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启建：父亲的京剧情
我的父亲杨履桓，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生在北京。父亲在北京四中毕业后，考上了中国大学，1952年分配到山西，在山西矿业学院从事数学教学工作。
父亲性格乐观活泼，心灵手巧，爱跳爱唱，热爱体育运动，打乒乓球、扔铅球，扭秧歌等都是他的强项，多次在省高校运动会或联欢会上获得奖项。1965年国庆，他在学校的庆祝会上演唱了胡松华的“赞歌”，获得一等奖。回到家后，父亲晃动着脑袋，很是自得地对母亲说，“我的嗓子有这么好吗？”母亲说，“看把你骄傲的！”
“文革”初始，父亲作为学院基础部主任，数学教研组组长，党总支书记挨了不少整，并被抄家游斗。但生性乐观的他，并未因此而忧愁不堪和情绪低落。在狂热运动有所敛息，停工停课的人们都转向逍遥休闲的时期，父亲也随大流，开始了养热带鱼，唱样板戏等消遣运动，并自己动手用报纸编卷门帘。做这些事的时候，看着他也是聚精会神，很投入的样子，做出来的东西也有模有样，但从他的表情平淡中，我们总觉得他似乎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乐趣栖息之处。
1999年3月，父亲在山西高校票友专场演唱“逍遥津”
一天晚饭后，父亲一声不言语地走进里屋，并随手把门帘放了下来，很神秘的样子。很快，里屋传来吱吱扭扭的声音，很杂乱，忽高忽低，像是生锈的锯子卡在了木头中间，又像是鸡娃子被踩了一脚后发出的逃命喊声。我们很奇怪，也不敢进去，却见母亲嘴角带着笑，瞥了一眼里屋说，“你爸这是在给胡琴儿调音儿呢！”
门帘挂起来了，父亲一脸庄重又有些羞涩地站在门口。他一只手提溜着一把胡琴儿，另一只手拖着一只椅子出来，抿着嘴，像是有意不笑，对着我们说，“你们可都把耳朵捂严实了啊！”
父亲像是横下一条心，搬着椅子坐在了家门口，下面是一院子刚吃过饭的邻居。就像是在台上演出，他端坐在椅子上，把一块布垫在左腿膝盖上，左手操琴，右手拉弓，脑袋转着圈，双肩耸动着，一下一下地拉拽了起来，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嗞”的一声长音，像是划破了刚刚有些暗下来的天际，那么刺耳，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捂住了耳朵，好像鞭炮要在耳边炸响。平静了几分钟，“吱扭吱扭”的声音又不绝于耳，实在是太难听了。院里的邻居也闻声赶来，有的站的稍远些观看，有的脸上带着笑，奇怪父亲这是干吗呢？
那年头也没什么太多的娱乐，声音尽管刺耳，邻居们觉得很新鲜，慢慢地也就听习惯了，因为父亲每天这个点儿就坐在门口操练。这把京胡是父亲花了两块三毛钱买的，是最便宜的，琴轴、琴桶都是很普通的竹木，蛇皮也很粗。父亲说先买个便宜的练着，水平提高了再买好的。
总是在院里这么“扰民”，父亲心里也过意不去。后来他就一个人去离家不远的迎泽公园里练，找个僻静处，心无旁鹜地拉着，也不时有戴红袖标的过来询问，好在那年月样板戏大行其道，没有遇到麻烦。
父亲是个做事很认真，很精细的人，一件事有了开头，就必须做出些名堂。白天只要有时间，父亲就吱咕吱地鼓捣胡琴儿，或是熬松香，或是缠马尾，真正是乐在其中。或许是无人教授的原因，难以掌握要领，练了大半年了，拉出来的声音我们听起来还是很刺耳，很尖细。我家隔壁有个爱拉二胡的年轻人，出来的声音总是悠悠扬扬。看着我们眉头不展的样子，父亲知道自己的进步不大，但也从来没有想到放弃。这时他就用求救的目光望着母亲，母亲总是恰到好处地给予鼓励，“嗨！可是拉得好听多了，多么柔和啊！刚开始那阵儿，真像是宰鸡啊宰羊啊！”母亲一边说，一边地浑身抖颤。
