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法庭上痛斥国民党,爱因斯坦为其求情,这才是真实的陈独秀

1933年4月26日,当时的国民政府高等法院曾对外宣判了一起案件,宣判的结果是:

两位被告人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判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民权利15年。

至此,这件在全国轰动一时的案子便暂告一段落,那么,这起案子在当时为何会轰动全国呢?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该案的两位主要被告人都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其中一人还曾是最高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

图丨陈独秀

“共产党的创始人被国民党逮捕”,这自然是件大新闻,尤其是在国共内战的土地革命时期,更是足以引来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更何况,陈独秀本就是早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在当时的文学界也是名流。

由于那个时候的陈独秀由于某些原因早已经离开了党中央,所以对于陈独秀被捕,当时党内甚至出现了很多轻蔑的声音。这些声音一致认为,陈独秀一定会跟国民党同流合污,在苏区,更是不乏这种题材的文章和论点出现,例如:不幸而言中,陈独秀要当蒋介石的反攻参谋了!不信,你们等着!托陈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可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得到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等等。

这些文章的题目或者论点不是笔者空口杜撰而来的,而是当年苏区真真实实所出现过的。发出这些声音的人对曾经的党的领袖陈独秀的被捕不仅冷眼旁观还大肆地冷嘲热讽,他们无一不认为陈独秀从1927年那年起就已经叛变了党、叛变了革命。而趁着此次被捕,他也一定会投入蒋介石与国民党的怀抱,甚至他们热切地希望陈独秀会叛变,以此来换取他们内心的满足。

图丨陈独秀入狱照

而一开始,国民党对于陈独秀被捕也非常的兴奋,他们认为陈独秀当时与中国共产党主流不合,因此劝降陈独秀的几率还是很大的。如果陈独秀倒向自己这一边,就可以扶植陈独秀对抗共产党,进而达到分裂、削弱、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陈独秀被捕的一开始,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全都认为陈独秀思想不会太坚定,骨头不够硬,一定会叛变!

于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军人物,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北大的文科学长,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同志就这样在第一时间被国共两党轻蔑得定性为“叛徒”。

那么,陈独秀真的会叛变吗?当大部分人都笃定地认为他会叛变的时候,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不得不说,陈独秀就是陈独秀,当所有人都误会他、中伤他的时候,他的坦然自若、他的处变不惊就显得更为难得。

当所有人都在往他身上泼脏水,试图让他遗臭万年的时候,他又会大声地告诉所有人:你们看错我陈独秀了!

图丨陈独秀剧照

于是,在近九十年前的那次审判中,陈独秀没有撒泼、没有屈服、没有慌乱也没有沉默,他以最为冷静缜密而乐观的态度和思维给世人上演了一翻经典的自我辩护!

时至今日,再回顾那场陈独秀的自我辩护,心潮依旧澎湃,难以自已。

事实上,陈独秀的泰然自若是从被捕的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

陈独秀友人高语罕曾在1942年参加了陈独秀葬礼仪式后在重庆发表的《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中就提到过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被押往南京时的情景:

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

而叶青也曾在《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中有过相同描述:

陈先生在上海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审判。当时是要军法审判的,可能处死。舆论之中亦有主张处以极刑的。 但他在京沪火车上酣然入睡,若平居无事者然,一时传为佳话。

结合陈独秀后来在法庭上的表现,我们丝毫不用怀疑陈独秀当时的那种无所畏惧的镇定是假装出来的。

图丨蔡元培

陈独秀为了中国革命半生流浪,中年时不仅遭遇事业大变,还痛失陈延年、陈乔年两个优秀的儿子,用“支离破碎”来形容他那时候的处境一点也不为过,但也正是由于他之前的那种支离破碎的经历,才恰恰让他看淡了生死,才能让他在敌人的囚车上酣然大睡。

