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冰：南京秦淮河的历史变迁
桃叶渡/也无曳摄
秦淮河与南京二千五百年建城史息息相关，一条河从东到西贯穿南京，孕育了南京的文明。每每提起，总让人有“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的困惑。本文从一个小景点——桃叶渡，带您慢慢聊。
十里秦淮从东水关入城，流经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桃叶渡。秦淮两岸的六朝胜迹，朱雀桥、邀笛步、骠骑航、麾扇渡、汝南亭、竹格渚，都已泯灭无迹，现在还能看到的，除了面目全非的乌衣巷，也只有一个桃叶渡。
名闻遐迩的桃叶渡
桃叶渡有此幸运，多半是因为王献之的《桃叶歌》：①“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最后一句，也作“我自来迎接”。但《乐府诗集》中所收的《桃叶歌》另有三首：
②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
③桃叶复桃叶，桃叶（或作“树”）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或作“缠绵”）。
④桃叶复桃叶，渡江不待橹。风波了无常，没命江南渡。
清人画《桃渡寻诗》
有人分析，这四首诗歌中，一、三两首是王献之的口吻，二、四两首则是桃叶的口吻，读起来有一种唱和的韵味。“渡江不用楫”“渡江不待橹”的意思，是说江上风急，无须用（或无从用）楫、橹，巧用帆樯借助风力便可渡过。“但渡无所苦”，自是岸上的王献之在宽慰船上的桃叶。而作桃叶口吻的“风波了无常，没命江南渡”，一样是说风波，感受是大不相同的。
清人画《秦淮放舟》
自此之后，桃叶渡被历代诗人吟咏不绝。然而原本至关紧要的“风波”二字，却渐渐淡出，化为桃红柳绿的“渡头春水”。这也难怪，今人身临其境，沿河两岸的风光另做别论，首先入眼的便是水面狭窄，不过一二十米，实在想象不出如何兴风作浪。然而六朝时的秦淮河，确曾是一条波涛汹涌、风波无常的大河。
桃叶桥/今又逢春摄
史前时期的秦淮河
在《南京城市规划志》中，可以看到一幅“史前时期古河道位置示意图”，距今两三万年前，南京地区水域的分布远远大于现代。长江东岸大致在今天的外秦淮河一线。秦淮河宽达数百米，由东南而来，在城南武定门节制闸一带入城，一支西行，在凤台山与石头山（今清凉山）之间与长江相通；一支则经淮青桥、浮桥一线北行，浩浩荡荡穿过南京城区，从鸡笼山和覆舟山之间的垭口穿出，折向西北，由今金川河下游一线，在狮子山东侧进入长江。也就是说，当时玄武湖（古桑泊）与金川河都是秦淮河入江水道的一部分。其间的山丘冈地，犹如水中的小岛。
这幅“古河道位置示意图”，是1983年进行地质钻探，以发现埋藏在地表之下的秦淮河古河道为依据绘制的。而北行的秦淮河古河道，大约在三千多年前才消失。
直到六朝时期，长江的入海口还近在京口（今镇江）、广陵（今扬州）一线。西汉枚乘在《七发》中描写广陵潮，
“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
虽出于文学语言，并不是凭空虚构。而在史前时期，长江的入海口肯定离南京更近，南京的一片汪洋，也就可想而知。
当然，这里提到的所有地名，那时都不存在，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借用了后世的地名。秦淮河初称“龙藏浦”“淮”“淮水”“小江”，直到唐代，才始见“秦淮”之名，这里也就统称为秦淮河了。
《点石斋画报》里的秦淮河
此后，随着长江入海口东移、南京地区水位降低，水面逐渐收窄，河水冲积形成的陆地渐渐扩大。距今三千多年前，秦淮河主流在鸡笼山、覆舟山一线被阻断，山南河道消失，山北形成玄武湖和金川河流域。凤台山与石头山之间的莫愁湖一带，遂成为秦淮河的入江口，而当时莫愁湖也还是长江的一部分。此后南京地区水系以清凉山、五台山、鼓楼一线为分水岭，形成南部的秦淮河水系和北部的金川河水系。
现在的老城南部，水西门、新街口、浮桥、逸仙桥、瑞金新村、通济门一线以南，被称为秦淮河河谷平原。元孔齐《至正直记》卷四载：
“尝闻金陵城中人，有于延祐间掘井，深及数丈，遇巨木阻泉，复广掘，木之两头处不得见，遂凿断出之，长二三丈，高广数尺，磨洗认之，乃香楠也。此地岂非万余载耶，乃有是木，意当时必江水也。俗所谓海变桑田，容有是乎。”
孔齐的推测居然大致符合南京的地理变迁。清甘熙《白下琐言》卷三中说：
“金陵地势，北高而南卑，取黄土者皆在永庆寺、五台山一带。城南土色皆黑，黄者绝少。予家穿井，下及三丈，犹见砖石，知前代为平地，日积月累，久而至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岂虚语哉。
《县志》亦云：贡院旁掘地数丈，犹见瓶盂之属。”这也是夫子庙到甘熙故居一带，确属河道淤积而成的一种佐证。