父亲在清唱《武家坡》选段
六十年代末，父亲蹲牛棚，被下放到山西霍县，离太原200多公里，革委会要求他们步行出发。走的那天，父亲随行李携带了两件必需品：一双棉球鞋，是一个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邻居张启云校长给他推荐的，说是下地干活不扎脚，还结实，而父亲却想着是在野地里拉胡琴儿时脚不冻，身上就不会冷；再就是这把京胡。父亲专门为它缝制了一个长长的口袋，花布做的，能把琴身和琴弓全部装进去，口上可以扎紧。走的那天，父亲背着打好的背包，胡琴儿就在行李后面捆着，露着的马尾须随走路摆动着，飘摇着，看着就像是文工团下乡慰问演出。
在下乡繁重而孤寂的生活中，父亲有这把京胡作伴，倒也乐得其所。他来信说，晚上收工后，吃了饭就一个人走到村头，坐在田埂上，摇头晃脑地拉过来拉过去，嘴里还哼着曲调，常常沉醉于其中。有一次他正坐在地头专注地拉着戏曲《节振国》夜幕早已下落，父亲却浑然不知。拉了一段又一段，猛一抬头，委实把他吓了一跳，一群白花花的羊围着他，扯着脖子咩咩地叫个不停，放羊的老汉也扬起鞭子笑着和他招呼。
那年春节父亲没有被允许回家，审查组的同志倒也宽容，让他们自由活动，他就吱咕吱地拉京胡，一边唱“临行喝妈一碗酒”和“狱警传，似狼嚎”等，看得几位棚友和审查人员都连声叫好。晋南地区的地方戏是蒲剧，但一些老乡听了父亲唱样板戏，他们说京剧比家乡戏要好听。
父亲（后排左二）和京剧爱好者
1975年，父亲到张家口搞开门办学，给工农兵学员讲课，仍是这把京胡不离身边。那年我刚参加工作在铁路上，有了坐通勤的机会去看他。去了以后我才发现，父亲竟发展了他的两名学生为他的京剧唱友。两个学生先是喜欢唱《沙家浜》里郭建光的唱段，父亲就给他们伴奏，并用自己所学到的京剧知识和他们切磋，比如什么是西皮，什么是二黄等。共同的爱好让师生情谊成了忘年交，其中一个学生毕业后到了邯钢工作，担任副总工程师，还来太原看过父亲。这个学生有一年在河北省的京剧票友大奖赛中还获得过奖项。教书多年的父亲桃李满园，可这个在“文革”中相识的学生总是让他提起来津津乐道。
2000年除夕，父亲在省邮电俱乐部演唱《逍遥津》
京胡用坏了两把，也没学出太大名堂，无法运用自如，父亲觉得不足以释放自己对京剧的热情。七十年代末，父亲对京剧持久的热爱让他有了一个准确的行当定位——唱老生，并且专工马派。那时家里有一个“砖头块儿”单录机，父亲就用它来反复听马派唱腔，一遍遍地跟着学，他还把马先生早期的唱段都抄在本子上，足有好几本。休息天就和喜欢京剧的同事在一起切磋，同事坐着拉胡琴儿，过门儿一响起来，父亲亮开嗓子就唱，也是有板有眼，韵味十足。同事的京胡拉出来声音清脆明亮，极大地释放了父亲嗓音饱满圆润特点的发挥。有一次在家里演唱，刚从天津来的大舅听了赞不绝口说，“克桓，你这《借东风》唱得可真有马连良的韵味儿啊！”父亲是第一次听别人这么夸奖他，而且他知道大舅也喜欢京剧。受到表扬后，父亲平时说话脑袋喜欢微微晃动的特点更加明显了。大舅又说，“瞧，你连马先生的摇头晃脑也学到家了啊！”一句话，乐得我们哈哈大笑。
