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哲学对话重启大幕：《哲学动态》2017年第一期重推青年哲学对话会｜ 聚焦马克思与启蒙（一）
马克思与启蒙问题：
当代视野与中国语境
青年哲学对话会部分成员
小编说：“哲学生于对话，死于独白”是全国马克思青年对话会的口号，这种无剧本哲学戏剧所带来的思想的激烈碰撞以及口才的热烈比拼是无与伦比的。但对于像小编这样有幸亲临现场的哲学学徒们来说确实存在一个小困惑：就是不容易从老师们时而一致，时而对抗的思辨中理出一条清晰的理论线索。当然对于没能到现场而又不愿错过这次精彩交锋的哲学同仁们来说也需要一次盛况重现。在这里，小编仅代表“激进阵线联萌”感谢《哲学动态》（2017年第一期）编辑部为大家做出的梳理工作，从长达数小时的会议录音中提炼出各位与会老师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会议精髓。联萌将连续五天推送会议五个分论题，以期给大家呈现最完整的“启蒙”。
《哲学动态》编者按：
启蒙问题自提出之日起，对启蒙的高扬抑或反思便构成思想谱系的“双调”。当今中国正行进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直面启蒙、反思启蒙、超越启蒙，展现启蒙的面相和力量，明辨启蒙的张力和界限，进而回答启蒙对于当代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究竟意义何在，是摆在中国学人面前不可“绕道而行”的重大课题。有鉴于此，2016年11月5～6日，《哲学动态》编辑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联合主办了第三届全国青年哲学对话会，二十余位青年学者围绕“马克思与启蒙问题”，就“马克思对启蒙思潮的继承和创造性转换”、“启蒙思潮的三条路径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启蒙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思想和现实意义”等话题展开了一场思想对话。与会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切入问题，或正面阐释，或反面论辩；或凝神深思，或慷慨陈词。现场气氛热烈，思想碰撞频频，尤为可贵的是，讨论始终贯穿着对中国问题和中国未来的深度关切；透过这一关切，展现出新一代学者的思想自觉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担当。本刊认为，探析马克思如何在变化了的时代开辟出反思启蒙的新路径，从而构建一种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启蒙范式，这对于推进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特将此次对话会的部分内容刊发于此，以期哲学界同仁能进一步深化这一主题的讨论。
哲学戏剧第一季：直面启蒙：
一项未完成的思想事业
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启蒙是人类走出自我蒙昧的解蔽过程，我们今天之所以重新思考启蒙问题，是希望在这个经济繁荣的时代进一步彰显人的理性，实现人的思想解放。毋庸置疑，当我们重思启蒙与当下现实的关联性时，不能绕开欧洲启蒙传统和马克思启蒙思想，不能脱离具体语境。对于中国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社会启蒙；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一次思想启蒙。因此，启蒙是不断进行的过程，今天重新理解启蒙，还应该认真梳理启蒙思想资源：一方面，我们要挖掘和梳理中国特有的启蒙传统，比如阳明心学就是不同于程朱理学传统的一种启蒙；另一方面，仍应从西方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启蒙资源。马克思学说自传入中国以来，给国人提供了科学启蒙的观念，弥补了国人以往对理性和科学认识上的不足。总之，通过反思中国百余年来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正在不断走向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启蒙思想仍不能失语或空场。我们知道，康德意义上的启蒙是自我澄明，在这里自我意识十分重要。就此而言，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目前既需要自我澄明，也需要启发民众；怎样使现代中国人达到自我的澄明，达到对传统的启蒙和超越，仍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们还看到，启蒙问题甫一提出，便展示出世界性或全球化的特征。18世纪欧美多国都涌现出各具特色的启蒙思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苏格兰、法国和德国兴起的三大启蒙运动，它们分别在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滋养了现代性的生成。