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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方文字内容，作者：伊凌雪，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税务)学，通信邮箱：yilingxue@hainanu.edu.cn
Lundberg, Shelly, and Jenna Stearns. 2019. "Women in Economics: Stalled Progres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 (1): 3-22.Women are still a minority in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By the mid-2000s, just under 35 percent of PhD students and 30 percent of assistant professors were female, and these numbers have remained roughly constant ever sinc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women's progress in academic economics has slowed, with virtually no improvement in the female share of junior faculty or graduate students in decades. Little consensus has emerged as to why, though there has been a renewal of widespread interest in the status and future of women in economics and of the barriers they face to professional success. In this paper, we first document trends in the gender composition of academic economists over the past 25 year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trends encompass the most elite departments, and how women's representation across fields of study within economics has changed. We then review the recent literature on other dimensions of women's relative position in the discipline, including research productivity and income, and assess evidence on the barriers that female economists face in publishing, promotion, and tenure. While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s and constraints may directly affect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of men and women, productivity gaps do not fully explain the gender disparity in promotion rates in economics. Furthermore, the progress of women has stalled relative to that in other disciplin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We propose that differential assessment of men and women is one important factor in explaining this stalled progress, reflected in gendered institutional policies and apparent implicit bias in promotion and tenure processes.
尽管女性在经济学专业中仍然占少数，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女性在该学科中占比增长缓慢。到2000年代中期，只有不到35％的博士研究生和30％的助理教授是女性，但是这些数字从那时起一直大致保持不变。这不是第一次经济学领域出现性别平等道路上的停滞不签：20世纪初，女性作为研究人员的地位比20世纪中叶更为突出。《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论文列表显示，1912年女性撰写的博士论文占6%，1920年达到近20%的峰值，但到1940年又下降到7%（Forget 2011）。Forget（2011）将女性在经济学中代表人数的下降与家政社会工作作为学术领域的出现、政府中就业机会的扩大以及经济部门中敌意和公开歧视的增加联系起来。Cherrier（2017 b）将经济学与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女性减少的趋势找到了相似之处，因为这个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科学化”和有利可图。20世纪中期女性在经济领域代表性不足的常见解释包括相对优势和性别偏好差异。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公开的歧视被指责为“女性在经济行业中的代表比例是离奇而不合理的（CSWEP 1973）。在1971年美国经济协会（AEA）商业会议上有争议地成立了经济专业女性地位委员会（CSWEP），在公众讨论和政府就歧视问题采取行动之后，其他专业协会采取行动增加女性的代表性，随着Becker和 Arrow（Cherrier，Chassonnery Zaigouche和Singleton 2018）的早期研究，人们对歧视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的兴趣与日俱增。一个由女性经济学家组成的核心小组起草了决议，要求美国经济协会通过“一项消除性别歧视的积极计划”。这些决议在商务会议上提出，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和反对派的几番讲话，但得到了与会成员的投票通过。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女性在经济中的代表权大幅增加，但人们对女性进步的反应褒贬不一。在该杂志的1998年秋季刊中，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来纪念CSWEP成立25周年，该研讨会反映了为使该行业多样化而做出的努力的不同观点。各方对女性在经济学方面的进步给予了好评，但对经济学本科生中女性代表比例低的影响表示关切（Bartlett，1998年）；批评了女性地位委员会的非军事性质，并与其他领域更积极的女性委员会进行了不利的比较（Bartlett，1998年）；并断言，部分由于CSWEP的活动，“钟摆可能已经摆得太远，以至于男性是目前受到歧视的人”（Friedman 1998）。从那以后，女性在学术经济学方面的进步已经放缓，几十年来，初级教师或研究生中的女性比例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尽管人们对女性在经济领域的地位和未来以及她们在职业成功方面面临的障碍重新产生了广泛的兴趣，但对于原因却没有达成共识。在本文中，我们首先记录了过去25年学术经济学家性别构成的趋势，这些趋势涵盖了最精英的部门的程度，以及女性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表现是如何改变的。然后，我们回顾了有关女性在学科中其他相对地位的最新文献，包括研究生产率和收入，并评估了女性经济学家在出版，晋升和任期方面面临的障碍的证据。尽管偏好和约束条件的差异可能直接影响男女的相对生产力，但生产力的差距并不能完全解释经济学中晋升率方面的性别差异。此外，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女性的进步停滞不前。我们认为，对男女的不同评估是解释这一停滞不前的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反映在存在性别化的机构政策以及晋升和任期过程中明显的偏见中。1972–2017年授予博士学位的经济学系中的女性1972年和1973年，经济职业中的女性地位委员会对经济学部门进行了调查，“以弥补关于缺乏多少女性经济学家或正在接受培训的女性经济学家的信息”（Bell 1973）。1974年，美国经济协会承担了这项任务，要求有关教职员工和研究生性别的问题与其他数据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向学术部门发送的通用学术问卷（UAQ）。UAQ为CSWEP的女性在经济中的地位提供了报告数据，到1993年，委员会恢复了单独的调查，以提高答复率。这项调查每年秋季收集新博士和即将毕业的博士的性别构成信息；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级别的教师；非终身制教师；和高级本科专业。本节提供的大部分数据结合了1993年至2017年间美国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和UAQ大学博士学位授予部门的数据。我们可以为一组重要的部门提供更长远的视角。第一次CSWEP调查的微观数据已经丢失，但是1972年CSWEP年度报告（在AER论文和会议论文集上发表）包括一个由43个部门组成的可识别群体——主席群体——的综合结果。这个团体被非正式地称为“the cartel”，因为主席们每年都会在ASSA会议上共进早餐，讨论新助理教授的薪酬计划。报告中列出了这些部门，除了罗切斯特大学，所有的部门都对初步调查做出了回应。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席小组中的部门授予了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我们可以在45年的时间里跟踪这组排名靠前的部门的教师和研究生的性别构成。