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十二月笔记
十二月笔记
回答阿根廷汉学家明雷信中的一段话：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原因在于，中国当代诗是在文学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的对语言与文学关系的具有革命性质的再发现。即，它是在放弃了人们对古典诗的一般性认识，从语言重新寻找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入手，展开的一种对文学语言的改造。也就是一般人们所说的，用现代汉语来完成诗的写作。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些人为了保持中国古典诗赋予的基本形态，做出了具有保守主义意味的努力，希望通过对古典诗的一些基本元素的保留，使现代与传统建立表面上的联系。闻一多、吴兴华，还有林庚，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从效果来看，他们对新诗所做的“格律化”努力基本上不成功。不单没有使古典诗的元素进入现代诗，也没有给现代诗带来起码的活力，反而让人觉得拘泥在表面的形式主义中。今天的当代诗人，当然也意识到了现在的诗与古典诗需要建立有效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必须是内在的，由汉语的内在精神带来的一致性构成。这一点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工作。只是当年那些在海外的中国诗人之所以要谈论汉语诗的“中国性”，并非是由于他们内在的对语言的认识推动的，而是他们在西方文化的环境中，为了适应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的想象，而想要迎合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想象进行的投合运动。并非内在地想要真正寻找到当代生活中中国诗自身合理的发展路径。因此，这样的讨论带来的结果也就很难推进中国当代诗的发展，也找不到一条能够使中国当代诗向前发展的路径。这里面的问题的确非常复杂，但这种问题，并不仅仅止于与传统的关系，也不属于是否继承传统的问题，而是更为复杂地，涉及到如何认识一种语言存在的历史处境的问题。总之，这里面的确不是简单地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而是一整个系统性的理解我们的语言环境的问题。
一个简单的陈述：谈自己的诗对于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原因在于，将自己的作品置于自己的分析之下，有点像把底牌亮出来，所谓的个人的那点关于写作的私事，一下子成为了公开的东西。一旦如此，作为秘密的诗的来路可能就断然不存了。我十分忌讳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今天我仍然不想具体的谈论自己的写作，譬如对交给诗歌节组委会的三首诗做介绍性的说明。我认为，这些诗都呈现在大家的眼里了。对之的阅读，怎样理解，包括如何评价，自然属于阅读者的事。有些人也许喜欢它们，有些人可能对他们有自己的批评性看法。这都是正常的事。而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写这些作品，肯定有自己觉得写的必要性，以及我之所以这样写，也必然有自己关于诗歌形式的考虑。一句话，和大家一样，我是以“诗是吾家事”的态度来写作的。正是因为“诗是吾家事”，题材的选择，形式的构建，就一定会与我对诗的认识有关。譬如，我希望诗能够谈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说诗必须谈论对于人来说不能不谈论的问题。正是如此，大家可能看出来了，我的这三首诗谈论的问题都与死亡有关，他们既是对死亡意味着什么，也是对死亡是什么，以及死亡最终给人们带来了什么，这样的问题的谈论。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人不得不谈论的问题，因为它其实就是我们自身内在的生命困境。是不得不在现在、未来必须面对的问题。理解了这一点，我相信，也就理解了对于个人而言写作的必要性到底建立在什么地方。对于我，当然是建立在一种认识之上的。这一认识的关键点在于，写一写它们，可能伎帮助自己克服心理中的疾病似的恐惧。通过谈论它而回避其在日常不断纠缠我们的思想。至于说能否达到了目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我就不展开说了。总之，对于我来说，写作的理由从来都是具体的。我从来不把写作看作一种制造问题的方法，我所做的是发现问题。我就此觉得，诗因此是一种发现。在写作中，我其实问自己问的最多的话是，在写作中我到底发现了什么？也许没有，但我一直期待着有。而正是期待，成为了我写作的动力。
一个发言：这个研讨会的主题很有意思，让我一下子想到陈寅恪；他以诗证史的史学研究方法，似乎正好印证了今天的讨论会很有针对性。同时也可能说明，诗与记忆的关系其实是没有必要讨论的，原因在于，从广义上理解，人类的所有用文字形成的文化产品，哲学、诗歌、小说、随笔，等等，最终都会是一种记忆，是思辩、审美和对事实的记忆。如果它们留传下去的话。当然，我也理解专门谈论记忆与诗歌的关系这样的话题意味着什么。长期以来，人类给与诗歌的期待，以及人类对诗歌功能的要求，的确不胜言数；种种言辞，以及由它们带出的不同意见，使得后来者越发想用一锤定音的方式，将诗歌对于记忆而言意味着什么说个明白。我十分理解这样的愿望。只是觉得在有了前人过多的谈论之后，我们恐怕就此问题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最大可能也不过是再拾一次前人的牙惠，把旧话重说一遍。当然，说旧话也不是不可以，至少它能够起到提醒自己，固化某种观点的作用。这样的作用非常有必要看重。所以，我把这次谈论诗歌与记忆关系的会看作是一次提醒。同时也是一次自我清理。
