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汉匈关系恶化，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促进了社会统一

前言

汉匈关系背后隐存的文化逻辑，在早期的文化语境下，无论是汉匈关系还是中原与四方的关系，都受到自我文化中心论与地域化歧视的影响。在中原文明的性格里和中原人的文化潜意识里，往往以自我为中心；这极易导致一种排外、排他文明之倾向，而且总试图以自己的文明去化夷、礼化万邦。

在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社会，中原与四夷的关系俨然就是君臣关系；西汉朝廷与四方诸邦之间，也是以华夷等级观念为基础，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主从关系--华夷等级秩序。皇帝与知识分子们把传播中原文明，视为是恩泽四海、视民同仁的仁义之举。

秦汉时期的汉匈关系

泱泱大国，万邦来贺的政治场面，更是皇帝们与知识分子虚荣心，得以满足与展现的期待。在征战与遣使通商双管齐下的软与硬的政治手段威逼利诱下，诸邦之国中仰慕中原文化，而且又谦卑者多与中原王朝交好。

当然，反叛者亦有之，秦汉时期北边的匈奴就是如此。汉王朝对四方来贺的臣国、藩邦大肆赏赐，并将这种行为上升为一种政治怀柔手段。

这种礼化万邦的政策，其成本是多么地高昂。表面繁荣昌盛的社会假象之下，往往暗流涌动、流弊丛生。汉帝国及其皇帝自信心与征服欲的膨胀，不仅仅消耗掉大量的民脂民膏，更有可能给黎民百姓带来新的灾难。

剖析战争之深层次的原因，财富与政权的争夺固然是其重要原因，但也潜存着一种蔑视对方文化的倾向和以已为尊的优越感；中原王朝试图以快速的武力征伐，来完成文化的入侵与度化。

汉匈关系背后的矛盾

汉匈关系背后，同样也隐存这样的文化逻辑：将儒家的礼乐教化与纲常伦理，视为衡量天下文明的唯一尺度。其实，这种狭隘的意识与文化，自身的多元性和价值取向的多维性，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这种文化上的先入为主，以及主体性之优越感的毫无节制的表达，形成了传统社会的一种文化心理定势。当然，汉文化向四方的输出，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落后地区文化的发展，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

汉匈冲突的另一种原因。汉兴近百年，王朝之气氛让人深感忧郁。由于汉初社会形势所迫，黄老道家以无为之方被统治者所接纳，表面上汉帝国的社会氛围是宽松、自由，实则是紧张、脆弱，这在皇帝们的异常行为中可见一斑。

匈奴之患秦时已现，秦始皇曾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又遣卢生、侯生以求仙药。试图消除这种潜在的威胁，如果不能彻底剪除，也应该御敌于国门之外，唯有如此才可高枕无忧，才能使内心的紧张与恐惧得以舒缓。

社会氛围之紧张，政权何以巩固所形成的压力感，有时会让表面上强大的皇帝们极尽窒息，迫使他们绝地反抗，大肆杀戮，并以此极端的方式来寻找安静。时至刘邦兴汉，这种内忧外患的压力感似乎越来越大。

汉兴以后与匈奴之紧张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个中原因固然与匈奴人迫于生计而入侵大汉有关，但也不难想见刘邦的焦虑与恐惧。

匈奴对汉朝的威胁似乎一直挥之不去。可以说，匈奴一直是大汉的边关之患。其进犯多发生在冬天或青黄不接之季，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匈奴身处大漠之北，冬季漫长、气候恶劣，概是迫于生计而铤而走险，至于匈奴有无称霸中原的野心与实力，尚值得考证。

然而，汉匈之战之于大汉王朝，其原因颇为复杂，如巩固政权、安定边关等。笔者以为，除上述外至少还有两个原因值得关注，其一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明，或汉文化与四方蛮夷文化之间的冲突；其二是秦汉以来巩固政权的压力，给皇帝们所造成的内心恐慌，无法消解。

汉武帝的政治手段

对穷兵黩武的汉武帝来说，似乎只有不停参与战争，才能维护他在众人心目的神圣地位，似乎只有战争带来的快感，才能消除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不难看出，他有将战争和运动，当作维持帝国庞大机器运转的驱动力的倾向。

这是一个集权专制帝王，病态心理的随心所欲的宣泄，也是一个看似英明实为愚蠢的举动，这也许就是他的维系政治权力的帝王政治逻辑。

汉武帝的政治手段与个性，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汉武一朝的政治性格和政治运作，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连反应，以至于汉帝国的国运也由此发生了巨大转向。

由上观之，汉匈冲突的背后隐存另一种原因：那就是根源于高统治者内心的恐惧，以及害怕失去刚刚抓住的帝国政权的隐忧。唯恐失去自身利益，故而本能地发起反抗与回击。当然，汉匈关系之于汉武帝而言，也许还存个人英雄主义的倾向--以雪前人之耻，重振大汉国威。

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认为汉朝皇帝应该恩泽四夷，诚然，这一思想，不仅仅反映了儒家泛爱思想的扩展与泛化，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与时俱进的，伦理思想家的独特而敏锐的眼光。这应该说是传统语境下的大团结、大融合的民族平等共存之理想的萌蘖。由此不难看出，董仲舒的眼光已经不局限于当时的中原了。

在董仲舒那里，文化交往也许不仅仅是王者爱及四夷，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统一和社会化的过程。这一点，对于一个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而言，是难能可贵的。在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视野中，他们多强调格物修身为理论始点，而治国平天下则是其终极的政治伦理目标。

换言之，他们常以天下为思考对象，其理论视察业已不局限于父母之邦。董仲舒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演绎出王者爱及四夷的民族大融合之新理论。

较之而言，先秦时期的那种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天下观与自我中心论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华夏各民族大融合的新要求在大一统的格架下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总结

应该说，董仲舒的上述论断是十分深刻的。他为两汉时期中华民族主体性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伦理资源。这一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其实，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和谐界，其内涵也包存着一种爱及众人、爱及世界的伦理关怀与人文精神。

参考内容来源：《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