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暧昧的气息里升起又降落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约定好在火车站见面,她包里装着一件精美的睡袍和一双蓝缎子的高跟拖鞋,他包里装着一件丝质睡袍和一条土耳其式长裤。

他们要私奔,虽然只是暂时的,一天一夜,却也是处心积虑,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如屡薄冰的。

他们的身份,昭然若揭,要么是情夫情妇,要么是被家族反对的亡命鸳鸯。

梅里美的短篇小说《蓝色房间》,情节简单,就是聚焦描绘这一对男女的一次“厮会”,像一部舞台剧的一幕。

最开始读到这个题目,不由自主地想到由杜拉斯小说改编的电影《情人》里,法国小女孩与中国男人相会的那个房间,墙壁统统刷成深蓝色——像波涛汹涌的海洋,一种低温的颜色,一种内敛的颜色,一种渗透着禁忌的颜色,而往往愈是这般的迂回,愈是这般的深沉,愈是透露出深不可测的空虚,深不可测的情欲,深不可测的渴望。

而那部小说恰巧是以“情人”为题目,情人往往被作为一种游移在正常的配偶关系之外的人物而存在,带着某种诱惑,某种叛逆,某种禁忌感。

然后是朱丽叶比诺什以“蓝色”为主色调的电影,还有抽象派巨擘毕加索早期个人风格还比较浅淡但沉闷压抑的蓝色被运用得无所不用其极的人物画,画面里的人,蓝色的衣服,蓝色的脸庞,蓝色的光线,蓝色的房间,蓝色的影子,蓝色的晦暗,每个人都有一段秘而不宣的苦闷彷徨,压抑与悲伤。

在西方,蓝色代表忧郁,这两个字,已经为这部爱情小说奠定了悬崖勒马,无可挽回的情感基调。

他们两人在火车站相遇,被“我”看到,在这一场,“我”还是外露的,是浮在表面上的,是一个直观的看客,是一个抱着审视与探究眼光的人,也就是说,小说是以第一人称的叙事口吻进行架构,然而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我”开始悄然转变角色,或者说隐退,取而代之的是笼罩于人物上空的一种俯视性的视角——所谓上帝视角。

这种叙事口吻,叙事眼光的灵活转换,跳跃闪烁,是梅里美小说的一贯特色。

他们在火车车厢里遇见一个成熟持重的英国男人,在事先不清楚真相的情况下他们刻意运用英语进行对话,说话的声调也显得微弱低沉——作家无时无刻不在渲染一种隐秘收敛,暧昧克制的“密室”气氛,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深化读者的一种认识——他们的爱情不能够光天化日,他们的爱情不能够招摇过市,他们的爱情得不到祝福与肯定,他们是被尘世怀疑与排挤的一对男女,所以他们的爱情随时随地如屡薄冰,所以小说的题目始终萦绕在读者的脑海,挥之不去。

他们在火车上,站台上遇到的两个人,到了定好的旅馆,仍旧遇到,无形中又是一种“密室”结构,或者说,“舞台叙事”,兜来兜去,都是同样的一群人在摇摆移动。

他们隐姓埋名,在旅馆房间里共度良宵——这难得的一个夜晚的好时光,然而偏偏这样比纸还薄的难得光阴也不是清澈见底的,也不是称心如意的,总有那么一些局外人搅扰,总有那么一些挥之不去的心头的隐忧如乌云般笼罩。

先是因为隔壁房间的军官兵士们大吵大闹,醉酒当歌而心烦意乱,之后又担忧他们的行踪被兵士们锁定,私情暴露,玷污了她的名声,好不容易曲终人散,夜阑人静他又听到另一边隔壁英国男人居住的房间里传来撞击声响,随之而来的是由门板缝里流进他们房间的液体,瞬间男人将一切珠连成串,联想到白日里向英国男人求取钱财并发生言语冲突而且夜晚还在一楼的花园不期而遇的年轻落魄男人,他已经将其视为一场午夜谋杀案。

他内心始终怀着犹豫与惊恐,是遵循人之常情,或者理所当然,而正视现实,通知旅馆服务人员,还是坐视不理,为了保全各自声名,假装毫未发觉,明天坦荡自若地离开,在一夜的担惊受怕,辗转反侧以后,最终他们选择了后者。

无论如何,人总是趋利避害的,人总是有私心的,在最紧要关头,人只能尽其所能地周全自身,像张爱玲《色戒》里的王佳芝,千钧一发之际放走易先生的“舍己为人”的壮举,我们也只能感慨唏嘘爱情的伟大,需不需要惺惺相惜或者感同身受都是无济于事,也是轻如鸿毛的。