不过甘熙没想到是砖石瓶盂沉于数丈深的河底，误以为河底是前代的平地。而城市北部，大方巷、萨家湾、仪凤门一线以北，许府巷、紫竹林、四平路一线以南，被称为金川河河谷平原。按照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理论，城市首先出现在大河流域，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古城南京诞生于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正符合这一规律。即此而言，秦淮河被誉为南京的母亲河，当之无愧。
越城、金陵邑与秦淮河
春秋战国时期，吴楚相争，吴越争霸，是江南地区早期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曾经王霸天下的吴国，终因穷兵黩武，在周元王三年（前473）被复兴的越国所灭。吴国的领土都成了越国的疆域，而南京地区则成了越国与西方楚国、北方齐国对峙的前锋。周元王四年（前472），雄心勃勃的越国，在秦淮河南岸建造越城，被认为南京建城之始。
航拍南京外秦淮河水利风景区/开心修罗摄
越国人没有继续向秦淮河北岸推进，是因为当时秦淮河过于宽阔，河北岸几无人烟，又难以与南岸相呼应，缺少开拓的价值。一百多年后，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因为越军攻楚，楚威王趁机兴兵伐越，杀了越王无疆，一直打到浙江（今钱塘江）北岸。战后，楚军在南京石头山上设置金陵邑，同样是作为楚国的前沿军事据点，以显示对新占有土地的控制。而金陵邑择址石头山，一方面是楚国水军沿长江往来，石头山下的天然良港便于交通；一方面，石头山恰又是北岸距秦淮河最近的制高点。楚军没有越过秦淮河深入内陆，却对石头山下游到栖霞山的沿江一线，做了一定程度的开发。这一带在新石器时代即为原始村落较为集中的地区，又得水运交通的便利，军队的往来与驻扎，对于农产、商贸和运输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所以后来秦始皇会在此立江乘县。
由此可见，越国和楚国，都是把宽阔的秦淮河作为前方自然屏障。越城和金陵邑的选址，都不是拍脑袋突发奇想的结果，这看似孤立的两个点，其实都与秦淮河密切相关，是基于当时地理形势和军事需要作出的明智选择。
秦淮河之名始于唐代
秦淮河的得名，是因为秦始皇第五次东巡，经过南京地区的传说。唐代以前，史籍未见“秦淮”之名。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前后徐坚等撰《初学记》卷六，始见秦淮：
“孙盛《晋阳秋》曰：'秦始皇东巡，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于是始皇于方山掘流，西入江，亦曰淮。’今在润州江宁县，土俗亦号曰秦淮。”
可知秦淮这个名字，是民间先叫起来的，后来被访旧怀古的文人所接受。
秦淮河夜景
天宝九年（750）李白作《留别金陵诸公》，有“至今秦淮间，礼乐秀群英”的诗句；至德元年（756）许嵩撰写的《建康实录》中，则称“至今呼为秦淮”，可见其时“秦淮”之名已流布有年。半个世纪后，杜牧写下了名作《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随着这首诗脍炙人口，秦淮之名也就不胫而走。
六朝秦淮波涛汹涌
《桃叶歌》中，一再写到“渡江”，就是因为水面宽阔的秦淮河，当时常被人称为“小江”。如《三国志·张纮传》裴松之注中，引用了《献帝春秋》的一段文字：
“刘备至京，谓孙权曰：'吴去此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居之。’”
这长达百余里、可以通航大船的小江，说的便是秦淮河。相对于习称大江的长江，它自然只能算小江。据现代测量，秦淮河从源头溧水与句容起算，经江宁方山合流，北行到南京城东，在七桥瓮一带折而向西入城，再出城汇入长江，全长约一百一十公里。但孙权当年不可能作精确测量，也未必追溯源头，“百余里”只是个概数。《太平御览》卷六十五引顾野王《舆地志》说淮水“悬流三百许里”，可见南朝梁时对秦淮河的了解已经准确多了。
乌衣晚照
秦淮渔唱
东晋时期，朱雀桥的位置在中华门东面长乐渡一带，当今信府河中段，通大油坊巷。而桃叶渡接近秦淮河与青溪的交汇处。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桃叶渡，秦淮河水是沿着城墙北行至东水关进城的。但是在南唐建金陵城之前，从东面浩浩荡荡而来的秦淮河水，自然没有城墙约束，应该是在赤石矶北端、白鹭洲公园一带即进入城区。换个角度说，从武定门节制闸到淮青桥一带都是水面，白鹭洲公园正是古代秦淮河河道的遗存。直到明代晚期，桃叶渡旁尚有柳浪湖，白鹭洲公园以西与夫子庙前秦淮河之间，仍是一片沼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园内湖水东边仍直抵城墙根，城外就是从东而来的秦淮河。
