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罗兰·巴特，法国社会评论家及文学评论家，早期的著作在阐述语言结构的随意性及对大众文化的一些现象提供类似的分析。在《神话学》（Mythologies, 1957）书中分析大众文化。《论拉辛》（On Racine, 1963）在法国文学界造成轰动，使他成为敢与学院派权威相抗衡的人物。
译者简介：李幼蒸，1936年生，旅美学人，中国社科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ISCWP)顾问。从萨德到傅立叶，陷落的是“萨德主义”〔sadisme，另译：淫虐狂—中译者〕。从罗犹拉到萨德，陷落的是神性对话。除此之外，同是写作：同样的分类中的快感，同样的（对基督身体，受难者身体，人的灵魂进行）切割的狂热，同样的（对计算罪恶、酷刑、激情、甚至对计算错误本身的）列举之偏好，同样的（对模仿、绘画、演出的）形象之实践，对社会系统之同为色情的、幻想的塑造。三位作家中的每一位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每一位都使快乐、幸福、交流依赖于一种僵化的秩序」，或者不无冒犯地说，依赖于一种组合（combinatoire）程序。因此，三个人在这里被归为同一类，他们分别是：邪恶作家，乌托邦大师，以及耶稣会圣者。在此人物联合体中，没有任何故意的挑衅（如果有的话，就宁可把萨德、傅立叶和罗犹拉看作对神、对未来、对大自然丧失了信心者），不存在超越性因素（施虐狂者，持异议者和神秘者，没有被施虐狂、革命和宗教所赦免）。这些研究中的每一种，虽然初发表时是（部分地）分开的，从一开始即被认为是属于一部作品：拜占庭财务官式的书，语言奠基者的书。他们所奠定的语言〔langue〕，显然不是一种语言学的语言，一种交流的语言。这是一种新的语言，它被天然语言所贯穿（或贯穿着天然语言），但只能适用于文本的符号学定义。而这没有阻止这种人为语言部分地遵从天然语言的构成之路；在其拜占庭官式语言的实践中。我们的作家们似乎每人都依赖于同样的运作。新的语言必须从一种物质性真空中产生；一种在先的空间应当使其与其他普通的、闲散的、过时的语言相区隔，后者的“噪音”〔bruit〕可能妨碍自己的语言：
没有声音，没有光线，以及孤独；萨德把他的放荡者们关在不受伤害的地方（西林城堡，圣玛丽森林修道院）；傅立叶宣布废黜一处奇异考古博物馆内的60万册哲学、经济、道德类书籍，它们被审核、嘲弄，被说成是会使儿童心神涣散。
按照无明确记号的语言，傅立叶把人区分为1620种固定的情感，它们可以结合但不能转换；萨德将快感分类，就像是把语句中的字词分类（状态，修辞元，片段，场景）；罗犹拉切割身体（按照5种意义中的每一种加以连续体验的），就像是切分基督的故事（在该词的戏剧意义上划分为诸“圣剧”）。在一种组合体内除了这些被切割的记号就没不再运作任何其他语；我们的三位作者在计数着、组合着、安排着、不断产生着这些拚合规则；他们把句法、作文（composition，这是一个修辞学的、依格那修教学法的词）代之以创造；这三位物恋者依附着被切割的身体，一种整体的重构对于他们只能够是一种诸可理解因素之总合：没有不可读解者，没有快感、幸福、交流等不可归约的质量：
没有什么不可言说：对于萨德和对于傅立叶来说，色情和精神都应该被分节〔articulés〕，正如对博舒哀一样，祈祷必须通过语言进行。
第三种运作是秩序化：不再只是安排基本的记号，而是使色情的、享乐的或神秘的重要片段服从于一种较高的秩序。此秩序不再是句法的而是韵律的；新的话语配有一个组织者，一个仪节主持，一个修辞学家：
对依格那修，这是一个退隐地的主持，对于傅立叶，这是某种主人或女主人，对于萨德，这是某个放荡者，他除了一种临时的、完全实际的责任外没有任何地位，却创造了姿态和指导着此色情运作的一般进路；永远有某个人对于运作、演出、狂欢进行调节〔régler〕（但不是管理〔réglementer〕），而这个人不是一个主人；
片段的制作者只是暂时的存在，他只是一个语法支配中的语素，一个语句的运作者。同样的，我们的三位作者所要求的仪节，只是一种计划的形式：这对于快乐、幸福、神圣对话来说是必要的秩序（慧田哲学注：正如任何文本形式永远只是管理快乐的规矩一样）；但是，这种机制是不适当的，它始终是“过度的”，它只是说无条件的损失不是未被检查的损失：损失正应该被秩序化，以便它能够成为无条件的：最后的空缺就是对一切隐蔽机制的否定，它本身只通过一种机制来获得：萨德的陶醉，傅立叶的欢悦，依格那修的轻忽，都没有超出构成着它们的语言：一种唯物质主义仪式除了其自身以外不是什么也没有吗？如果拜占庭语言 〔logothesis〕只是建立一种仪式，简言之，即建立一种修辞学，语言的奠定者就只是一个系统的作者（通常这将被称作一个哲学家，一个学者或一个思想家）。萨德，傅立叶，罗犹拉则属于另一种情况：配方者〔formulateurs〕。