1993年至2017年，女性在一年级博士生、新博士和系主任组教员中的比例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主席小组的女教师任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972年，女性只占全职教授的2%，副教授占4%，助理教授占9%。到1993年CSWEP调查恢复时，全职教授的女性比例增加了三倍，达到6%，副教授中有11%是女性，助理教授的女性比例增加了一倍多，达到21%。图1显示，从1993年至今，高级女教师在主席小组中所占的比例继续缓慢增长。在正教授中，女性所占比例从6％增加到13％以上，在副教授中，女性所占比例从11％增加到23％。但是，对于助理教授而言，情况有所不同：女性所占比例从1993年的20％增加到2009年的29％，然后在过去十年中下降到24％，在过去的24年中，初级职位的净增长很少。在同一时期，一年级博士生中的女性代表人数也几乎没有增加，从1993年的28％提高到过去五年的平均30％。（在1990年代期间，一年级研究生的女性比例与五年后的现有博士学位之间一直存在几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似乎表明女性毕业生的流失率较高，但这种差距在2000年入学时就消失了。）这种情况也扩展到了经济学的本科学习：自1998年数据来看，女性在高级经济学专业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0％至35％之间。在专业招生方面实现两性平等的进展似乎已经停滞（初级教师的情况有所恶化），而女性在高级水平上的代表人数继续上升，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女性进入学术经济学的推动因素。尽管主席小组没有提供博士学位的完整情况，但是仍有一些原因使人们对女性在精英部门取得的进展特别感兴趣。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有层次的社会科学（正如Fourcade，Ollion和Algan于2015年在本杂志上在所讨论的那样），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和培养博士生的教师中，很大一部分文章来自于排名最高的部门。图2显示了1993-2017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告评为前20名部门的教职员工数据。这些较小样本的数据比主席小组的数据更嘈杂，但一些趋势是明确的。在排名前20名的项目中，1993年全职教授的女性比例只有3%，近年来缓慢增长到10%，2017年上升到近14%。副教授的女性比例（在此期间在主席集团中稳步增长）在2011年从10%上升到高达26%，但近年来已经下降到大约20%左右。1993年助理教授中的女性任职人数比例约为21％，2008年达到27.6％峰值，此后又回落到20％，这意味着在过去的24年里，排名前20的院系的初级教师没有进展。为了比较女性在经济学与其他学科方面的进步，我们将女性在经济学专业地位委员会的数据和几个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前50名的女性教师份额的数据相结合。这些2002年、2005年、2007年和2012年的数据来自于Nelson（2004）在俄克拉荷马大学支持下收集的系主任多样性调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根据特定领域的研究支出对前50名部门进行了排名。图3显示了七个学科组中女性助理和全职教授的比例趋势。为了便于展示，我们结合了来自化学和四类工程部门（化学、土木、电气和机械）的数据。我们还将生物学和地球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结合起来。总的来说，在这十年期间，所有阶层的女性教师的比例都呈上升趋势。硬科学在各个级别的女教授中所占比例最低，而社会科学在女性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物理学，数学和工程学领域，女性在经济学中的比例始终排在最低位，远低于生物学和其他学科。社会科学。在高年级阶段，相对于其他学科，经济学似乎在这一时期失去了一些优势。在所有情况下，女性的比例都随着等级的增加而减少（注意，图A和图B的y轴是不同的）。第一年级博士生，新博士学位和教职员工中女性人数的排名：1993-2017年经济学排名前20位
女性研究的经济领域与男性不同？女性在各个领域的分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尽管女性在经济职业中的地位委员会的调查数据使我们能够追踪女性学术经济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取得的职业发展，但对于女性在经济学中的代表性的另一个方面，即她们在各个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知之甚少。了解男性和女性在研究领域的不同趋势，对于理解文章发表和任期的不同趋势可能很重要。领域选择可能会影响进入经济学领域的终身职位、出版率以及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概率，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影响获得终身职位的概率。然而，估计不同经济领域专业成功差异的有限证据是多方面的。