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核酸阴性证明回家过年，路上被感染的风险是百分之几？
火车是春运期间最多人选择的交通工具，而最近东北的“超级传播链”又由火车开始，就先说它吧。
首先引发关注的是一则寻人启事，“K350寻人，K350寻人，紧急寻找1月5日乘过该车次的乘客……”
这趟绿皮火车由佳木斯发车，经停20个站点，历时27小时32分钟，于次日抵达终点站——北京。
最初是1月11日黑龙江绥化市望奎县一对夫妻被检出是无症状感染者。第二天，和他俩同车厢的三人又被检出是无症状感染者，其中有一人是养生课讲师，而后带出了“1传144”的超级传播案例。
这一个“超级传播链”让大家对春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更加恐慌。要知道，交通运输部预计2021年全国春运期间将发送旅客17亿人次左右，日均4000万人次。
K350是全封闭空调列车，这样的环境下，一个车厢内出现5名感染者并不算离奇，“火车时间长，总要吃饭喝水吧，如果有乘客是来自于有病例报告的地区，那同车的人可能被感染的几率更高。”
不过，这趟列车载客2000人左右，整体一算，比例是0.25%，这个概率并没有很高。
再看车上感染的5人的座位，均位于11车，分别是11车27号、28号、19号、20号和13号。按照车厢座位号，5名感染者没有超出前后3排的距离。
那么，新冠病毒在铁路乘客中的传播风险有没有一个准信呢？答案是有。
我国研究人员[《新冠病毒在火车乘客中的传播风险:一项流行病学和建模研究》]利用2019年12月19日-2020年3月6日期间，中国境内旅行时间为0-8小时的2334名确诊病例和72093名密切接触者的数据，试图量化旅途中个体传播的风险。
研究人员选取的列车类型是高铁，与K350一样，它们都是全封闭空调列车。
这项基于大数据的流行病学与建模研究显示，如果同一趟火车的乘客中有感染者，那么坐在邻座的乘客被感染的可能性是3.5%（调查中一共有2605位坐在感染者邻座的密切接触者，其中92人后来确诊），同一排的可能性为1.5%（9299人中，142人确诊），前后三排的平均可能性是0.32%（72093人中，234人确诊）。如果只是坐在感染者曾坐过的位置上，那感染风险是0.075%（1342人中，1人确诊）。
△座位位置之间的病毒感染率比较，图表摘自论文
论文给出的建议是火车出行同一排至少相隔2个座位，旅行时间限制为3小时。
比起火车，乘坐飞机的回家过年感染风险会更低么？
这方面没有直接的研究，但是美国埃默里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跨大陆航空航班中飞沫引起的呼吸道疾病的行为、运动和传播》]，飞沫介导的呼吸道传染病不太可能直接从感染乘客身上传播超过1米。因此，飞沫传播仅限于具有传染性的乘客前面或后面的一排人。
△《跨大陆航空航班中飞沫引起的呼吸道疾病的行为、运动和传播》，图片为论文截图
新冠病毒比起一般的飞沫介导的呼吸道传染病更为狡猾，可能存在气溶胶传播。气溶胶就是漂浮在空气中的固态或液体颗粒，就像雾一样，病毒会附着在这些颗粒上，一旦吸入就有被感染的风险。比起飞沫传播，这种传播方式的传播距离更大。
但飞机的通风系统清洁度和空气流通度要优于火车。飞机客舱每2到3分钟就会置换一次空气，且客舱内空气采用上下流动的方式循环，可以降低病毒在飞机上横向扩散蔓延的可能。
关键是，飞机比火车的乘坐时间短。乘坐时间是影响感染风险非常重要的因素，平均每多一小时的旅途时间，风险就会增加0.15%。如果是坐在临近座位的话，每小时则增加1.3%的风险。
这也很好理解。在长途旅行中，乘客往往会离开座位去装水、上洗手间，或者只是四处走动和放松放松。当乘客离开靠窗或中间的座位时，其他乘客需要让道给他们通过，这可能会增加面对面的亲密接触，并使病毒通过飞沫或者附着在气溶胶上引起感染，而隔排的靠背是减缓病毒气溶胶传播的一个很好的屏障。
所以，当我问流调员朋友：如果一定要返乡的话，该选用什么样的大众交通工具？他最直截了当回答：选最快能到家的那个。
埃默里大学的研究也给出了另一个结论，很多病毒感染其实并不是在乘坐飞机时发生的，而是发生在机场等候、登机或下飞机时，这些传播可能都是通过污染物或环境污染发生的。
总的来说，在过年回家途中乘坐大众交通工具被感染的几率并没有很高，但前提是做好个人防护。
风险的问题，看数据评估就可以。可能不能回家过年的问题，就需要权衡更多方面的因素了。
当前，境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和零星散发病例不断出现，提倡春节假期非必要不流动有利于减少疫情传播风险。对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疫情高风险地区群众均应就地过年，疫情中风险地区群众原则上就地过年，疫情低风险地区倡导群众就地过年。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合理有序引导群众就地过年。
对大多数打工人来说，过年假期就7天，如果碰到隔离14天的情况，甚至是往返两地都要隔离，那么这个成本就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