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曾经的风景胜地泡子河
不久前到北京站附近办事，时间充裕，特意到泡子河东巷周边转上一遭，算是故地重游一番。泡子河东巷不长，北起盔甲厂胡同东口，向南行百余步即可见左前方高大雄伟的明内城东南角楼。当年，从泡子河东巷南段向西析出一条不长的死胡同，名曰泡子河西巷，如今已不存在。
提到这两条胡同，自然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泡子河何在？泡子河早已不在，关于它的记忆只存在典籍里。不过，从明代老北京城区地图中，人们还是能找到泡子河的踪迹。它源自两条水道：一条南北方向，起自贡院以东，沿着朝阳门南城根向南注入，后来的泡子河东、西巷就是昔日南北方向的旧水道的一部分；另一条东西方向，西北自船板胡同西口以南，沿着胡同的走向抵达崇文门东城根后，向东注入，今日的北京火车站站台沿线就是昔日东西方向旧水道的一部分。
明清时期，这两条水道汇于内城东南角，形成一个宽阔的水面。河道之上还分设石桥三座。由于这里是内城较低洼的地方，沿河有数个积水的水洼，小的有十余亩，最大的有近百亩，北方人称之为“泡子”，所以这条河就被叫做“泡子河”了。
“泡子河”是怎么形成的呢？追根溯源，它和元代的通惠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末学者震钧所著的《天咫偶闻》中提到，“始悟此河盖本是元代通惠河之故道。自明代筑城，将河之半段截于城内，今东便门外之河，即此河之下流，其上源则与大内金水河通。”震钧的猜测不无道理。当年，泡子河东岸曾有一座明万历年间顾起元撰写的《太清宫碑记》，碑文首句即为：“京师之巽隅，惟水潴焉，是曰泡子河，即元人所开通恵河也。”原碑曾立于泡子河东岸，后不知所踪，唯拓片有幸传世，保存于国家图书馆中。
元代通惠河的一段如何成内城的一处水域呢？这与元明时期都城建设有关。1215年蒙古大军攻破金中都。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命大臣刘秉忠在北京组织规划建设新都城，历时近二十载，于1285年建成，史称元大都。
为缓解京杭运河物资抵达通州后难以向大都转运的问题，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元世祖忽必烈特命都水监郭守敬主持开挖修建漕运河道。笠年秋，工程全线竣工。元世祖正从上京和林归来，亲自命名这条从万宁桥到通州的河道为“通惠河”。
元代的通惠河从昌平白浮村神仙泉引水，向西南一路上汇集诸河、众泉之水，流入瓮山泊（今昆明湖）。从瓮山泊经长河（高梁河）流入和义门（西直门）的水关至积水潭。再从积水潭东的万宁桥（后门桥）经大都皇城的东墙外流过北河沿、南河沿，出丽正门东水关，在正义路北口附近拐向东南，经台基厂二条、船板胡同和如今的北京站一带，出东便门，接闸河至通州入白河（今北运河）。
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七年（1419年）改建北京城，不仅将皇城、宫城的位置进行了重新规划，还将元大都南城墙向南移二里，并重新挖掘护城河。元代通惠河东南一段的河道就成了内城东南角的一段“盲肠”，“泡子河”亦由此形成。而明朝新的通惠河则改道而行。
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泡子河景色甚是优美。明代诗人陆启浤的《泡子河》诗云：“不远市尘外，泓然别有天。石桥将尽岸，春雨过平川。双阙晴分影，千楼夕起烟。因河名泡子，悟得海无边。”
比陆启浤稍晚一些的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中涉及泡子河的内容颇为丰富：“崇文门东城角，洼然一水，泡子河也。东西亦堤岸，岸亦园亭，堤亦林木，水亦芦荻，芦荻下上亦鱼鸟……”
此时的泡子河俨然是北京城内一处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好去处。沿河两岸不仅分布有吕公祠、慈云寺、华严禅林、太清宫、关帝庙等众多古刹名寺，又因与科举取士的贡院比邻，一年四季吸引了无数京内游客以及进京赶考的士子流连忘返，更是引来众多达官显贵，艺林名流在此修建宅第和私家园林。
泡子河的盛名还远播域外，日本文化二年（即清嘉庆十年，1805年），日本人冈田玉山等人编绘刊刻的《唐土名胜图会》中就有所体现。书中绘有一幅泡子河图，其中古观象台、内城城墙赫然在列，风姿摇曳的树木、庄严肃穆的古刹，伴着静静流淌的涓涓河水，秀丽的风光跃然纸上。
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此地遭到严重破坏，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清朝灭亡后，泡子河面积缩小，这里盖起大片平房。从北京内城流到这里大量的生活污水、垃圾，使几个泡子成为死水。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环境整治中，这里被填平，随后才有了泡子河东西巷等地名。（李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