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厂篆刻专辑
Part1
王福厂生平及印事
文丨周建国
右军后人 十二即解
福厂祖上“系出琅琊，宋南迁随扈至杭，遂为杭之仁和人”。他曾刻有“琅琊王禔”“右军后人”等印。他生于杭州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祖父（琅琊王氏武林支系十五世）王言是清嘉庆戊寅（1818）恩科举人，父亲王同（1839—1903），字同伯，是清光绪丁丑科（1877）进士，为第二甲第三十七名。曾授刑部福建、江西司主事。辞官归养后以教书、考证校勘金石碑版、著书立说为乐，历主梅青、黾山、塘栖、慈湖各书院讲席，期间以长紫阳书院最久。同伯有四子，第四子便是福厂。在如此环境熏陶下，福厂自幼耳濡目染，一心向学。同伯对幼子如此彬彬好学，亦有意引导，常把自己橅碑临帖之作交予其保存。福厂曾说：“余年十二即解，爱好印章，见汪（启淑）丁（敬）两氏印谱，辄心仪焉。”他边勤奋学习，边用心搜集浙皖前贤之作，于28岁时辑得《福庵藏印》16册，内中收印人40家、印章254方。同时，他还究心于文字训诂、金石篆籀之学。27岁时便完成了他第一部著述——《说文部属检异》，越十年又完成了《麋研斋作篆通假》。期间，他着实下了一番苦功，从中穷究了六书原理，对古文、籀文及省文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故他在作书、篆刻时，用字精到，从不臆造，真所谓“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如此的《说文》功底，为他以后确立书法篆刻一代宗师之地位夯实了基础。
隶书 客至诗轴
创社西泠 保存金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杭州，金石书画之风盛行，加之杭州本来就是人杰地灵，文人雅士因风相聚，恣意探讨，并谋求结社以广交同道。福厂此时正任教于钱塘学堂，即崇文书院，与杭州古籍版本、金石书画大收藏家——八千卷楼主丁氏后人丁仁为发小，因两家于金石书画乃是世交。后又与叶铭和吴隐于1904年一同创设建立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经创始者们十年的苦心经营，社会贤达的慷慨相助，于1913年成立西泠印社。当时，创社四君子一致公推海派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出任社长，可见福厂及其他三位年轻创始人为人为艺之开阔胸襟。
《丁丑劫余印存》编成合影
西泠印社四十周年社员合影
幕天席地 名享湘鄂
福厂除精通二篆、嗜好金石书刻外，亦擅算术，遂于1913年辞去教书工作后，以测绘技术供职于铁路局。在至1919年的数年中，他奔波于沪杭、湘鄂路局之间，除工作外，时常为友人写字刻印，曾刻过一方印曰“幕天席地”以自况。1915年，福厂辑成了他第一部印谱——《罗刹江民印稿》，那时他三十五六岁，个人治印风格尚未完全形成，处在转益多师阶段。印面章法、文字结构和用刀上大都仿效秦汉及明清前辈名家，如白文仿陈曼生、赵次闲、吴让之；朱文效元人、“浙派”、赵撝叔。此谱只钤印面，未拓边款，全8册，共收入254方印蜕。仅拓两份，一份自留，一份赠予了唐醉石这一金石知己。
福厂的金石书刻早年已闻名于浙江东南一带，中年旅居长江中游，其书刻艺术又有新突破，求书乞刻者络绎不绝，遂名声大噪于湘楚川汉间。
临殳季良父壶铭文
游艺京师 誉满公卿
1920年春，福厂受聘于印铸局为技正，同事者有唐醉石、冯康侯等。1924年又应“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前身）之聘，出任该会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参与《金薤留珍》印谱钤拓之事。进京不久，便有声于京城艺坛，文人名流为之倾倒，索书求印，络绎不绝。如为溥儒刻“旧王孙”“西山逸士”“心畲书画”“腰下宝玦青珊瑚”等。期间，福厂还应邀出任由画家金拱北之子金潜庵创办的“湖社”画会顾问；还被聘为由庄慕陵、台静农、常维钧、魏建功、金满叔共建的“圆台印社”导师。
……
福厂南艺北传，致使京城艺坛吹起了一股典雅隽永之风，并影响着后世。
篆书 风巧月高七言联