或许,那一眠才是他几十年里睡得最为安稳的一觉了吧!不必再去扮演任何的角色,还原本真,只做一个叫“陈独秀”的纯粹之人。

陈独秀被押到南京后,宋庆龄、蔡元培、章士钊、杨杏佛、胡适、傅斯年等一大批社会名流积极对其展开营救,甚至连国际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曾给蒋介石写过信,希望他能够释放陈独秀,从这件事也能看出,陈独秀早已声名海外了。

然而,蒋介石却对这些中国乃至世界名流的要求置之不理,他当时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对陈独秀自然亦是如此。

虽然蒋介石没有释放陈独秀,但还是迫于社会压力,决定公开审理陈独秀一案。

“公开审理”就意味着国民政府不可能公然栽赃、迫害陈独秀,而陈独秀也正因为此才可以有机会为自己申辩。

图丨蒋介石

当时,不仅陈独秀昔日的友人章士钊,还有很多国内著名律师都纷纷站出来,表示愿意为陈独秀做无偿辩护。

章士钊是陈独秀早年好友,但由于信仰不同,两人日后分道扬镳,在陈独秀入狱之前,两人还曾就政治观点等问题公开进行过文章辩论,原以为陈独秀这次入狱,章士钊会袖手旁观,但没想到,他竟然是第一个站出来愿意为陈独秀做辩护的律师,所以,章士钊当时被社会称赞为“有古义士之风”。

不过,章士钊虽然是真心为陈独秀辩护的,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被无罪释放,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章士钊也在法庭上做了一番违心的辩护,而那段违心的辩词却令陈独秀颇感厌烦,最终也因为这段辩词,陈独秀决定不再承认章士钊为自己的辩护律师,而改为自我辩护。

当时章士钊在法庭上是这么说的:

清共而后,独秀虽无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一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此以论功罪,其谓托洛茨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陈独秀作为托派领导人,跟中国共产党是有本质不同的,托派实际上帮助了国民党剿灭共产党,所以陈独秀不仅没罪,而且有功于国民党。

图丨章士钊

如果按照章士钊的思路去辩护,然后再向蒋介石示弱一下,那么陈独秀也是有很大可能被释放的,然而对于章士钊罔顾事实的辩护,陈独秀大为鄙夷,甚至感到愤怒,于是在章士钊做完辩护后,他立即当庭说道:

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意见。……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依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之后更是向法庭申明,不再委托章士钊做自己的辩护律师,他要求自我辩护。

对于陈独秀的做法,很多人不能理解,毕竟,章士钊也是为了自己好,希望自己能够被无罪释放。但他们却并不理解,已经深陷囹圄的陈独秀就从未想过自己的生死,或许他们永远都不能理解,一个具有真正信仰的人是不容任何人、任何事去玷污自己信仰的。

陈独秀虽然此时已经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其思想政见也与党内主流不同,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已经不是共产主义战士了,相反,他认为自己比过去更加的忠诚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他以此为荣,并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可惜的是,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能理解他,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背负了太多的错误和骂名,以致于越来越多的人都把他摒弃于共产主义大门之外。

可以想象到,那时候的陈独秀内心有多么的苦楚与孤独!

图丨陈独秀剧照

于是,多年以后,陈独秀希望在国民政府法庭的被告席上向所有人明志,洗刷自己多年来的污名,即便一死,也在所不惜!

没有了辩护律师,陈独秀便可以真真正正地面对刀枪,与敌人做殊死一搏了,他要在这个地方,重展自己当年引导中国革命的雄心与本心!

当时,法庭以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为一党之主脑。”曾主张并宣传“应由其领导农工及其无产阶级等,以武装暴动,组织农工军,设立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并欲打倒资本家......竟目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并主张第三次革命,坚决扫荡国民党政府,以革命民众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等,指控陈独秀构成了“危害民国”罪和“叛国”罪。

面对“叛国”罪的指控,陈独秀反驳:

国者,何也?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非所谓'共党邪说’也”。相反,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国民党竭全国人力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无诚意抵抗,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组织,钳制人民口舌,使之'镇静’,使 之'沉着应付’,即使之驯羊般在国民党指挥之下,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试问谁为'叛国’?

对于“危害民国”罪的指控,陈独秀反驳:

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试问谁为'危害民国’?

