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依为文——记艾芜和沙汀

  中国现代文坛闪射着一对耀眼的双星——艾芜和沙汀。他们俩人一生交往甚密,相互扶持,相依为文,那是一直为人们所称赞和传颂的。

同窗学友携手为文

艾芜,原名汤道耕。沙汀,原名杨朝熙。虽然都是四川省的人,但一个生在新繁,一个家在安县,然而,却有机缘巧遇。在1921年,他们小学都没毕业,同时到了成都,而且一起考入四川省立成都第一师范学校的十班学习。一个沉默寡言勤奋好学,成天不声不响,埋头读书;一个热情外溢,喜欢找人谈话、聊天。两人因为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一起上大街,逛书店,一起阅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如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他们便是站在书架前翻看完的。

兴趣和爱好的相似,共同为美好的未来和事业、理想的追求,性格虽然各不一样,但他们能够相互真诚相待,情感相融,而且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在几年的同窗学习和友谊中,奠定了他们之间几十年真挚友谊的坚实基础。

1925年,两人在成都分手,南北各自一方:艾芜接受“五四”以来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崇尚劳工神圣,决心通过半工半读走出一条成功之路,迈开双脚徒步去到滇缅边境求生(同时也是为逃避封建包办婚姻);沙汀跑到北京考学,很快参与中共地下党的革命活动。艾芜因为积极投身建立缅甸共产党的革命工作,于1931年被迫回国辗转漂流到了上海。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时间相隔五六年互无联系,两人竟然在大街上不期而遇。

那时,艾芜已在缅甸发表过不少小说、散文和诗歌。沙汀与任自戈等革命同志创办辛垦书店,同时也写作了一些作品。再次见面后,沙汀热情邀请艾芜到自己家里同住。两位同窗好友,朝夕相处,共同切磋写作艺术。沙汀积极鼓励艾芜写出漂泊南洋的曲折经历和人生感受,同时自己写作了一些当时小知识分子青年对社会的观察和理解,初步显露出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力和善于运用讽刺的艺术手腕。但是,写着写着他们产生了一些迟疑和犹豫,即自己的创作是否会对当时的时代和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因此他们于1931年11月29日联名给鲁迅先生写信,并送去各自的作品,就教于鲁迅先生。12月25日,鲁迅先生给他们回了信同时发表在《十字街头》杂志第3期给予他们很大的鼓舞和帮助。鲁迅明确指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这就是那封有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后来鲁迅收入了《二心集》。

不久,艾芜以小说集《南行记》、散文集《漂洎杂记》等独具特色的作品成名于世。沙汀出版了小说集《法律上的航线》,受到茅盾等人的热情肯定。他们又同时加入“左联”,活跃于文坛。于是,中国现代文坛上升起了一对明亮的双星,这即是艾芜和沙汀的相依为文、相映成趣的创作贡献。

艾芜:身体力行朴实无华

我与艾芜同是四川人,艾芜好些年头在重庆、成都居住和工作,我也曾在成都望江楼畔上过四年大学,但是,我们却没有机缘相见。我第一次见到艾芜,是到北京工作后不久。

那是六十年代初期,我所在的《文艺报》编辑部准备召开一次座谈会,想邀请艾芜出席。由于这次会议比较重要,领导上说,几位老作家要编辑亲自到家里去邀请,以表示尊重,并说明这次会议请他们一定到会的意思,而不是一般地发个开会通知就行了。我争取到这个机会。便跑到朝阳门内南小街,穿进一条小胡同,叫做什坊院的一个地方。敲门后,没想到是艾芜同志亲自来给我开门。以前,我虽然没有当面见过他,但多次看过他的照片,因此,我一眼看见穿着一身灰白中山装、面容清癯、近六十岁的老人,便立刻认出是他。我叫着“艾芜同志”,他便把我让进了屋。屋子大约只有十二三平米,放了一张床,床前摆了一张书桌,就显得很拥挤了。艾芜是第一次见我,但对我很和蔼、平易而亲切。我拿出邀请信说着开会的意思,他立刻答应说:“这个会,我去。”虽然这是一次极其简单而又短暂的谈话,但在我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艾芜从表到里,从穿着、言谈、举止、行为,到办事和工作,都给人极其朴实、朴素、朴直诚朴的印象,如社会下层劳苦大众那样的具有一种质朴和勤劳的秉性,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无论在北京还是在成都皆无不给人这种诚朴而可靠的印象。