鬻艺沪上 鼎足天下
1928年，福厂又受聘于印铸局任技正，翌年遂客南京。由于秉性使然，不愿为官，对闲居、自食其力之生活的想望日益强烈，并常常反映在书刻作品中，如“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等。1930年11月，他决意引退，虽获再三挽留，而去志已坚，遂将眷属悉数迁沪，静候开缺。在“不使孽泉”一印边款中记：“庚午冬月辞官来沪，卖字渡日，刻此识之。”
从此以后，福厂心无旁鹜，专攻艺事，个人面目，日臻完善。这从以后几年出版的《福厂印谱》中可完全得到证实。1934年出版的《现代篆刻选》1至9辑中，第3辑便是《王福厂印存》，内中收印120方，这些印大都为福厂寓沪鬻艺时所刻之精品。
……
福厂为了弘扬中华书艺印学，让后学有更多的资料可借鉴，他亲自将《福厂印稿》共78册（另一复本为101册，现藏上海博物馆），送到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前身）。据当时馆长顾廷龙生前回忆说，福厂这种嘉惠后学的精神真是可敬可佩，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光大传统、奖掖后人，也正是福厂毕生实践的崇高境界。
选自《中国书法报》2021年3月2日第308期第6版
Part2
王福厂：领略古法生新奇
文丨张遴骏
“印宗秦汉”，王福厂对此身体力行。
自用印“王禔信玺”用秦印格式，“田”字框格，“禔”字“止”的斜置和“信玺”的篆法都脱胎于秦系玺印。
“上章敦牂”也用秦印形式，对角呼应，气息高古。
“琅琊王禔”款语云：“仿汉琅琊相官印。”
“刘承植”款语云：“汉印中有此式。”
自用印“王禔”一印款语云：“读《十钟山房印举》见此图象，古雅可爱，因仿摹之。”可见王福厂对汉印中的官印、私印、四灵印、图案印等都作了摹仿和借鉴。
王福厂还借鉴汉印中的殳篆印用于创作，如“李博仁印”“沈肇功印”“蔡绳祖印”“王禔私印”等。
“王禔私印”款语云：“偶读《十钟山房印举》，作殳篆印，憀备一格。”殳篆是古代书于兵器上的文字，笔画绸缪盘曲，王福厂对笔画较疏的文字经过盘曲、增饰等手段填满空间，呈现一种繁复茂密的美感。
汉玉印的瘦劲圆润也被王福厂所用，如“殿研”款语云：“福庵仿玉印。”
“躬入篆室”“追摹古人得高趣，别出新意成一家”，线条瘦挺，转折圆润，取法汉玉印而更见整饬精致。
王福厂还从汉朱文印和封泥中取法，独创一路朱文印，如“昭阳作詻”更多取法汉朱文，线条略显短切刀痕。
而“以学愈愚”“合以古籀”等更多借鉴封泥意趣，线条更显波折，蜿蜒涩行，转折处方中带圆，略显扭曲，框线与印文或作粘连，或作残破，成为王福厂独特的朱文印风格。
与当时的一些印人一样，王福厂也善仿古玺，或是宽边细文的朱文小玺，或是带框白文印，尤其是干支纪年印和家人的生辰八字印，王福厂多喜仿古玺为之。
这路印多集金文，如“书博”，款语云：“用颂壶'书’字，师㝨敦'博’字，为书博先生治印。”
王福厂的金文书法精整古雅，他仿古玺也是追求秀静安详之美。曾绍杰在他所编的《麋研斋印存》序言中说：“至其以金文入印及所摹宽边古玺，则不免稍失之于拘谨而竭蹶，盖小篆与彝铭文字本属殊途，工整与奔放亦异其趣也。”古玺有奔放奇趣一路，也有秀美精致一路，王福厂仿古玺与他整体的书法篆刻创作审美理念是一致的。
作为“浙派”新军的代表人物，王福厂的篆刻数量最多的当然是“浙派”印风。他对“西泠八家”的印都下了功夫临仿。
如“我生无田食破砚”款语云：“曾见小松司马有此印，兹背临之。”
“瑟君书画”款语云：“福厂仿陈秋堂。”
“麋研斋”款语云：“仿种榆仙馆篆法。”
“锐侯鉴藏”款语云：“仿曼生法。”
“惯迟作答爱书来”款语云：“师赵次闲略变其篆。”
“金石刻画臣能为”款语云：“仿补罗迦室刻印。”
“吴金寿印”款语云：“福厂作此，似钱叔盖。”这些作品虽然都有模板，但王福厂还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他的切刀与早期“浙派”碎刀短切不同，削减了陈鸿寿、赵之琛的恣肆锐利，趋向收敛含蓄，醇和典雅，线条摆动的幅度并不大，但仍能体现切刀的韵味。
“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是王福厂典型的粗白文切刀印，章法基本与仿汉满白印一致，走刀略见起伏。
方笔朱文“周鼓秦山”也是采用汉朱文印的章法，起收笔、转折处更为方折，显现切刀的意趣。
