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问礼与李卓吾，一段鲜为人知的交情
骆问礼（1527～1608），浙江诸暨人，明代官员、学者、诗人。39岁中进士。为官21年，先后任职：行人司行人、南京刑科给事中、楚雄知事、维扬司理（未就任）、南京兵部职方郎中、滇藩参议、湖广按察副使。万历十四年（1586），为同僚诬陷，毅然辞官。
李卓吾（1527～1602），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26岁中举人，未应会试。30岁始为官，在仕途25年，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云南姚安知府。万历九年（1581），毅然辞官。
两人同龄且同僚。在万历四年（1576）之前，两人均在南京为官，部门不同而职位相当。骆与李的友谊，历来为史家忽视，这是骆的作品传布不广所致，以致在研究李卓吾时，有学者误以为李的辞官与骆有关。此乃大谬！
明末藏书家、刻书家高承埏在骆问礼《续羊枣集序》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予考先生之在滇也，温陵李卓吾方守姚安，先生倾契特至。”倾契特至，指相互倾慕，情投意合，达到了极点，说明骆李为至交挚友。
《万一楼集》第一次刊刻，在骆去世后三年，负责校对的是骆问礼表弟郑静观，他作《万一楼集小引》，也提到了骆李的相知：“其在寓内名公有如卓吾李先生曰：'骆氏最相知，其人最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又曰：'今古之号为大贤君子者，往往然也。’又曰：'使余得以荐人，必以骆为荐首也。’”李盛赞骆是“大贤君子”，佩服骆有“四个有”，且说推荐人才定先推骆。由此可知两人是互为倾慕的。
400多年过去，历史已成云烟，而两人已留芳后世。李因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等，名气响亮在文学界和理学界，而骆近年也因他的一句“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而进入国人视野。现在，我们透过骆问礼《万一楼集》的相关文字，试图还原两个历史人物鲜为人知的交往始末。
【壹】
骆李成为朋友，始于姚安，始于万历五年（1577）。之前，两人虽均在南京为官，但期间的诗文酬唱均不在同一个圈子，说明其时纯属同僚而非挚友。
万历四年，骆由兵部职方郎中升迁为云南布政使右参议（从四品），李由刑部职方郎中升迁为云南姚安知府（从四品）。骆在布政使，而姚安受布政司管辖，故骆实际成了李的上司。
万历五年，两人行行重行行，最后殊途同归，均落脚在姚安，只不过李比骆早数月报到。骆在《简许敬庵》中提到：“及至滇南，幸与李卓吾同住一城，卓吾先至……”从此，两个理学信仰截然不同、职务有上下区分的人，就相知相交，结下了至少长达七年（1577—1584）的友谊。
姚安在滇南，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置姚安府，属云南布政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改置姚安军民府，辖姚州、大姚县，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建置，境内四围皆山，中间为平原沃壤，有“滇中粮仓”之称，而彝族、白族与汉人杂居，历来为争战之地，殴斗丛起，管理不易。
骆问礼此次入滇，属于“杀回马枪”。他首次入滇在八年前，隆庆三年（1569），骆因“疏奏，帝不悦，宦侍复从中构之，谪楚雄知事”，由从七品降为正九品，在楚雄待罪为官四年。而这一次，骆以从四品官的身份“空降”云南。
一到姚安，骆就尽职尽责，并向上级禀报。他在《启都察院》的信中这样写道：“自奉辞于九月初七日抵姚安。本府城池虽小，川原平衍，风气清明，尽堪驻扎。……银场事务且照常咨送，其再勘事宜已备行两道及该府州查理，候到日酌议请详。”都察院是由前代的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骇及建议，是明代的最高监察机关。骆在信中简要汇报了姚安的地理、风气、办公条件，同时就所辖区域内的银场（银矿）督查情况作了说明。
