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最后的决战【4】

1946年和1947年两年间，中国在光明与黑暗之间抉择。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和人民解放军斗智斗勇、此消彼长；在战争的后方，同样有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线，进行着关系中国命运的较量。

在日渐扩大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为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要求，开始了彻底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进程。

1946年7月4日，在内战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把抗战时期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在“五四指示的指导下，各解放区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的高潮。到1947年2月，约占2/3的解放区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据统计，各地获得土地的农民，晋冀鲁豫解放区有100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3；东北解放区150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2；晋绥解放区有10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2；苏皖解放区有1500万人”。转引自张超俊、虞崇胜：《奋斗·挫折·胜利——中国现代史新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286页。

为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这些规定成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越来越广阔的中国农村推行实施。据1949年6月统计，在拥有27亿人口，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内，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有15亿人口，其中1亿农民分得了土地，有的还获得了房屋和粮食。土地改革的完成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因为它能使共产党人把通过财产的再分配而激发起来的最初的阶级觉悟，转变成为城市战争所必不可少的特种支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2-863页。这种支持最直接的表现是广大青年农民在“保田参军”口号中，走上了解放战争的战场，源源不断地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有生力量。1948年10月，毛泽东宣布，在前两年，共产党“已经动员了大约160万分得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7页。。此外，这种支持还表现在这些得到土地的农民成为解放区农村农会和其他村组织的骨干，他们承担起征收粮食税、发展地方民兵、组织军事运输队等战争必不可少的工作，保证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和人力供应。美国的密勒氏报在当时指出：“中国内战战场的真正分界是在这样两种不同的地区中间：一种是农民给自己种地，另一种是农民给地主种地”，它“不但决定国共两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大众日报》，1947年12月1日。

在解放区土改运动如火如荼，共产党力量迅速壮大的同时，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却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一种景象。也许当时国统区发行量最大的政治评论刊物《观察》的创始人和主编、民主人士储安平在1947年3月总结的一段话最能说明情况：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观察》，1947年3月8日，第3页。

抗战胜利之后的国民党政府不仅在发展经济、管理社会方面表现得极其腐败无能，让国统区的各阶层民众大失所望；而且，为了达到独裁统治的目的，从1946年开始，国民党还做出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惊世之举”，这其中包括：

1较场口事件。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及暴徒数百人，在国民党党棍刘野樵等人的直接指挥下，将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包围，对他们边打边拖下主席台，李公朴被打得头破血流，郭沫若、马寅初等60余人也被打伤，一些人失踪。国民党官方喉舌——中央社，在发表的消息中隐瞒真相，颠倒黑白，更加激起了各界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公愤，纷纷起来控诉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

2下关惨案。1946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50多个单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施政协会议决议。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的近10万群众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欢送由大会推举的代表马叙伦、阎宝航、胡原文、盛丕华、包达三、雷洁琼、吴耀宗、蒉延芳等人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集会结束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马叙伦等一行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长达5小时的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头部、胸部多处受伤，雷洁琼被打得口吐鲜血，阎宝航、陈震中也被打伤。来车站迎接的民盟总部代表叶笃义及《新民报》、《大公报》采访记者浦熙修、高集均被殴致重伤。共造成12人受伤。这就是“下关惨案”。

3李、闻惨案。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在昆明举行招待会，分别招待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负责人，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及地方名流。楚图南、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潘大逵、费孝通等民盟负责人在会上发表谈话，坚决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并和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李公朴大声疾呼：“内战万万打不得，大家反内战的声音应该喊得更大些。”李公朴、闻一多都是民盟中委、著名大学教授，因积极反内战、反独裁，为反动派所忌恨。蒋介石曾密授国民党昆明党政军当局对李、闻等人以“权宜处置之权”。7月11日晚，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把李公朴暗杀在与妻子张曼筠回家的路上。李被害后，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出席了于7月15日下午l时召开的李公朴的追悼大会，指出：“这是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事情。”他谴责道：“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万人民。”“争取民主是有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要像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回来。”当日下午5时，他在归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杀害。

4国民大会。1946年7月初，国民党政府不经中共和第三方人士会商，突然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宣布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于7月7日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罗隆基在7月5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抗议中，也表达了与中共一致的态度：国民党一党政府在未经各党派协商的情况下，宣布召开国大的日期是无效的；国民党无视政协决议，在改组政府之前就定期召开“国大”，也是违法的。由于中共和民主同盟的联合行动，使国民党陷于被动。但是，蒋介石不顾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警告，一意孤行，在国民党军队于10月11日攻下晋察冀首府张家口的当天晚上，被“胜利”冲昏头脑，再次宣布“国民大会”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民盟主席张澜于10月14日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11月10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党派的重庆分会和重庆的21个人民团体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指出：“在漫天战火、人民涂炭之际，而由一党政府片面召开'国大’，实等于玩弄'国大’以作独裁政治之装饰，其所订宪法，亦不过增加独裁政治之合法基础而已，其结果必陷国家于长期分裂内战之境，而为全国人民所反对。”《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呼吁全民起来制止国民党当局这种分裂行动。1946年11月15日，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中，除国民党外，只有早已投靠国民党的青年党、以张君劢为首的民主社会党和若干所谓“社会贤达”。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而召开的“国大”和通过的伪宪法，遭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反对。中国人民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史良、沙千里、邓初民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和讲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和制定伪宪法。民盟中央常委会决定，对以张君劢为首的背叛盟规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分子开除出盟。蒋介石以召开“国大”实现独裁、孤立中共的图谋，不仅未能如愿，而且弄巧成拙，孤立了自己。

