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医节,致敬每一个中医师!

1929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议案最终未被采纳。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今天,致敬每一位中医师。

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宝藏”,在西医传入中国以前,中医一直是人民健康的护卫者,做出的贡献,不能,也不可能被抹杀。

在中西交融的今天,我们的科学技术在进步,我们的国家在进步,中医也在进步!

在中国,在今天,千千万万的中医师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救死扶伤、济世为民,用自己的岐黄仁术,传承我们的中医药!

借十余位名中医的谆谆教诲,致敬那些已经故去的老先生,致敬如今每一个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中医师!

岳美中

岳美中(1900—1982)

河北省滦县人。早年攻读文史,二十五岁时因肺病吐血,发愤自学中医。一生从事中医医疗和教学工作。较早地提出了专病、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原则。善用经方治大病。于中医老年病学领域,有新的创见。倡办全国中医研究班和研究生班,培养了一大批中医高级人才。多次出国从事重要医事活动。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人们都知道医德的重要。我以为,做一个医生,治医之时,有两条至为要紧:治学,要忠诚于学术的真理,直至系之以命;临证,要真诚地对病人负责,此外决无所求。只有这样,才能认真热诚地对待患者,谦虚诚挚地对待同道,勇敢无畏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对待成败。相反,如果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不热爱,不相信,惜献身,对患者缺乏负责的精神,甚至把自己掌握的一点技术当作追求个人利益的手段,那就丧失了做医生的根本。不特失之于医德,且将毁及于医术。

彭履祥

彭履祥(1909—1982)

四川遂宁人。早年随师学医,治学严谨,医理精深,善于治疗疑难杂病证,对中医痰饮学说和调气开郁理论有独有见解。特别是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结合前人有关“郁证”之论述,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郁证学说”,提供了新的经验和认识。1978年被授予我国第一批中医内科学教授职称。

学医的目的,是为了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因此,必须从解除伤病员痛苦出发,激发自己的事业心,认真学习,精益求精,掌握真实本领。历史上许多医家,多在“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严重现实面前,认识到“医乃身家性命之学,坐而言,即当起而行”的重要性,激起“博览群书,寝食俱废”的学习精神。而要想胜任“人之安危系于一医”的重大责任,必须深入细致,刻苦钻研,具备真才实学。反之,将学医视为儿戏,马虎敷衍,或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华而不实,夸夸其谈,就有贻误病情、草菅人命的危险,致使病者“不死于病,而死于医”。不能错误地认为中医药的运用要求不严,不易出医疗事故。”若辨证不明,多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轻则无效失治,重则有饮药而人废之虑。故前人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白虎入口,寒极必亡”等警句,何况中药也包括不少毒剧性烈之品,更不可妄投乱用。

王伯岳

王伯岳(1912—1987)

四川成都人。三世中医。以儿科见称,建国后,历任成都市卫生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卫生部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研究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农工党中央委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善治儿科疾病,对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麻疹合并肺炎、肝炎、痢疾、哮喘、腹泻、癫痫等独特之处,疗效显著,有'小儿王'之称。

我体会到:继承与发扬是不可分割的。搞好继承,才能有所前进,前进就是发扬。以祖国医学而论,如果只是按本宣科、依样葫芦,那不是善于继承。继承的目的在于发扬,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勇于创新,使其不断地提高,那才是真正的发扬。希望青年同志从我走过的路中取得教训,奋发图强,催促中医学术繁荣昌盛。

王渭川

王渭川(1898—1988)

江苏南通人,自幼打下较好的经学基础后从师学医,毕生致力予各科临床,尤擅内科和妇科,在理论上也有较深造诣。着有《王渭川临床经验选》、《王渭川妇科治疗经验》等。

人生有涯而知无涯。医林涉足,无不如此。本人从医六十年所得的点滴成就,恰如沧海一粟,还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但我还有志于青山夕照,以现今八十四岁之年为新的起点,争取为祖国四化再多做一点新的贡献。小诗一首,聊表寸心:

诗无寸卷留天地,

医有三编付继人。

暮岁但求争四化,

不辞风雪走风尘。

李聪甫

李聪甫(1905—1990)

湖北黄梅人,致力于中医药事业70年。多年从事李东垣脾胃理论的研究与探索,倡'形神学说为指导、脾胃学说为枢纽'的整体论,结合临床,确立'益脾胃、和脏腑、通经络、行气血、保津液,以至平衡阴阳'的治疗大法。在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卓有贡献。

未来是过去和现在的延伸,但是,过去和现在并不等于未来。虽然我已老了,昔日的所学获得了点滴的已知,而面临的中医现代化将是任重而道远,必然会遇到大量的未知。我迫切需要的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也希望并且深信广大青年中医和西学中的有志之士,一定能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实现中医现代化,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

赵金铎

赵金铎(1916—1990)

河北省深泽县,十四岁习医,三年后悬壶故里,“七·七”事变后参加地下党工作,毕生从事中医事业,擅长内科风证及七情神志诸病。曾先后担任医史研究室副主任、广安门医院内科主任、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医师、研究院,是国家级名老中医。