这一段的描写,如果换做一个意识流大师,也许能够洋洋洒洒写出百几十页的“心理报告”,但梅里美只是剔除杂质,露出直挺挺的骨肉,轻鸢剪掠地,三言两语地,但一种仿佛悬疑片的戏剧张力在暗暗地收缩膨胀。

读者也随着小说里面的男女而分外紧张。然而天亮之后,当两个人心惊胆战地准备离开旅馆,却谁知那个很胖的女仆走过来点破窗纸——英国男人还未醒,他打倒了水瓶,水淹得到处都是。

到这个时候,这对男女如释重负,如蒙大赦地笑了,并决定留下来共度午餐,这笑里掺杂着云淡风轻的幸福,却也不是没有苦中作乐的心酸。

这个扭转局势的戏剧性转机颇有几分美国短篇小说之王欧亨利的风采,读者在啼笑皆非之余,也情不自禁地心生同情与惋惜。

作家苦心孤诣设置这一个情节,旨在渲染和突出这一对“偷情”的男女内心的某种如箭在弦的紧张感——兴奋掺杂着忧郁,激情夹带着虚妄,欲望裹挟着颓唐。

如果他们是尘世间最最平淡如水的一对夫妻,那么谈情说爱天经地义,一言一行天不怕地不怕,何必如此殚精竭虑,正是因为他们关系暧昧,内含苦衷,所以才会随时随地对周围的环境如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作者对这对有情人不是不含着惋惜的笔触,在这一点上,《十日谈》里的“情人相会”大多显得“泼皮无赖”、“放肆纵欲”,薄伽丘持有的显然是一种带着玩味与赞赏的“优游者”的情感态度;《包法利夫人》显得“暧昧热烈,张扬大胆”,但作家的态度却极其隐晦曲折,读者很难从中领略到他本人的情怀取向,毕竟这一时期的福楼拜,已经将自然主义作为其创作的首要原则,而自然主义主张的便是客观陈述,作家消退;《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则情意洋溢,潺潺流淌,劳伦斯带着善解人意的脉脉温情,始终像一只女性的手掌,柔柔地熨帖地抚摸着读者的腮颊。

梅里美在对这一段感情的惋惜之余,也不是没有淡淡的一点讽刺的,小说末尾这个处心积虑的戏剧性的转变就是作家讽刺性的得体体现,让小说里的男女时时刻刻徘徊在这种天上人间,从云端坠落入尘埃,又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情绪过山车的体验之中,时时刻刻为这段漂流在主流价值观之外的情感关系付出严峻的心理折磨的代价。

也许这是梅里美对法国社会里“情人文化”风靡流行的社会现状的一种委婉含蓄地揭露与讽刺。

读完小说,不油地便想到了香港导演王家卫的一部经典之作——《花样年华》,在电影当中,两对本来平平淡淡的邻居夫妻因为各自的伴侣婚内出轨使得本来平行运行的轨迹变得交叉复杂,而被“抛弃”的周慕云与苏丽珍也开始盘旋在“是像他们那样”“还是“不像他们那样”的道德困境里无限摇摆与抉择。

中途他们也尝试过敞开心扉,接纳彼此,在旅馆里订房间,一同吃饭,写小说,坐出租车回家,但每次相会,总仿佛隔着一层隐约模糊却挥之不去的纱帘,所以发乎情,止乎礼,从来没有过过分越矩的行为。

有一段,她待在他的房间,而房东太太一群人提早回来,他俩为了不让邻居误会和背后说三道四,心情澎湃紧张地寻找化险为夷的对策,那一刻,和《蓝色房间》里的男女,如出一辙。

虽然最终,他们有缘无份,各自他乡,各自波折,各自组建家庭,这段爱情,却像某种怀旧的气味,始终幽幽悬荡。

也许你不曾注意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A Mood For Love,直接翻译的话,就是“恋爱的情绪”,但我更愿意翻译成“暧昧”。

徘徊在确定关系与形同路人之间的灰色地带,不就是一种漫无边际,漫无目的,却又欲罢不能,心旌摇荡的恋爱的情绪吗,而这种情绪,不就是“暧昧”那醉人的,令人情不自禁,黯然销魂,却又含着辛苦忧郁的芬芳滋味吗?

从这个观念出发,“蓝色房间”和这种“恋爱的心情”其实水乳交融,异曲同工。

王家卫镜头底下中国式的“矜持”,其实是最最撩人的“性感”,所以日本风情画里的妓女,往往不会显山露水,袒露身躯,而是蜻蜓点水地露一点脚踝,或者是后脖颈,那已然是令恩客目眩神迷的色诱了。

太过赤裸,是一种视觉冲击,没有迂回探究的余地,而云遮雾绕往往最能够让人心旌摇荡,不能自已,也许这也是“暧昧”在爱情阶段里分外叫人心荡神驰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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