发动全面内战之后，为维持巨额战争费用，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国的大量物资和贷款。从1946年11月起，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美国攫取了从陆地到海上、从空中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化，美军在中国的横行胡为，更激起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公愤，使广大人民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另一方面，对国统区人民实行横征暴敛、强取豪夺。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占财政预算的83％。为弥补赤字，采用滥印钞票的不负责之举，引发物价的飞涨和货币的急剧贬值。1947年的法币发行量为1946年的5倍。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也使民族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造成大批城市人口失业。广大农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统区的社会危机全面爆发，全国各阶层人民被推向饥饿和死亡的深渊。

国民党政府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从1946年到1947年5月，在国统区形成了学生运动、工农运动和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中国共产党利用有利时机，适时地取得了这条不见硝烟的战线的领导权。

1946年12月，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央城工部，由周恩来兼任城工部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规定其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与此同时，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大城市去开展职工、学生、青年及妇女运动，并进行统战工作。要求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注意把反美与反蒋斗争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转引自于吉楠、陈诗惠主编：《中共党史简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迅速高涨。最具代表性的，是1946年年底的反美抗暴运动和1947年的“五·二○”运动。

1946年12月24日傍晚，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祟的严重事件。12月26日，北平三家报纸报道了事实真相。国民党当局不仅不保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尊严，反而通过中央社为美军辩解，说什么“酒后失检，各国在所难免”，甚至还诬蔑受害者“似非良家妇女”。顿时激起了国人的愤怒。北大爱国学生义愤填膺，高呼：“凉血的才不愤怒，奴性的才不反抗”，“美军必须滚蛋”。12月30日，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5000多学生联合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学生们贴标语、散传单，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并在美军肇事地点东单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控诉美军暴行。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或示威游行。全国参加罢课、示威游行和各种抗议活动的达50万人。其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壮观，影响之广远，远远超过了“一二·九”运动。这次抗暴斗争得到全国各界民众的大力支持。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党派、团体纷纷起来声援学生的爱国斗争。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国统区学生打响的反美反蒋第一炮，标志着国统区人民斗争新高潮的到来。

1947年5月20日，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5000余名学生冲破宪警阻拦，高举“京沪苏杭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向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请愿。游行队伍走到珠江路时，遭到了手持铁棒、木棍、皮鞭的宪警特务的毒打，重伤20人，被捕20多人。在国府路口，游行学生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冒雨和军警对峙达6小时之久。这就是举国皆惊的“五·二○”惨案。同一天，北平学生15000人高举着“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示威游行5小时。在天津，南开、北洋两校学生也举行了游行，途中遭到特务殴打，多人受伤。“五·二○”示威游行之后，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持续一个多月，有近百万名学生参加了罢课、游行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形成了反对美蒋斗争的新高潮。“五·二○”运动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的提出，把经济斗争、生存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分散的小型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斗争，标志着“五·二○”以后的学生运动已成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斗争的一条战线。

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推动各民主党派实现政治上的转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始终活跃在中国政治的台前幕后。由于各自代表着特殊的社会阶层，民主党派在很长时期内以独立的政治面目参与政治活动。在国共两党内战胶着阶段，民主党派中的少数人鼓吹中间路线，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严守第三者立场”，幻想走“第三条道路”，即用和平改良的办法使国民党政府“刷新政治”。1947年4月，张东荪在文章中提出和平的死因是“国民党为右，共产党为左”，为挽救时局，中间派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方庆秋：《民国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

然而，“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只是民主党派中一些人自己的一厢情愿，推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国民党政府从未给他们以真正的立足之地。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继枪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主同盟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所办的几家报社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1月，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

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使得各民主党派处境日益艰难，被迫相继转入地下活动。残酷的现实让绝大多数的民主人士清醒，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幻想，没有所谓的“中间路线”，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作出抉择。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团结、批评、教育的方法对待民主党派中出现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对民主党派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1948年1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明确宣布：“'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6、1257页。在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党派进行压制、迫害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如较场口事件、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中共始终站在维护民主党派合法权益的立场。1947年“取缔民盟”一案发生后，中共再次向民盟及各民主党派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民盟等一部分领导人转移到香港活动，努力开展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团结工作。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公开声明放弃中立立场，支持中共武装反蒋的行动纲领。会议总结了民盟斗争的历史经验，清算了中间路线，制定了联共反蒋的政治路线。会议明确主张：彻底推翻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赞成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放弃中间立场，支持武装斗争，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正如民盟领导人史良所说：它“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从此，民盟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史良：《史良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1947年11月12日和25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国民党其他民主人士在香港召开了两次会议，为联合创建国民党革命派组织作准备。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正式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实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表明了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决裂，完全站到人民民主方面来了，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彻底孤立了反动顽固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确表示赞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扩大。

1948年1月后，在香港集中了民革、民盟、民联、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救国会等民主党派的总部和主要领导人，领导本组织的成员开展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反美反蒋活动，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之，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政治转变，构成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众叛亲离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同时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统区人民两条战线上作战，陷入全民包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