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著名画家戴逵十幅经典名画赏析
琴棋书画,古代被称作文房四艺,是文人墨客颇为称许的娱乐活动,古人认为,抚琴、弈棋、写字、作画,或者只是听琴、观棋、赏字、阅画,领会诗情画意,能赏心悦目,陶冶情操,有益于健康和长寿。东晋时期戴逵绘画出现的那些生活用品、山川河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科技水平,结合东晋戴逵绘画年代背景的记载,赏画更是别有一番趣味。
——题记
东晋时期在艺术方面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书法艺术方面,楷书真正出现了。绘画艺术的变化虽然不像书法那么显著,但是社会风气的变化,崇佛思想的上扬,都让本来简略明晰的绘画进一步变得繁复起来。
西晋卫协和张墨在绘画方面有所发展,并且逐步走向成熟。东晋在西晋的基础上出现了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等著名的画家。画家这一身份逐渐地进入了历史书籍的撰写之中,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绘画方面,东晋主要以仕女画为主,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
绘画形式在保留前朝的壁画、漆画、画像石和画像砖同时,出现了纸绢卷轴画,这一形式多出自士大夫画家之手,极利于收藏和流传,也成为后世伪作的最主要形式。可以说,对古画的鉴定,就是对卷轴形式的纸绢画的鉴定。
这一时期的皇室和私家收藏,已不限于单纯的收集和保管,同时还开展鉴别、评级、著录等一系列活动,拉开了我国早期鉴藏史的帷幕。因此,对古画鉴藏的研究,应该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这里我们分享著名画家戴逵绘画作品。
戴逵(326-396年),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人。东晋时期隐士、美术家、雕塑家,金城太守戴绥之子。
戴逵早慧,从小便闻名遐迩,十里八乡都知道老戴家有个少年才俊。他不仅书念得好,写得一手好书法,还画得一手好画,弹得一手好琴;除了琴棋书画之外,他还会很多技艺,玩啥像啥。据说他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偶尔打破了一只鸡蛋,他随手用绢布擦拭,第二天发现绢布硬成了一团,他受此启发,将蛋清掺入白灰反复揉搓成形,做成《郑玄碑》,亲自书写并镌刻了碑文,一时传为美谈。
戴逵小时候师从当时的大学者、大名儒范宣研修儒家经典。戴逵勤奋好学,范老师希望他好好学习,将来能够华丽出世,实践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然而戴逵这孩子喜好游山玩水,习书作画,这让范老师对他的偏科现象很是担忧。范老师和很多人一样对艺术有偏见,认为画画是雕虫小技,于前途无用。针对这一点,戴逵对老师放了大招。有一天,他根据东汉张衡的《南都赋》词义画了一幅《南都赋图》,画面表现了南都之繁华,寓意世间繁华乃是过眼烟云,范老师当即读懂,被其技法与深意所征服,从此成为戴逵画画的铁杆支持者。师徒俩携手在溪山游冶,畅谈人生和理想,范老师越来越喜欢这位学生,索性做主将自己美貌的侄女嫁给了戴逵为妻,把得意门生变成自己的侄女婿。
南渡之后,戴逵跟着其父畅游建康(即今江苏南京),对江南的山水景物非常喜欢,经常乐游忘返。建康的瓦棺寺是当时著名的文人雅集之所,有一次戴逵被其父带去参加雅集,见到著名画家王蒙,戴逵遵嘱作画,绘《渔父图》,其俊逸潇洒的画风得到了画坛泰斗、骄傲多才的王蒙的大赞,于是画名四播。
魏晋时期的绘画,不客气讲,以戴逵和顾恺之为标杆。戴逵先于顾恺之二十余年出生,在绘画道理上率先闯出了自己的特点。首先他是其时绘画的集大成者,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画人物则能毕肖其态,画山水则可情景交融,飞鸟走兽,各自传神。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就记录了戴逵 的《胡人弄猿图》《孙绰高士图》《渔父图》《南都赋图》《吴中溪山邑居图》《狮子图》《三牛图》等十余幅作品。他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为后人临摹做成画像砖,陪葬于南京善桥的南朝墓葬。图中八位高士于林间席地而坐,形神各异,非常精彩。从中可窥见戴逵人物画的成就。
戴逵的画风对后世很有影响,小他26岁的顾恺之将他的《七贤图》《临深履薄图》等5幅画收录在其《魏晋胜流画赞》中并加以盛赞,认为戴逵的艺术高度世人“莫能及之”,毫不掩饰对戴逵的崇拜。顾恺之评戴逵为稽兴所作的肖像画说:'稽兴,如其人',可知戴逵的人像技术非常精妙。
早年师从名儒范宣,博学多才,善于鼓琴,工于绘画人物和山水。终身不仕,坚拒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召命和王徽之雪夜拜访。