次年，骆又在《简姚凤麓》的信中写道：“生于去年八月入滇……生驻扎姚安，蕞尔一城，伶仃夷汉，不上百余灶，而所辖地多土酉极边，每日升堂，举笔不三二下，事完矣。衙中荒凉，谁可与语者。读古文词一二篇，倦即抛掷欠申，少顷，又复开卷，如是者数次，月已在楼矣。平日不能媚言辞，饰羔雉，取悦名公，欲得误爱如兄者不可再得。”姚安城是“蕞尔一城”，夷人与汉人杂居，小到仅有百户人家。每日的升堂办事甚是轻松。衙门里也没有志同道合者，剩下大把的时间，只能用于读书做学问。
骆在姚安期间，登临了东山、诸葛祠、威远楼、混元祠等景点，写下了《登姚安东山》《姚安诸葛祠》《登姚安城南威远楼》《回姚安口占》《谒混元祠说》等诗文。《回姚安口占》这样写道：“旋旌当久旱，甘雨喜随车。偶尔苏民望，天功敢自居。”从诗可以看出，姚安正在复苏，百姓如逢甘霖，但骆自谦，不敢居功自傲。
姚安“风气清明”，更离不开新太守的治理。李抵达姚安后，曾自题了两副对联。
其一：“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姚安和故乡温陵一样，疮痍满目，因为数年前，即万历元年，姚安彝族首领罗思叛乱，巡抚邹应龙、总兵官沐昌勘乱，叛始平。
其二：“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长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处理政务闲下来的时候，李就学陶侃、潘岳，运运甓、栽栽花，活动活动筋骨。李做官不贪不捞，别无长物，相伴的只有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两人都有闲暇，都讨厌溜须拍马，都喜欢读书为文。关键是，都想为朝廷尽忠，不想碌碌无为老死牖下。志趣相同，为政理念相同，让两人在边疆情投意合，惺惺相惜。
【贰】
可是，骆李成为至交，需要跨越一道鸿沟，因为理学信仰迥异。骆是程朱理学的信徒，他视盛行当时的阳明心学为邪说，后世评价其为“朱紫阳之功臣”。而李是阳明心学的信徒，他不断发扬阳明心学，后成为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或许正是理学信仰上的分歧，当初两人在南京时竟没有相互往来。现在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的交往便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始。
李在治政之余，有一个业余爱好，就是“讲学”。明代理学非常盛行，众多官员参与其中，乐此不疲地为自己信奉的理学摇旗呐喊。这种风气慢慢被朝廷察觉，当时，执政的张居正就厌恶聚会讲学，担心闹事。而李的讲学颇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味道，其讲学的内容不外乎阳明心学。他的讲学，在南京刑部时就“谈锋始发”，到姚安后“讲学如为郎时”（陈汝奇《甘露完短书·李卓吾》）。
骆一到姚安，就得知了李讲学的消息。骆在《复许敬庵》的信中，把自己与李说成是“薰莸之不同器”，薰莸指香草和臭草，比喻善恶、贤愚、好坏。显而易见，在骆的内心里，对李的讲学是持反对意见的。
在李大肆宣扬阳明心学时，骆也开始了针锋相对的还击。骆没有讲学，骆也反对讲学，骆的办法是编书，专门编了一本《新学忠臣》，以此宣扬程朱理学。由于骆的干扰，加上李后来又突然生病，坚持了数月的讲学不得不罢休。
骆为《新学忠臣》写了序言，旗帜鲜明地反对阳明心学，而其真正目的则是暗示李赶紧偃旗息鼓，且试图将李拉到程朱理学的方阵。