不久前，我蒙黄德海的邀请，参加了他的大作《诗经消息》在深圳的分享会。黄德海的这本书表面上是阅读《诗经》后做出的总结，实则是对《诗经》作为一种文化事实，在历史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对其意义的认识的辩析，它告诉读者，一部文学作品是怎样一步步变成民族精神圣典类的东西的。套在今天的话题上，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说黄德海是在谈论《诗经》存在于民族历史记忆中的作用呢？参加那次分享会，我再一次想到了作为留存下来的人类文化产品，能够在什么程度上引发我们对现实的思考。以及记忆是如何在时间的推衍过程中发生变形、扩张的作用的。的确，一切文化产品的终极意义应该是激发出阅读它们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的认识。这是对人类生活意义的要求。而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谈论诗歌与记忆的关系，抛开那些被今天的人搞复杂了的方法论的东西，我们似乎可以说，记忆是写作中带有必然律的诗歌要素。没有这一功能在诗歌中的呈现，或许诗歌的成立与否都会成为问题。原因在于，不与记忆发生关系，诗歌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
事实也在几个方面证明了诗歌在记忆中起到的作用，一个作用当然是前面说到的固化时间，使我们面对它能够产生“历史现时性”的感觉。另一个作用可能是让审美这样的人类主观意识得到确定。而或许一个最关键的作用在于诗歌由于自身的创造性意味，在确立人类认识世界的范型上，能够提供某种具有再创造意味的历史依据。这一点，虽然我们从其他文类也可以获得，但是没有疑问的是，诗歌提供的依据是最生动、形象和具有美感的。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当我们阅读那些过去时代的伟大诗篇，譬如《诗经》、屈原的作品，以及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作品，不单能够了解发生在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种种细致的事情，也能够被某种具有活力的，能够带给人精神娱悦的感受激发，进而触发出对“此在”的理解。我始终认为，如果一个写作者在他的写作中最大程度地做好了工作，那么诗歌就能够在记忆上带给我们最丰富、最恰当，同时也最生动的记忆牵引。这就像我阅读杜甫的《秋兴八首》，总能在头脑中回到他所描述的那个历史时期一样，人事和山川都呈现出一种绝对的精致。
接下来的问题似乎是，在知道了记忆对于诗歌意味着什么之后，作为诗人我们在自己的写作中怎样才能实践性地做到将记忆的价值灌注到作品中。这实际上对我们提出的是来自方法与形式两个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诗歌写作必须起到对记忆价值的分辩。它必须在写的过程中，尽量准确地分辨不单单对于个体，还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人类共同体而言，什么是必须记忆的，什么又是没有必要记忆的。这有点像一句流行语所说的“选择性记忆”。的确，选择成为了诗歌与记忆的关系是否成立的重要而具有原则性的因素。懂得选择，实际上说明的是，在理解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时，一个诗人找到了将自己置于基本的人类善恶标准的监督场域。写作由此获得的是对事物存在意义的辩析。我一直认为坚守这一点是重要的。如果做到了，我们的诗歌最终说明的将是它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同时它呈现的是对于时间的尊重。也许，我们就此才可以真正地说，它实践了人关于记忆的最基本的意含。不如此的话，诗歌到底有什么意义，它对于人类而言价值究竟在什么地方，的确很难被有力地体现出来。
由此说来，诗歌对于记忆而言，无论从主题的角度还是从形式的角度入手，肯定已经不是单纯的记录。它其实是一种强调，一种突出。甚至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是对记忆的修饰和甄别。当然，我说的修饰不是伪饰。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读到过去时代的那些伟大诗篇时，才会发现被从时代的普遍性中提到更明显位置上的那些诗歌，其对事物的描述成为了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文献。从这点上来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诗歌中的记忆，其实是记忆中带有象征性意义的那一部分。它的真正的价值在于，将某种对于人类而言属于特殊性的事实，通过语言的结构性陈述，使之最终获得对普遍性的触及，并呈现出能够指引人看清事物的特质。使得人们可以通过阅读它们，获得对更广泛的事物的本质有所认识。这也就是说，在对事物的还原上，诗歌所起到的作用并非是一种对记忆的简单摹写，而是记忆在语言的作用下穿透表面将其意含提炼出来，从而让人获得对其更深入的认识。因此必须强调的是，诗歌与记忆的关系从来不是针对记忆本身的，而是针对深藏在记忆内壳后面的那些对于人类来说，可以用以反省现实的成分。
