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的315
今天“3·15”，聊聊“打假”。
今天的央视新闻频道就是中午有一个《质量报告》节目，主要说了一下口罩。这会不会是“3·15”晚会就此走向衰落的标志。央视的收视率越来越低，对主流价值观的宣传作用、对社会不良现象的监督越来越少了，它离人民群众远了，它的精品节目少了。在互联网的影响就更小了，完全与中央媒体的地位不相称，央视的领导应该检讨。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诞生与美国总统肯尼迪有关，我国是1987年加入的，然后从1991开始就有了央社的315晚会。好像这些年315晚会对保护消费者起了很多作用，但也就那点作用，网上有观点说近几年来315晚会越来越没意思了，曝光的东西不敢碰硬了。
一提到打假，我就想到四个字“假冒伪劣”，这好像是描述假货的四个词。但这四个字没有包含完“打假”或者说“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全部内涵。
印象里，小时候有装在玻璃瓶里的鱼罐头。在商店里面卖有两种，一种颜色较黄，味道很好；一种颜色偏黑，有腐烂的感觉，美其名曰“霉鱼罐头”。这后一种价格便宜一些，但也买，也在吃。但肯定就是死鱼烂鱼加工出来的，按现在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产品。但80年代的短缺经济年代，能有吃就不错了，好像没人太在意这个问题，我们还买过有霉斑的月饼。后来所谓的霉鱼罐头就不见了。所以这消费者保护，它也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关注的人多了，就是问题，没有关注或没有发现的就不是问题。
读高中的时候，到县城参加运动会。下午比赛完没事的时候，我和同学在街上逛街，看到有人摆象棋残局，1元钱一盘，红先黑后，随你选那一边，胜了老板加倍退钱，当然你也可以5块、10块一盘。我想下一盘，我同学根本不给我下，硬把我拉开了，说这个就是骗钱，你怎么都赢不了。然后又看见有商店门口卖衣服、皮鞋之类的，很多人在那里挤在一起挑，踊跃地买，抢着付钱，生怕慢了买不到（90年代初短缺不多了，但买便宜货还是普遍心态）。收钱的就站在两个凳子上，一边吆喝一边收钱，我就想，他们看不过来嘛，有的人不付钱偷了怎么办。实际上也有人偷成功的，也有被打的。
运动会结束，我们坐客车回学校。在车上，突然有人大叫一声“给是中奖了”，原来他喝的可乐（那时有可口可乐和健力宝两种）打开有数字，然后就是有人说这个是中奖了，中了多少钱，然后……（这段略去，大家都知道），记不清那一次有没有人上当。
往前一年，我和同学上曲靖一中面试线，体检完了从宣威回家路上，有人在车上玩扑克游戏，三张牌，就是押最大的一张牌是哪一张。我同学一看很简单，容易挣钱，就参与了，把他的钱输光了。还不知道人家在骗人，又把我爸还是我哥买给我的手表，45元买的当30元又押上去了，我不让他玩，他说这把肯定赢。结果当然是输了。那时多穷啊，好像这个钱他高二才还了我。
也就在段时间，我也就听人说过“掉包”诈骗，所以当我98年在上海出差，抽时间在外滩看一下的时候，走着走着，前面有人掉了一个钱夹，我第一反应就是“掉包”，心里有点害怕，就怕被人拉着不让走。果然，后面马上来一个人，说前面有人掉钱包了，一起看看是什么，我说你自己看吧，我不要，我就继续走，他也没有抓着我，我就离开了。
前面的几个事，当然都是诈骗。象棋残局是通过一般人不了解或看漏了变化，你不会赢，最多和棋，所以输钱。后来还看到50元、100元甚至几百元一局的，旁边的人接二连三的下注，赢得多输得少，摆棋的人很无奈，不断的摆出新棋局。然后有一局赢钱的人就输了，你一看他下错了，如果换成个下法，就能赢钱，然后你就想发财，你就下注了，然后你当然就输了。卖衣服的也一样，其实在那里抢着买衣服的也是帮老板的，是假买。可乐和扑克也是一样。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托儿”。
这是我在89年到91年（掉包是98年）就了解和经历的事，但是好像我们央视的315晚会（或是焦点访谈）曝光“托儿”好像是98年的时候。我当时的反应就是，这都存在多少年的东西了，在我了解之前就存在很长时间了，怎么中央电视台现在才报道。这说明，我们的新闻媒介不深入生活是多么的严重。