阳明先生，一世之豪杰也，而其学术顿异于程朱，以当时攻之者太激，故其说愈长，而至于今漫延四出不可止。然正言确论，固未尝不行于斯世也。予读《传习录》不觉睡去，读程朱即未尽解要，自有欣欣不容已者。然世方以予为执滞不能虚受，而予亦以世之儒者为立志徒高而卒溺于一偏，深可惜也。所幸《大学》一书万古不能废，而《圣经》一章炯若日星。即有阳明万口，《传习录》出万卷，卒亦不能变程朱之说而他之。顾天下之无志者既视此学以为不足讲，而少称有志卒波尘于异说。彼徒见阳明先生鼓舞一世，且乐其说之直截，以为孔子复生，遂诋程朱为俗学。程朱之绪论，皆孔孟之正传，世固有耳口其言，而躬行则病者，病在后学，不在程朱也。姚安李使君素以理学自任，而明见力行，卒不畔于圣贤，非世之徒有志者比也。及来守，每政暇，集师生僚属及诸执事，无问贤愚，与之论学。予以职守不得周旋席末，不知其所先者何说。窃以为《大学》之教，先于“格物”，《孟子》之所长，亦曰“知言”。今欲明圣学于斯世，而不先辨程朱与阳明先生之是非，未有不波尘于异说者。顾世方重异阳明，不知与其为阳明之佞妇，不若为之忠臣。偶访郭学博，得林次崖《四书存疑》，为录数条，足以订证《传习录》。而发挥圣学者，名之曰“新学忠臣”，以授诸生。盖今之论学者，惟使君可与语此，而善继其志则有在于诸生也。呜呼！文章如阳明，气节如阳明，事业如阳明，其论学当时与之上下而出入之者，岂乏名公先生？莫不目摄啐吐而糟粕之，何有于次崖之数言？顾予所谓忠臣者，不为阳明，而为今之学者。而次崖之书，又姚人所素习，其入之也为尤易，且阳明膏肓之药石，无出此数条。苦口利病，君子不以人废，即世之孔门阳明者欲自吐，吾恐二竖将窃笑而自庆。况忠臣之进说，良不能必其皆行，使世或攘臂按剑，此录且得为龙逢、比干，而况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尝亡，安知无以为昌言而皋稷之者？孟子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又曰：“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予未知学习程朱之说，而拜使君之下风久矣。愿相与直而守之，毋曰此非论学之第一义也。（《新学忠臣序》）
这则序言写得颇具艺术，骆欲抑先扬，自己未听过李的讲学，却夸赞他见识高明、身体力行、不叛圣贤、出类拔萃，非一般的有志者可比。同时，又把李上升到“新学忠臣”的高度。所谓“新学忠臣”，就是新的学说必须基于圣贤之学，新的学说要忠于孔孟之道，忠于程朱理学，忠于《大学》，忠于《孟子》。骆说，与其做王阳明的佞妇，不如做发挥圣学的忠臣。这是骆委婉含蓄地规劝。
骆对王阳明的评价，既肯定也否定。肯定他是“一世之豪杰”，又指出世上文章、气节、事业、讲学如阳明的，大有人在。骆直言不讳，说王阳明不是新学忠臣，你李卓吾才是“今之论学者”，你才有资格成为新学忠臣。言下之意，你李卓吾若非要继续讲学，那么请不要讲被名家“目摄啐吐而糟粕之”的阳明心学，你必须遵循孟子的“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你必须做到“我且直之”。骆最后一句“愿相与直而守之”，对李而言无疑是一句无声的警告。
这是一场理学之战。李卓吾想，顶头上司誓死捍卫程朱理学，却给反程朱的自己戴了这么多高帽，言辞虽然动听，但潜台词咄咄逼人。无奈，要在官场上生存，只能求同存异，放弃讲学。
若干年后，骆问礼在写给同僚许敬庵的信中，说了这样一番话：“及至滇南，幸与李卓吾同住一城，卓吾先至，延揽群英，师模甚肃，以生至而罢，知其意有不慊，生所自歉者，亦恐以此得罪舆论。”（《简许敬庵》）骆说，我到滇南，很幸运与卓吾同住姚安，卓吾比我先抵达姚安，他一到姚安就招揽群英，宣讲理学。后来我也到了姚安，李卓吾的讲学因我的到来而停止。我知道，李卓吾心中对此有不满，我自己也颇感抱歉，且担心让李卓吾罢讲会不会得罪社会舆论。
后来的事实证明，罢讲并未成为两人交往中的隔阂，倒是骆问礼，在李卓吾辞官之后，反而遭受到了“爱名讲学”的诬陷与诽谤，再三替李背黑锅。
叁
李不再讲学，一是因求同存异，服从骆问礼的规劝，二是因水土不服，而生了一场大病。病后，李卓吾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业余爱好：学佛学禅。
李早就接触过佛学。引他走进佛学的是徐用检。“先生以手书《金刚经》示之曰：'此不死学问也，若亦不讲乎？’贽始折节向学。”（《明儒学案·徐用检传》），其时李贽才 40 岁。
在姚安的一场大病，差点把性命都弄丢了，李就更加用心学佛学禅。他后来回忆自己学佛的那段往事：“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朋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李贽《续焚书·圣教小引》）。