启蒙运动与人类的自我意识塑造了市场经济、政治理性和道德传统。尽管我们从后现代角度会发现启蒙的诸多限度，但它对于实现现代化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今天我们回望现代社会的经济模式、治理思路和哲学理念，都可以在启蒙运动中找到思想根源；同时展望未来，人类依然需要启蒙精神的引领。因此从总体上看，启蒙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思想事业。对于当代中国的未来发展而言，同样依然需要启蒙的力量；而启蒙力量的彰显，前提在于对启蒙的时代反思；反思启蒙，无疑首先需要回答“何为启蒙”这一元理论问题。
罗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在我看来，哲学意义上的启蒙就是在观念中把人当成根据，人在观念中成为主体和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认为，现代启蒙一方面表现为“人被当成'绝对’”这样一个思想事件，另一方面也可以被看作一个观念论的“神话”。
夏莹（清华大学哲学系）：
我赞同罗骞老师的观点，启蒙在一般意义上是以树立个人主体价值为核心的思潮。为什么个人、主体变得如此重要？因为近代以来，思想界发出了“上帝之死”的呐喊；由之启蒙在本质上便建基于反神学之上。“上帝之死”不是发生在尼采时代，也不是发生在黑格尔时代。当我们不再简单地因为荒谬而信仰，转而论证上帝存在之合法性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死亡了。那么，“上帝之死”带来了什么问题呢？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从此缺少了确定性的超验保障；苏格兰、法、德三种启蒙的不同路径不过是对这一共同问题的不同回应。苏格兰人谨小慎微地观察和理解社会，这种彻底的经验主义传统为苏格兰启蒙带上了改良主义色彩。而对法国人来说，上帝没有了，笛卡尔却出现了。笛卡尔用“我思”的方式对自我的确定性给予了保障，用“理性之超验”替代了“上帝之超验”，以自由之名，制造了自己的ideal（理想性），而不是idea（理念），整个革命传统由此在理想性的张力下不断推进。德国人则在超验性原则的指引下，在思想领域爆发了一场观念层面的革命。
丁三东（四川大学哲学系）：
我对夏莹老师关于启蒙问题之缘起的说明持怀疑态度。苏格兰和法国思想界对于神学的处理模式是有差异的。对于苏格兰而言，其更悠久的传统是自然神学，它以一种和缓的方式完成了对商业社会的初始设定。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以人所获得的、被赋予的原则行事，例如托马斯·里德在描述人的认知原则和行为原则时，可以不用“上帝”这个词。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苏格兰启蒙运动和神学背景关联起来，可能就不那么恰当；如果用它描述法国人的生活，或许更恰当。
郗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我认为夏莹老师只是道出了启蒙与神学关联性的某个方面，即启蒙反神学的属性，但没有提到启蒙与神学还可能存在一个“反向再生出对方”的关系。信仰尝试把人的存在拉向无限性，而智识则试图把人的生存拉往有限性，从而形成了有限和无限之间的二元对立，且无法得到调和。启蒙似乎是在反向上把神学的某种东西生成出来，比如神学讨论的是神的自我关系，中世纪时主体是作为神而存在的，现在我们则把神的自我关系纳入到人身上。因此可以说，启蒙的人是具有神圣属性的人，就此而言，启蒙似乎带有和神学反向的依附性。
罗骞：
所以我说现代启蒙是观念论的“神话”，这是给启蒙很高的评价。中世纪把上帝当作神，现在我们把人本身当作“绝对”。“人取代上帝”仍然是一个观念论的“神话”、一个人本论的“神话”，这个“神话”的解放意义和自身的限度是我们需要考虑和探讨的。因此，我们需要将“对启蒙的反思”和“反启蒙”作一个区分，比如，需要判定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究竟是对启蒙的反思还是反对启蒙？
聂敏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首先把启蒙等同于资本主义，然后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化为对启蒙的批判，由此，启蒙辩证法转化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启蒙。实际上，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描述的，启蒙的历史也就是人的自我意识逐渐确立的历史，所以当我们从理性觉醒的意义上来界定启蒙时，必须看到理性自身也处于一个不断启蒙的过程之中。在此有必要区分古代的理性和现代的理性。古代的理性是一种自然理性，也就是一种无反思的、独断论意义上的理性。近代以来思想界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对自然理性传统的批判，比如休谟《人类理智研究》的主题之一就是批判自然理性的先验性问题。而现代理性则是一种基于自身反思和批判的理性，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其代表。总之，在理性界定问题上，我们需要区分出它是一种独断论意义上的先验的理性，还是一种历史批判的理性。