最近的研究表明，领域选择可以解释研究成果中性别差距的很大一部分（Ductor，Goyal和Prummer 2018），而Ginther和Kahn（2004）发现，在1989年的助理教授样本中，领域比较广阔对任期的影响微不足道。最近的几篇经济学论文记录了当代女性在各个领域的分布，但据我们所知，现有的研究无法深入了解过去几十年来研究领域是如何变化的。Chari和Goldsmith-Pinkham（2017）使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暑期培训2001-2016的数据，表明女性经济学家的分布在各个领域之间并不均匀。女性在宏观和金融领域特别稀缺，在劳动和其他应用微观经济领域则更为充裕。Beneito，Pilar，Boscá，Ferri和García（2018）使用2010-2016年AEA年度会议的数据，根据会议的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主题显示了五个子领域的女性作者百分比。在最近几年中，作者还使用机器学习按主题对论文摘要进行分类。与Chari和Goldsmith-Pinkham（2017）相似，他们发现在宏观、金融、数学和定量方法上女性代表的比例明显低于应用微观和其他领域的女性代表。关于这些研究值得注意是，无论是参加AEA年度会议和还是NBER暑期培训，可能在性别和领域都没有代表性，而且人们对整个经济领域的性别组成如何在较长时期内变化了解较少。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女性在不同领域和不同时期的发展，我们收集了1991-2017年经济学博士生的信息，包括他们的姓名和论文的JEL编号。该信息来自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每年出版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列表，并且代表了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的博士学位授予部门。为了对每个博士生的性别进行分类，我们使用了两个数据库来确定某个名字是女性的概率：社会保障管理局的名字文件和国际维度的Genderize.io数据库。我们将数据中的名字与这些概率匹配，然后将性别分配给女性概率大于0.8或小于0.2的概率。总共，我们在26年间的28,209个人中识别出23,442个人的性别。在此期间，约有29％的新博士是女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博士所占份额的趋势反映了上述CSWEP数据。
图4A和4B显示了男女在7个领域的分布。一般来说，男女在这些领域的分布非常相似。女性在劳动/公共部门中的代表比例明显较高，但是在所有领域中，女性经济学家的代表都很高。就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而言，与1990年代初相比，女性更有可能在微观和劳动/公共领域发表论文，研究宏观/金融和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也较小。但是，这些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行业的广泛趋势，在男性中可以看到在选择领域方面非常相似的变化。在经济学特定领域中女性所占份额和男性所占份额之间的差异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各个领域的分布并没有因男女而异。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图5绘制了一段时间内某一特定领域的女性比例与该领域男性比例之间的差异。当然，在整个时期内，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研究劳动和公共经济学领域，而在宏观和金融领域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较小，但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差异趋势。（由于经济学中的性别失衡，每年劳动或公共领域的毕业论文中男性仍然比女性多）。尚不完全清楚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以劳动为导向的研究课题。一个普遍讨论的假设是，女性平均对研究个人行为更感兴趣。2008年对AEA成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人们对核心经济概念的看法没有性别差异，但女性经济学家更有可能支持政府干预与市场解决方案的需求（May，McGarvey和Whaples 2014）。如果不同领域的研究环境是研究生选择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这种选择领域的偏见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下去；即在劳动经济学中，女教师所占比例越高，可能会通过榜样效应鼓励女学生学习劳动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各领域的相对性别构成没有变化，这一点很重要，原因有两个。首先，这表明随着女性博士比例的上升，最近的女性群体在她们广泛的研究兴趣方面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变化。