肃秦安)。少为侍中建章监，效其祖父李广，“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时为骑都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率步卒五千北出居延塞(注：今额吉纳旗境内)寻击匈奴。出塞月余，“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虏见陵军少，直前就营，陵博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于是匈奴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此时“陵军五千人，兵矢且尽，士死者过半”李陵率军血战，杀伤匈奴万余人。且战且退，血战八日，在退至距居延塞百余里处被匈奴大军狭路而阻，团团围困。李陵在“食乏而救兵不到”的情况下“遂降匈奴”。余众四百逃归居延塞。以上事见史记·李将军列传》及《汉书·李广苏建传》。李陵即降匈奴，在汉庭引起喧然大波，武帝震怒，又听信流言说李陵在北地帮助匈奴训练军阵(注：此事是汉另一降将李续所为)，于是将李陵母弟妻子一家百余口全部杀戮殆尽。

　　综观李陵的悲剧人生，从侧面反映了两千余年前中华民族在兼并形成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大历史。就当时来讲，所谓汉匈之争，总是围绕着农耕民族的扩张及游牧民族的反扩张；游牧民族的侵扰及农耕民族的反侵扰而展开的。其中汉、匈两个民族的统治者发动的战争，无所谓义与不义，也不能拿“开疆拓土”这个标准来评价义战与不义战。战争只是给两个民族带来无与伦比的深重灾难而已。对此，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有过极为精当的论述。他在专文《内蒙访古》中说：“所有这些矛盾在今天看来，都是一系列民族不幸事件，因为不论谁胜谁负，对双方人民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一种悲剧”。拿汉朝庭来说，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都进行了五十年的大小战争，五十年的征战，换来的却是“海内虚耗，百姓流离。”出现了“人相食”的惨象。同时把“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巨大物质财富挥霍的一干二净，也为汉朝的日趋没落埋下了伏笔。反观匈奴，在汉朝庭军队数十年的扫庭犁穴这下，精壮消失殆尽，老幼尽避于漠北荒芜之地，人民生活无着，牲畜无法繁衍，随时面临着亡国亡族的危险。匈人民族的一曲悲歌，至今读起来仍令人慨然叹息：“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注：燕支山在今甘肃山丹县，因此山名与单于之妻“阏氏”及“胭脂”皆谐音，故此歌借音寓意说“使我嫁妇无颜色”)至于汉匈之争，当时人已有精当评价，王莽朝名将严尤就说：“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贲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通疲)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

　　回顾这一段历史，李陵注定成为这一特定历史过程中的悲剧角色，史载李陵降匈后，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在应对武帝质询时曾这样为李陵辩护：“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桃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之当。”据司马迁所言，李陵之败，全糸武帝姻亲二师将军李广利增援不力所致。但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报于天下。”由于司马迁力排众议为李陵辩护，武帝大怒，遂令有司判处其宫刑。以上事见《汉书·司马迁传》。至于李陵个人的态度，时人也多有记载。在后人所传《李陵答苏武书》中说：“执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罪也，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所言，报恩于国主而。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也。”然而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根本不会让李陵的这种想法实现，翌年便族其老母妻子百余口。诚如李陵后来所言：“陵虽孤恩，汉亦负德”。依今人看来，李陵降匈，固属不当，但当政者的指挥不利，主将的调度失措，是李陵战败被俘的主要原因。且正是有了李陵的降匈，才换回了余众四百人的性命，安全返归居延塞，此事史书多有记载。反观武帝，却把战事失利的责任全部推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身上，败则殉节，以挽回汉王庭的颜面，否则便是不忠，便要灭人一族，如此处置，实属无道。笔者认为：在民族危亡时刻，必讲求民族大义，以身报国，自不待言。但所谓汉匈之争，本身就是一笔胡涂账，如按中华民族大历史来看，更是兄弟阋墙；况且士大夫阶层一直标榜的“文死谏，武死战”也不是中华文化的要义，反而孔子《论语》所说：“君之视臣为草芥，臣之视君为寇仇”更显出儒家文化人性的光芒。

　　两千年来，历代史书对汉匈之争都以为是“正统”与“蛮夷”之争，于是在评价人物时多采取偏颇立场，如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率众降汉便一直被誉为“深明大义”，而李陵的不敌降匈却被指为“千古罪人”。笔者以为此种态度殊不可取。李陵即已降匈，“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注：见《汉书·李广苏建传》)。单于之女，史上无名，她为李陵育有一双儿女，按史书言，此女应极贤慧。《汉书·苏武传》载：苏武出使匈奴被扣，誓死不降，被遣北海牧羊(注：北海即今贝加尔湖)。匈奴遗李陵往北海劝降苏武，苏武不为所动，李陵感佩，“其妻赐苏武牛羊数十头。”至于右校王这一头衔应是极为显赫，其管辖范围也是极为广大。据推测，右校王的管辖范围应是今锡林郭勒草原的东西长度，而南至秦长城、北抵贝加尔湖这一广大地区。于是便有了李陵在其辖区的南部边界筑高台遥望故乡之说。高台之南，直至长城之间的空旷地带，应是史书所记载之“欧脱”(注：“欧脱”应为匈奴语，意为两国边界之间的缓冲地带)。还是《汉书·苏武传》说：苏武被汉庭解救南归时，李陵为苏武置酒送行，席间李陵拒绝了苏武共同南归的建议，起舞放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亏，老母以死，虽欲报恩将安归？”于是洒泪辞别苏武，此后于汉昭帝元平元年客死匈奴。