所以在中国，要打假，主要是靠自己，所以才有王海。媒体和工商经常都是提醒你，要注意辨别，要注意防范。我就不明白了，我普通大众，我怎么样样都能辨别、防范，这些事不应该是有关部门去查处的吗，怎么年年查年年有只是换了个马甲。现在的电视购物、电商刷单，微博造势不就是“托儿”吗，这些人影响范围更大，老百姓更难以判断。有关部门不应该关着门，应该走出去，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回过头来，假货的存在，对某个地方的制造业和GDP是有好处的，所以地方打击的积极性不高，它解决了很大的就业和税收问题啊。制假售假只有把它罚得倾家荡产才有威慑力，要是罚款小于或远远小于收益，怎么可能起作用。我们现在的框架下，好多都是这样：一边交罚款，一边搞生产一边继续卖就行了啊。它解决了就业、税收和预算外财政收入的好处。
我2002年左右出差路过北京，上火车前到王府井步行街买东西。因为我喜欢虾酥糖，在王府井百货柜大楼买了一些。然后在新东安市场，看到“老人头”皮鞋大优惠，才320元一双，感觉便宜划得来（我同事说他的老人头皮鞋穿了10年），我一看标志也对，就买了。回来没穿几个月就坏了，让我胸闷了好几天。这是我第一次买到假货。我怎么都不会想北京王府井的新东安市场售假。
后来，我也在昆明螺狮湾批发市场买过25元一件的衬衣，这些肯定是“劣”，但他也解决了我在困难时期的需要，我没有把他当假货，因为他与100多200多的雅戈尔衬衣“形似”，没有影响我个人形象和单位形象。今年过年前我到昆明最大的食品批发市场买点年货，想买点椰子汁（椰树牌）和葡萄汁（统一）。结果，在市场转了两圈，椰树牌椰子汁找到一家，统一葡萄汁就一家都没找到，其他有牌子没牌子的倒是很多，这让我想起政治经济学名词“劣币驱逐良币”，这是“劣货驱逐良货，套牌驱逐正牌”。实际上，现在你到农村的超市去看看，很多饮料食品都是傍大款，样子像名牌，仔细一看不是，我就不知这些是不是“假冒伪劣”，如果是，我们的市场监管局去哪儿了，他们一年也不进一次市场，巡视一遍超市吗，他们是怎么发现假货的呢，是靠举报吗，是靠媒体吗。打假虽然要靠群众举报，但主要责任是政府啊，你不能老让老百姓防这防那，我怎么避得开那么多陷阱。
那英有一首歌叫《雾里看花》，是阎肃老先生专门为1993年央视“3·15”晚会写的歌曲。这在当年有积极的意义，但现在已经27年过去了，过了一代人，还要消费者具有“慧眼”来辨别各种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是对消费者要求太高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该是要能够让消费者放心买东西，而不去关心真假了。打假应该是政府为主的事，不能把顺序弄倒了。再退一步，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有需要，政府就应该有回应、响应和行动。
实际上，消费品的造假，对人民群众的伤害可能不是最大的。一般食品，只要没什么毒，偶尔吃了一次，可能对身体影响也不大，满大街小巷的各种奶茶，可能比这些傍名牌的椰子汁毒性大。但是，政府信息公开如果造假，这个影响和害处就不得了。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但是这次疫情，很明显信息在湖北省在武汉市是被瞒报了，这就相当于造假了。这给全中国14亿人造成了多大的麻烦，给染病的家庭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一定程度上，为什么有些企业造假不止，与我们一些政府机构报喜不报忧，甚至数据造假有很大的关系。他会不会想，连政府都数据造假，我弄点假货算什么。
所以，打假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从政府信息公开，实事求是开始，相关部门不作假，对造假者就是极大的威慑。希望，以后我们不再因为信息不及时公开而经历悲惨的人生，不会因买到假货而吃出问题来。
不作假，不作恶。简单六个字，实则很难。
打油一首：
三一五时说打假，
集中曝光不得了。
年年有个三一五，
也就一个三一五。
能否天天三一五，
假冒伪劣露头打。
政府百姓齐努力，
三一五后三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