不久,艾芜回到了四川,我仍在北京工作。我们都经历了十年“文革”荒唐岁月的磨难和洗礼。1982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为我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出版的一套丛书“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艾芜》卷的编选工作,我曾去成都和写信向艾芜索要资料和照片。他几次复信给我,建议选用的篇目,还为这本书新写了一篇《序》。6月中旬,他到北京开会,住在西直门外动物园附近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距离我办公地大约十公里。为了选用他生活和创作各个时期的几张照片,他打电话给我,我说由我去他那里取,他却执意要亲自给我送来,并说,他要进城办别的事情“顺便”将几张照片带来。当年艾芜已经七十八岁,让这样一位著名的老作家亲自送照片来,我心里感觉很不安,便早早地到办公楼下面去等他。可是,不巧,我俩竟错开了,艾芜徒步爬到三层楼上把照片送到我办公室里,交给了别的同志。他对人说:“我是来送这几张照片的没有别的事。”说完就离开了。后来,我于19日专程去招待所里看过他,对此深深致意。他却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仿佛做人就理所应该如此。

当时,我拿到艾芜送来的这几张照片,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艾芜当年徒步到滇缅边境求生(此后,至七十七岁,他作了三次南行),徒步在上海的大街上与沙汀不期而遇,抗日战争中徒步奔波于江、浙武汉、桂林、贵州、重庆等地,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土改,去搞“四清”,深人到鞍山钢铁厂、十三陵水库工地、大庆油田等地,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直到老年心脏出了毛病,安了一个起搏器,还常常到农贸市场买菜,回家做饭…一幕一幕情景今天仍映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深深感动的是:数十年来,艾芜不怕茹苦含辛,事事身体力行,对下层劳苦群众的深情热爱和关切,那种骨肉般的深厚情谊,那么勤恳、踏实、奋力工作的品格和精神。可以说,工农大众火热的斗争和生活,是艾芜人生的起点,创作的基础。如果没有那南行路上的颠沛流离、坎坷曲折,没有那一次次的辛酸经历和深切体验,就不会有著名的《南行记》等优秀作品的诞生,也就不会有产生了如此巨大影响的著名作家艾芜。

  后来,还有一件让我感动和敬佩的事,是艾芜对长篇小说《春天的雾》的修改那样坚持不懈,一丝不苟。

  1984年,艾芜已届八十高龄。《春天的雾》虽曾经过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规模改写,但因原来是写那场有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典型事例。在“文革”后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如果仍原封不动地搬入作品,显然不合时宜。但那些生活事实和人物、故事,也不是不可以写入文艺作品的。关键在于作家怎么认识、怎么把握。这对一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作家来说,不仅有时间、精力上的问题,而且更有思想观念的革新问题;没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目标不行,没有开拓进取、赶上时代的思想精神更不行。我是这部书稿的责任编辑之一。和有关同志充分交换意见之后,我真担心艾芜能否接受得了这些意见,更担心他是否能够改好这部小说。可出乎意外的是,艾芜不仅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意见,而且立刻进行第四次重大修改:删除约二十万字,许多卷部和章节、人物和情节都大作变动,不少地方重新作了改写,使之既符合历史真实,又与今天的时代社会发展相适应,几乎可以说这是将一部作品大动手术之后起死回生!艾芜的这种精神和毅力、度量和胆识、品格和意志,并且经过如此艰苦奋斗、不懈追求,终于取得了相当成功的榜样,实在是让人深深敬佩不已。

沙汀:热情外溢、钟情创作

  我与沙汀相见的缘分,比见艾芜要早一些。因为,我们都是1955年到了成都:我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他从北京回到四川创作,被选为四川文联和作协分会主席,所以,有多次机会见到他,并听到他关于文学问题的讲话。

