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中医｜《黄帝内经》：医道之宗｜王守富专栏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为中医理论之基础，居四大经典之首，包括《素问》、《灵枢》（也称《针经》）两部分，共162篇，约18万字左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巨著。
《内经》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我国秦汉以前的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中医学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原则，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内经》的理论不仅是我国古代医学的伟大成就，而且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近千百年来涌现出的许多医学家和著名医学流派，其学术思想都是在《内经》理论体系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没有《内经》就没有中医学，因此，《内经》被称为“医道之宗”。
《内经》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构建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医学特有的思维方法，汇集了中国古代生命科学的成果，总结了经络学说和针灸疗法，开启了中医药文化素质培养的先河，为医家临证之“兵书”，所以自《内经》以降，中医学术代有发展，并且流派纷呈，医家林立，医学著作浩如烟海，然百脉一宗，其学术皆导源于《内经》。
《内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内经》以黄帝与岐伯、雷公、伯高、俞跗等人的对话形式写成，虽冠以“黄帝”二字，但并不是黄帝的著作，也不等于说是黄帝时代的书。
实际上，《内经》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出自诸子百家。首先，从《内经》的文字上看，有的是先秦文字，有些是汉代文字；从文风上看，前后没有保持一致的风格。其次，历代的人们都以自己是黄帝的子孙为荣，把自己的文献冠以“黄帝”之名，是一种崇古假托，在汉代更是成为时尚。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再次，“内”是相对于“外”而言，如《汉书·艺文志》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等。最后，关于“经”，《说文解字》云：“经，织也”，即布帛的织线为“经”是字的本义；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经者，常也，法也，径也，由也”，引申为“规范”，古书称“经”者，有《诗经》、《易经》、《道德经》、《山海经》等等。
关于《内经》的成书年代，据近代的医学考证，《内经》汇编成书时间在《史记》之后、《七略》之前的西汉中后期。理由有三：一是《史记》写成于司马迁入狱之后（公元前99年），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讫汉武帝，共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遍览朝廷藏书，并考察过全国各地，书中重笔书写了各个时期科学文化的发展史，对先秦和汉初诸子及其著作皆有介绍，还专为战国的秦越人（扁鹊）、汉初的淳于意（仓公，行医于汉文帝时期）两位医家作传，但未记载有关《内经》之类的书名。二是《黄帝内经》之名，在史籍上首见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其《方技略》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而《汉书·艺文志》是汉书作者班固根据《七略》编校而成。史载《七略》是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撰的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其中收录有《黄帝内经》，具体由朝廷侍医李柱国（负责医学类）于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校刊整理而成。三是《史记》之前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史书，记载医事甚少，未将医学与黄帝联系起来。
因此，现在看到的《内经》并不是原书，而是经过西汉以后，特别是唐宋医家补充修订的。其中，《素问》系宋代高保衡、林亿等人，依据唐代医家王冰《素问》版再行考证，“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定名《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宋以后的元、明、清各代皆据此进行翻刻，未再改动。《灵枢》传到宋代已是残本，公元1092年，高丽使者来华献书若干，其中就有《黄帝针经》。公元1155年，成都人史崧对《灵枢》进行整理校核，定名《灵枢经》，后人未再改动，也成为元、明、清续刻的蓝本。
《内经》的主要内容
《内经》并不仅重点阐述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而且还记述了哲学、天文、气象、历法、地理、生物等多方面的知识，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科学巨著。
《内经》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哲学，内容涉及自然观、宇宙观、整体观、恒动观、方法论等；
二是中医学，主要讲述人体的脏腑、经络、生理、病理、解剖、气血、精神、病因、病机、诊法、辩证、治则、针灸和摄生（养生）等内容；
三是临床医学，重点介绍临床各科病症的诊断与治疗；
四是其他学科，主要包括天文、历法、地理、气象、物候、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等。
《素问》多论“医道”，进行理论的阐发，重在阴阳五行、天人相应、脏腑及其病证；《灵枢》则多讲“医术”，进行技术的传授，重在形体官窍、精气神、经络俞穴及其病证、刺灸法。在论述方法上，书中各篇多围绕一个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阐发。《素问》中凡篇名有“论”者，多采用问答形式，通过黄帝与诸位臣子之间的对答，对医学问题进行讨论；而无“论”者，则非问答形式，直接论述有关内容。《灵枢》则无此区别。
其中，黄帝与诸臣子的问答，分别集中讨论了不同的医学问题，也可能反映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如：黄帝与岐伯对答部分，主要讨论了医学基本理论问题；与鬼臾区的对答，主要论述了五运六气学说；与伯高的对答，主要讨论了胃肠的结构、功能及食物与治疗的配合；与少师的问对，则突出了以阴阳学说为理论核心的内容；与少俞的问对，突出论述五味的作用；与雷公的问对，则是以黄帝为师、雷公为徒的方式，进行医学知识与理论原则的传授。
