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互融的先驱智圆

文/澄海

宋朝理学发展之前，佛教僧侣私底下也普遍研读儒书，但是敢公开形诸文字的是释智圆。他著有《闲居编》，很尊重中国本有文化的传统，符合韩愈的道统说：

仲尼得唐虞禹汤文武姬公之道，炳炳然犹人之有形貌也。仲尼既没，千百年间能嗣仲尼之道者，唯孟轲、荀卿、扬子云、王仲淹、韩退之、柳子厚而已。（卷27《叙传神》）

韩愈是排佛的大将，彻底反对佛教，所以才建立道统说，要求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弃佛尊儒。智圆却不顾门户的禁锢，秉持客观的学术精神，毅然赞扬儒学道统，比那些私底下看韩文而批佛的方外之士高明多了。

从客观的立场论思想，韩愈有他一贯的体系，所以智圆才推崇韩愈：

吾门中有为文者而反斥本教以尊儒术，乃曰师韩愈之为人也，师韩愈之为文也，则于佛不得不斥，于儒不得不尊，理固然也。（卷28《师韩议》）

真正能够赞扬别人的长处，也要有基本的学术思想，不全盘否认，不全盘肯定，茫然失去自主权柄，这是应有的风骨，应有的立场。

他详细的研究过儒释道之学，该尊重的部分就尊重，评析中肯，见于他的《疏四十二章经》：

佛教东传，与仲尼、伯阳之说为三。然孔老之训词，谈性命未极于唯心，言报应未臻于三世，至于治天下、安国家，不可一日无也。

至于释氏之为训，指虚空世界悉我自心，非止言太极生两仪，玄牝为天地根而已。考善恶报应，悉我自业，非止言上帝无常、天网恢恢而已。

尽管从理性体认三家的差别，但摆在眼前的是动乱不已的局势，生民涂炭。从安史之乱到北宋建国，都是浩劫当前，民不聊生。身为出家人，从感情上他又不能挽国家的灾难，登太平之席。晚年未免又偏向儒家，他的《湖居感伤诗》（卷49）透露这股伤怀：

礼乐师周孔，虚无学老庄，躁嫌成器晚，心竞寸阴忙。翼翼修天爵，孜孜耻面墙，内藏儒志气，外假佛衣裳。每恶销金口，时劳疾恶肠。

从他的伤怀多少也可以了解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排禅兴儒”的原因吧！我们也一再强调，世俗的归世俗，宗教的归宗教，只有世俗的愿意两者兼顾，将佛法人生化，将教理人文化，才是新禅者的一条路，也是新理学家可以另创新论的机会。

更可贵的是，他发现古籍《中庸》一书，深深合乎佛家的中道义，因此大加赞扬，才引起此后大家重视这本书，不仅重视，而且藉以形成理学家建构哲学的纲要。他有《中庸子传》三篇（卷19），讲的即是中庸，也把中庸之道抬上心性之学的台面。

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

嘻！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故夷狄之邦周孔之道不行者，亦不闻行释氏之道也。世有限于域内者，见世籍之不书，以人情之不测，故厚诬于吾教，谓弃之可也；世有滞于释氏者……往往以儒为戏，岂知夫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

新禅者应该明白“人成则佛成”的阶梯式发展，非将人伦之基奠好奠厚，行有余力则以学禅，入圣道，享福报，而行菩萨行。入圣道之后才能真行菩萨行，而欲入圣道，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不能不守，从而新禅者才能走出寺庙禅修的旧传统，另创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