切刀细白文“好古每开卷，居贫常闭门”在赵之琛的切玉法挺劲的基础上稍加圆润。
细朱文印是王福厂最为擅长的一种风格，大致有两种类型。
一为圆朱文式，如“晴窗一日几回看”“以墨林为桃源”“书贵瘦硬方通神”“欲求缥缈反幽深”等，这类印吸收了明人朱文印的结篆特点，但摒弃了明人篆刻的习气，字体修长，章法空灵，丰丽遒逸，肉骨停匀，尽管在王福厂的细朱文印中的比例不高，但显示了他精湛的结篆能力。
二为铁线篆，文字多取横势排迭，章法茂密，用于鉴藏印、词句印、多字印尤多。
如“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排列穷尽精密，无懈可击，走刀流畅中又有微妙起伏。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款语云：“东坡此句，余欲用以作印有年矣，因'婵娟’二字《说文》不录，今见《新附》有之，亟成此印。”可见王福厂对印文用字的讲究，未有出处宁可不刻。
“麋研斋藏书记”款语云：“寒松老人云，藏书籍书画印宜作朱文，藏金石碑帖印宜作白文印。余谓藏书印不但宜作朱文，其印式更宜窄而长，庶不致将印文压入书行。”当时王福厂的细朱文收藏印尤受藏家喜爱，著名藏书家傅增湘藏书甚丰，一直未遇能刻其称心藏书印的印家，及见王福厂的印章即奉为知音，他在致陈汉第的信中云：“弟藏宋本千余卷，专待福公之章已十余年矣。”“北方刻印绝少名手，且福庵年龄渐高，趁其精力尚强，故多求数方，如此人才此后亦正未易得也。”
除了“浙派”以外，王福厂对清代其他流派印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并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领略古法”“存道居士”“古牛山房”等是王福厂师法邓石如的作品，这些印结篆呈夸张的弧度，使印面充满张力，用刀从“浙派”前期的圆朱文中化出，在精准之中又略见切刀趣味，体现了高度的用笔、用刀技巧。
选自《中国书法报》2021年3月2日第308期第5、8版
Part3
王福厂早年汉上交游略论
文丨沈必晟 熊仁强
在王福厂和唐醉石交往最为密切的1915年10月，唐醉石接连刻制了“江夏徐氏所收旧刻抄本”“曾在徐行可处”两方印，署款为“制于汉皋”。这里的江夏徐氏，就是近代汉上著名的大藏书家徐行可。
……
回到起首的1927年冬天，王福厂刻了“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印，边款就是“杜工部句。丁卯冬日，有怀行可刻此，预期未知得能如愿否？福庵并记”。在1927年最为风云变幻、人物动荡的徘徊中，王福厂从故都风尘仆仆地来到武汉，想到的是汉上大藏书家徐行可。可以想见，王福厂、唐醉石应该都与这位汉上的大藏书家熟识。
有资料显示，王福厂早年还和另外一位汉上的藏书家过从甚密。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至今还存有徐之谦题王福厂《糜研斋印稿》印蜕稿本巾箱本一册的信息，赫然有“汉阳怀清斋主张仁芬季郁夫鉴藏金石书画之章”，为朱文印章，三列连珠，效元人印法。这方印章，在武汉博物馆收藏的金农《墨梅图》上也有钤盖。在王福厂的这枚印章中，受印人是汉阳张仁芬。
王福厂为张仁芬镌刻的印章，远远不止这一方。在张家后人最近提供的印蜕和印章实物资料中，就有16方署款是王福厂的印章，边款中提及的印为吴隐所刻、款由王福厂补，并记叙和故交大藏书家徐行可同在杭州西湖人倚楼外，其余印章均为王福厂为汉上藏书家张仁芬、张氏家大人张行方及其孙辈张世模所刻。“汉阳张仁芬鉴藏书画之记”朱文异形印章，在武汉博物馆所藏的赵之谦《篆书读书承志》横幅中亦见钤盖。
从印章纪年来看，有准确纪年的印章8枚（除去为徐行可署款的印章），而在1927年之前的印章就有4枚，可以看出藏书家张仁芬与王福厂交往的密切程度，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为什么在1927年故都变故之际，王福厂首先想到的是来武汉碰碰运气。毕竟，武汉有徐行可、张仁芬等一大批生气相通的大藏书家朋友。
选自《中国书法报》2021年3月2日第308期第6版
Part4
王福厂篆刻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