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荒漠的不只美食，还有生活
前段时间，关于何为“生活感”的讨论，在社交网络上引发热议。
种种生活中经常会遭遇的状况，叠加在一起，愈发显得我们的生活逐渐荒漠化。
尤其在北京，这里的时间、空间都被拉得很长，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愈加渺小。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为什么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这么不幸福？
当然，越探究下去，我们越会发现，这不仅仅是北京的问题，荒漠化，正在席卷所有的城市。
01.
北京不是美食荒漠，是平价美食的荒漠
北京到底是不是美食荒漠，在社交网络上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吵架话题。
前不久，一条被广泛传播的吐槽，击中了这一争议的要害。
相关问题的知乎高赞回答，说得更为直接明了：北京不是美食的荒漠，是平价美食的荒漠。
经过外卖打包，新鲜出炉的食物本就丧失了一层风味，但更雪上加霜的是，外卖本身或许就没有任何风味可言——冷冻的食材料理包，重油重盐，再裹上一层稀糊糊的芡汁，完全吃不出食材本身的味道。
纵使当下的大数据算法再无孔不入，但打开外卖软件，翻了好几屏，依然推荐不出什么好吃的平价美食。
而如果想要到现实的街道中走一走，则可能会让人更加失望：宽敞的街道上空空荡荡，可选择的大多是各类连锁快餐：真功夫、田老师红烧肉、肯德基、麦当劳……
或是各种口味早已走样到离谱，甚至可以品尝出固定调味剂的“地方美食”：黄焖鸡米饭、沙县小吃、成都小吃、过桥米线（新晋流行的螺蛳粉，也开始进入这一行列）。
那什么样的平民美食会让人感到满足呢？著名美食纪录片导演陈晓卿在《至味在人间》记录的一段回忆，或许非常有代表性：他最常做的，就是在清晨时分，到家附近的一家安徽人开设的面馆吃面，满满都是家乡的味道。
是的，越是地域性，口味越是私人化的小店，却也更加能带来差异化和惊喜。北京曾经有很多这样外地人谋生的小吃店，他们不起眼，却默默抚慰了许多外地打拼人的肠胃和心灵。
小城市里的小店食铺
只是，这种小店，却难以抗衡日益高昂的房租和成本。更不用说，它们难以在这个互联网攥取大量注意力，点评网站全被各种资本与营销的连锁“网红店”所垄断的环境中生存。
口味上的用心、差异和珍贵，往往比不过精致装修、热情服务、新奇体验。诺大的北京，越来越多小店消失了。
只有少数的店铺成为“网红”，得以侥幸活了下来，譬如在吃货中颇有口碑的陈记虾爆鳝、张妈妈风味馆、柴氏牛肉面……但成为网红之后的部分老店，口味也变得一言难尽。
现在在北京，偶尔发现一家这样不错的小吃店，都会让人非常兴奋。忍不住经常光顾，又带有一丝战战兢兢，它哪天又倒闭关张了。
前段时间，一张图在社交网络上热转：“北京美食排行榜”第五位是宜家家居的餐厅，调侃之余却又带着几分无奈和真实：以这个标准来看，兼顾地域性、独特风味和廉价的瑞典肉丸、土豆泥和意面的宜家餐厅，在北京确实算是不错的选择了。
在北京，平民美食消亡的另外一环，则是本地的“老北京小吃”，也几乎消失在了日常生活中。它们大都变成了二环里面向游客的生硬招牌。
长期专注于北京城市研究的朱启鹏（看理想主讲人、青年建筑师）在看理想节目《京师回忆录》中，有一章专门探讨《到底什么是北京菜，它真的那么不好吃么？》。
朱启鹏分析，旧时北京，作为华北平原的中心，吸收了北方各民族的餐饮特色，变为自身的美食传统。而北京又是个两级分化很严重的城市，一面是公侯之家穷奢极欲，一面是都市贫民缺吃少穿。
再加上北京的物产本就不算丰富，旧时的北京菜，尤其是那些我们熟知的北京小吃，就诞生在这样一个饮食短缺的社会背景下。
卤煮火烧的大锅，其中是各种猪下水、死面火烧和炸豆腐，对于旧时的平民肯定是一顿好饭。旧北京的很多吃食，都是在弥补动物蛋白缺乏的焦虑，它与我们今天品评美食的心态已经大不一样了。
抛开南北地域之间的口味差异，北京菜这样的地方餐饮，其实都需要深厚的本地土壤来支持。
但诺大的北京，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旧城的大面积拆除和人口搬迁，让大批老居民迁移到城市的边缘。有句玩笑说：正宗的卤煮和炒肝儿都在五环以外。
朱启鹏在这一期节目最后，带着惋惜地总结说：“而二环里所谓老北京的场域内，昂贵的房租已经难以承载本是平民美食的小本生意，游客成了那儿餐饮消费的主力军。
原本繁复的工艺和选料获得不了更多的喝彩，敷衍了事也不会遭到什么谴责。这种消极的互动，让本地餐饮的特征进一步丧失。”
02.