　　因为有了李陵的悲剧人生，于是便有了李陵望乡台。千百年来此台高高矗立在金莲川草原，为世人所凭吊。感谢《口北三厅志》这套志书的编撰者，在其《艺文篇》里详细编录了前人登临此台时的所思所想，跃然纸上的便是一首首悲壮诗篇。现节录几首，以飨读者：较早的诗篇有唐代诗人胡曾的《咏史诗·李陵台》：“北入单于万里疆，五千兵败滞穷荒，英雄不伏蛮夷死，更筑高台望故乡；”宋人诗篇有姜白石的《李陵台》：“李陵归不得，常筑望乡台，长安一万里，鸿雁隔年回。望望虽不见，时时一上来；”写得最为感人的是宋人汪元量，他也有一首《李陵台》：“伊昔李少卿，筑台望汉月。

　　月落泪纵横，凄然肠断裂。当时不受死，心怀归汉阙。岂谓壮士身，中道有摧折，我行到寰州，悠然见突石。下马登斯台，台荒草如雪。妖氛霭寞蒙，六合何恍惚。伤彼古豪情，清泪泫不歇。吟君五言诗，朔风更鸣咽。”元时因此台旁已设李陵台驿，驿路上车水马龙，经此驿路的诗人、政治家登临此台时常发怀古之幽思，故咏李陵台诗时时见于篇章。元诗人周伯琦《李陵台驿》诗曰：“汉将荒台下，滦河水北流，岁时何衮衮，风物尚悠悠；”元著名诗人马祖常更有咏《李陵台》一首：“带林闻野祭，汉室议门诛。辛苦楼兰将，凄凉太史书。”其中“带林”一地颇值得注意。《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岁有三祭，其中“秋·马肥，大会带林，课校人畜计。”又见李陵逸诗也有“相竞趋带林”之语，可见匈奴秋祭之地带林即今察哈尔草原金莲川一带，此事说明，两千余年前的匈奴民族就曾把金莲川草原作为秋祭之圣地。当然也有诗人对李陵的叛汉降匈有所指责。明人陈恭尹的《明妃怨》就说：“生死归殊途，君王命妾来，莫令青冢草，生近李陵台。”此诗指斥李陵不顾民族气节，借和亲之昭君之口，说出妇人女子也不愿与降者为伍。昭君如果泉下有知，不知同意此说否？清人也有咏李陵台诗传世，但细读这些诗文，大多不是登临之作，可见最晚至清中叶，此台已经倾覆，不复当年胜状。如清屈大均《云川秋望》诗就有：“白草黄羊外，空闻觜篥哀。遥寻苏武庙，不上李陵台”之语。

　　白云悠悠，时间已过二千余载。李陵台早已埋没于荒草之中，但是细读史志，可知元李陵台驿确曾建于汉李陵台之旁，故此驿以李陵台命名。至于李陵台驿是否即今黑城子遗址，今人争议颇多，莫衷一是。有学者说滦河西岸台地临近金界壕之太平城遗址方为李陵台驿，而黑城遗址乃是元帝巡辛上都之“纳钵”所在(注：“纳钵”应为契丹语，意即行宫)。笔者以为此说不妥，所谓黑城遗址应该就是李陵台驿所在。理由有二，其一：元代实行两都制，即大都与上都。元帝从大都至上都之往返道路一般为专用道路即史称之“辇路”，然而辇路有时也与驿路重合，所谓“纳钵”即设于驿站之中。今人研究驿路时不明此理，于是经常出现方位、数量上的误判，所谓李陵台驿便为明显例证。究其实，辇路北出大都至牛群头便与驿路合辙(注：牛群头亦名失八儿秃，今河北沽源界)，合辙后北行六十里至明安驿，又北行六十里至李陵台驿，后经桓州、南坡至上都。此中值得一提的是明安驿，史载在明安驿旁便是著名的察罕脑儿纳钵，也就是元代史志中多所提及的“白海行宫”。

