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法难：维护大唐经济权力与国体的战争
导语：
作为“三武一宗”大规模灭佛的主角之一，唐武宗会昌五年的灭佛运动，不但是夺取国家经济主导权的战争，更是维护唐王朝国体的战争。会昌法难，从根本上改变了宗教势力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避免了宗教势力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狂热影响，使中国一直保持着世俗化的社会形态。
一、会昌法难前佛教在唐王朝的地位与影响
1、佛教的政治地位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虽有波折，但总体是不断的发展壮大，到了唐王朝，随着唐太宗和武则天对佛教支持力度的加大，寺庙香火日隆，寺庙大兴，佛像广造，已经成了一股席卷社会的宗教之风，佛教文化及石刻造像艺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人口达到了5200万，此时的佛教也到了的最繁荣时期。据统计，寺数总计5358所，尚不计村坊佛堂、普通兰若在内。载入国家簿籍的僧75524人，尼50576人，而私度者更是不计其数。这一时期不仅“僧徒日广，佛寺日崇”，中国佛教的各宗派至此也相继形成。唐代佛教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欣欣向荣，如日中天。
在唐宪宗时期，寺院的地位更是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宪宗任命两位高僧来负责原来祠部的管理职权，并监督佛教界的各种事务，使寺院实际上具备了自治的性质。
同时设立左右街大功德使，功德使兼管僧尼和道士，功德使对佛道有绝对的控制权，全国几十万僧尼道士的簿籍就不再向祠部登记。
此时，佛教俨然有了“国教”的政治待遇，在唐王朝的政治地位可谓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2、佛教的经济能力
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佛教在唐朝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政治影响力，除了皇室的扶持外，高度发达的寺院经济才是它赖以发展的根本。
唐太宗与武则天，他们常常赐予佛教土地。《唐六典》中规定：“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一如之。” 《全唐文》则载：“（唐高宗）赐（西明寺）田园百倾,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布二千匹”，唐玄宗逃难时，甚至还不忘“赐大圣慈寺田产一千亩”。唐朝时的上层阶级亦经常向寺庙捐赠土地，这些成为寺院的常住田。
由于佛教寺庙往往享有免税、田地、女婢、奴隶等特权，社会财富大量向寺院集中。“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院”，达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
在皇家的榜样作用下，许多达官贵人也竞相向佛寺施舍田宅金钱，加上土地兼并的风行，对寺院经济的发达、唐代佛教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宏博，竞崇环丽，大则费一、二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已上。”“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
如此惊人的耗费，说明寺院经济规模以及达到了骇人的程度。
3、佛教的社会影响
随着政治地位的提升、经济能力的扩张，佛教势力对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大，不但皇帝信佛，各级各类官员、地主豪绅、贩夫走卒等等都沉迷于对佛教的狂热之中。
唐太宗晚年有忧生之虑，曾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武则天之时，则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到处建造佛像，又建明堂，修天枢。佛教势力更加膨胀。佛教寺院可与宫室相比美，极尽奢华。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在里面早晚念佛。代宗还规定，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僧尼犯法也不能绳之以法。
元和十四年，唐宪宗于凤翔法门寺敕迎佛骨。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热潮。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
可以说，此时的佛教，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范畴，达到了几乎疯狂的地步。
二、权力之争：佛教扩张的对唐王朝的影响与政府控制措施
佛教的无限制扩张，势必引起统治阶级的警惕，就算皇帝本人笃信佛教亦是如此。
由于唐代寺院经济的基础是庄田地租收入，这和以往主要依靠信徒施舍钱粮布帛维持寺院大不相同。同时，佛教寺院加入了当时世俗地主的土地兼并浪潮，加速了均田制的瓦解。均田制是唐代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寺院庄田的扩大必然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另一方面，佛教寺院享有免纳赋役的特权，“天下百姓或冒为僧尼道士，苟避徭役”。“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役，所在充满”。“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这更是直接危及了国家的经济利益。
1、佛教无限制扩张对唐王朝经济权力的威胁与政府的反制
自唐高祖和唐太宗时期开始，在对佛教扶持的同时，也施以了限制措施，主要是控制其规模。
唐高祖就颁布沙汰僧道诏：“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
据《续高僧传·明导传》记载：贞观初，明导行抵陈州，逢敕简僧，唯留三十。 《法冲传》记载：“贞观初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时峄阳山多有逃僧避难，资给告穷。”