  沙汀一生热情外溢,且钟情于文学创作。

早在1932年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曾任左联常委秘书兼创作委员会小说散文组组长。1952年,他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他一直热心联络作家,组织作家深人生活,开展各种创作活动。这期间,艾芜1952年到鞍钢体验生活,创作出《百炼成钢》等作品,1958年深人十三陵水阵工地,沙汀都起了积极促进和支持的重要作用。沙汀反复说:“我被行政工作缠着了,没有办法。艾芜比我能吃苦,我支持他多下去,多搞创作。一直到晚年,他仍时时刻刻关心着艾芜的身体和写作。

  同时,他十分关心工农兵作家的成长和创作。在这方面我与沙汀有过几次机缘和巧遇。

  一是在1958年。当时倡导工农兵创作,《成都日报》特辟“工农兵文艺”专栏。我对上面发表部队作者邹仲平的小说《628号解说员》读后颇有感触和兴趣,立刻写作一篇短评,题名《共产主义思想的花朵》,发表在12月1日的《成都日报》上。这是我写作的可以称之为文学评论的第一篇文章。恰有机缘巧合的是,在1959年春天,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工农兵作品选》,是当时“工农兵文艺”专栏上所发作品的选本,这本集子的后面收录了两篇评论,恰好就是作家沙汀的一篇和我那一篇。——几个月以后,我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编辑部,决定了我一生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其中是否有一种命运的安排?这是我几十年来都还没有想清楚的一件事。

  一是在1980年。沙汀再次迁居北京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此时,四川出了一个农民作家周克芹。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沱江文艺》和《红岩》先后刊发后引起了文坛的注意。这是由于重庆著名评论家、编辑家殷白(原名张惊秋)发现和推荐,沙汀与周扬相互通信在《文艺报》发表出来,产生了颇大的轰动效应。后来,这部小说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的第一名。

  这时,我有一次机会,到西罗圈胡同沙汀住所那楼上拜访他。他从书架上拿出周克芹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热心地向我介绍克芹的情况,既充分地肯定周克芹已取得的成绩,又富于远见地对周克芹将来创作满怀期待和希望。

  到了1987年,沙汀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在木樨地24号楼的家里整理创作和日记,并撰写回忆录《睢水十年》(记述在抗日战争中,他避难于家乡安县,写出著名的长篇小说“三记”:《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和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等情形),他还经常关心着远在四川作协任职的周克芹,让他不可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告诫他要抓紧时间写作。他多次颇有感慨地对我说过,当年行政工作繁忙,很少时间写作,不免深以为憾的心情。因此他回四川时,亲自给有关领导讲了,周克芹可以写作,一定要让他摆脱事务工作,“他那些工作别人可以去做嘛,但别人写不出他那些作品!”其钟情于创作的心态溢于言表。正好,这些时候我与周克芹有些工作联系,急忙将此情告诉了他。沙汀知道后,忙说“对,对。”

  这时,我促成了沙汀1962至1963年的记在我参与主编的《新文学史料》上连续选载。

  开始,他请人将日记抄录了一遍,他亲自阅读并做了一些整理。沙汀本来性子较急,办事讨厌拖泥带水,此时已达八十三岁高龄,他想干的事更希望早目实现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他又顾虑很多,总怕现在发表出来招惹麻烦,影响人际关系,影响团结。这也许与他长期居于领导岗位,又是做行政管理和组织工作的心态有关。因此,好不容易我才说服了他,并保证没有他的同意绝不向外有丝毫透露。而且,我们已算是老朋友了,事先与他的秘书秦友苏做了些工作,同时我又以《新文学史料》副主编的身份当面表示对日记如何选发一定认真负责,这样,他才将其中几个月的日记交给我带去先看看。6月初的一天,我事前在电话中约好到他家去交换看法。这是他的日记能否交给我刊发表非常关键的一次见面。所以,我先与编辑部同志交换过意见,并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可是,因为路途上有耽误,我晚了几分钟才赶到他家。这时,他与秘书秦友苏已在客厅里等着我了。我一进屋,他便急切地拉着我在客厅东墙一张旧藤椅上坐下,他亦坐到旁边,秦友苏则拿了张小凳子坐在我俩的对面,准备“翻译”。因为沙汀是一口川北的家乡话,常常使用一些独特的地方口语,尤其在叙述他一些重要意见时,很喜欢用方言来表达,好像不用方言土语就很难表达他的某些特殊情感和意思,而且这样的说话往往说得更快、更急迫;看来,我们见面前他与秦友苏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交谈;同时,沙汀耳朵已有些背、有些重听,所以,这时他才让秦友苏坐在我们面前来,以便在适当时候强调或重述有关的意见。

