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心病病友和心内科医生的聊天秘诀
（一）
很早就想写这么一篇东西了，一直在等一个机会，哪成想这一等就等了十多年。
我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的。首先自己是个心脏科医生，而且是个冠脉介入医生。而父亲，10多年前，就成了我的心脏病病人；更在大半年前，父亲又成了我作为冠脉介入医生以来一次植入支架最多的病人！
因着这样的渊源，也许在旁人看来，作为病人的父亲和作为医生的儿子之间，应该有许多次对话，或者是聊天。
既是父子，又是医患，这样的对话，一定是开诚布公，一定是无话不谈，一定是知无不言，一定是言无不尽......，总之，这样的对话，应该意义非凡，倘能广而告之，想来会给别的病友提供某种借鉴。
我一直没有等到，父亲也一直没给我这样的机会。
父亲是个识字的农民。一句话，我们父子医患之间不存在交流沟通的“技术性难题”。
仔细想，拼命想，10多年来，父亲确乎并未就自己的心脏病问题主动与我聊过天，哪怕一次也好。如果说我们之间有对话的话，也都是我在下“医嘱”，他在执行“医嘱”。
在父亲那里，没有“是否需要？如何做好？怎样管好？”的灵魂三问。
不错，父亲是在执着地践行着一件事儿：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干。他从开始就认准了儿子作为心脏科医生还是专业的，他很乐意自己不要多操心。
得到作为心脏病病人父亲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托付，不可否认，我是小确幸着暗暗欢喜的。
然而，这还不是我所认为的医患之间信任的最高境界。因为，我一直无法确定，作为父亲的他是信任儿子多一点，还是作为病人的他信任医生多一点儿。
（二）
现在，我已经不再那么期待与父亲进行医患之间的聊天对话了。而且，这样的对话，因为掺杂了亲情，似乎也不会成为纯粹的医患沟通对话的良好范本。
但我，一直期待着和我的每一位冠心病病友之间的聊天、对话和沟通。
我的那个“是否需要？如何做好？怎样管好？”的灵魂三问，并不是多么深奥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医生回答好了就可以的问题。
当素不相识的冠心病病友问我：我是否需要吃这个药？我是否需要做这个检查？我是否需要放这个支架？......
我不认为您的这些问题是对我们作为医生是否专业的质疑和怀疑。您的困惑和问题恰恰是我们彼此信任的开始，是我们可以头头是道地向您展示我们专业的时机。
因为这些问题，是我们医患都要认真对待和必须回答好的问题。
前几天，外地的一个冠心病病友，急性冠脉综合征发病，严重的冠脉三支病变（前降支完全闭塞，右冠的PDA和回旋支重度狭窄），心脏超声提示射血分数严重降低，不到40%了，心尖部室壁瘤形成且有附壁血栓。当地医院做了造影，可能因为病人很年轻且第一时间拒绝支架的关系，当地医院没有随即进行血运重建手术。后辗转到某京大医院，先看心内科医生，心内科又转给心脏外科，心脏外科说要搭4-5根桥，但要排队数月之后......。
小伙子的妈妈数年前从河北来上海，我给做的支架。他托了和我有联系的亲戚问我：自己应该怎么办？（是否需要？）
医患之间，这种通过中间人的聊天其实很不好玩。
因为有着前面病史的了解，加上看了冠脉造影的文字描述，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们：血运重建肯定是需要的。至于，冠脉搭桥好，还是冠脉介入好，因为当时没有看到造影结果，不好说。
之后，当我得知他从当地医院心内科，又到某京大医院心内科，再到某京大医院心外科，这样子兜了一圈子后......我最关心的，已经不是他什么时候到哪儿进行血运重建了！
这时，我们已经有了微信联系。我问他：这样一圈子兜下来后，你把正在服用的药物拍照发给我看看。
我想象力再好，也没有想到，他在吃的西药仅仅只有三个：阿司匹林、阿替洛尔、一个长效硝酸酯类；另外就是一大堆中成药。我让他立即回当地医院心内科医生处规范药物治疗，结果后来到上海时，药物治疗还是老样子。
也许所有经手的医生，想当然地认为只需要回答病人“是否需要血运重建”的问题就好了。
作为一个年轻的冠心病病友，他需要提问和回答的，哪里仅仅是“是否需要血运重建”的问题啊？！
他汀或其他调脂药是否需要？诺欣妥或ACEI或ARB是否需要？醛固酮抑制剂是否需要？双抗是否需要？抗凝是否需要？......。
我觉得病人若能和医生在交流聊天时，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定可以让医患相长的。
看到小伙子还没有学会如何与医生“聊天”，看到他有这么多“是否需要”的问题还没有回答好，郎中心里捉急，心下一软，同意接诊这个最初拒绝支架的年轻人。
（三）
也许，您觉得问这样的问题很不好意思，也不礼貌。
如何做好？这从来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或可问可不问的问题，也不应该是一个羞答答的问题。作为冠心病病友，您肯定对此极为关切。
一个医院的技术手段有多寡，一个导管室的器械准备有多少，一个医生的手术水平有高低......。
手术的计划是否合理？手术的策略是否最优？手术的预案是否周全？......。
您的所有顾虑，都有道理。这个逻辑，没问题。
还有，您还应该了解到：医学上，手术中，有不可预测性。
计划里有变化，套路里有变数，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医患在术前术中对如何做好进行坦诚有效的交流。
就像前面那位拒绝植入支架的小伙子，上台前和再次造影后，我多次与他和他家属交流：我的介入计划是尊重你的愿望不植入支架的，但是一旦出现不植入支架血管就要闭塞的情况，则必须进行补救支架植入。
有效的沟通交流，达成医患间对病友最有利的共识，不正是我们期待和需要的吗？！
在这样的“聊天”之后，有些之前素不相识的冠心病病友，会出其不意地，来上一句让我感动半天的话：我把自己交给你了，医生。
对病友这般的信任，我是沉甸甸着心花小放的。
（四）
说实话，我最大的希望，是在回答好“是否需要？如何做好？”的问题后，再把病友很好地放心地交还给他自己。
这涉及到另一个常常让我崩溃的问题：怎样管好？
偏偏“怎样管好”的问题本身成了怎样才能“怎样管好”的大问题！！！
作为慢病的冠心病，慢病管理是关乎长期预后的重大问题。是否需要？如何做好？这些问题我们回答的再好，如果“怎样管好”的问题不能回答好，几乎所有的努力都要付诸东流。
病友要和自己的医生交流“怎样管好”的问题。
医生应该可以提供一些有效的建议。
病友应该有针对自身的计划和行动。
比如，有漏服药行为的、有依从性不好的......分析具体原因，提出可行性建议和改进措施。
比如，上班族，我一般建议他服药时间固定在晨起和睡前。
比如，服药很长时间却记不住药名、各种不用心的病友，我就建议其做笔记。
推己及人。
现在，我坚持要求父亲自己做服药笔记的：哪天因为什么原因加量和减量了？哪天因为什么加药和停药了？哪天根据体检结果进行调整了？当时的血压心率如何？“功课”做得再细点儿，甚至要清楚目前储备的每种药物各自可以吃到什么时候？......
......。
诸位看官，其实，病人和医生聊天哪里需要什么秘诀？！我们只要认认真真地提问并回答好三个简单的问题就好了：
是否需要？
如何做好？
怎样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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