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依为文——记艾芜和沙汀
中国现代文坛闪射着一对耀眼的双星——艾芜和沙汀。他们俩人一生交往甚密，相互扶持，相依为文，那是一直为人们所称赞和传颂的。
同窗学友携手为文
艾芜，原名汤道耕。沙汀，原名杨朝熙。虽然都是四川省的人，但一个生在新繁，一个家在安县，然而，却有机缘巧遇。在1921年，他们小学都没毕业，同时到了成都，而且一起考入四川省立成都第一师范学校的十班学习。一个沉默寡言勤奋好学，成天不声不响，埋头读书；一个热情外溢，喜欢找人谈话、聊天。两人因为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一起上大街，逛书店，一起阅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如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他们便是站在书架前翻看完的。
兴趣和爱好的相似，共同为美好的未来和事业、理想的追求，性格虽然各不一样，但他们能够相互真诚相待，情感相融，而且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在几年的同窗学习和友谊中，奠定了他们之间几十年真挚友谊的坚实基础。
1925年，两人在成都分手，南北各自一方：艾芜接受“五四”以来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崇尚劳工神圣，决心通过半工半读走出一条成功之路，迈开双脚徒步去到滇缅边境求生(同时也是为逃避封建包办婚姻)；沙汀跑到北京考学，很快参与中共地下党的革命活动。艾芜因为积极投身建立缅甸共产党的革命工作，于1931年被迫回国辗转漂流到了上海。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时间相隔五六年互无联系，两人竟然在大街上不期而遇。
那时，艾芜已在缅甸发表过不少小说、散文和诗歌。沙汀与任自戈等革命同志创办辛垦书店，同时也写作了一些作品。再次见面后，沙汀热情邀请艾芜到自己家里同住。两位同窗好友，朝夕相处，共同切磋写作艺术。沙汀积极鼓励艾芜写出漂泊南洋的曲折经历和人生感受，同时自己写作了一些当时小知识分子青年对社会的观察和理解，初步显露出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力和善于运用讽刺的艺术手腕。但是，写着写着他们产生了一些迟疑和犹豫，即自己的创作是否会对当时的时代和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因此他们于1931年11月29日联名给鲁迅先生写信，并送去各自的作品，就教于鲁迅先生。12月25日，鲁迅先生给他们回了信同时发表在《十字街头》杂志第3期给予他们很大的鼓舞和帮助。鲁迅明确指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这就是那封有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后来鲁迅收入了《二心集》。
不久，艾芜以小说集《南行记》、散文集《漂洎杂记》等独具特色的作品成名于世。沙汀出版了小说集《法律上的航线》,受到茅盾等人的热情肯定。他们又同时加入“左联”,活跃于文坛。于是，中国现代文坛上升起了一对明亮的双星，这即是艾芜和沙汀的相依为文、相映成趣的创作贡献。
艾芜：身体力行朴实无华
我与艾芜同是四川人，艾芜好些年头在重庆、成都居住和工作，我也曾在成都望江楼畔上过四年大学，但是，我们却没有机缘相见。我第一次见到艾芜，是到北京工作后不久。
那是六十年代初期，我所在的《文艺报》编辑部准备召开一次座谈会，想邀请艾芜出席。由于这次会议比较重要，领导上说，几位老作家要编辑亲自到家里去邀请，以表示尊重，并说明这次会议请他们一定到会的意思，而不是一般地发个开会通知就行了。我争取到这个机会。便跑到朝阳门内南小街，穿进一条小胡同，叫做什坊院的一个地方。敲门后，没想到是艾芜同志亲自来给我开门。以前，我虽然没有当面见过他，但多次看过他的照片，因此，我一眼看见穿着一身灰白中山装、面容清癯、近六十岁的老人，便立刻认出是他。我叫着“艾芜同志”,他便把我让进了屋。屋子大约只有十二三平米，放了一张床，床前摆了一张书桌，就显得很拥挤了。艾芜是第一次见我，但对我很和蔼、平易而亲切。我拿出邀请信说着开会的意思，他立刻答应说:“这个会,我去。”虽然这是一次极其简单而又短暂的谈话，但在我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艾芜从表到里，从穿着、言谈、举止、行为,到办事和工作，都给人极其朴实、朴素、朴直诚朴的印象，如社会下层劳苦大众那样的具有一种质朴和勤劳的秉性，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无论在北京还是在成都皆无不给人这种诚朴而可靠的印象。
不久，艾芜回到了四川，我仍在北京工作。我们都经历了十年“文革”荒唐岁月的磨难和洗礼。1982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为我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出版的一套丛书“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艾芜》卷的编选工作，我曾去成都和写信向艾芜索要资料和照片。他几次复信给我，建议选用的篇目，还为这本书新写了一篇《序》。6月中旬，他到北京开会，住在西直门外动物园附近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距离我办公地大约十公里。为了选用他生活和创作各个时期的几张照片，他打电话给我，我说由我去他那里取，他却执意要亲自给我送来，并说，他要进城办别的事情“顺便”将几张照片带来。当年艾芜已经七十八岁，让这样一位著名的老作家亲自送照片来，我心里感觉很不安，便早早地到办公楼下面去等他。可是，不巧，我俩竟错开了，艾芜徒步爬到三层楼上把照片送到我办公室里，交给了别的同志。他对人说:“我是来送这几张照片的没有别的事。”说完就离开了。后来，我于19日专程去招待所里看过他，对此深深致意。他却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仿佛做人就理所应该如此。