身处云南，有学佛学禅的便利，因为滇西有佛教名山鸡足山。万历六年，李贽 52 岁，“先生遂得留鸡足数月……寓大觉寺，与小月禅人论净土法门，遂作《念佛答问》，又与同官论《二十分识》《六度解》《四海说》等，皆于二观楼所成者……宪副章尔佩题其楼曰'李卓吾先生谈禅楼’。”（高奣映《鸡足山志》）
李从此沉溺于佛禅之中，他甚至在佛寺里处理政务，“每至伽蓝（寺庙），判了公事，坐堂上，或寘名僧其间，簿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顾”（袁中道《李温陵传》）。李这样的表现，堪称官场异类。
李之所以痴迷佛禅，其因有二：一是将佛理融入施政实践，与道家的“无为”、儒家的“仁政”糅合混渗一起，达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目的；二是悟透性命之学，“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
李卓吾的如此行为，上司骆问礼又是什么态度？这次不同，骆对此赞赏有加。这从一件小事上体现出来，当时，李卓吾重刻了《太上感应篇》，而为此篇作序的，正是骆问礼。
《太上感应篇》，不知何人所著，窃尝玩其语意，本自浑融，而注解特详，大率近于轮回之说。盖佛氏之徒为之者，为凡民设也。夫君子之为善，非曰“吾以祈福也”；其不为不善，非曰“吾以免祸也，性本如是，吾求得其性而已”。“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与夫允迪从逆之吉凶，非不言之，要未尝著夫事应，何者？惧夫说之易穷也，而道所当然。虽死不避，义所不与，即富贵视如浮云，故曰“若夫成功则天强为善而已”。是篇所著善恶之报真如影响，君子读之即未必以为然，知其立言之意有在；而庸人读之，即素号强愎将有不觉其面赤内热而悔罪之不暇者。孔子曰：“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夫古之君子，岂不欲以己之所能者教天下，而使之一蹴同归于至善哉？顾气禀习俗之不齐，有不容不为之区别而概诬之者，而民尚不能从于是，不得不齐之以刑，刑罚穷而报应之说兴焉。天定胜人，虽迟速不同，而终不能逃。即或近于诞妄，要在使人悔过而迁善，所待者凡民，而所以待之者君子之心也。姚安李使君省刑，薄敛，兴礼乐，崇教化，粹然一出于正。而复梓是篇，其纳民于善之心无不至矣。爰喜而书之。（《重刻太上感应篇序》）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经典，是太上老君的劝善之书。内容是劝人遵守道德规范，时刻止恶修善、自利利他。譬如：行善积德福庇子孙，作恶受罚殃及子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作为“古今第一善书”，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刊印传播者众多，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
骆为李作序，称自己“喜而书之”，由此可知两人已走得十分亲近。这种亲密，建立在互相赏识的基础上。在骆的眼里，李是一位亲民爱民、心地善良的太守，他用十个字概括了李的善政，即“省刑，薄敛，兴礼乐，崇教化”。而李刻印《太上感应篇》，便是“崇教化”的措施之一，其目的是引导和教育民众悔过迁善、积德从善，属于孔子倡导的“置法以民”的君子行为。
【肆】
李在姚安干得风声水起，赢得了上司欣赏、同僚夸奖、士民赞颂，巡按刘维及藩臬两司，曾汇集当时士绅名人赠言为《高尚册》，以彰其志。很多人都看出，李太守前途无量，很快就会加恩或上迁。
万历八年（1580）三月，在知府任期将满之际，李却做出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谢簿书， 封府库，携其家。” 他告别府中同僚，封存好府库，然后携带着家眷到楚雄，拜见巡按刘维，请求辞去太守之职。李在姚安三年，姚安得到“大治”。云南巡抚刘维非常赏识他，当李辞官请准时，刘维说：“姚安守，贤者也。贤者去，吾不忍。”但李强辞，“入鸡足山阅《藏经》不出”，这位刘巡抚才“奇其人，疏令致仕归”。李离任时，“士民攀辕卧道，车不能发”。