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领域选择趋势不能解释在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性别差异的变化，这些博士学位获得者成为助理教授，并且后来成为终身教授。这里显示的图表使用的是1991年开始的数据，因为这是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主题编号最后一次实质性重新设计。关注这一时期意味着JEL编号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可比性。然而，可以进一步收集类似的数据。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收集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数据。在此期间，JEL编号与今天使用的编号并不完全可比。特别是，尽管包括微观和宏观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的“核心”领域被归为“一般经济学”类别，所应用的类别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是合理可比的。在这些应用领域，仍然没有证据表明性别趋势有所不同。特别是，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学习劳动和公共经济学的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差异一直保持在0.1左右。随着学历的提高，经济系中的女性比例往往会下降。如上图（图1和图2）所示，在研究型部门中，正教授的女性比例为8％至13％不等，助理教授为20％至25％，博士研究生为25％至30％。经济专业女性地位委员会每年报告的跟踪博士生群体的简单“锁定步骤”模型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3年，博士生群体中从去年排名助理教授到去年排名副教授的人数明显下降（CSWEP 2018）。这表明，在大多数学者获得终身职位的阶段，经济学职业管道是“泄漏的”。使用微观数据进行的研究倾向于确认，在任期阶段女性经济学家出了一些问题。McDowell，Singell和Ziliak（2001）利用1960年代至1980年代所有AEA成员的纵向数据，发现女性被提拔为副教授和正教授的可能性要低于具有类似特征的男性。然而，他们还发现，1980年代女性的晋升前景有所改善，1989年观察到的个人晋升方面没有出现无法解释的性别差异。相比之下，Ginther和Kahn（在这本杂志上，2004年）在一份仅限于1989年在博士学位授予部门担任助理教授的AEA成员的样本中，发现了明显的管道泄漏证据——在这个样本中，女性获得终身教职的可能性比男性低，而且实现终身教职花费的时间更长。获得博士学位十年后，女性经济学家获得终身教职工作的可能性比男性低21%。生产力的差异（包括出版物数量，出版物质量和引文）仅解释了这一晋升差距的30％。在同一篇论文中，Ginther和Kahn使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博士接收者调查》中的1972年至1991年的研究对象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该研究的出版质量数据有限，但确实具有家庭特征信息。对是否有孩子进行控制，这对提高生产力产生了影响，这使得终身教职概率的性别差异有很大一部分无法解释。作者对其他学科的博士生数据进行了同样的分析，发现经济学中的性别晋升差距是明显的。在统计学和自然科学的终身制过渡中，性别差距可以忽略不计，而其他社会科学只有8％的差距。在工程学领域，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在十年后获得晋升。Ginther和Kahn（2014）在随后的一项关于女性在学术社会科学领域职业生涯的研究中，利用1981年至2008年的博士生调查来考察群体差异，发现尽管1980年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群体在终身职位概率上存在性别差异，但1999年的博士群体中这种差异已经消失，而经济学领域的性别差距仍然存在20%。他们得出结论：“经济是一个领域，即使在考虑了背景和生产力控制之后，甚至对于单身无子女的女性来说，在获得终身教职方面的性别差异似乎仍然存在（第311页）”。同样，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家庭和生产力协变量后，他们发现在晋升为终身教授方面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Ginther和Kahn2009）。在与两位心理学家合作撰写的关于女性在学术界的综合研究中，Ginther和Kahn研究了数学密集型研究领域最近的职业发展，发现了仅在经济学领域存在性别不平等的证据（Ceci，Ginther，Kahn和Williams，2014年）。1990年代中期至2010年期间，这些学科大多在收入和晋升方面实现了性别平等，而经济学则没有。在地球科学、工程、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物理科学领域，现在男性和女性进入博士项目的比例与其在大学专业中的比例成正比，并且与博士生一样有可能被聘用为终身制职位。