正是由于高祖、太宗二朝都看到了佛教无限制扩张可能带来的问题，加强了对僧尼的检括和沙汰，到了高宗时期，僧人的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趋向减少。就是说，佛教剃度者，经过三代皇帝的控制，人数从唐高祖时的二十万，缩减至高宗时的七万。
高宗时道宣撰《广弘明集》认为：“大唐寺籍佛道二众不满七万。”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社会经济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朝廷的经济能力大幅度萎缩，财政十分紧张，唐玄宗就因此下达了清理寺院田产和人员的命令，对挂名规避税收的等等一系列不符合要求的僧人勒令还俗，同时对寺院的规模和人数做了相应的限制。
宪宗元和二年，颁布禁令：“天下百姓不得冒为僧尼道士，以避徭役。其创造寺观，广兴土木者举敕处分。”
所以说，唐朝中晚期前对佛教是即扶持，有限制，扶持的是它的地位，控制的是它的规模，而且人数还是逐渐减少，相当于把那些并不适合做僧人者剔除了佛教队伍以外。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净化了佛教队伍，使其保持佛教教义的初心，另一方面，由于对佛教僧众在经济上有扶植措施，不用向政府交纳税费，人数的减少，实际上相当于给国家节约了财政支出，减少了负担。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教义上是不允许僧众从事劳动的。不能自食其力，当然就需要政府供养了。
而太宗时期唐王朝的人口也才恢复到三百万户，人口近一千五百万，供养七万佛教徒还勉勉强强，要是二十万，那就要砸锅卖铁了，朝廷肯定不会这样干。
到了唐朝中后期，政府的财政锐减，入不敷出，甚至到了靠鬻卖度牒的办法来筹措经费，而这又刺激着寺院经济的进一步扩张，使寺院和国家在经济上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
所以控制寺院的规模，包括寺院的规模、田产的规模和僧众的规模，拿下经济权力的主导权也就是朝廷的必然选择。
2、佛教扩张对唐王朝国体的影响与威胁
佛教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高涨，直接影响了社会各阶层，同时也膨胀了许多僧人的心。
据记载，唐朝许多寺院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皇宫，大有压皇室一头之势，这方面已经触动了皇权的逆鳞。
唐中宗时左拾遗辛替否就说：“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者，唯贫穷与善人。将何以作范乎？将何以役力乎？……今天下之寺益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之过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
鉴于佛教的上升势头的迅猛，拥有超然的地位，加上可以避税与躲避刑法的司法豁免待遇，不但普通人争相剃度入寺，许多学问仕子官宦也竞相加入教徒的队伍，严重影响了朝廷官员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动摇了王朝统治的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这些高僧，相当一部分学问出身比较高，因此自身具备了相当的优越感，无形之中就对世俗建立了鄙视链，普通人还没有那么敏感，见到一些高级官员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睥睨之感，隐然有与官家争势的苗头，这就让朝廷极为不舒服。
僧人出行的排场越来越大，他们所到之处，万民膜拜，大有超过帝王威仪之势。
可以说，佛教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动摇唐王朝的统治根基，而统治者最忌讳的就是一切可以动摇其统治根本的因素。秦始皇焚书坑儒等等措施今人看起来是文化的浩劫，但根本上说，那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维护自己帝国的统治。
宗教可以被统治者利用，但绝不能威胁其统治，绝不能出现和朝廷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的第二个权力中心。
在唐朝中后期，佛教的发展显然已经越过宗教的底线，严重危及唐王朝的统治以及社会安定，为了维持统治和社会世俗化，朝廷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是必然的，就看哪个皇帝来当这个恶人了。
韩愈就指出：佛教的流行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
3、佛教经济扩张与地主阶级的矛盾
佛教寺院经济的扩张，不但威胁到帝国的经济权力，同样的也威胁到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由于僧人不纳税，大量的各层人员剃度，造成劳动力等人力资源紧缺，致使民间与地主们大量的田地荒芜，地主阶级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同时，因为寺院土地的兼并加剧，也侵占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二者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严重，地主阶级也就成了打击佛教集团的急先锋。
三、 晚唐王朝恶劣的政治经济形势，灭佛迫在眉睫
虽然历代朝廷在扶持佛教的同时，也加强了限制，但佛教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已经难以控制，这些限制措施并未奏效，仅是有所缓解而已，甚至有些措施因为不当反而加剧了佛教势力的坐大。
佛教势力的过度膨胀，不但占据了国家庞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而且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
1、文宗的渐进式限制措施，收效很小
文宗太和初年，仅不在册的僧侣就达到了骇人的70余万人，这还没加上在册的数十万人。而连年战乱的唐王朝，此时的纳税户也仅仅300万！又回到了唐太宗时期的纳税户，但太宗时的僧侣数也就区区的七万人！
这时的唐文宗就产生了毁佛的想法：“蚕食生人，规避王徭，凋耗物力。”严令功德使等官员加强对僧人剃度的管理，对现有的僧人按照戒律进行考试，不合格的一律还俗，同时规定不得再新建寺院。