李真正辞官在3月，但实际上辞官的思想早就产生了，为此骆问礼曾经有过极力的劝说与挽留。在《李太守好奇》一文中，骆说了这样一句话：“然予出滇时，李公尚未致仕。”也就是说，李真正辞官时，骆问礼已经离开云南了。因为骆母于是年3月20日去世，大概病危前已收到家信，所以骆在李辞官前已离开了云南。
骆是在枫桥老家丁忧期间，从同僚杨贯斋的信中，得知李辞官的确凿消息。骆在回信中提到了这件事：
卓吾兄洁守宏才，正宜晋用，而归志甚急，不孝力挽，三年屈首，非其本心，今遂其高矣。士类中有此，真足为顽儒者一表率。近世儒者高谈仁义，大都堂奥佛老而支离程朱，至于趋炎附势，则无所不至，视此老有余愧矣。（节选自《复杨贯斋》）
在骆看来，凭李的“洁守”（品德），“宏才”（能力），提拔重用指日可待。对于李的辞官，骆曾“力挽”，但最终无济于事，因为李“归志甚急”。骆还说出了外人不知的内幕，即李在姚安“屈首”做三年太守，并非出于本心，李有自己的追求，现在他终于辞职了，可以从心所欲了。所谓“今遂其高”，便是李不为外人道的人生追求。
在这封书信中，骆还客观评价了李：“士类中有此，真足为顽儒者一表率。”李卓吾在文人士大夫中出类拔萃，堪称读书人的榜样。骆继续说，现在社会上的所谓儒者，高谈阔论，开口仁义，闭口道德，他们不是沉溺于佛道之说，就是曲解程朱理学，甚至趋炎附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倘若与李比较，怕是要羞愧得无地自容了。
【伍】
李辞官后，两人之间仍有书信往来。约在万历十二年（1584）春，已升职为湖广按察司分巡武昌道兼管兵备副使（正四品）的骆问礼，曾有去信问候李卓吾（《万一楼集》未收此信）。李收信后，于万历十二年春回信，此信收录在李《续焚书》卷一。
某粗疏无用人也，又且傲慢好自用。夫自用则不能容物，无用又不能理物，其得尔三载于滇中者，皆我公委曲成全之泽也。物犹知感，而况人乎！优游以来，终年兀坐，户外事无知者，是以无由致私祝于下执事也。乃过辱不忘，自天及之，何太幸！何太幸！寂寞枯槁，居然有春色矣。 新邑僻陋实甚，然为居食计，则可保终老，免逼迫之忧。何者？薪米便也。若为学道计，则豪杰之难久矣，非惟出世之学莫可与商证者，求一超然在世丈夫，亦未易一遇焉。是以开春便理舟楫，动远游之兴，直下赤壁矶头矣；而筋力既衰，老病遽作，不得已复还旧隐，且贱眷为累，亦未易动移也。则其势自不得不闭户独坐，日与古人为伴侣矣。重念海内人豪如公者有几，不知何时按临此土，俾小子复遂抠趋之愿，乃以近年学古所获者一一请正于大方也。（《答骆副使》）
在客套谦虚之余，李重温在姚安时与骆的交情，他使用“我公”的称呼，表达对骆的尊敬与感激。李说，在姚安三年，一直靠您的委曲成全。人要知恩图报，连动物都知道感恩，何况人呢？
接着又说，因长年静坐，两耳不闻窗外事，故一直未写信问候。现在上司的书信从天而降，实在幸运之至，李用了两个“何太幸”，看得出他在收信时的惊喜，他甚至说，收到书信，寂寞和枯燥的生活顿觉有了春色。
书信的后半部分，李叙说最近的生活状况，包括居住偏僻、知音难觅、开春旅游等，还特别提到“老病”发作。“老病”就是旧病，就是在姚安罢讲之前的那场大病。李在信中一提及“老病”，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老病”二字，进一步证明两人关系的密切，彼此是知根知底的。
李对骆的评价发自肺俯，称骆是“海内人豪”。李说：想四海之内，豪杰如公的没有几个。李还在信中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骆能拨冗光临，那样的话，自己就可实现抠衣趋谒（虚心讨教）的心愿，当面讨教读书心得。李的话固然谦虚，但从中也不难发现，两人在姚安时，均视对方为良师益友，且有相互探讨、穷究学问的共同爱好。
【陆】
因为骆李平时交往密切，后来外界将李的讲学与辞官，都跟骆问礼牵涉在了一起。为此，骆问礼吃过不少冤枉，还替李卓吾背过多次黑锅。骆问礼的两则文字为我们提供了其中的内幕。
第一则是骆问礼写给同僚许敬庵的书信：