革命战争的洗礼,也培养了我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树立了有求必应、讲求实效、用方简廉的医德。在此期间,为了适应艰苦环境中农村医疗之需要,我搜集、研制了用以治疗内、外、妇、儿各科常见病的简便方剂。例如,用以治疗外感热病汗后低热不退的三根汤:芦根、葛根、板蓝根;治疗久疟但寒无热的乌白丸;祖传治疗新生儿破伤风的脐风散,令病儿吮之;产后服用的简易生化汤:山楂、红糖、生姜,水煎服等。这些方剂皆在战争年代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姜春华(1908~1992)。

姜春华(1908—1992)

科学奠基人。从医60余年,学验俱丰,临床疗效卓著。先生自幼从父青云公习医,18岁到沪悬壶,30年代即蜚声医林。60年代初即提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主张,治学勤奋,勇于探索,曾提出'截断扭转'独创性的临床治疗观点。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所以我的经验,学习中医不能与现代医学对比,一比之下觉得彼何其精,我何其粗。如从辨证论治角度学,从辨证论治角度用,则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认识病的精粗不等于疗效的高低,我常以此告人,不可以现代医学对病的认识与中医作对比。但是,以双方认识相合,心中有数,以辨证论治为手段,则不失中医精神。如果“为病寻药”丢掉辨证论治将会失掉中医的精神,但“为病寻药”亦有其必要,二者不可偏废。

周凤梧

周凤梧(1912—1997)

山东省临邑县人,祖籍浙江省萧山县,著名中药方剂学家、教育家、临床家,长于内、妇、小儿诸科,倾心治学,勤于著述。著有《神农本草经百五十味浅释》《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黄帝内经灵枢语释》《山东中草药》《黄帝内经素问语释》《中药学》《中药方剂学》、《中医妇科学》等。以上共计三百二十余万字。

几十年来,我涉身医林,回顾旧迹,虽为中医事业做了点工作,但成就是微不足道的。现已年近古稀,总感到“时乎时乎不再来”的紧迫,又感到还有一些应当学习的医籍还没来得及阅读,因而每天除教学、指导、编写等工作外,仍要挤时间看看书刊,一有收益,辄觉欣快。身心疲怠时,唯有作画以自遣,绝少一登剧场之门。“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在当今与旧社会大不相同的优越条件下,愿与后学共勉之。

刘渡舟

刘渡舟(1917—2001)

辽宁营口人,毕生致力于《伤寒论》的教学和研究,成绩斐然。他强调六经的实质是经络,重视六经病提纲证的作用。提出《伤寒论》398条条文之间的组织排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临床辨证善抓主证,并擅长用经方治病。从事中医教育30多年,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

我讲《伤寒论》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但现在备起课来,还有可学的东西,还可发现自己在认识上的错误,可见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是难以蠡测的。为此,读这本书的人,切不可浅尝辄止,亦不可略有所获便沾沾自喜而停顿不前。学中医先从学习经典著作入手,不要怕难,要有一点精神;二是对于中医学的原文和汤头、药性及歌诀既要明其义而又要背其文。不背书,是没有工夫可言的;三是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从被动学习中解放出来,自学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要一生奉行;四是要树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优良学风。这对中医来说更为重要。

朱良春

朱良春(1917—2015)

江苏丹徒人。治学勤奋,自强不息。擅长内科杂病,屡起沉疴。对于虫类药的临床应用,尤具心得。著有《传染性肝炎的综合疗法》《汤头歌诀详解》《章次公医案》《虫类药的应用》等。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我们每个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只要能解决病员的痛苦,我都愿意去协助做好工作。我常与其他单位协作,拟定处方应用于临床,如与市卫生防疫站职业病防治科协作,创制了“止咳化矽糖浆”,获得较好的效果。全国各地来信问病求方者甚多。我对读者来信总是认真阅读,并开出处方,寄给病人,以期减轻患者的痛苦。总之,在我行医的四十多年中,将良方效药给予病员,已成了我最大的愉快。每个疑难杂症患者的治愈,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他们的健康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邓铁涛

邓铁涛(1916—2019)

广东开平县人。幼承家学,及长又攻读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曾悬壶于广州、香港及武汉等地。从事中医工作四十余年,有较深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学医后感到自己文化基础薄弱,遂饥不择食地看书,文、史、哲及其他白然科学知识等都看,课外读书杂乱而无计划,贪多嚼不烂,花费了一些时间,但自己摸索着走路,付出了光阴作为代价,初步养成自学的信心与习惯,还是值得的。读书乱不好,但读书杂有好处,今天我仍然认为,知识面既要有深度,也应有广度。积累知识好比建筑金字塔,底宽顶尖,乃能巍然屹立。我们是社会上的一员,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除了医学领域之外,还有人生其他思想活动的领域。知识的广度可以使我们视野开阔,能帮助克服保守思想,能推动专业知识的深化与发展,文学、艺术使我们接触时代的脉搏与生活气息,因此在业医之余,也就成了我的爱好……中医学术发展的道路中央已指出来了,傍徨几十年的中医可以说已走在大路上,就看现代中医、西学中和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其他科学家们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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