实际上，为了彻底奠定一种新语言，需要第四种运作，即戏剧化运作。什么是戏剧化呢？不是对再现作用进行装饰，而是使语言无限扩充其潜能。虽然，按其历史的立场，所有三者都介入了一种再现作用和记号的意识形态，然而我们的拜占庭语言所产生者已经完全是文本性质的了；也就是，对于风格的平庸性而言（正如在“大”作家那里看到的那种平庸性），他们懂得如何替换写作的容量〔volume〕。风格假定着和实践着实质〔fond〕和形式之间的对立；风格是一种基础结构的胶合版；写作达到这样一点，在此它产生了一种诸能指构成的梯阵〔échelonnement〕，其中不再能够发现任何语言实质〔fond de langage〕；因为它被看作是一种“形式”，风格蕴涵着一种“一致性”；写作，让我们用拉康的术语说，只辨识“坚持”〔insistances〕。而这就是我们的三位分类家所作的：不论他们的风格如何被评价，好，坏，不好不坏，都无关紧要：在此进行衡量和提升的运作中，他们不停地坚持着；随着风格吸收进写作之内，系统松解为系统的因素，小说松解为小说的因素，祈祷松解为幻想的因素：
萨德不再是一位色情狂，傅立叶不再是一位乌托邦者，罗犹拉不再是一位圣者：他们每人身上剩下的只是一位舞台设计者身份：后者分散于其不断搭建和安置的舞台撑架内。
于是，如果萨德，傅立叶，罗犹拉是语言的奠定者，而且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这正是为了什么也不说，为了保持一种空缺。语言，能指的领域，上演着坚持关系，而非一致关系：中心，重量，意义被取消了。最乏中心的傅立叶的拜占庭语言，肯定是傅立叶的语言（情感和星宿被不断地分散和分配），而他无疑因此也是最快乐的。对罗犹拉来说，当然，我们会看到，上帝就是标记，内在的强音，深刻的痕迹，而且我们将不会为了这位圣者与教会进行争辩；然而陷于写作的热情中的这个标记，这个强音，这个痕迹最后欠缺了：一种极其精细的拜占庭语言系统，由于虚假，产生着或企图产生着语义学的无关性、质询的平等性、一种占卜术，其中回应的欠缺引起了答辩者的不在。对萨德来说，存在有某种使语言平衡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具有中心的换喻，但是这个某种东西就是性交（“一切不道德行为都是彼此相联的，而且我们越接近不道德的性交，我们就必将最快乐”），也就是直意上的播种。没有什么比把“文本”想象为一种思想的对象（供反思、分析、比较、反映等等的对象）更令人沮丧的了。“文本”是一种快乐的对象。“文本”的欢娱往往只是风格性的：存在着一种表达的幸福，萨德和傅立叶对此都不欠缺。然而有时“文本”的快乐以某种最深刻的方式被实现了（而此时人们可以真地说存在有“文本”）：
当“文学的”文本（“书籍”）转换为我们的生命时，当某种其他的写作（他者的写作）成功地写出了我们自己日常生活的片段时，简言之，当一种共同存在产生时。
“文本”快乐的标志于是就成为：当我们能够和傅立叶、和萨德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和一位作家生活在一起，并不一定意味着在我们的生活中完成该作家的书内留存的计划（然而这个情境并非是不重要的，因为它构成了唐吉坷德的观点；确实，唐吉坷德仍然是一本书的角色）；问题不在于使被再现者运作，不在于成为萨德式人物或和萨德一起狂欢，和傅立叶一起参加共同生活体，与罗犹拉一起祷告；问题在于将此来自所喜爱的（被喜爱，正因为它编排精细）文本中的不可理喻的片段（“格式”〔formules〕）传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问题在于，通过使其具有一个引语的距离，通过一种语言真理的、一个被铸造字词的迸发力，来谈论这个文本，而不是使其运作；于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变成了一个剧场，其场景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息地；和萨德生活在一起，有时就是说萨德式语言，和傅立叶生活在一起，就是说傅立叶式的语言（和罗犹拉生活在一起呢？为什么不呢？再一次说，问题不是将内容、信念、信仰、事业，甚至于也不是将形象转输入我们的内心；问题是从其文本中接受一种幻想式的秩序：和罗犹拉一起欣赏组织一次隐退的快乐，使我们的内在时间与其相合的快乐，在其内分配语言的因素的快乐：写作的欢乐几乎受到依格那修再现作用之严肃性的压抑）。“文本”的快乐也包含着作者的一次友善的返回。当然，返回的作者不是我们的制度（文学、哲学、教会话语中的历史和说教）所认同者；他甚至于不是一部传记的主人公。来自其文本和进入我们生活的作者并不具有同一性；他只是一个诸“魅力”之集合，某些微小细节的位置，但却是某些生动的小说光芒的源泉，一首不连续的友善诗篇，然而在其中我们却比在一部命运史诗中更肯定地读到了死亡；他不是一个（公民的、道德的）个人，他是一个躯体。