图丨陈独秀剧照

之后,他更是直接痛批了蒋介石置国家沦丧,百姓遭殃而不顾,执意剿灭支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如此行径,与当年的袁世凯无异,实为中国之罪人!

陈独秀的反驳有理有据,条理清楚,一字一句无不切中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要害,引起了旁听席上人群的啧啧掌声。

陈独秀精彩而清晰的自我辩护与观众的掌声令国民政府法院审判席上的众人脸面无光,但审判必须继续下去,而陈独秀的反驳却也愈发的深入而精彩,面对法庭对他的“竟目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的指控,陈独秀逐条批驳,总结如下:

  • 其一,关于民族主义。国民党竭全国人力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括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无诚意抵抗,且制止人民抵抗”,“即使之驯羊般在国民党指挥之下,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一面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三省及华北地区的侵略妥协,一面又大力镇压国内的抗日运动,如此出卖国家主权与国土,又有什么资格谈“民族主义”?
  • 其二,关于民权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以后,其军队不去抗 日 ,“却向江西集中”,对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威迫利诱,使之自首告密。”为了剥夺公民的民主权利,以训政取代民权,在国内大搞恐怖独裁,肆意屠杀无辜百姓。民国统治下的人民,别说自由民权了,连基本的生存都似有困难,如此的国民政府又如何敢谈“民权主义”?
  • 其三,关于民生主义。在国民党统治下,连年混战,杀人盈野,饿拜载道,赤地千里。老弱转于沟壑,少壮挺而走险,死于水灾天灾者千万,死于暴政人祸者万千,工农劳苦大众不如牛马,爱国有志之士 尽人图图,民死之不暇,何以言民生?

图丨陈独秀照

国民党以一己之私,肆意出卖国家主权,坐视国土沦丧,不顾百姓死活搜刮民脂民膏,轻起内战,懦于外战,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在陈独秀的逐条批驳下,国民党早已不是当年遵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国为民的革命政党了,此时的国民党虽然依旧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却早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三民主义”也只是国民党一个招摇撞骗的口号罢了。

陈独秀对国民党无情而彻底地揭露与批驳令在场的法官无不汗颜,他将国民党批得体无完肤,彻彻底底,很显然,审判已经不能正常继续下去了。

然而,陈独秀就是陈独秀,在痛批完国民党之后,他竟然出乎意料地拿起法律武器要求政府给予自己赔偿,他说:

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豫地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内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很显然,陈独秀并不奢望国民政府会给予自己赔偿,他只是以这种方式来讽刺审判他的法庭只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手中的傀儡和残害压迫民主进步人士的工具罢了。

但是陈独秀所说的一切又都是在所谓的民国法律的框架之内,没有丝毫的越举行为,所以,当时法官们即使再不爽,也没有办法去制止陈独秀,相反他们目瞪口呆,哑口无言,甚至是哀叹连连,心中无不恼怒,为何要接下这么一个差事。

图丨晚年陈独秀

陈独秀以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在当时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国民政府根本不会轻易地跟一个敌人讲法律,但奈何陈独秀不是一般人,社会各界甚至海外名人都在关注这个案子,所以,国民政府又不敢贸然加害于他,但任凭他如此滔滔不绝的暴露国民党自己的丑事又难以视而不见、不加制止,于是审判也只能草草了事。

时至今日,再看陈独秀当年的那场辩论,不得不佩服他的思维之缜密,逻辑之严谨,措辞之犀利,态度之坚定!那场辩论及他自己亲自撰写的《辩证词》也成为了法律专业方面的经典案例而被后世所多次引用、分析。(该文章鉴于篇幅有限,不能予以全部引用与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了解)

而事实也再一次证明了,陈独秀的骨头是硬的,信仰是忠诚的,他并没有背叛革命,也不会背叛革命,他用自我辩护的方式向世人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

在1933年的那场精彩绝伦的自我辩护中,陈独秀将国民党的罪恶公之于众,那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对革命做出的贡献,也算是他为自己二十多年的革命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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