到退休年龄的时候，父亲又被学校返聘教授研究生高等数学，但时间上却富裕多了。这时，父亲已经完全是一个京剧狂粉了，他不但自己唱，还结识了校内和校外的几个京剧爱好者。休息天时，他或是去戏迷家里演唱，或是把他们邀请到家里来唱，有拉胡琴儿的，有唱的，好不热闹。觉得自己唱的有了一定进步时，他们就向外拓展，联系几个熟悉的票友，到单位的俱乐部进行小范围演唱。虽然规模不大，但有生行和净行，有拉胡琴伴奏的，还有专门负责化妆的，完全可以拉开阵势了。
教书多年，父亲做人低调的秉性并没有改变，虽然喜欢唱，但并不张扬，平时主要就是和喜欢京剧的几个同事和亲朋在一起演唱。用父亲的话来说，他就是“自娱自乐”。有一年春天，父亲回北京看望两个大爷和姑姑，姑姑和姑父专门领他到中山公园的票友堆儿里去，姑姑家住在前门大街，很近。父亲在那儿也唱了两段，许多戏迷都夸他唱得有韵味儿，并且底气十足。姑姑高兴地说，“三哥，正好你就跟北京多住些日子，好好地发挥一下。”可父亲只住了半个月就回太原了。他说，“北京真是唱京剧的好场所，氛围重。可是我不习惯让那么多人围着喊好。我是属于边琢磨边演唱的。”有几次，他单独骑车跑到公园里，远远地看着票友们演唱，学习他们的身眼手法。
喜欢京剧的姑姑和姑父
虽说是“自娱自唱，”但父亲很希望家里能有人传承他喜爱的京剧。父亲常说，“回民里演戏的多，比如马连良，于魁智，”母亲这时就说，“演电影和做电视的也不少啊！李默然，达式常，王刚，撒贝宁，海霞......。”
五十多岁的时候有了孙女婷婷，父亲对她非常疼爱。还在婷婷一岁多的时候，父亲就说，“这丫头哭起来嗓音洪亮，拖音儿长，额头也宽，扮相不错，将来唱黑头吧！”每次去同事家演唱他就把婷婷带上，或是骑车带上婷婷去俱乐部，想让孙女从小就受到京剧的浸染。婷婷开始也和爷爷学了一阵儿，但终因缺乏耐力，没有走上唱京剧这条路。
爷爷奶奶和孙女
最后要说说我自己了。我是在“文革”的玩耍大潮中，耳濡目染地接触了样板戏。
“文革”十年中，受样板戏横贯大江南北，并一花独秀的影响，自然也有父亲拉京胡唱京剧的潜移默化，我几乎把十个样板戏的所有唱段都唱得滚瓜烂熟，甚至包括一些边缘配角像《红灯记》里磨刀师傅的，《沙家浜》里沙奶奶儿子四龙的等等。那个年代哼唱样板戏的孩子俯拾皆是，但能坚持下来跟着岁月一起走的人并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单位一位爱听京戏的师傅有一盘于魁智先生的唱段磁带，我跟着听了听，竟被深深地迷住了。有着多年哼唱样板戏的基础，对着录音机，我边学边唱，不到三个月，一盘磁带正反面的曲子我全部唱了下来。每天上班五十分钟的骑车路程，我扯开嗓子，迎着寒风，唱得抑扬顿挫，字正腔圆，摇头晃脑。路人纷纷侧目，我却怡然自得。
父亲（右）在家中教授外籍教师“国太容秉”的动作
也是从那时起，我的“爱唱京戏生涯”转型了。样板戏唱得少了，开始唱传统剧目。只要听着好，我都跟着唱。我学唱过裘盛戎先生的《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赵葆秀老师的《钓金龟》于魁智的《搜狐救孤》等，这些我都在单位的小型聚会上唱过。一度时间，我非常迷恋张火丁老师的《红梅赞，》曾捏着嗓子练过，却怎么也达不到程派的腔调，只得作罢。其实，我充其量算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也就是喜欢唱两句，远远比不上父亲对京剧的痴迷程度，不像他那么专一，舍得下功夫，几乎倾尽了毕生的精力。父亲的这一特点，是我们今后要努力学习的。
作者：杨启建：回族，1954年出生。家住太原市。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