无处可逛的街道
在北京，消失的不只有小吃店，还有各种店铺：书店、杂货店、维修店。
伴随这些店铺消亡的，是有特色的老街、是丰富的社区，以及生活。也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店，却搭载和沉淀起了一座城市的人情生态。
在台湾，有一本“全世界视野最小的杂志”，这就是以一条街道为对象的在地刊物《正兴闻》。
这条街，就是曾因特色小商店而闻名的台南正兴街，在老街名号远扬之后，房租水涨船高，乐器行、小茶馆等商铺因承受不住房租不断上涨而关门，吸引到的新商家则慢慢开始变味。
《正兴闻》主编高耀威忧心，市场一旦没有差异化，过度单调与集中的业态，将扼杀正兴街曾引以为傲的多元与活力。于是他专门出版这一刊物，并配合日常的咖啡馆运营，试图探索更多元的社区空间。
“充满人味的小店受到排挤，愿意承担高房价的店舖，战战兢兢的推出复制、迎合却无趣的商品，继续下去整条街将会慢慢变得不有趣。”
城市一角
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常常有人感叹，北京似乎无处可“逛”，那些可以停下来慢慢走的街道，几乎一只手就能数得出来。
北京好像是一个个分散的点，单独看来，每个大型商业中心都非常繁华，也有许多很不错的公园、大型美术馆、独立书店，但点与点之间，却常常是一片荒漠。
也是在《京师回忆录》里，朱启鹏在《前门商业区：街道生活圈和它生产的“老北京”》这一章中，描述了一段今天已经很难想象的往事，如今看起来有点乱糟糟、充斥着旅游纪念品的前门，当年竟是北京城最具活力、最时髦的所在。
明代后期，前门大街一带并入城区，很多小商贩就开始在大道上“搭盖棚房为肆”，也就是“占道经营”。时间久了，逐渐形成了繁盛的商业区。
宽阔的前门大街被占路的棚房分隔成了平行的三条道路，东边的一条北段叫肉市，南段叫布市和瓜子店；西边北段叫珠宝市，南段叫粮食店。
所谓的北京风貌、老北京的文化形象，也正在此时悄悄形成。这种文化所依附的载体，正是如前门大街这种充溢着旧时代生活方式的地点。
而随着广泛的士绅化运动，拆除旧居民楼、改造胡同、各种针对“穿墙打洞”的城市治理，这些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老街区，渐渐被高端商业街区和高档住宅所替代。
如今，在北京的地铁名称上还能看到珠市口的这样的名字留存，但实际的风貌早已不复存在。而那些“老北京文化”，逐渐演变了前门商业街里的布鞋、搪瓷杯、印花帆布包，或是冷饮杂货店窗口上一排排“老北京酸奶”的瓷瓶儿。
但其实，文化，尤其是这种生活文化，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符号拼贴，最重要、却也常常被忽视的：它们需要大量的真实生活作为基底。
以香港的代表性和城市景观「招牌」为例，如今，线条分明、色彩对比强烈的霓虹灯和手写招牌，早已成为当下常见的（尤其在许多“网红店”中）装修风格。但却都是形似而神不似，并没有香港街头的感觉和底蕴。
这是因为，这些香港的招牌，伴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建设过程，是市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所一点点创造出来的。
香港城市研究者何尚衡在《8处香港景观的改变或消失》一文中追溯，昔日香港招牌，不仅因实际用途而间接保留了书法、图像设计，以及制作霓虹光管的工艺外，还能助人认路，部分招牌更成为社区地标，甚至是本地或外地摄影或电影的取景题材。
“正是这些未被规范、却又约定俗成拥有共同之处的景观，每每表现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风貌”，何尚衡写道。
《攻壳机动队》中的香港
如今的前门大街上，仍留有许多“百年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店、都一处烧麦、张一元茶庄、同仁堂药店、瑞蚨祥绸布店、内联升鞋店、六必居酱园……但却每每让人觉得不是滋味。
也有许多宣传，说如今的前门大街都是按照历史照片还原的。朱启鹏还真的较了个真，用1955年的照片，自己研究作画后的街道立面的手绘图，与现状比较，结果当然是大相径庭。
在这集节目最后，朱启鹏说道：“几百年形成的街道肌理、空间模式、建筑细节和社会关联全部归零。在如同电影布景的仿古建筑中，前门以商业地产的方式重新开盘租售。屈指一算，也有十多年了。
但当你把真实的历史抹去，想用臆造的风情去替换时，难免陷入了一厢情愿的误区。
旧时代的前门大街是真实的，它的活力来自它与城市机体深深的嵌套，也来自丰厚历史遗产带来的场所认同。一条街道，不单单是一串罗列的房子，而是一整个复杂的社会网络。建筑可以重新设计，但城市推倒了，却不那么容易重来。”
03.