丁三东：
这还涉及理性概念的使用是在现代意义上的，还是在古希腊意义上的。在古希腊意义上，诸神创造了人类和万物，赋予了各种事物不同的属性，而理性是人的属性。但现代所理解的理性并非如此，它就像一种通用的能力，可以创造出能飞能游的东西，可以成为不断生成各种特定能力的东西。
聂敏里：
古代的理性是人的一种自然属性或禀赋，它是奠基在人的自然社会习俗之中的。但现代理性的基础是自由，康德把它叫作实践理性。
谢永康（南开大学哲学院）：
我思考的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现代理性？聂敏里老师将其概括为“实践的”或者“行动的”，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制造的”。不论在康德那里，还是在培根那里，理性都有制造的能力。例如，康德认为我们能认识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产品，这就说明理性有建构能力、有构造性；在面对自然物或者面对自然界的时候，知识就是构造。所以也可以把现代理性理解为制造的理性。
丁三东：
谢永康老师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对的，但用词不准确，是“创造”而不是“制造”。亚里士多德讨论过作为“制造”的“诗艺”。而现代理性的创造则是生产性的、本源性的，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规则按部就班地制造。
夏莹：
各位老师似乎在此点上有所共识，即启蒙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确立，或者说启蒙是理性原则的确立——不管这种理性该做何种理解。或许从康德1784年的《何为启蒙》一文中，这一观点可以得到支持。当启蒙被界定为要勇敢地运用人的理性的时候，启蒙与理性似乎有了天然的关联。但是我却想提出关于启蒙与理性关系的另一种解读路径。这一路径同样出自对于康德这一文本的解读。两百年后的福柯说：启蒙是一种界限态度。这一解读提醒我们注意到：在康德关于启蒙的讨论中，还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对理性的私人运用和公共运用之上。换言之，康德的启蒙思想不仅倡导人们勇敢地运用理性，更为重要的是强调人们应如何在一定的界限之内合理地运用理性。因此，启蒙意味着我们应当对于理性的界限有更多清醒的意识。
聂敏里：
我基本赞同夏莹老师所谈到的康德的理想界限意识，《纯粹理性批判》就是给理性划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什么给理性划界？在我看来，是经验给理性划界。但在此需要区分一点：康德是在英国经验论的基础上给理性划界，而不是在感性的神秘直观的基础上给理性划界。法国和德国思想传统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即神秘主义，它是超验的精神追求，认为凭借人的某种特殊能力就可以把握超验的无限的东西。所以，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那里，有某种和世俗、商业远离的超验性精神追求。恰恰在这里它又是浪漫主义的。神秘主义在法国体现为强劲的浪漫主义传统，这在卢梭身上十分鲜明。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使得启蒙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这些人虽然反抗理性，但他们不像休谟那样在经验意义上限制理性。休谟是一个反理性主义者，但绝对不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他十分强调理性的重要性。而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不仅反理性，而且还是非理性的，即强调感性的神秘的直觉和直观。尤其是浪漫主义思潮的挺进，使得启蒙的谱系发生混乱：本来很简单，就是处理理性和感性的关系；此时则添加了感性直观的要素，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实际上，有些反理性的人并不反启蒙；但浪漫主义者却是绝对反启蒙的，他们在本质上是非理性主义者，比如阿多诺这样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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