在与“文本”快乐产生的价值完全脱离后，我从萨德的生活中得到的就不是一个因其激情而被整个社会压制的个人的场景，不管这个场景多么壮观，它也不是对一种命运的严肃沉思，而只是其普洛旺斯的表达方式：例如，萨德称呼鲁塞小姐为milli〔小姐〕的方式，他也这样称呼亨丽埃特小姐，莱皮柰小姐；再例如他与罗斯·凯勒攀谈时使用的手笼，他与小成衣商沙龙东最后的几次牌戏（在此女成衣商的例子中，使我入迷的是内衣）。我从傅立叶的生活中得到的是他对一种放入香精的巴黎小甜饼的嗜好，他对女同性恋者的迟来的同情，以及他在花盆中间的死亡。我从罗犹拉生活中得到的，不是这位圣徒的朝圣之旅，不是他的幻相、苦修和气质，而只是他的“永远略含泪水的美丽眼睛。”因为，按照一种不无辩证性扭曲的说法，如果作为一切主体摧毁者的“文本”含有一种可爱的主体的话，该主体也是被分散的，有些像人死后我们撒向凤中的灰烬：
如果我是作家，死了，我将会非常高兴，如果我的生活，被某位友善而公正的传记家分解为一些细节，一些偏好，一些变化，我们说，划归为：“传记素”〔biographèmes〕，其区别和变动性可能超越任何命运并像伊壁鸠鲁的原子一样触及某个未来的身体，后者注定了同样要消散。
一种被标记的生命，总之，如普鲁斯特在其作品中成功地写出的他自己的生命，或者甚至是一部老式电影，其中没有对白，而它的影像流（这个“言语流”〔flumen orationis〕，其中也许含有写作的“淫秽”〔cochonnerie〕）被字幕内几乎无字的黑色以舒缓的方式所截断，后者相当于另一种能指的随意迸发：萨德白色的手笼，傅立叶的花盆，依格那修的西班牙眼睛。布莱希特说过，“只有厌倦生命的人才需要虚幻”。一种读解的快乐保证着其真实。阅读文本，而不是阅读作品，在文本上实行一种睿智，它不是朝向其奥秘、其“内容”、其哲学，而只是朝向其写作的幸福。我能够期望使萨德、傅立叶、罗犹拉从他们的许诺（宗教，乌托邦，淫虐狂）中解脱出来；我企图稀释或避开人们加予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道德话语；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语言书写，我使其文本脱离开其所宣告的目的：社会主义，信仰，恶。由此我甚至于必须（至少本研究的理论意图在此）使文本的社会责任性转移（但不是将其压制；或许甚至于是将其突出）。有些人相信他们能够相当有把握地确定这种责任性的位置所在：例如说，作者，将作者插入他的时代、他的历史、他的阶级。但是另外一个位置仍然成迷，暂时不能提供任何说明：读解的位置。此一晦暗不明发生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严厉斥责之时，却未被询问对其谈论或反对的位置何在：它是一种“非话语”〔non-discours〕位置（“我们不说，我们不写：我们进行战斗”）吗？它是一种“反话语”〔contre-discours〕（我们发出反阶级文化的话语）的位置而却又不知道其特征、人物、理由、文化剩余物何在？如此行动，似乎一种纯白话语可以用来反对意识形态，这就相当于继续相信语言只不过是一种优胜者内容的中性工具。实际上，今日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外不存在语言的位置：我们的语言从此意识形态中产生，返回到其中去，并始终封闭于其内。唯一可能的反击既不是对峙也不是摧毁，而只是偷窃：分隔文化、科学、文学的旧文本，并通过变装方式来散播其各种组成特点，就像是对偷来的货物进行伪装时所作的那样。因此，在面对着这些旧文本时，我企图抹消在决定作用、幻觉、投射中存在的那种社会学的、历史的、或主观的虚假繁荣；我倾听着信息中的激情，而不是倾听着信息内容，我在此三重作品中看到能指性的、恐怖性的文本的决定性展开，像是一层旧皮似地，使其与所接受的意义、被压制的（自由的）话语脱离，此话语不断地想将其恢复。一个文本的社会性与作用（并不一定在文本出现时完成），既不是由其在读者处受欢迎的程度来衡量的，也不是由其中所包含的或投射向某些热情的社会学家的那种经济社会思想的正确性来衡量的，而宁肯说是由其能够超越法则的激烈性来衡量的。
这些法则是由一个社会、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哲学为它们自己所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在一种历史的理智精神运动中彼此协同一致。
今日「慧田哲学公号」题图为：「海藻森林」。这片茂密的森林主要由大型褐藻所构成，巨大海藻森林分布于北美太平洋沿岸海域，在涌升流丰富营养盐的滋润下，巨藻可长高到60米以上，叶片基部的气囊，使海藻能向海面上延伸，形成巨大海底森林奇观。Via：慧田君编｜有异议请私信其微信「cc2cc-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