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以前我在写诗，现在诗在写我
记者：刘雯
刘雯（以下简称L）:您是怎么写起诗来的？它是本能的召唤还是有意的训练？您写诗的速度快吗？
黄灿然（以下简称H）:可以说，最初是有意训练，然后是本能的召唤。但最初并非仅仅指早年。任何时期都有个最初。写诗速度，有快有慢。快则一口气写完，稍作修改，可能花两三个小时，或半天，或几天。也可能花几个月。也有些孕育几年然后一口气或花几个小时写出来。现在头脑里还有几首诗孕育着，有的已几个月，有的已几年，有的一两个星期。
L:您的工作时间集中于夜晚，这样做是否令您更方便捕捉灵感？柏拉图所说的“诗神凭附”您相信吗？
H:写诗有没有灵感是相对的问题。我白天夜里都有灵感。最初是秋冬有灵感，有一个时期是春天有灵感，很长时期是夏天充满灵感。但现在好像不分季节了。你是说神灵附体吗？是有的。但这是形而上的问题。讨论起来会变得无神无灵而只剩下体了。
L:《奇迹集》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我看到您曾说这本诗集是一次爆发性的写作，每年写几十首，而之前的几年每年只写约10首，这次爆发让您感到在下笔时是否已发生了什么改变吗？
H:《奇迹集》写作，是一种奇迹般的状态，整个世界都是活生生的，时时刻刻都是活生生的。我是说，我们平时都是麻木的。对我而言任何可见之物都立体化了，生命化了，而原来本是生命的东西，则都变成我自己的生命。看到一样东西，有感觉，立即就成了诗，中间不必深思熟虑，但在成诗过程中它又直接接通生命中最本质的问题。我想在写这本诗集过程中，最初可能是我有一点儿变化，触发诗的变化，然后我和诗进入一种不断快速变化的竞赛和变化的交替、交织中。
L:您总让生活中最平常的人与景还有时间入诗，在语言上也没有刻意陌生化，或雕琢形式，甚至使用了很口语的表达，但这些都并不影响其中的诗意。这是您在多年的实践中找到的归真之径吗？
H:可以这么说。我相信每一个人一生中，总会有某一个时期，或一两天，深刻体会到生命的真谛，一种没有自我的状态。无论这自我是自己解除的，或──更多地──是被解除的。我们一年中，或几天中，或一天中，也会有片刻或有一阵子的彻底放下自我，如果不是，我们的眼睛也会看见世界，留下印象，尽管这印象没有内化为真切感受。但诗人，尤其是我写《奇迹集》那个时期，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的时刻，当他捕捉到这些时刻，他也会唤起读者记忆中同样的时刻，或把读者平时眼睛所见的印象，重新激活，转化为真切感受。也许“归真”就是这个意思，而不仅仅是诗人艺术上反朴归真。因为艺术上例如文字上反朴归真，也可能是很枯燥的。
L:您翻译了不少诗作和文艺理论，作为一个读者，我有时在看完一首诗之前就感觉到“哦这很可能是黄灿然译的。”您是否担心这种译者的痕迹会干扰读者欣赏诗本身？
H:这跟译者没关系。我也不担心。很可能，你结果发现那并不是我译的，于是你可能会反省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想法。但翻译，虽然我侧重直译，以及侧重译者去除个性。但无论外表或修辞上如何相同或不同，就我自己的译诗而言，诗人们各自的声音却是独特的，你能听出他们不同的声音。
L: 诗真的具有可翻译性吗？
H:诗确实是可译的，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已由中外历代诗人读译诗并受影响所证明的事实。有些诗人的诗便于翻译，另一些不便于翻译。有些翻译过程中损失大，有些损失小，有些有得有失，有些甚至得多于失。信达雅不是一个悖论，而是一堆悖论。信或达即可。我认为达即可。
L:“我的诗不像我的，而像一阵阵夏雨，来自天上”这几句诗让我联想到伦敦奥运会之前用飞机投放诗页的举动，您怎么看待这个做法？
H:我想，这涉及诗的传播的问题。但诗人一般不考虑诗的传播。他考虑他如何把孕育的诗生产出来。
L:前有“梨花体”、“羔羊体”，后有乌青的“废话体”的诗歌被网友们戏仿，您认为这些都是诗吗？诗之所以不是一些短句的拼凑而成其为诗，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H:诗不是某些人认为是或不是就是是或不是了的。诗是什么很难定义。诗无标准。一个诗人一生写诗，大概就是在不断放弃标准，或突破标准。
L: 哪些诗人在您心中是一流的？他们的作品或人身上有共通之处吗？
H: 主要还是中外经典诗人。他们的共通之处是，他们最伟大的部分都来自诗外。
L: 您认为当代中文诗歌的前景如何？优秀的诗人是否首先应是一个热血的人？
H:无论我作出什么样的预测或提出什么样的看法，一定都是不准确的，我甚至谨小慎微地保护和怀疑自己的写作状态，就是说，甚至一点也不敢肯定自己的前景，又怎能说别人或自己参与其中的诗歌前景呢。我们的任务是投入热血的生命，直到耗尽了。那时我们交出全部作品，我们离去，如果幸运，我们诗人的真正生命才真正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