  刚坐下,沙汀就有些忧心忡忡地说:“这日记恐怕要翘辫子以后才好出来了!现在出来,怕惹麻烦啊!”我仔细地将我们编辑部的意见坦诚地告诉他:第一,政治上没有问题;第二,所记述的都是当时的生活实事;第三,这是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即记述了许多人许多事,“您主要担心的可能在这些人和事的复杂关系上”。于是,我分门别类地对那些人和事具体加以分析,并将我们建议如何处理的意见作了说明。他开始有些性急,后来逐渐平静下来,也将他事前考虑好的一些想法说了出来,我们又反复研究了如何选用、如何刊发等问题,最后他终于同意了我们先选择一部分出来发表。

  从这些日记中,我们时时可以感觉到,沙汀热忱关怀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扶植青年作家的成长,赞誉优秀作品的问世,关心新老作家的生活及其创作,对社会的歪风邪气以及一切不义之举满腔愤恨和不真是嫉恶如仇,襟怀坦白,他那颗滚烫的拳拳之心跳动得那么激荡而热烈。为了事业和理想,为了人生美好的追求,他不计较个人名位得失,人生许多宝贵的岁月都投入为大局、为他人的诸多事务中去,表现出共产党人高尚的品格和精神。从他对文坛老中青数代友人的细致关心和热情支持,特别是对老朋友艾芜各方面的照拂和炽热深情,不仅溢于言表,而且是处处用心、点点入情的。

艾芜、沙汀,水草不分

  艾芜、沙汀,同年出生,同窗共读,几十年两人友谊深厚,相依为文,在1992年12月同年同月5日与14日相隔仅仅九天,均于四川成都仙逝。终年八十八岁。

  他们逝世后不久,在天津《文学自由谈》、北京《文学故事报》等报刊上转发了一篇印尼《华侨日报》的文章,说到当年他们取用这两个笔名(沙汀二字皆是水字旁,艾芜二字皆是草字头),曾经誓言:两人在追求革命理想和文学创作事业的共同奋斗中,永远“水草不可分”。而且,艾芜原姓汤,是水字旁;沙汀原姓杨,是草木边;两人的笔名正好水字旁与草木边易人交换使用。这其中,是巧合还是暗示,抑或另外包含着什么意蕴?

  两位老作家的晚年,我均有机会多次接触。沙汀在北京的家里,一说起艾芜,总是难以抑制地满是关切之情:“他这次病得不轻哟!”“我要赶回去,再看看他!”“我在四川熟。四川中医好。我让别人展劲给他看看。”他对我多次谈起,他们俩三十年代共同创作的情景,五十年代他行政工作脱不开身,一直支持艾芜到鞍钢深人生活,多写东西,他亲自提议让艾芜去十三陵水库工地……

  艾芜平时表露情感比较含蓄、温和。他住在成都一家医院,我跟别的同志一起去看他,一说起沙汀,他也忍不住地说:“他身体好多病。还有好多写作计划哟!”

  后来,艾芜病转危急,沙汀身体亦很衰弱,仍急忙赶回成都,时刻关注着老朋友的身体情况,直至最后两位携手共进,相依为文的一代文豪脚跟脚走了,他们留下的文学珍品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宝藏!

199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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