孝武帝司马曜即位,累次征辟,全部不就。太元二十一年,去世。著有《戴逵集》9卷,今已散佚。
人物画的一种。以道教、佛教(释教是佛教在中国的“别称”)为内容的绘画。魏晋、南北朝以来,宗教画极盛,名家辈出,所作以壁画为多。对中国美术有影响的业内大咖。他是南渡的北方士族,比顾恺之早生二十六年,他以自己的才华和人品为艺术家争得了上流社会的认可。
戴逵在艺术上的又一重要贡献是雕刻。
东晋时期,佛教文化得到极大发展,佛教艺术亦在全国迅速推广,特别是佛教造像艺术一经引入,便在四面八方迅速传开。戴逵本来就对佛经有深入研究,深刻懂得佛经要意,对佛经故事亦了如指掌,故所刻佛像形神兼备。
晋孝武帝中叶,会稽山阴灵宝寺慕名求戴逵为之刻一尊一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木像。佛像刻制完成后,观者无不称妙。可戴逵左看右看,总觉得这尊像的神态过于死板,而情感表现得不够充分,缺乏一种对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他逐一向众人请教,但大家都说恭维话,不提具体修改意见。戴逵想,看来人们怕我面子过不去,不愿说真话。于是他就躲到屏风之后,把参观者对于佛像的各种议论记录下来,如有的说:这佛像上额太窄;有的说:这尊佛的两眼太小;还有的说,这尊佛的耳朵应下垂,以显现出大度风范的样子……诸如此类,戴逵都一一记在心里,反复琢磨,然后反复修改,前后经过了三年时间,终于刻制成一尊符合佛经教义、体现民族风格、深受观众赞叹的完美佛像。唐道宣在《法苑珠林》里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自泥洹以来,久逾千祀,西方像制,流式中夏。虽依经溶铸,各务仿佛;名士奇匠,精心展力,而精分密数,未有殊绝。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机思通赡,巧凝造化,乃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乃作无量寿挟持菩萨……准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其和墨、点采、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人象楮之妙,不能逾也”。戴逵此像一出,世人争相仿效,并把外来佛像的形体修改定格为宽额、浓眉、长眼、垂耳、笑脸、大肚的公认形象,这可以说是戴逵对佛教在中国传播所作的一大贡献。
戴逵名声日盛,请他造像的人越来越多,他的作品遍布全国。戴逵雕塑的五躯佛像,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狮子国(锡兰岛)送来玉佛像,共称'瓦官寺三绝'。
戴逵的才艺和名声,让他自然而然成为了当时的大明星,很多王公贵族都渴望能与他有点交集子。有人仗着官高权重,一不小心就把清高的大才子当成了小鲜肉,其时官任太宰的武陵王司马晞就是这么做的。武陵王听人说大才子戴安道弹琴鼓瑟有清韵,很是好奇,派人去请他来自己的府上演奏一番,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和虚荣心,遭拒后又派戴逵的朋友戴着厚礼去请,戴逵没给司马晞一丁点面子,当着朋友的面把琴摔碎,说自己不愿做王门伶人。让这位司马晞成了历史上的笑谈。
戴逵的才华和人品也惊动了朝廷,孝武帝时,朝廷多次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等官职延请他就任,他屡辞不就。戴逵虽然不爱做官,但也并非任情放任之流,相反,他深谙儒家、道家之道,强调自身修养,不重形式,不慕虚名,从始至终,深为人敬。所著《戴逵集》9卷,惜已散佚。
而对于志同道合之人,戴逵却青眼有加。宰相、名士、文豪谢安也想见识一下戴逵这位文艺青年,趁着戴逵从剡县到京师的时机,谢安亲自去看他,二人见面后谈琴说画,好不快活,直聊到红日西沉,谢安对戴逵的修养和情操都非常赏识,戴逵凭着自己的见识与雅量,成功圈粉了大学者谢安。
戴逵最爱山水,他拒绝各种诱惑,一生隐逸不仕,在自然山水间怡情养性,以毕生精诚致力创作,在绘画和雕刻艺术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斯人岂可无友,戴逵到剡州之后,更与高僧名士交游甚密,书圣王羲之曾邀戴逵和许询住金庭,留下许家坂、戴公山的名胜。嵊州的逵溪、戴村,新昌的雪溪等地名都与戴逵相关。其时与郗超、刘炎、谢玄、谢安、王徽之等人往来不绝。他亲赴石城专为听高僧支遁讲经。在这个高逼格的朋友圈里,戴逵人格魅力爆棚,深受诸友敬爱,还留下了王徽之“雪夜访戴”“乘兴而来”的佳话。
信仰的流布,如果都能借助于艺术和美的形式,将事半而功倍。戴逵的贡献,不仅在于艺术上的智慧和巧思,而且在于他能巧妙地采纳众人的意见,并将这些好的想法融汇在一尊雕塑之中。我们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不绝,正是由于戴逵善于兼容并蓄才呈现出博大精深的华美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