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的风云激荡，这18件珍贵文物为你呈现
三国故事在我国世代传颂、深入人心，每个人的“三国启蒙”不尽相同，无论是陈寿《三国志》的历史叙事、罗贯中《三国演义》的传奇故事、电视剧《三国演义》的鲜活群像，日本策略游戏《三国志》的战略模拟，都为三国时代独有的纷乱变幻、英雄主义叙事添砖加瓦，把三国中的元素映射在了每个时代和人们的心中。
《大三国志展》是21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三国主题巡回展，曾在日本及国内北京、深圳、苏州等多地引发了观三国、品三国的文化热潮，观展人数超过百万。其展品是由中日双方专家自2017年开始，历经三年时间共同考察寻访国内10多个省市及自治区，走访50余家文博单位、三国遗址，遴选170余组珍贵历史文物。
本展览试图从考古学的角度，以实物和实证文化跳脱出传统视角中的《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佐证并诠释正史资料中的三国时代，描绘出一个空前真实的英雄时代和历史风貌。以下本人遴选了展品中18件重要文物对那个令人振奋的百年进行盘点。
1.东汉铜车马仪仗俑队
东汉铜车马仪仗队（甘肃省博物馆藏品）
这组车马仪仗完整的由38匹铜马、1头铜牛、1辆斧车、4辆轺车、3辆辇车、2辆小车、3辆大车、1辆牛车、17个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28个奴婢俑组成，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气势宏大，铸造精湛，被誉为“地下的千年雄狮”。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此次在展厅里展出的是其中的10组，亦可从中窥见这“车辚辚马萧萧”的大汉风云，显示出汉代群体铜雕的杰出成就。
2.东汉铜缕玉衣
东汉铜缕玉衣（徐州博物馆藏品）
玉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下葬时穿用的殓服。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汉代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大公主使用铜缕玉衣。这些丧葬敛服的出现是因为汉朝宫室相信玉具有防腐功能，可永保死者生前的原貌，由此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享受生活。这件铜缕玉衣高164厘米，共用玉片2008片，以鎏金铜缕穿缀而成。玉片为方解石质，出土时已遭盗扰。据考古专家判断，这件铜缕玉衣墓主人可能为东汉彭城国的王侯或其家属。1985年江苏省徐州市拉犁山1号汉墓出土，现藏于徐州博物馆。这套玉衣以鎏金铜缕穿缀，级别等同于银缕玉衣，是墓主人崇高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在全国极为罕见的玉衣精品，也是研究汉代丧葬习俗的珍贵实物。
3.东汉七层连阁式陶仓楼
东汉七层连阁式陶仓楼（焦作市博物馆藏品）
陶仓楼是一种明器（即仿照实物制成的殉葬品），是两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是汉代人文居住环境的集中体现。这件七层连阁式陶仓楼由院落、楼阁、走廊和复道四大部分共32件单体组合而成，主楼高192厘米，面阔168厘米，生动再现了东汉三国时期豪强地主所居住的坞壁堡垒，其中可存储大量物资，也是抵御乱兵、流寇的重要保障。望楼可用于瞭望和射箭，使整个院落具有浓厚的军事防御性质。1993年河南省焦作市白庄6号墓出土，现藏于焦作市博物馆。这件陶仓楼形体高大沉稳、比例协调，明暗虚实相间，高低错落有致，彰显出中国古代造型、绘画和建筑艺术的完美融合，是汉代“复道行空”高超建筑技术的真实写照，是目前发现的层数最多、最高大完整且最具代表性的汉代建筑明器，为焦作市博物馆镇馆之宝。
4.东汉“偏将军印章”金印
东汉“偏将军印章”金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品）