不过此时对佛教扩张的压制，还是比较平和的渐进方式，因为“帝念其本性根大，不能过去之。”
唐武宗
2、游历朝廷控制之外，武宗之不能忍
武宗上台以后，由于前几朝留下的烂摊子，朝政混乱，加上泽潞藩镇叛乱要进行讨伐，急需大量的资金。当财政困难的朝廷向寺院募集资金的时候，却遭到了拒绝，许多寺院以祖宗法制为由拒绝缴纳赋税！
同时，朝廷铸币和战争急需的军事物资如铜铁等材料，却大量被寺院拿去铸造佛像，不但造成了朝廷金融上的动荡，也直接影响到了前方将士们的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在会昌元年依然对佛教有所扶持的武宗，对佛教势力膨胀产生了强烈的忧虑，他认为渐进、和平的方式难以快速消除佛教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各方面的消极影响，必须采取激进而强硬的措施，消灭佛教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严重影响，拿回属于政府的主导权。
四、 会昌法难对宗教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
佛教势力的膨胀和对皇权的蔑视，已经超过了唐武宗可以忍受的底线，国家与佛教寺院在政治经济上的尖锐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和平手段不行，诉诸国家暴力机器就成了不二之选。
在同样极力反佛的强势宰相李德裕和道士赵归真的支持与策划下，制定了一系列灭佛的政策措施，并由宰相李德裕具体实施。
1、佛教政策的逐步收紧到急速剿灭
会昌元年的一次法会上，知玄法师对武宗皇帝说“神仙羽化山林匹夫独善之事，非帝王所宜留神”。此话已使武宗非常不爽。
会昌二年，唐武宗敕书：“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文功、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若僧尼有钱物及谷斗、田地、庄园，收纳官。如惜钱财，请愿还俗去，亦任勒还俗，充入两税徭役。”
至此，规模宏大的武宗毁佛灭佛运动拉开了帷幕。
朝廷政令一下，各地各级政府闻风而动，尤其是对寺院早就不满的地主官僚阶层更是一马当先，“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及屋基耕而之”。从没收寺院财产、杀沙门令到拆毁寺院，僧尼还俗，一步步的收紧了套在佛教脖子上的绳索。
及至会昌五年，灭佛运动达到了高潮，武宗下令僧侣5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如有抗拒按抗旨治罪，可以当时决杀。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
此次灭佛运动到会昌五年七月止，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招提、兰若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收奴婢15万人，释放供寺院役使的良人五十万以上；没收寺院土地数千万顷。
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等有色金属材料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作为财政使用，铁器则交付本州官府铸为农具。
武宗灭佛的成功，极大的增加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同时巩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
会昌四至六年任池州刺史的杜牧，亲历了唐武宗的毁佛运动。他在唐宣宗大中年间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详细记载了武宗灭佛：
武宗皇帝始即位，独奋怒曰:'穷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后至会昌五年，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
2、会昌法难对佛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这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因为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所以史称“会昌法难”。
根据我们在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到这次灭佛运动的根本原因是佛教触动了统治者的权力奶酪，动摇了其统治基础，而不是人们想当然认为是道教与佛教的教派之争，它仅仅是个顺带的辅助作用。这个我们从唐武宗后来的话中就可以看到：
“军国政事，百归真亦不能相惑”意思就是说，国家军国大事，是不会受赵归真们影响的。
佛教的兴衰是和唐代社会经济的兴衰相一致，任何宗教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脱离和超越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宗教就会成为无本之木，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所以，唐朝佛教的发展也分为会昌法难前后两个阶段，从法难前的繁荣昌盛转至法难后的一蹶不振。虽然唐宣宗给予平反，但武宗灭佛对佛教在心理和发展上造成的创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会昌法难
这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以唐王朝中央政府的绝对优势胜利而告终，它极大的影响了宗教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一方面，会昌法难从传统上维护了中央政府非宗教化的传统，也就是常说的世俗化。
另一方面，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宗教的控制力度，规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从根本上解决了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宗教狂热的可能性。
所以说，会昌法难，不仅仅是唐王朝中央政府与佛教势力在政治经济上的角力，更是关乎中国发展进程的较量，历史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