除了在升任终身职位方面持续存在性别差距外，Ceci et al. （2014）还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学家的学术薪资和工作满意度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并没有减少（在某些情况下有所增加）。在1995年的博士生调查数据中，经济学领域的女性助理教授的工资低于男性助理教授，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到2010年，这些数据中的平均薪资差距已经扩大并变得显著。在同一时期，女性全职教授的相对工资也有所下降，到2010年降至男性工资的74%，尽管拥有博士项目的研究密集型大学（所谓的“R1”机构）的工资没有显著差异。据称，科研领域的女性对工作的满意度低于男性科学家，但在1997年和2010年对博士生受试者进行的调查中，性别差异通常很小，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相比之下，经济学家在工作满意度上的差距在1997年是巨大的，而到2010年则有所增加，其中男性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的程度更高，而女性对工作的满意度则有所降低。鉴于女性在晋升和薪酬方面面临的劣势，工作满意度上的性别差距可能并不令人惊讶，但是，什么可以解释这些实质性职业发展中的差异呢？许多研究表明，尽管在工作时间上似乎没有差异，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的女性在其职业生涯的同等阶段发表的论文比男性少（Ceci et al. 2014）。Ginther和Kahn（2004）报告说，十年后，在1989年的助理教授队列中，尽管女性的前十名出版物减少了0.3篇，在其他期刊上的文章减少了3.8篇，这些差异并不能解释晋升差距的大部分原因。1995年和2008年对博士学位获得者数据的调查包括了过去五年中被推荐期刊接受的论文数量，根据这一指标，女性助理教授发表的论文也少于男性助理教授。1995年至2008年间，这一差距扩大并变得显著，女性发表的文章较少，男性发表的文章较多 （Ceci et al. 2014）。最近一项基于EconLit期刊文章更广泛数据库的研究（80%的作者确定了性别）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所有经济学家在研究产出中的原始性别差距一直相对稳定在50%左右，尽管43%的差距可以解释为经验和领域的差异（Ductor，Goyal和Prummer，2018）。女性学者为什么生产力较低的一个主要假设是，女性承担着更多的家庭责任。实际上，大多数科学，工程，技术和数学领域的证据是，单身无子女的女性与单身无子女的男性的出版物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在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中却并非如此，无子女者之间也存在巨大的性别差距。赋予女性更多养育角色的性别规范也可能通过分配工作时间的方式影响生产力。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系的研究发现，在时间使用上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教学、服务和其他非研究性学术活动上，如指导学生（Xie和Shauman 2003；Misra、Lundquist、Holmes和Agiomavritis 2011）。女性教师更有可能自愿从事低报酬任务（任务不太可能有助于升职），实验室实验证实，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做志愿者（Babcock、Recalde、Vesterlund和Weingart，2017）。然而，我们不知道任何经济学的专业时间分配的具体证据。如果女性在经济部门未能晋升不能用生产力上的性别差距来解释，那么就会产生差别待遇。正如我们将讨论的那样，最近的一些论文探讨了性别本身在经济学专业中的影响，研究了人员流失和终身任期概率差距的可能原因。综上所述，这项工作证明了女性经济学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面临着巨大的障碍。这些障碍可能会通过降低对未来成功的期望，阻碍研究活动和出版成果，甚至取决于观察到的生产力而影响晋升的可能性，从而影响职业的持久性。限制女性成为终身任职的经济学家的障碍可能较早出现。例如，图1显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是女性。此外，图1显示，在2000年代中期之前，经济学博士学位课程中的女性流失率高于男性（从一年级博士学位学生中女性所占比例与新博士学位的比例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出）。在本次研讨会上，Buckles的论文讨论了在经济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提高女性比例所采用的政策研究，而Boustan和Langan的论文则着眼于各部门在获得博士学位和完成博士学位的女性比例方面的异质性。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影响以下方面的问题：女性经济学家的研究生产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职业生涯早期的女性经济学家可能会受到支持研究活动的指导和社交网络的限制以及咨询过程中潜在偏见的不利影响。