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楼

1995年，单位集资楼建成，年底搬进皋南新村118-104新居。

围绕这台集资楼发生了很多故事：投资资格固然是按照学校制定的打分规则决定的，楼层与单元的选择同样是根据这一规则由高分到低分进行的。所以，最后住进副校长刘翔所说的这台楼的“肉子心”——也就是一般人认为最好的第三层的，无一例外都是学校领导，校长、主任：他们的资历、职称固然可能在校内排名靠前，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校长加分10分、主任加分6分的规则，一下子把普通教师远远抛在了后面：须知，工作一年也就只得1分哪！对于这样的游戏规则，教体育的老教师汤则彬比提出了严重异议：都说“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可为什么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做领导干部的与组织同志身上，我们看不到了这些呢？我记得，在一次有关集资楼的会议上，他公开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并让校长顾君一时脸上很有些挂不住。当然，对于汤则彬来说，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蚍蜉撼树，根本无法改变什么。

在没能分到房的老师中，我以为最为伤心的恐怕是吴祥发。

吴祥发比我到如城职中晚一年。这是一个极老实、极本分的人，也是在一个在事业上有一定追求的人。他的本科学历比我要早好些年到手——也是通过函授的方式取得的。他本科函授毕业时所写的论文，是谈私塾教育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准确的标题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记得我看过他写的这篇论文——是在《南通社会科学》杂志上刊出的，是有一定的研究深度与他自己的想法的。当然，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欠佳，让他不得不在工作之余协助他在纺织厂工作的妻子忙些私活以贴补家用也是事实。而或许是晚上较为劳累，所以，他第二天常常显示出一定的疲态。同时，他上班时不讲策略，公然将菜篮子公然带到学校，可能也让一些领导看不顺眼。然而，那时有几个年轻教师不是在下班的时候顺道买菜呢？我就是这样的老师中的一个，仅仅乎我稍许注意了一下影响而已。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吴祥发在集资楼筹备阶段被调离了学校——同时被调离的还有另外5人，这些人大都是学校领导看不太顺眼的。有必要说明的是，这6人中有人死活不服从调动，最后学校领导也只要作罢了；而那一位老师后来就分到了一套集资房。因此，我们能够想象，吴祥发对于失去珍贵的集资楼的资格，是非常伤心的。我听说他为此曾经找过学校领导，但结果却是我们完全能够想象的——可哪个学校领导会听他这样一位普通教师的申诉呢？

有趣的是，在确定了哪些人具有学校集资楼投资资格以后，还出现过一则花絮：在有资格投资的教师中，得分最后的那一位只有20多岁，但已经是学校中层干部。最后阶段有人指出，他有一项加分还没加上，那就是县级先进个人。而这一分数一旦加上，他就与那位学校年轻中层同分。所以，当他拿来奖状之后，学校领导一时有些傻眼了：这可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但做领导的就是有智慧：在集资楼外，再购买一套商品房，与最后一套集资房两人均分。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集资楼，具有投资资格的人的投资额度是不一样的，总体说来，是根据打分标准，得分越多的投资额度越少，得分越少的，投资额度越大，两者相差大约1万元。而我属于得分较少，投资额度偏大的对象。我投资了多少？3万元上下。而在上个世纪末进行的房改中，单位又根据政策退给了我近1万元。也就是说，我实际投资额度为2万元。在入住集资楼10年之后，因为赡养我岳父岳母的需要，我们把这套房子卖了，换到了如城的北郊，一幢联排房。这昔日的集资楼眼下如果出手可以卖多少钱？30万多一些。

房子，那可是那年代很多做教师心中的痛。我之所以当初积极计划改行，试图进入地方小报，其原因之一就是，按照我当时的感觉，呆在学校住房问题可能迟迟无法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