而且六朝时长江入海口离南京不远，台风海啸，海水沿长江倒灌，常使秦淮河泛滥成灾。就连东吴的皇宫，也还不能完全避免水灾的威胁。《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二《灾祥》中记载六朝大水、涛水共十次。由此可知，桃叶渡出现波涛风浪，翻船溺人，并不奇怪，桃叶才会有“风波了无常，没命江南渡”的感叹。
《金陵四十八景》之秦淮渔唱， 在秦淮河上聆听渔歌。
六朝秦淮河面宽逾百米，也已被近年的考古发现所证实。2010年春，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在老城南颜料坊地块的考古中，发现了秦淮河岸边一处古码头驳岸遗址，可以清晰地看出六朝至南唐的码头变迁状况。加之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六记载，南宋乾道五年（1169）建康府留守史正志重修镇淮桥和饮虹桥，修镇淮桥时，建康府观察推官丘崇作《记》，说到两桥的长度和宽度：
“因民所欲，为作而新之，率增其旧四之一。镇淮长十有六丈，为二亭其南，属民以诏令；饮虹长十有三丈，加屋焉，凡十有六楹，而并广三十有六尺。”
宋代一尺约合三十一厘米，十六丈约合五十米，十三丈约合四十米。但是新建二桥“率增其旧四之一”，都比旧桥长了四分之一，由此可以知道，北宋时期的河道宽度要较此更窄。也就可以断定，正是北宋年间，南京处于一个严重枯水的时期，导致秦淮河水面大幅收窄。
《金陵四十八景》之桃渡临流。夫子庙利涉桥畔古桃叶渡，相传是东晋王献之妾桃叶渡秦淮处
北宋以后水枯河窄
南唐建金陵城时，秦淮河两岸居民已相当密集。而城墙的建造，使得城市空间有了明确的限制，所以到北宋时期，因枯水空出的河岸，很快被居民占据利用。《宋史·河渠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乾道五年，建康守臣张孝祥言：'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别为两派，正河自镇淮新桥直注大江；其为青溪，自天津桥出栅寨门，亦入于江。缘栅寨门地近为有力者所得，遂筑断青溪水口，创为花圃，每水流暴至，则泛溢浸荡，城内居民，尤被其苦。若访古而求，使青溪直达大江，则建康永无水患矣。’既而汪澈奏，于西园依异时河道开浚，使水通栅寨门入，从之。”
张孝祥认为秦淮河发生水患的原因，一是南宋初年，为加强防御，将上水门和下水门砌窄；二就是“居民填筑河岸，添造屋宇”；三是秦淮河水入上水门之前，有一支分流为东面和南面的城濠，至城西南角入江，现“一半淤塞为水田”，肯定也是在水位较低时被居民围河造田了。他打算拆除河岸建房，毁田还河，恢复旧时的水道。但汪澈认为，“水门窄、居民侵筑”都不是水患的根本原因，他的意见是水门不动，民房不拆，只需清除河道淤积，保证水流通畅，就可以解决问题。
这位汪澈，在隆兴二年（1164）任建康知府，是张孝祥的前任。张孝祥关心民间疾苦，但对于处理水患，显然不及汪澈，所以宋孝宗两次都接受了汪澈的建议。汪澈在任时应该就已看到了这些问题，而且了解关键所在，可能当初问题还不那么严重，遂未及时处理。
民国年间的秦淮河房
居民在空出的河岸上建房，一方面要解决斜坡上的地基平整问题，一方面也要防备河中水位再次升高遭淹，所以多在河岸坡地上垒砌地基，以与岸边地面取平；也有人在坡地上树立木桩为支柱，在其上建房。这就形成了南京秦淮“河房”的两种主要建筑形式。这两种河房，都有下达河面的阶梯，以便取水用水。南京的“人家尽枕河”是面街背河，与苏州人家的面河而居不同，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功能需要而产生的河房、河厅，遂成了秦淮河沿岸建筑的特色形式。河房前面街后临水，上下通达，便于与河上的航船互动，正是秦淮画舫繁华的重要因素。更有沿河人家，得寸进尺，再向水面上修建凭水河厅、水亭、露台，桩基插入河中，导致河岸的进一步淤窄。如此恶性循环，秦淮河终于失去了当年的壮阔气势。
《康熙南巡图》中秦淮河盛况
清代乾隆年间居住在秦淮水亭附近的吴敬梓，写过这样一首《桃叶渡》诗：
花霏白板桥，昔人送归妾。
水照倾城面，柳舒含笑靥。
邀笛久沉埋，麾扇空浩劫。
世间重美人，古渡存桃叶。
诗中所言“邀笛”，指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曾在这里邀名士桓伊吹笛；“麾扇”，晋永嘉元年（307），顾荣麾白羽扇大败叛将陈敏的地方。这两个与著名士人有关、属于大风雅的名迹，都无踪影可寻了，唯留桃叶渡还被人纪念着。个中原因，大概是吴敬梓认定为的“世间重美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