因此，明代医家张景岳评价《内经》：其文义高古渊微，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昆虫，音律象数之肇端，脏腑经络之曲折，靡不缕指而胪列焉。
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和理解，张景岳在自己的著作《类经》里，把《内经》所涉及的医学内容分为以下12个问题，并条分缕析地进行阐发，分别为：摄生(个人卫生)，阴阳(关于阴阳的理论)，藏象(有关五藏的问题)，脉色(望色和切脉的诊断学)，经络(十二经络的巡行及病理)，标本(疾病的主要和次要矛盾)，气味(五味与疾病的关系)，论治(治疗的原则)，疾病(临床疾病各论)，针刺(针刺疗法)，运气(五运六气说的理论)，会通（时病及杂病证治）等。因为张景岳总结得特别好，所以清代太医院甚至将《类经》作为学生学习《黄帝内经》的官方教材。张景岳之后，关于《内经》医学内容的总结，还没有超出以上的框架。
《内经》学术体系论述及其科学性
《内经》作为中医学术体系的奠基之作，主要包括医学理论和医学基础两大部分。
医学理论主要包括：生命、人体藏象、疾病、诊法、论治、摄生（养生）等几个方面。
医学基础主要包括：哲学、天文历法、地理学、气象学、社会学等。
《内经》呈现出充分的开放性、独创性、与多学科的融合性，具有极强的科学性。
比如，关于解剖，《内经》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对人体组织有详细记载的医学著作。在解剖生理学上第一次记载了血液的循环，而在西方医学史上，直到1628年（即我国明代崇祯元年）英国人哈维用了17年时间才发现了心脏维持血液循环的作用，比我国整整晚了1000多年。《内经·灵枢》说：人活着的时候，可以由体外按摩到体内各个脏器的位置，死后可以解剖开来观察。《灵枢》不仅描述了脑、髓、骨、脉、筋、皮等的结构，还详细记载了体内器官的大小、软硬和血管的长短等，并且大都十分精确。如《灵枢·平人绝谷》篇中对肠胃的容量写道：“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小肠大二寸半，长三丈二尺。”其中，《灵枢·胃肠》关于消化道与食管长度之比为55.8:1.6≈35:1，同现代解剖学为850:25＝34:1基本相同，这说明我国在秦汉以前的解剖实践已有相当水平。
又如，关于病因，《内经》认为，人生病不仅同自然环境有关，更与社会和个人精神因素密切关联。如《灵枢·口问》讲到：“夫百病之始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住，大惊卒恐”，开宗明义提到了自然外界因素、饮食起居、心情情志等为生病的主要原因。又如《灵枢·顺气》也强调了同样的意思：“夫百病之所始生也，必起于燥温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除了限于当时科学水平还没有认识到的微生物，这三方面实际上是后世所归纳的“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劳伤”的开端。
再如，关于诊断，《内经》中记载的诊法，内容非常丰富。不仅详细记载望、闻、问、切四诊法，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基础方法，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诊断疾病必须四诊合参、整体把握的理论原则。例如，《素问·疏五过论》指出：“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尤其是特别强调问诊要注意态度和内容，“数问其情，以从其意”，“临病人之所便”，其中的“从”和“便”，体现了时刻以病人为中心的医学关怀。在脉学方面，除了三部九侯脉、平脉，还提出了四时阴阳脉、情志变动脉、病脉、死脉、孕脉等。除了上述四诊的方法和理论，《内经》还指出临床诊断疾病时，必须要联系到四时气候、地方水土、生活习惯、性情好恶、体质强弱等，从而全面地了解病情，这些共同组成了内经诊断学的主要内容。
再如，关于治疗，《内经》提出了汗、吐、补、泻及用针砭、灸焫、按摩、导引法等。治疗学上，《内经》提出了宝贵的“三个自信”。第一是方法自信，《内经》说：“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意思是任何学术体系都有核心和要点，医者把握了要点和核心，自然可以举重若轻，从而在治疗的时候游刃有余。第二是辨证自信，《内经》说：“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谨熟阴阳，无与众谋”。在医学上，谨熟阴阳就是能把握病情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把握了病情阴阳的方方面面，医生自然有底气、信心和方向，才不至于四顾彷徨、举棋不定。第三，是疗效自信，《灵枢·九针十二原》里用了四种比喻，疾病就好比人体被扎进了“刺”，好比体表沾上了“污”，好比绳子打了“结”，也好比河道遭了“堵”。而“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意思是治疗就是把刺拔除，把污洗净，把结打开，把堵疏通。又说“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意即不存在治不好的病，只有暂时没有掌握技术和方法，每一个时代的医生都应该尽力研究和创新更先进的诊疗技术，从而攻克一个又一个医学难题和疑难杂症。
《内经》对世界的影响
《内经》既重视整体观念，又注重辨证论治，为中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后世的影响颇大，历代但凡有成就的医学家无不重视此书。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医圣）就曾刻苦攻读过《素问》和《灵枢》。唐代孙思邈（药王）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即《灵枢》)。”其后的金元四大医家以及明朝时期的许多温补派医家等，也都是在深入钻研《素问》、《灵枢》的基础上，有一定发挥和创见的。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吴鞠通等对《内经》也有深入的研究，在创立新的学说方面从《内经》吸收了不少的灵感。《内经》不仅为国内医家所重视，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亦有其不可忽略的影响。《素问》和《灵枢》部分内容已相继被译成日、英、德、法等国的文字。一些国外针灸学术组织，还把《内经》列为针灸医师必读的参考书，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生物节律神秘的面纱逐渐被人类所揭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话题。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三位美国科学家分享获得，以表彰他们在研究生物昼夜节律分子机制方面的杰出贡献。然而，早在几千年前，《内经》就提出了“时间节律”的医学思想，如《灵枢·经别》记载：“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其后更有“子午流注”等时间医学理论的逐步完善和升华。时隔数千年，现代的分子医学和传统医学的不谋而合更加印证了古人先贤之伟大，经典之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