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签署的对外条约中有哪些平等的内容？
晚清政府与外国签署了1000多个条约，就其性质而言，总体上应该说是不平等的。但如果从一些条约的具体内容来看，其实不平等的性质下也包含不少平等的内容，这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的一些合约和条款的平等约定，如统一货币度量衡、保护商标、禁阻走私、处理商欠、引进外资、邮电合作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晚清经济各方面与国际的接轨。
币制及度量衡的约定
晚清时期中国币制十分混乱，未将铜银两种币制统一。度量衡也和货币一样混乱，这样就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商业的发展。
1843年，中英两国签订《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明文规定：
税银交纳均准用洋钱输征，秤货的大秤、兑银的珐码、量物的器尺也按照广州海关的标准样式制作，如果发生数量上的争执，则以此秤码为准，避免不必要的争端。
1858年11月，中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制》规定：
“美国十二因制为一幅地，叁幅地为一码，四码欠三因制即合中国一丈。”
中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条约中也有同上述规定相似的内容。
由于货币问题短期内难以统一，1843年中英两国在广东确定了华洋货币的各样成色，这一暂行规定在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得以制度化。
1903年10月中美签订的《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中规定：
“中国允愿设法立定国家一律之国币，即以此定为合例之国币，将来中、美两国人民应在中国境内遵用，以完纳各项税课及付一切用款。”
该约还声明，凡纳关税仍以关平核计为准。之后，中国的币制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功。1914年，《国币条例》十三条公布，基本上消除了各省军人滥铸劣质银币的行为，新一元主币（也就是袁大头）在流通领域中起了主导作用，政府的监督与管理的力度加强了。
保护商标条款
保护商标是中外经济交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晚清政府与列国在20世纪初也按国际惯例作了具体规定。
1903年10月，中美两国签订《通商行船续订条约》，条约明确规定：
中国今欲中国人民在美国境内得获保护商标的利益，作为对等考虑，也要允许在中国境内出现的美国人民行辅及公司的合例商标（实在美国已注册或在中国已行用或注册）的独用权，并予以保护。
中国与日本、葡萄牙等国也有类似的协定。20世纪初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关键时期，而保护商标的条款约定也为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证。
禁阻走私
1843年10月中英两国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规定：
所有英国货商串通华商偷税漏税的，“俱可剔除”。对于偷漏走私的商船，或不许再进行贸易，或直接驱逐出境，英国不得偏袒。中国政府也应将串通偷漏走私的华商或者官员一并查明，“照例处办”。
紧接英国之后与中国签订有上述类似规定的条约的国家是美国、法国、瑞典、挪威等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仅英法两国在与中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再次强调反走私,，而且俄国、葡萄牙、丹麦、荷兰、比利时等国也与中国达成了相关协议。鸦片战争即是由于鸦片走私而引发的，后来晚清政府与各国签订条约中关于禁阻走私的约定，将有助于走私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商欠问题
商欠问题在清朝前期广州贸易期间已引起很多纠纷。
1843年10月，中英两国签订《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规定：
中国商人设遇有讴编货物脱逃及拖欠货价不能归还者，一经控告到官，中国官员必须立即追查；倘讴骗之人确实逃匿无踪，欠债之人实已身亡产绝者，英商不得执洋行代赔之旧例呈请著赔。
1844年10月，中法两国签订《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其中除订有上述内容之外，另外规定：
“遇有法兰西人讴骗、负欠中国人财物者，领事官亦一律为中国人出力追还，但中国人不得问领事官与法兰西国取偿。”
1851年8月，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对商欠问题的规定又进了一步：
两国欲交易,，不准互相赊欠，倘有不遵定议致有拖欠者，虽经告官，不为准理。
赊欠在中外贸易中再所难免, 所以随后中国在与德国、比利时等议及该问题时, 仍持与中英、中法条约一致的态度。困扰清政府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商欠问题终于得以较好地解决。
引进外资
一说到晚清向列强的借款，大家都会觉得是列强带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资本输出。其实也并非全然如此。
1908年3月，中英两国签订了《沪杭甫铁路借款合同》，该合同规定：
借款150万英镑，出卖债票，长年五厘行息，先尽中国自买；另指国家进项作抵，即系虚抵，而不以铁路作押；英人不得干涉路权；购买材料归中国自办，英人不得干预（此前一些合同中有关购买材料事项，多由外商承办，并有二厘五毫行用) ；中国自聘一英工程师，只许承总办命令，专管铁路要旨（此前所订同类条约，外人可任稽查、工程师二职，稽查与总办权力平等，工程师不仅可核定工程用款，且有权处理铁路大要）。
从《沪杭甭铁路借款合同》的规定可以看出，它对当时的晚清政府较为有利。
邮电合作业务
晚清时期中国与各国签订了数十个邮电条约。其中1881年2月中国与丹麦大北公司签订了《中国与外洋彼此收递电报办法合同》，该合同规定：
“中国自行创设电报，乃自主之主权系北洋大臣，开办以后，无论何省官宪托大北公司代为经手雇人、购料者，应由大北公司先行察明北洋大臣核夺，候示允准，方可代办。如不察明则不准办。”
这种约定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中国发展邮电事业的自主权。
1897年5月，中丹之间又签订了《电报合同》，在收费、保护电报畅通、用西历纪年等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
1905年4月，中国与英国、丹麦两国签订《续订联合齐价摊分合同》，进一步规范了中外电报业务的合作。
邮务方面，1900年2月中法两国签订了《互寄邮件暂行章程》，内含迅速投递、收费交递办法、邮费、遗失赔偿等内容。
中国与日本、英国、德国等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上述协定有利于中国邮电业务与国际惯例接轨，促进了中国邮电事业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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