就我个人而言，我始终着迷于对这样的成分的寻找。我一直认为，当代诗歌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有效的。相反，由于不少人仅仅只看记忆二字的字面含义。因此在他们那里，诗歌成为了对事物不加分辩的记录的简单工具。同时，更由于只强调记录作为一种事实的存在，对诗歌与语言审美性的理解变得非常简单，只是将之与真实一词联系在一起。其他的不说，仅就真实而言，那些对真实的强调却没有赋予其诗学内涵，而是让人看到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诗篇，完全失去了与语言本身的内在质量的关联。变成了平淡、干枯、机械化的简单的事实记录。很显然，这样的诗歌中的记忆呈现缺少了普遍性，变得简单主孤僻，无法让人感到它们与诗歌的艺术性有什么关系。鉴于此，我觉得有必要说明的是，在强调诗歌与记忆的关系时，我们应该看到，怎样确立一种标准仍然是构成这一问题的基本要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所谓记忆进入诗歌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其对于理解记忆的历史与现实功用所能达到的效果，让人不能不生出疑虑。怎样解决这样的疑虑呢？这是我仍然在思考的问题。
虽然到现在我还不敢说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案。但是我相信存在着这样一个原则，将诗歌与记忆的关联，尽量地放置到不产生歧义的框架中。这也成为我这些年写作的基本追求。也就是说，我希望诗歌最终呈现出来的样态，能够具有指引性，能够让阅读者通过词语的牵引，到达我想要表达的意义终点。虽然说我这样的想法好像放弃了诸如美国诗歌批评家燕卜逊《歧义的七种类型》一书中提到的诗歌生成方法。不过，我认为这样做的一个明显有利的情况是，它可能带来的保证是，不会出现记忆变形。而说到记忆变形这样的问题，从诗歌史的角度看，由于各种原因，的确有大量的作品在后世的阅读中，产生了在阅读中理解作品时记忆发生变形的情况。这样的结果是，不少作品成为了需要阅读者大量考据，不断猜测，让人花费精力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可能仍然能够带来阅读的乐趣，也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它们造成的迷惑也是存在的。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喜欢陷入这样的迷惑之中。如此一来，对我来说的一个明确的观点是，在建构记忆与诗歌的关系时，我希望看到一种清晰的叙述，我也把清晰的叙述看作对诗歌生成的基本要求。
很多人恐怕不会同意我这样的观点。对此我其实是理解的。因为如果再深究下去，我们恐怕连记忆是什么都会作为问题提出来了。真的，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想到，说到底，我们在谈论的对于诗歌而言的记忆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呢？这使我想到了“记忆的主观性”这样的说法。我甚至产生了对于诗歌来说，进入诗歌之中的记忆很可能是主观的，也就是前面说到的记忆的选择性。这样一来，在普遍性丧失的情况下，我们在谈论诗歌与记忆的关系时，是否还应该注意到主观性对于诗歌最后生成的作用。我觉得是应该注意到的。就此话题好像变成了这样，一切进入人类语言叙述领域的记忆，都已经不是记忆本身，而是我们在寻找一种对世界的解释。那么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诗歌中的记忆其实是对记忆的一种重新组合与排列。它的实质是在这样的排列中，诗歌特有的对形式的要求必然会发生作用。写作的过程，是对这种作用的运用和清理。这同样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所以，任何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哪怕被人认为是最为直接的叙述，其实也包含了技术性的成分。同时也存在着动机的显现。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尽管在写作中不少情况下虽然在尽量排除歧义，但实际上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歧义的原因。
鉴于此，不能不让我感到叙述形式的确立，对于记忆成立与否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样一来，建立什么样的诗歌形式观念，就成为诗歌写作最重要的一环，要求诗歌干什么也就成为必须搞清楚的问题。远的不说，二十世纪新诗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众多关于诗歌形式的争辩，表面上看是语言本身与诗歌关系的不同观念在产生作用，实质上是对是不是忠实于记忆做出的不同理解的强调。而也正是在各种不同的强调中让我们看到，很多表面上是关于形式生成、主题选择的不同意见，其实是对什么才是对记忆的忠实的认识。一个最明显而一直以政治正确的姿态出现的观念是强调记忆的直接性，即诗歌必须在面对历史事件时选择评判的角色，即有话直接说。如果不如此，则是放弃了诗歌的历史责任。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是把诗歌与记忆的关系现象化的一种理解。它从表面上理解了形式与记忆的关系。而更为复杂的是，在当代诗歌的发展中，对形式的选择，本身已经包含了将记忆历史化的内在认识。这而这一认识是与民族遭遇中的现实相关的。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与我们的个人经验有关。这里面存在着一个转化过程，即在经验的层面上，处理记忆的过程。形式的选择，也就是如何处理记忆的选择。
