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我与“第三代”的关系

这些年来，不少搞诗歌批评的人在评介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诗歌写作的情况时，都把我列入“第三代”诗人这一庞大的诗歌群体中，一些与“第三代”诗人有关的诗歌选本里，也能看到选有我的作品，更有一些夸张的评论还把我称之为“第三代诗人的领军人物之一”什么的。对此，我一直没有说过什么，为什么没有说？内里的原因比较复杂，早些年是因为有一些虚荣心，和一点功利心——愿意看到自己被搞诗歌研究的人提到，诗能够以尽可能多的方式面世。近些年则是越来越觉得写作是只与个人相关的事，没必要再计较什么，别人怎么说，如何干，都无所谓，只要自己还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东西就行了。但最近有一次与一位能够称为朋友的诗人聊天，他认为其实应该说一下，以澄清一些事情。朋友和我一样，也是被搞诗歌批评的人划入“第三代”的，但他并不认同，还曾在一本与“第三代”有关的诗歌选本出版后，给选编者写过一封措辞坚决的信。因此我问他，那如何澄清呢？他说：我们尽管被划拉在“第三代”诗人的圈圈内，但是你仔细想想，我们的写作与“第三代”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次聊天后，我开始具体想这个问题。的确，就写作而言，我与“第三代”确实粘不上一点关系。当年“第三代”出现时，在各种场合宣布的诗歌主张，其中的很多认识和观点，以及由这些认识和主张引伸出来而建立的很多诗歌小团伙，我并没有真正明确地认同过，更没有加入到任何小团伙中，成为一员。这样想过后，便感到朋友的话是有道理的，自己不能继续在这个事情上抱不明不白的态度，有必要说清楚。

熟悉近三十年来中国诗歌发展状况的人都知道，“第三代”诗歌并不是由年龄划定的诗歌发展状况的代际概念。当年它的出现，有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在长期的文化封闭被打破后，整个一代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而那些声称自己是“第三代”的诗人，他们关于诗歌的观念，以及在具体的写作中的各种主张，不单来自对诗歌本身的认识，还有着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一方面针对当时某些具有诗歌权威意味的诗学观念，另一方面是对诗歌制度化带来的僵化状况的反对。而如果今天择其要点来说：“第三代”诗歌在文学内部是以对被称为“朦胧诗”的写作形式的反驳作为自己写作观念的主要出发点的。正因为出发点是这样，所以在“第三代”诗歌的观念中，有很多是基于对“朦胧诗”，以及更早一些的诗歌前辈的诗学主张的修正。譬如“朦胧诗”对意象的强调，对隐喻的强调，在“第三代”诗歌的主张中，变成了反对晦涩，提倡口语、反崇高、平民性等等。我也并不否认这些主张的提出，对于当时的诗歌发展是很有意义的，那些提出这一代际分类的诗人，亦是以明确的针对性来促进自身写作变化的发生。后来不少人愿意将自己归类于“第三代”，也是对这之有深入的认同。只是落实到我个人的情况上，由于开始学习写作时，自身所处的诗歌环境的限制，并不熟悉当时中国诗歌发展的总体状况，对当时已成为中国诗歌显相的“朦胧诗”和其关于诗歌的说法一点都不了解。那时候，我主要是受到出版开放后，大量译介的书籍中“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真正受到诱惑，并感到对自己的写作有直接推进作用的，全是像艾略特、叶芝、奥登这些英美诗人的诗歌，包括他们对诗歌的说法。等到我晓得了“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时，我的对诗歌应该怎样写的认识实际上已经大体建立，具体写作的实践也由此展开。现在说来，如果当时我有什么诗歌主张的话，也应该被称之为是建立在“西方现代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对之的认同。

很显然，建立在这样的诗学出发点之上的写作，所考虑的关于诗歌应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于世，最后的结果怎么可能与从“朦胧诗”出发，最终走出的路径完全不一样的“第三代”诗学有完全一致的地方呢？最简单地说：整个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无论是“朦胧诗”，还是“第三代”诗歌的诗学出发点，尽管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不一样，但其受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诗歌主张中均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很强烈地对现实的批判意识。而这一点，虽然与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主张中重要的构成部分有叠合的地方。但是由于“西方现代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对浪漫主义的脱离的基础之上的诗歌革命，其更重要的特征是建立在怀疑主义之上的，在结构方法上对诗歌的新认识。它带来的亦是全面地，从写作的方法上讲，完全不同地诗学观念。而从我一开始写作，便由于受到这样的影响，对怎样结构诗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语言叙述更沉迷。我希望做到的是，或者像艾略特那样，以变化的形式带来诗的丰富，或者像奥登那样，给与语言一种既在形式上章法有度，语言上又带有戏谑色彩的生动，再不就是如庞德那样，让诗歌呈现出由广博的知识带来的充溢的活力。就因为这样，尽管后来我亦看到，其实“第三代”中的不少诗人亦在接受着来自“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写作中并不陷囿于自己最初的对诗歌的认识，也获得了意识打开而赢得的丰富性。但从心里讲我对整个八十年代由“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给出的诗歌应该干什么并不是真正满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相当不以为然。最近，有朋友在撰文介绍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四川当代诗歌情况时，把我划入“流派之外”一节。不管朋友这样划归的理由何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被现在的人看来如火如荼的八十年代中国当代诗歌运动中，我的确是以潮流而论，处在独立位置的写作者。而这种独立，今天看来，绝不应该仅仅是表面上的独立，没有加入任何诗歌流派——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已经认识了很多“第三代”诗人，与他们还建立了交往关系，其中的一些人更是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而应该是写作意识上的独立。