这枚金印通高2厘米，纽高1.2厘米，边长2.4厘米，重108.95克，系汉代龟纽方形金印，含金率高达96%。印篆刻阴文“偏将军印章”五字三行，凿刻工致峻拔，线条干净利落，有含和闲雅之致，给人赏心悦目之感。章法精巧缜密，篆法工稳谨严，笔画伸缩自如、不肆不拘，平直中略寓圆融之气。在我们熟悉的三国人物里，有许多都曾拥有过这类印章：关羽曾在被曹操生擒后“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周瑜、马超、赵云、陆逊、吕蒙等也曾任“偏将军”之职。偏将军印符合两汉官印制度，即官高者使用龟纽，中下级官吏使用鼻纽。此金印的发现十分偶然，是1982年重庆市民刘定全在嘉陵江边散步时无意中拾得，金印上至今仍残留有刘定全妻子的牙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金制官印流行于汉晋时期，目前全国共发现26枚，两汉金印仅存15枚，为稀罕之物，至为珍贵。此印制作精细，凿刻谨严精巧，印文清刚与婉约兼得，是目前所见唯一的一枚“偏将军”金印，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5.东汉铜孟腾子母印
东汉铜孟腾子母印（云南省博物馆藏品）
子母印起源于汉代，盛行于魏晋，小印可以嵌套进大印中，故称子母印。这枚子母印高约1.5厘米、边长约1.8厘米，大印印文为“孟腾之印”，小印印文为“孟腾”。字迹清晰，篆法雅驯。由于铜质氧化，与泥土粘连滞涩，嵌于母印中的第二印、第三印当时无法抽出见其造型、文字，遂由工作组带回省博物馆，设法分离，后闻不幸丢失。与铜印同时出土的尚有货布币一枚以及铜带钩、五铢钱、陶俑、花砖、杂器物等。在刘备去世后，南中大姓造反，丞相诸葛亮南征，终平定动乱，还留下七擒七纵孟获的传说。1955年云南省昭通市东郊二坪寨汪家梁堆此图，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此铜印制作工艺精湛，母印上部有立体狻猊形纽，玲珑剔透，造形生动，其主人孟腾有可能是南中将领孟获族人，是以南中孟姓为代表的西南地区的人群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实证，弥足珍贵。
6.东汉墨书纸
东汉墨书纸（兰州市博物馆藏品）
这三块纸张为圆形麻纸，直径17.5厘米，墨书为楷体，残存四十余字，可辨识者有“妇悉履……奈何当奈何……”八字。作为衬垫物被叠放在一面铜镜中，出土后呈白色，纸面薄厚均匀，柔软有韧性。为便于保护当时做了框子，用厚玻璃将纸夹起来，再用玻璃胶将边缘密封起来。根据纤维结构显微分析，其中所用的原料为麻、草和树皮等植物纤维，强光透视背面，有明显的帘纹；纸面较为光滑，似有二次加工的痕迹。这些记载基本与蔡伦造纸使用植物纤维的方法相同，并与有关的文献记载相符。1987年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龙尾山伏龙坪东汉砖墓出土，现藏于兰州市博物馆。这三块东汉纸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墨迹纸之一，同时也是“蔡伦纸”的实物证据，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是我国考古界的一次重要发现。
7.东汉制盐画像砖
东汉制盐画像砖（四川博物院藏品）
这件画像砖高34.5厘米、长45厘米，画像砖形象地再现了东汉时蜀地井盐生产的繁忙景象：层峦叠嶂的山间，有人在汲卤、烧灶、背柴，还有人狩猎，一派繁忙的劳动画面，真实记录了2000多年前的四川人如何制盐的工艺。左下角是一盐井，井上有高架，架上挂着吊桶，四人站在架上以辘轳吸卤，高架两旁有储卤的器具并有一竹杆经过山路将卤引至右下角的灶上，长方形灶上有釜，两人于上下照料，一人灶口扇火，其背景为重迭起伏的山峦，远处另有五人在背柴和射猎。上世纪50年代出土于成都邛崃花牌坊，现藏于四川博物院。此画像砖真实全面的表现了汉代四川井盐汲卤熬制的盛况，还从侧面反映了蜀地当年的富庶太平，证明中国在大约两千年前就掌握了井盐生产技术并且已经用上了天然气，曾作为四川博物院代表性文物登上过央视《国家宝藏》节目。
8.东汉车马过桥画像砖
东汉车马过桥画像砖（四川博物院藏品）
这块画像砖长45.5厘米、宽40厘米、厚6.4厘米，画面上有一座结构复杂的木桥，桥上有护栏，桥板横竖交铺，下有桥柱四排，每排四柱，在桥上一辆两马有盖的轺车奔驰而过，车上坐着一名车夫和一名官吏，车后还有一名骑吏，紧随其后。“车马过桥”是四川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里常见的题材，他们似乎从很远的地方奔来，在将过桥而未过的瞬间，仿佛被摄魂取魄一般，永远定格在了近两千年的时光里。1956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跳蹬河，现藏于四川博物院。此画像砖不仅反映了汉代的车马礼仪制度，也非常的具有成都特色，同时表现的汉代桥梁结构也为研究古代桥梁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
9.东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
东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品）