例如，如果有关出版和任期的重要信息是在部门或研究网络内非正式地传递的话，缺少高级女导师可能会不利于助理教授发展。为了让女助理教授接触到成功的女性榜样，提高研究效率，帮助她们为终身教职做好准备，CSWEP的辅导计划CeMENT将初级女教师与高级导师进行匹配。该计划经常被超额预定，因此可以在2000年代对该程序进行随机对照试验。该评估发现，CeMENT大大提高了参与者的发表率，并为参与者提供了资助，支持了缺乏指导对女性可能很重要的观点（Blau，Currie，Croson和Ginther，2010年）。社交网络形成中阻碍男性主导领域指导的障碍可能导致男性和女性拥有不同的研究合作和共同作者网络（McDowell，Singell和Stater 2006）。尽管经济学领域的女性合著论文的比例较高，但她们的合著模式与男性不同，这预示着产出较低——合著者较少，聚类较高，与相同合著者的合作较多（Outter，Goyal和Prummer，2018）。合著出版物的评价似乎也因作者的性别而异。男性和女性经济学家在其对任期决策的影响方面，因其独立撰写的论文质量相似而获得类似的赞誉（Sarson 2017a）。但是，女性与他人共同创作时获得的信用大大减少，尤其是当她们与男性共同创作时。这与社会学的证据形成鲜明对比，Sarsons发现男性和女性从合著的作品中共同受益。在出版过程中，经济学领域的男性女性也可能面临不同的经历。研究测试了几篇论文在稿件审查中对女性存在歧视，但经验证据参差不齐。Ferber和Teiman（1980）研究了经济学期刊中的双盲审阅，发现当期刊使用双盲审阅时，接受率的性别差距较小。在单盲和双盲审查的实验中，Blank（1991）发现，在双盲审查制度下，女性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估计的效果并不显著。Abrevaya和Hamermesh（2012）在顶级期刊的审稿过程中，尽管该杂志使用了双盲审稿程序，没有根据审稿人和作者的性别配对发现性别歧视或利他主义的证据。（当然，如果论文在线发布，审稿人通常能够确定作者的身份和性别）。但是，这种性别配对研究设计的一个重要局限性是，如果男女都歧视女性作者，它可能无法在同行评审过程中发现性别偏见。Card，DellaVigna，Funk和Iriberri（2018）研究了四家主要经济学期刊的裁判决定，同样也没有发现审阅者或编辑之间性别偏见差异的证据。但是，他们显示，男性和女性审稿人似乎都将女性作者的标准提高了（通过引用计数来衡量），导致女性撰写的论文接受修订和重新提交的可能性存在很大差异。同样，Grossbard，Yilmazer和Zhang（2018）表明，在人口经济学期刊上女性作者的论文被引用更多。Hengel（2017）增加了一个不同的维度。她发现，女性作者撰写的经济研究论文在一份顶级期刊上接受审查的时间要长六个月，尽管女性作者撰写的论文可读性更强（使用了五种不同的写作清晰度衡量标准），而且可读性的性别差距在同行审查过程中不断扩大。Hamermesh（2013）发现，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自1980年代以来，女性作者在顶级期刊中的代表性都大大不足。尽管证据尚无定论，但合著者网络的差异以及出版过程中的潜在偏见都可能导致这一差距。通过参加会议获得外部认可也可能成为女性成功的障碍。与女性助理教授的总体比例相比，女性在高知名度经济学会议上的代表性不足，如果终身教职委员会将这些演讲作为衡量声望或外部对高质量工作认可程度的指标，这一点会变得很重要（Chari和Goldsmith Pinkham，2017）。最后，任期和晋升的评估过程可能会系统性地使女性处于不利地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隐性偏见会导致基于无意识态度和关联的歧视，这是学术界的一个问题，会在许多方面影响招聘和晋升决策（有关本杂志的讨论，请参见Bayer和Rouse，2016）。例如，用随机分配的名字来评估履历的教师更有可能积极地评估和聘用男性担任终身职位的申请者（Steinpreis，Anders和Ritzke，1999年）。为申请学术职位的个人撰写的推荐信使用不同的形容词来描述男性和女性，在招聘决策中，用来描述女性的特征被认为更负面（Madera、Hebl和Martin，2009年；Schmader、Whitehead和Wysocki，2007年）。更具体地讲经济学，意大利的具有同等生产力的女性经济学家在随机分配给全男性晋升委员会时不太可能晋升为副教授或正教授，但是当女性被分配到混合性别委员会中时，没有性别差距（De Paola和Scoppa，2015年）。即使以性别平等为由得到支持的政策，也可能对女性的成功产生偏见。Antecol，Bedard和Stearns（2018）研究了性别中立的任课时间停止政策的效果，该政策允许有孩子的助理教授延长任课时间。他们发现，这些政策大大增加了男性在第一份工作中获得终身职位的可能性，但降低了女性获得终身职位的可能性。观察到的出版成果表明，男性利用任期中的额外时间继续工作和出版，而女性则没有。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即使在控制前五名和非前五名期刊的发表数量时，终身任职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巨大而显著的差距。在许多其他高技能职业中也存在性别期望的证据。在一项关于医生诊断实践的研究中，Sarsons（2017b）发现，女性外科医生因患者的负面结果而受到更严重的惩罚，而男性外科医生在获得积极结果后受到更强烈的奖励。