今天回过头看，让我感到有意思并觉得非常欣慰的是，正是这种独立性才使得我在后来的写作中，以自己的方式一步步向前行进。到了现在，如果要再谈论自己的写作所具有的种种意味，有一点我感到是很值得说一下的，它就是：虽然八十年代开始写作时我把“西方现代主义”作为自己的发蒙源，自己也认识不少“第三代”诗人，但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后期，在写作有了一定的经验后，正是对独立性的坚持，使得我并没有受已成潮流和显相的“第三代”诗学的影响，并将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产生的曾经很强烈的“要依附”于它的感觉最终抛弃了。而随着对现实与写作关系的理解的加深，我所获得的是，任何仅属于写作方法的认识，都只是一种带有外部色彩的写作认识，而真正的写作，或者说真正获得了与时代建立相关性的写作，则是来自于内部的，既有文体变化色彩，也有对社会现实有深入认知的，可以放弃方法的写作。也就是说：到了今天，我所认同的关于写作的认识，是一种没有方法的写作。它建基在作为具体的个人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的具体的生活之上。尽管仍然不能完全摆脱现实社会文化制造的种种羁绊，会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但它的确带来了具有相对论色彩的自由。这些年来，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它让我在写作时，一是放松，二是自在。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在对公共趣味的脱离这一点上，再没有什么需要顾忌的东西。这两年有不少人认为我的写作变得越来越放任，有点生拉硬拽，横竖都有理的霸气。虽然我将这种评价看作评价者对我的肯定，但实际上有一点我很清楚，能够让我这样写作的原由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已经越来越肯定地知道，中国当代诗歌的种种观念，对于我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写作，那是因为我将写作看作与自己的生命相关的一种行为。我在其中获得的是被不少人称之为“写”的乐趣。如此一来，当不少人还在谈论写作的方法，以及意义时，我想到的则是：当一首诗出现时，它应该在什么样的语言中被传达。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它们谁更能够在结构的意义上进入到诗的整体之中去。我相信这样的问题其实才是诗的最为真实的问题，而且我更相信，对于“写作诗歌”这一行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写本身”而言，它是与时代的具体性无关的，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一个诗人的写作都肯定会接受这样的问题的挑战，都必须做出自己的反应。我更愿意将之看作具有绝对意味的对诗人的要求。

是的，诗歌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样态，不管是哪一个时代，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就它内在的隐密而言，对于写作的要求是不变的。那就是：怎样才能获得对词语的，具有最生动意味的支配。所谓一首诗的好与否，也是由支配的好与不好来决定的。这一点，相比于其他的，所谓的时代的要求，主题的选择，以及不少人认为的与社会伦理、公共道德的关系，它是更加恒定不变的东西，即：某种具有“超越性”的东西。而一个诗人，追求这样的“超越性”是他真正完成自我塑造的必须工作。做不好这一点，就很难从纯粹的意义上讲，获得了对诗歌写作的支配能力。反之，当他找到了怎样与这种“超越性”建立对话关系时，他也就完成了由具体出发而又超越“具体”这样的一种跨越。在如此的情况下，那些在一个具体的时代“要这样写作而不要那样写作，要那样写作而不要这样写作”的种种说辞，尽管能够显示出某种带有时间意味的重要性，也会产生对一个时期的写作的某种推进作用，但其重要性是有限的，也是会被耗费的。而说到重要，一个诗人真正最为重要的是完成自己对诗歌的建构。这是一种属于个人的，带有秘密意味的与永恒相关的“契约”的获得。从绝对的意义上讲，它是不可能与人共享的。所谓“分享”，对于写作而言，永远不是可能实现的事情。这些年来我所看到的，我这个年龄段中最好的几位我认同的诗人，他们的“写作”都不是可以被“分享”的。

我当然不敢说自己已经获得了这种写作不被“分享”的境界。但这是我希望达到的境界。正是如此，很早以前我就十分清楚地知道，要获得这样的境界的建立，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不是别的，就是对任何带有派系色彩，以及任何带有代际标识的诗歌认识必须拒绝，而把注意力放在构成诗歌的绝对的问题之上。所以，当我今天决定说明自己与“第三代”诗歌没有关系时，基于的理由亦是来自于这一点。很显然，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了。在我已经非常明确的意识中，写作永远是个人在寻找一条可以通达理想境界的，充满荆棘的路。很多关于诗歌是什么，以及如何到达理想境界的认识，不会产生于某种先前确定的观念，它们均是在一个人不断写的过程中，由不断地发现，并不断地总结经验而产生的。它们可以对外人道，但又不可能全然为外人知。在这样的情形下，唯一需要做到的就是以信念作为支撑，一步步地走下去。而我早已愿意这样做，哪怕它非常困难。正由于此，在“第三代”早已成为显名，是当代诗歌批评叙述中的一个重要对象，尤其是我亦到了孔子所言“五十而知天命”的情况下，我不想再被搅入与自己不相干的东西中。我要说的是：“第三代”诗歌最为醒目，被人们谈论的最多的那些观念，仅仅是提出它们的人的诗学主张。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对它们的建构，也没有在写作中具体实践过，今后也不会实践。我与“第三代”，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