生活在“冷库”里
“没想到看个牙10分钟就结束了，早知道今天应该顺路约个饭，安排个活动好了”。前几天，一位朋友在群聊里说道。
在北京，周末时间需要精心计算、甚至统计和罗列排布，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而是许多人的日常。
北京巨大的城市面积、社区遥远的距离，996的加班时间，城市就这么把日常作息表抻长了，几乎夺走了我们休闲性社交接触的大部分可能性，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成本。
虽然并非出于功利的目的，但我们心中往往有一个小型计算器，在安排周末活动，决定是否要聚会时，这个计算器就开始在心中默默飞速运转：聚会的人都住在哪里？各自为中心画一个圆，看看彼此能达到的距离，交集在哪里？在哪见面，做什么、吃什么再离开。而为了这一切，所花费的时间是否值得？
《幸福的都市栖居》一书，曾经专门分析了为什么现代的大都市，看似技术越来越发达、样貌庞大而光鲜，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越来越不幸福。
“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在选择生活方式、出行方式时，不如自己想得那般自由。我们的选择非常有限，都是由规划者、工程师、政治家、建筑师、市场营销人员和地产投机者规定出来的，是手握权力的陌生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刻进了城市景观，是一念之差、地位驱使和系统性判断失误的产物。”
越来越多的建筑师、社会学者、城市研究者，开始反思我们当下的城市士绅化进程，现代建筑对人造成的影响与异化，以及被吞没的在地文化与多元的生活状态。
日本著名建筑师伊东丰雄在走遍了东京、北京、新加坡、纽约、迪拜等巨型都市（大都会）之后，曾在《建筑改变日本》一书中感叹：城市建筑已然沦为了巨型可视化的装置，与一般市民脱离。
“城市是被无休止重复着的均质格子所吞没的网格世界。身处无限均质的世界之中，无论选择在哪里工作，决定居住在某栋建筑的北侧还是南侧，或是弄清到了二层还是五十层，都改变不了同一的人工环境这一事实。”
伊东丰雄提醒，假如城市为了实现发展而追求生产性与效率性，结果将会是“恐怖的均质环境”，而在这样的都市中生活，人类将以毫无生气的中性形态存在：
“长此以往，今后的世界将在一片死寂中凝结，如同活在冷库中的日子将成为常态。人们在平静、安全、无欲、无求地苟活中走完一生。”
在北京，尤其是宽阔的街道、超大型小区，愈加把人隔绝开来。而996与遥远的通勤距离，又导致这些地方称为“睡城”，就算上文所描述的那些特别的小店还存在，我们却很少有时间能去那里消费，便更无从支撑起这些小店的工作，最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闭环，也就是社会学家项飙所反复强调的“附近的消失”。
即使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让信息和人际交流看似越来越便捷和通畅，在手机上、在网络上，随时随地，我们不必起床就能观赏电影，交友也完全不用顾忌距离。
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缺失了与活生生的人接触的机会，缺少与陌生人的相识，按照社会学家大卫·布莱恩（David Brain）的观点，这也同时筛掉了我们应对完全不同的观点的能力。
这时候，技术与便利性反而促成了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城市不再是栖息的场所，反而更像是一团团孤独的涡流。
《大都会》
用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话来说，“人和世界无法产生共鸣（Resonanz）”。
有一篇分析这种被“异化”的都市生活的文章《被击碎的互联网叙事，和中国年轻人的“新异化”人生》指出，“共鸣”正是“异化”的反面。“共鸣”能让人和世界，用各自的方式与对方进行呼应，并且两者始终保持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占据和支配。
这让我们既能身处世界，不被世界抛弃，也不用退出世界。
尾声.
在《建筑改变日本》一书开头，伊东丰雄写下了自己的思考：“每当清晨我在家周围散步，发现已难寻那些为自家门前的盆栽浇水，或是洒扫街道的老人们的身影时，都禁不住去想：他们如今都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几句看似简单的话，却让人心中一震。上文所述的与世界“共鸣”，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发展这种“模糊地带”之间，它是我们生活最重要的人际互动，既不是完全的陌生人又算不上朋友的人际地带之间。
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它称之为“弱联系网”，健康的社会网络就像树木的根系：从居于整个网络核心位置的最重要关系那里，会有较细的根须伸展出来，去接触不同力度、不同强度的交往关系。
“消失的附近”，消失的不只是店铺、景观、街道风貌，最重要的消失，是这一个个既不那么陌生、又不那么紧密的的人们，他们是支撑起我们联系网中最广泛、也是最薄弱的一环。
参考资料
1.《京师回忆录》，看理想App，朱启鹏 主讲
2.《幸福的都市栖居：设计与邻人，让生活更快乐》，查尔斯·蒙哥马利，理想国
3.《建筑改变日本》，伊东丰雄，理想国
4.《被击碎的互联网叙事，和中国年轻人的“新异化”人生》，金介辅，the Initium Media.
5.《乱象背后的逻辑：暴力“士绅化”由何而来？》，卢青、陈虹瑾，the Initium Media
头图：《邪不压正》
摄影：苏小七
撰文：苏小七
监制：猫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