另一项针对财务顾问不当行为的研究发现，女性财务顾问平均参与的不当行为成本较低，但与男性相比，女性财务顾问在不当行为后面临严厉惩罚的可能性也明显更高（Egan、Matvos和Seru，2017年）。最后，在跨学科晋升委员会任职的男性对女性候选人的评价不如女性候选人（Bagues，Sylos-Rabini和Zinovyeva，2017年）。然而，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之间在减少性别不平等方面缺乏进展的对比表明，经济学机构内部的偏见可能特别普遍。继1970年代和1980年代经济系学生和教师中女性比例大幅增长之后，在过去20年里这一进展趋于平稳。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相比，经济学在提高女性在本科专业和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比例方面进展较少（Bayer and Rouse 2016），这将使未来缩小经济学领域的教师性别差距更加困难。此外，对于女性学术劣势的常见解释，如家庭责任重和厌恶数学，无法解释为什么女性在经济学领域的能力和晋升概率方面落后于其他领域。什么能解释经济学中的女性似乎面临的独特挑战？尽管其影响难以量化，但在学术经济学中，对抗性和侵略性文化往往是导致女性职业发展停滞的原因之一。例如，经济研讨会以环境特别恶劣而闻名。如果女性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文化，或者由于这种文化而受到差别待遇，那么一门学科的文化就会产生性别影响。女性经济学家似乎不太可能从事与职业成功成正比的实践，这表明他们无能力或不愿意适应职业准则。例如，在许多领域中，男性学者的自引用率比女性学者要高，但是在经济学领域中，男性与女性的自引用率是后者的两倍，而且更为长期采用（King，Bergstrom，Correll，Jacquet和West 2017）。应用经济学领域吸引了更高比例的女性，但这项工作仍被一些人视为比传统上男性主导的主题更不严谨或更不重要。传闻证据表明，女性可能会选择进入男性主导较少的领域，或者完全离开学术界，这是基于男性更容易忍受的早期的有害环境。显然很难获得经济学上对女性的直接骚扰程度的定量估计。我们确实知道，有很多报道称经济学界的女性在工作面试，研讨会和会议中遇到不当行为（Shinall 2018）。此外，在至少一个匿名的在线论坛上，用来描述女性经济学家的语言通常是性和贬损性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不是针对男性的（Wu 2017）。最近的证据表明，性骚扰在学术界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2018年）。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这种行为经常被规范化和容忍，因此很难改变。因此，国家科学院提供了几个基于证据的建议来解决大学环境中可能与经济学直接相关的骚扰问题。特别是，他们建议降低等级关系的重要性，并实施“权力扩散”机制，如指导网络。他们还认为，采取明确的行动，在招聘和晋升过程中实现更大的性别平等，是创造多元化和相互尊重的环境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以上总结的证据表明，经济领域中针对女性的障碍可能通过两种主要机制发挥作用：男女之间生产力的差异，以及对其评价方式的差异。由于生育和其他家庭责任，女性更倾向于从事服务活动而不是研究，或者她们选择投入研究类型的时间不同，女性的平均生产力可能低于男性。男女在这一职业中的不同经历也可能导致生产力差距，这种差距是由于合作网络、获得导师的机会和性骚扰方面的差异而造成的。但是，以生产力为条件的性别差距在经济学中也比在其他学科中更大，这表明解释女性在经济学中处于劣势的第二个因素可能是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评价。由此看来，女性比同等能力的男性有更高的标准，需要发表更多、更高质量的作品，才能在这一行业取得同等水平的成功。要在学术经济学中继续朝着平等的方向前进，就需要人们普遍意识到这些障碍的存在，并需要共同努力消除招聘和晋升过程中的偏见。然而，第一步进展缓慢。2008年对美国经济协会（AEA）成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男女经济学家除了政策观点存在重大差异外，他们对职业机会平等的信念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May、McGarvey和Whaples，2014）。尽管76%的美国经济学会女性成员认为美国经济系的机会有利于男性，但只有不到20%的男性持相同观点。事实上，三分之一的男性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中的机会实际上有利于女性。就这种信念而言，它们是发展新的多样性倡议的主要障碍。使经济学专业多样化很重要，因为更广泛的个人观点将影响课堂教学内容、提出什么研究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政策讨论。此外，正如最近的证据所表明的那样，由于歧视或偏见的评估，女性在经济上的进展停滞不前，因此，继续采取行动消除这些障碍，既可以基于简单的公平的好处，也可以创造一个同工同酬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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