这样一来，我觉得不得不强调的是，任何与诗歌有关的，关于形式的合理性的谈论，实际上都存在着现实性。都是对记忆如何进入诗歌的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强调。在这里面，形式表面上服务于语言的功能，成为了我们需要格外慎重地考虑的问题。这一点结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中国诗歌的发展史来看，实际上我们能够很自然地看到，之所以会产生所谓的朦胧诗，其形式希望容留的内容，恰恰符合人们对诗歌与记忆关系的一般性认定，正是为了求得记忆的真实性，同时规避引起意误形态读解的误会，朦胧诗找到了用变形的意象，隐匿性陈述，以及物物代喻的方法来完成自己的叙述。从而在形式上将诗歌推向了一般的读者认为生涩、艰深、歧义的方向。可以这样说吧，朦胧诗从某个意义上讲，很好地表征了诗歌如何与记忆建立关系。对此，我想说的是，在特定社会环境造成的文学氛围中，诗歌与记忆的关系在形式构成上的表现，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来自于我们怎么理解诗歌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诗歌能够做到什么。这就像朦胧诗之后的我这一代诗人，对诗歌如何处理社会关系有了更广阔的认识，强调诗歌的叙事性所选择的形式，基于的道理是一样的。
当然，在这一点上意见并非是一致的，对立的认识很多。我们也由此看到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在，人们总是为诗歌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做什么而无休止的争论。我觉得这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而或许正是在这种不断争论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诗歌的变化，其不断地扩展性会使之获得更为丰富、深入地表现能量。就犹如这一次，当我们坐下来讨论诗歌与记忆、与形式的关系时，大概不少人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而我也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形式的选择从来不是单一性的技术性问题。它其中所隐含的是一种对诗歌功能的理解。在中国目前的语言环境中，它必定具有的现实意义，是我们需要理清楚的。而强调诗歌的记忆功能，亦应该旨在说明，在当代诗歌的写作中，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诗歌与记忆的关系，实质上是我们能否真正地进入到文化历史的建构的基本工作内部，最终用诗歌见证一切。甚至用诗歌重新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想起来，这的确是一项责任很重的事情。正是因为此，到了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在诗歌生成过程中，我们应该要求诗歌的是，如休理解记忆。我自己的观点是，不能将之简单地理解为将经历、经验中的事物从消失的时间中打捞出来，而是一种建立语言秩序的工作。只要这样所谓诗歌的意义才会获得意义。
有人谈到了诗歌中的绝对辩音律问题；也就是如何理解诗歌中的声音。这个很有意思。就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对诗歌中声音的辩识，主要来自于我们对语言的理解。我们必须知道语言中每一个词的自然音高，以及在一个句子，或者在一首诗中，一个词的自然音高与其他词的自然音高能够建立什么样的共振关系，它们在构成一句诗或一首诗时，怎样确定它的音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声音速度。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词与词之间在确定音高过渡时，不能产生大弧度的变化，而是能够在听觉上带给人渐进的感觉，使之发生音调变化激烈的情况。一个成功的诗人在写作中不单应该形成自己的声音特征，同时他生产的任何作品，在最终的声音构成中，都应该让人感到具有最自然的声音构成。即一首诗有声音无论在速度上，还是音调上，都应该是转换有序的。不能让人在阅读时感到其刺耳、或者破裂感。至于说到声音在有些诗中会是婉转的，在有些诗中会是急越的，这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对其调性是如何确定的。因此，定调对于写作什么样的诗从最初开始落笔时就必须确定的事情。这就是说，一首诗的调子是我们写作开始时就必须定下的。诗人最关键的能力是，他具有如何分辩词的声音的能力。当然，由于词的历史附载力的存在，在对词的声音的分辨中，我们同样不能不面对历史所赋与词的音高这样的存在现实。
苹果手机赞赏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