曹操墓出土金、银、铜、铁、玉、石、陶、骨等器物共250多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59件刻铭石牌与3个个体遗骨。出土石牌分为圭形与六边形两类，顶端有圆孔，便于悬挂。其中8件为圭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铭文，记录曹操生前所用武器。2009年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曹操墓（即高陵）出土，现藏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这件“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是曹操生前所用武器的铭牌，文字为汉末“八分体”隶书，字体规整、遒劲有力，为确定西高穴墓葬主人身份的有力证据之一。
10.三国魏白玉杯
三国魏白玉杯（洛阳博物馆藏品）
这件白玉杯高11.8厘米，采用名贵和田美玉琢制而成，没有任何花纹装饰，玉质温润洁白，杯身抛光细润，曲线流畅优美，反映出玉器由浓重的政治等级化向世俗化转变的重要史实。从这只素朴的白玉酒杯不难联系到诗酒唱和这种曹操父子与麾下文人集团交游互动的常见方式。1956年河南省洛阳市曹魏正始八年(247年)墓出土，现藏于洛阳博物馆。此杯通体温润洁白，杯壁厚薄均匀，无任何纹饰，体现了当时推崇简朴自然的审美趣味，是曹魏时期所崇尚的简朴风格的典型代表，也是目前我国出土的唯一一只曹魏时期的白玉杯，堪称三国时代玉器中的极品，洛阳博物馆五大镇馆之宝之一。
11.三国“魏归义氐侯”金印
三国“魏归义氐侯”金印（甘肃省博物馆藏品）
这枚金印长2.3厘米，宽2.3厘米，高3厘米，钮上是一只跪姿骆驼，驼钮多为中央王朝颁赐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印型。印面正方形，镌刻阴文小篆体“魏归义氐侯”。 魏、蜀对峙时，双方常争取西北民族的支持，对其首领进行封官拜爵，这只金印应当与这段历史有关。1987 年征集，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因曹魏时期短暂，所以颁发给少数民族王侯的印极为罕见，此印是曹魏王朝颁赠地处西北、归顺中原的氐族部落酋领的印信，颇具历史价值。
12.三国吴青瓷羊
三国吴青瓷羊（南京市博物总馆藏品）
此器高25厘米，长30.5厘米 ，整体健硕肥壮，四足卷曲作俯卧状，昂首张口，竖耳。项脊分披鬃毛，腹部刻划双翼。羊头上有一圆孔，用于插物。在古代羊与祥音通，羊即代表吉祥，用羊随葬以避不祥。据《梁书·刘杳传》：“古者尊彝皆刻木为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所以又可称为“羊尊”，是一件贮酒器，可作为明器随葬。1958年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草场门东吴甘露元年墓出土，现藏于南京市博物总馆。此器匀净无暇的釉色，优美匀称的造型，将羊温顺谦恭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堪称六朝时期青瓷中的珍品。
13.三国吴青瓷堆塑人物楼阙魂瓶
三国吴青瓷堆塑人物楼阙魂瓶（南京市博物总馆藏品）
这件魂瓶通高45厘米，底径17厘米，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部为罐身，上部是密集的各种堆塑，集多种动物形象、人物和亭台楼阁于一体，纷繁复杂。罐身斜肩鼓腹，肩腹相交处贴附一周装饰，分别为佛像、胡人骑兽、比翼鸟、螃蟹、甲鱼、麒麟、鲶鱼、羊头等，纹饰之间有镂空的圆孔，塑罐上的碑文有三行文字：“凤皇（凰）元年立/长少太守友作/浃使宜孙子”，这清楚了表明了这件堆塑罐的年代不晚于凤凰元年（272年）。1995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宁上坊凤凰元年(公元272年)墓出土，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此瓶上部是密集的各种堆塑，集多种动物形象、人物和亭台楼阁于一体，体现了细节与整体的完美结合，正面有一卧龟驮碑，碑文中“凤凰元年”为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瓶上的佛像堆塑是研究佛教早期初传的珍贵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14.三国吴童子对棍图漆盘
三国吴童子对棍图漆盘（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藏品）