夫人岂不自知，生虽误辱知爱，而卒不能无抵忤于一二者，惟不能讲学。及至滇南，幸与李卓吾同住一城，卓吾先至，延揽群英，师模甚肃，以生至而罢，知其意有不慊，生所自歉者，亦恐以此得罪舆论。而今所指生者，首谓好名讲学，使伪徒出入公门。向使生能拜卓吾下风，则今日所遭或可委之谤兴于有道，而以其不肖之状招尤集毁，不惟不能讲学，而且使人以讲学为一不美之务，其得罪名教又何如也。愧竦！愧竦！（节选自《简许敬庵》）
这是骆问礼替李卓吾背的第一个“黑锅”。李辞职后，外界批评骆问礼的第一件事，竟是说他“好名讲学”，让鱼龙混杂的子弟出入衙门。骆问礼说，假如我以前对李卓吾甘拜下风，不让他罢讲，那么我今天遭受指责，还可以推卸责任，就说是“谤兴于有道”（道高毁来，德修谤兴）。但我何德何能可以配受这样的怨恨与诋毁？我不仅没有讲学，反而劝李卓吾罢讲，我认为讲学并非好事（与朝廷意见相左），我这样做，岂不是又得罪了孔孟之道？显然，这是攻击者“李冠骆戴”了，将李卓吾的讲学强加在骆问礼身上，况且，你骆问礼还编印过《新学忠臣》呢。对此，骆问礼只能哑马吃黄莲，当初既对不起李卓吾，现在看来又得罪了孔孟先贤。
第二则是收录在《续羊枣集》中《李太守好奇》一文。此文作于李卓吾去世后：
姚安李知府，名载贽，号卓吾，善文，能书，好讲学。时讲学者多入于禅，而此公尤甚。然廉靖明达，上下爱之。一日，出一对于观海楼，曰：“禅缘乘入，有下乘，有中乘，有上乘，有上上乘，参得透，一乘便了。佛以法修，无灭法，无作法，无非法，无非非法，解得脱，万法皆通。”一日，学道出巡，予燕之于楼，谓予曰：“此非禅寺，胡揭此联？”予曰：“此李太守漫笔，爱其奇巧，不欲去之耳。”后李公求致仕，人以予亲临守道“不能留之”为言，且有传予“去之”之说为去其官者。又招致一书生，文辞清雅，仪容秀发，而无姓名籍贯。予疑之，行文府中查明，而竟不回文。予曰：“查之本道事已毕，倘有违碍事在该府。”人又有谓予不能为太守留贤者。然予出滇时，李公尚未致仕。及致仕，竟不归乡，寄住耿楚侗家，以其为道学宗主也。不知何故，游至京师，死于非命。大抵清奇可怪而不近人情，终非儒者正道。李，福建晋江人。
这不妨看作是骆对李的盖棺定论。骆评价李：善文，能书，好讲学，尤入于禅，廉靖明达，上下爱之。这是骆论，后来也成公论。骆又对李辞官后的表现进行评价，李卓吾辞职不归乡，寄住在好友耿楚侗家，最后游至京师、死于非命，骆毫不客气地说他：清奇可怪，不近人情，非儒者正道。这个评价有骆的理学信仰掺杂其中。骆是用正统的孔孟之道考量，而李却一贯以孔孟儒学的“异端”自居，所以骆说李“非儒者正统”。然这才是真朋友的话，真朋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倘若李还活着，估计骆的言辞会更严厉。
政暇之余，骆李同游观海楼，这在骆的诗歌中也找得到痕迹。如《万一楼集》卷十一有《观海楼次李使君韵》诗：“无事漫登楼，凭窗见海鸥。云移黄鹤色，雨散洞庭愁。古垒松杉蔽，寒郊豆麦稠。日斜人影乱，同喜醉翁游。”这是骆李两人相互酬唱的一个记录。
观海楼是骆李经常驻足的地方，李在那里还题壁书写了一副禅联。一天，掌管教育的学政来姚安视察，骆在观海楼设宴招待，学政看到了对联，发出疑问：“这里又不是禅寺，怎么写了这样的联语。”骆回答：“是李卓吾太守信手涂鸦，联语奇巧，所以不忍去掉。”
然而正是这一次接待后，骆替李背了第二个“黑锅”。“人以予亲临守道'不能留之’为言，且有传予'去之’之说为去其官者”，意思是，李卓吾辞官，原因是骆问礼赶走他的。传言的源头，恰恰就在这一次接待上，而罪魁祸首又是李卓吾的对联。学政说：“这不是禅寺，这样的对联不能留之。”结果旁人把它听成“李卓吾不能留之”。骆问礼说：“学政欲去之，那就去之。”结果旁人把“去之”曲解成“去其官”。结果，骆问礼成了“去李卓吾官”的罪人。
骆为李背的第三个“黑锅”，起因于姚安府的一个人员招录。李卓吾任太守时，曾招录了一个书生，此书生仪表堂堂，写得一手好文，但他无名无姓无籍贯，这是不符合招人规范的。骆问礼得知后，发了一则公文，请姚安府查明真相上报，结果李卓吾压根就没把它当回事，也没有回复处理结果。后来骆问礼就对李卓吾说：“我这里反正要求调查的文书发过了，以后万一出事，责任就在你姚安府了。”李卓吾辞官后，人们在骆问礼“去其官”的基础上，又给他加了一条罪状，说骆问礼不能帮李太守留住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