　　据记载，此行宫巍峨壮观，极尽奢华，为塞外胜景。由于李陵台驿距此行宫仅半日之遥，元庭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李陵台驿再建纳钵一处，极有可能便是李陵台驿同时兼具纳钵功能；平时作为驿站使用，元帝巡辛时，便作为临时行宫。其二，关于滦河发源后的流向，相关志书描绘的极为精确，如《热河志》云：“滦河自独石口外一百三十里牧厂界之巴颜屯图古尔山发源。初西北流，经独石口厅界内一百五十余里至上都店，入多伦淖尔厅界，北流，复折而东北流。”据此志书描绘，滦河发源基本是由南至北的流向，其中很长一段还是流向西北，于是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出独石口后，不管驿路还是辇路，都是傍着滦河东岸行走，决无可能舍近求远涉河向西之理，所以说李陵台驿建于滦河西岸之说更是不能成立。只有滦河改变了流向，即在李陵台驿之北由西折向东北方向时，才于滦河北岸出现桓州驿。至于滦河西岸的太平城遗址，到底为何年所建、是何用途？今已不可确考。但据笔者推测，此城应该就是金时所建桓州城旧址。从太平城所处地理位置来看，它具有很强的军事功能，该城堡不但前出至滦河西岸台地，并且恰恰处于金界壕内缘的折弯处，对于军事上的攻防转换来讲，应该是一个绝佳位置。由于该城址良好的军事地理位置，所以桓州迁址后，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军事设施应该被使用了很长时间。直至元明，该城堡仍被不断修葺完善，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军事作用。如《明太宗实录》卷八记永乐十一年( 1413年)“命开平备御都指挥章安，于威虏、桓州、隰宁、明安诸驿建立城堡，各以军二百守御。”其中威虏便是李陵台驿更名(注：明成祖永乐八年北征返回途中，驻跸开平，改开平李陵台驿为威虏驿)。由于驿站内不可能驻军，也不可能建立城堡，于是在滦河西岸太平城旧址上经修葺后作为驻军守御之所是最佳选择。

　　明白了李陵台驿之所在，就不难确定李陵台的位置，它应就建在李陵台驿(注：即黑城遗址)之南偏东不远处。《元诗选》录著名诗人、政治家马祖常《车簇行》曰：“李陵台西车簇簇，行人夜向滦河宿。滦河美酒斗十千，下马饮者不计钱……。”由此诗看，李陵台正当驿道之东不远处，此时当是诗人沿驿路行走，将达驿站时驻马东望时的情景。有趣的是，笔者案头《口北三厅志》(注：影印本)编录此诗时，首句竟然是“李陵台南车簇簇。”这当然又是另一番情景：描写诗人沿驿路北行将至李陵台驿时，抬头望去首先见到的是高高矗立的李陵台。笔者认为，此诗不管台西、台南也好，只是描绘之情景不同，但皆在情理之中。从李陵台的形制看，此台应是极高大雄壮，否则不会有马祖常“故国关河远，高台日月荒”之语，也不会有元贡奎“今古李陵悲绝处，夕阳牧野下荒台”之说。再看元人陈孚《赋李陵台》诗中有“空有台上石，至今尚西向”的描述，可见元时此台之上尚立有石碑一座。据笔者遐想，此碑石上一定镌刻着“汉故将军李陵望乡台”这样的词语。至于李陵台是方是圆、是砖砌还是土筑？于今已不可确考。史载李陵身陷北地，常思故乡，于是筑台南望，后人称李陵望乡台，此说似乎已成定论，但笔者却对这一说法存在颇多疑惑。

　　李陵是个具有宿命色彩的悲剧英雄，后人登李陵台的凭吊是对英雄末路、悲剧结局的同情与慨叹，于是附会成一个筑台南望的传说故事。据笔者推想，当年李陵决不会无聊到动用诸多人力筑一座高台来遥望故乡。但史上确有高台存在于金莲川草原，这也是历史事实。于是笔者猜想此台应该就是史籍多所提及的“边墩”，史书中它还有多种称呼，如烽墩、烽燧、烽堠等等，今人多呼之为“烽火台”。遥想当年，李陵作为匈奴的右校王，当然守土有责，登上汉匈“欧脱”北侧的墩台巡视应该是平常事，于是李陵登临之台被后人演译成“李陵望乡台”也在情理之中。元许有壬《李陵台》诗中说：“李陵台下筑分台，红药金莲满地开，斜日一鞭三十里，北山飞雨逐人来。”诗中讲此台之下尚筑分台，可见它是一座功能齐全的军事设施无疑。

　　此文结束时笔者遐想，什么时候美丽的金莲川上不光有元上都的残垣断壁，应该还有高高矗立的李陵台，使众多游客凭吊历史遗迹时，多一份豪情，多一份悲壮，感受到“重走古驿道，再登李陵台”的情趣。再补充一句：黑城子遗址即李陵台驿为元时帖里干驿道与木怜驿道之交汇处，是漠南、漠北蒙古草原最为重要的驿站之一。史清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