这件漆盘直径14厘米，木胎浅腹，腹底交界处有一凸弦纹，外壁及底髹黑红漆，底部用朱红漆书“蜀郡作牢”四字铭。盘内外圈黑红漆地上饰云龙纹，向内一圈红漆地上饰鱼、莲蓬、水波纹，盘中心黑红漆地上部画山峰，山前空地上有两童子持棍对舞。童子对棍图的周围朱漆为地，朱地上用黄漆和黑漆勾勒莲蓬、鲤鱼、鳜鱼、鲇鱼等动植物，又勾画出水波纹，构成鱼游水动、水摇莲蓬、莲蓬戏鱼的图景。墓主人为东吴大将朱然，他在擒关羽、夺荆州的战役中立下大功，其墓出土的目前中国最古老的漆木屐，证明了木屐由中国传到日本的重要史实，漆盘底部的“蜀郡作牢”表明其产地为漆器生产中心之一的蜀郡，蜀郡漆器出现在东吴墓中表明尽管吴蜀之间存在对峙，但经济文化层面的交流并未断绝。1984年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墓出土，现藏于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此盘纹饰线条流畅，图案对比强烈，是一件精美的三国时期婴戏图，对研究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有重要价值，十分罕见。
15.三国蜀蒋琬带钩
三国蜀蒋琬带钩（四川博物院藏品）
带钩是古人腰带的带扣，或腰带上悬挂金玉饰品的挂钩，其兴盛于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魏晋时期逐渐衰落，被带扣取代。蒋琬带钩以青铜打造，整体形状像琵琶，钩头用于勾连革带一端，钩体起到固定革带另一端作用，钩体上有龙凤图案和五颗排列规整如五边形的星点，镶嵌的绿松石已脱落，钩柄较长，正面有北斗七星图案，点缀绿松石。钩柄两侧有汉隶铭文72字：“帝尧所作，钩无短长。前适自中，后适自傍……寿比山海，与天相望”。其主人蒋琬，字公琰，零陵郡湘乡县人，三国时期蜀汉宰相，与诸葛亮、董允、费祎合称“蜀汉四相”。蒋琬最初随刘备入蜀，为广都县长。因其不理政事，惹怒刘备，在诸葛亮的劝说下才免于一死。蒋琬后重获启用，受到诸葛亮的悉心培养。1949年后文博部门在绵阳市征集，现藏于四川博物院。这枚带钩造型奇巧，不仅见证着带钩的最后余晖，还是难得一见的名人遗物，十分珍贵。
16.西晋“晋平吴天下太平”砖
西晋“晋平吴天下太平”砖（南京市博物总馆藏品）
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立新政权，建国号为晋，定都于洛阳。公元280年，西晋灭孙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天下。此砖长30厘米、高5厘米、宽15.4厘米，侧面模印了花纹和文字，文字内容连读为“姓朱江乘人居上（描）大岁庚子晋平吴天下太平”。这里的庚子年应为太康元年（公元208年），这一年西晋灭吴，三国落幕。1985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索墅砖瓦厂出土，现藏于南京市博物总馆。此砖铭文直截了当地宣告了三国时代的落幕，是标注三国史的重要文物。
17.东晋蝉纹金铛冠饰
东晋蝉纹金铛冠饰（南京市博物总馆藏品）
此冠饰上宽4.6厘米、底宽4厘米、高5厘米，顶部起尖，呈山形。主题纹饰为镂空状的蝉纹，蝉翼舒展，头部两侧饰卷草纹，边缘饰锯齿纹。在镂空的线条上焊有细小的金粟粒，蝉眼内的镶饰已脱落。据《宛委余篇》云：“金取其刚，蝉居高饮清，貂内竞悍而外柔”，取其义而名为“貂蝉冠”，是一种高贵的冠式。自汉至晋，蝉纹金珰常与貂尾匹配，合称貂蝉，为侍中、常侍的标志性冠饰。《三国演义》中貂蝉得名于此。1998年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鹤观东晋贵族墓葬出土，现藏于南京市博物总馆。此冠饰构思奇特，制作精致，为六朝时期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18.明关羽铜坐像
明关羽铜坐像（新乡市博物馆藏品）
这尊关羽戎装坐像高172厘米，宽130厘米，重587公斤，此造像不借助任何仪仗兵器等道具，就将关羽忠义神勇、气撼山河的形象充分展现，颇具庙堂之气，也因其高度的艺术价值成为《大三国志展》的封面，受到中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关羽忠义仁厚的形象受到后人普遍推崇，并逐渐神化，“武圣”“关公”“关帝”“伽蓝菩萨”等名号不断加身，最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儒释道三教共同供奉的神祇。此尊造像原在河南省濮阳市范县旧城，解放初期运至当时的平原省省会新乡，后入藏新乡市博物馆。此造像整体铸造与细节精美，面部表情栩栩如生，自然流畅的动作刻画凸显出关羽的忠义形象，反映了明代铸铜工艺的极高成就，体积之庞大、铸造之精美，造型之独特，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少见，为新乡市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