当时，我拿到艾芜送来的这几张照片，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艾芜当年徒步到滇缅边境求生(此后，至七十七岁，他作了三次南行)，徒步在上海的大街上与沙汀不期而遇，抗日战争中徒步奔波于江、浙武汉、桂林、贵州、重庆等地，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土改，去搞“四清”，深人到鞍山钢铁厂、十三陵水库工地、大庆油田等地，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直到老年心脏出了毛病，安了一个起搏器，还常常到农贸市场买菜，回家做饭…一幕一幕情景今天仍映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深深感动的是：数十年来，艾芜不怕茹苦含辛，事事身体力行，对下层劳苦群众的深情热爱和关切，那种骨肉般的深厚情谊，那么勤恳、踏实、奋力工作的品格和精神。可以说，工农大众火热的斗争和生活，是艾芜人生的起点，创作的基础。如果没有那南行路上的颠沛流离、坎坷曲折，没有那一次次的辛酸经历和深切体验，就不会有著名的《南行记》等优秀作品的诞生，也就不会有产生了如此巨大影响的著名作家艾芜。
后来，还有一件让我感动和敬佩的事，是艾芜对长篇小说《春天的雾》的修改那样坚持不懈，一丝不苟。
1984年，艾芜已届八十高龄。《春天的雾》虽曾经过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规模改写，但因原来是写那场有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典型事例。在“文革”后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如果仍原封不动地搬入作品，显然不合时宜。但那些生活事实和人物、故事，也不是不可以写入文艺作品的。关键在于作家怎么认识、怎么把握。这对一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作家来说，不仅有时间、精力上的问题，而且更有思想观念的革新问题；没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目标不行，没有开拓进取、赶上时代的思想精神更不行。我是这部书稿的责任编辑之一。和有关同志充分交换意见之后，我真担心艾芜能否接受得了这些意见，更担心他是否能够改好这部小说。可出乎意外的是，艾芜不仅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意见，而且立刻进行第四次重大修改：删除约二十万字，许多卷部和章节、人物和情节都大作变动，不少地方重新作了改写，使之既符合历史真实，又与今天的时代社会发展相适应，几乎可以说这是将一部作品大动手术之后起死回生！艾芜的这种精神和毅力、度量和胆识、品格和意志，并且经过如此艰苦奋斗、不懈追求，终于取得了相当成功的榜样，实在是让人深深敬佩不已。
沙汀：热情外溢、钟情创作
我与沙汀相见的缘分，比见艾芜要早一些。因为，我们都是1955年到了成都：我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他从北京回到四川创作，被选为四川文联和作协分会主席，所以，有多次机会见到他，并听到他关于文学问题的讲话。
沙汀一生热情外溢,且钟情于文学创作。
早在1932年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曾任左联常委秘书兼创作委员会小说散文组组长。1952年，他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他一直热心联络作家，组织作家深人生活，开展各种创作活动。这期间，艾芜1952年到鞍钢体验生活，创作出《百炼成钢》等作品，1958年深人十三陵水阵工地，沙汀都起了积极促进和支持的重要作用。沙汀反复说:“我被行政工作缠着了，没有办法。艾芜比我能吃苦，我支持他多下去，多搞创作。一直到晚年，他仍时时刻刻关心着艾芜的身体和写作。
同时，他十分关心工农兵作家的成长和创作。在这方面我与沙汀有过几次机缘和巧遇。
一是在1958年。当时倡导工农兵创作,《成都日报》特辟“工农兵文艺”专栏。我对上面发表部队作者邹仲平的小说《628号解说员》读后颇有感触和兴趣，立刻写作一篇短评，题名《共产主义思想的花朵》，发表在12月1日的《成都日报》上。这是我写作的可以称之为文学评论的第一篇文章。恰有机缘巧合的是，在1959年春天，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工农兵作品选》，是当时“工农兵文艺”专栏上所发作品的选本，这本集子的后面收录了两篇评论，恰好就是作家沙汀的一篇和我那一篇。——几个月以后，我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编辑部，决定了我一生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其中是否有一种命运的安排？这是我几十年来都还没有想清楚的一件事。
一是在1980年。沙汀再次迁居北京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此时，四川出了一个农民作家周克芹。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沱江文艺》和《红岩》先后刊发后引起了文坛的注意。这是由于重庆著名评论家、编辑家殷白(原名张惊秋)发现和推荐，沙汀与周扬相互通信在《文艺报》发表出来，产生了颇大的轰动效应。后来，这部小说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的第一名。
这时，我有一次机会，到西罗圈胡同沙汀住所那楼上拜访他。他从书架上拿出周克芹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热心地向我介绍克芹的情况，既充分地肯定周克芹已取得的成绩，又富于远见地对周克芹将来创作满怀期待和希望。
到了1987年，沙汀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在木樨地24号楼的家里整理创作和日记，并撰写回忆录《睢水十年》(记述在抗日战争中，他避难于家乡安县，写出著名的长篇小说“三记”:《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和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等情形)，他还经常关心着远在四川作协任职的周克芹，让他不可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告诫他要抓紧时间写作。他多次颇有感慨地对我说过，当年行政工作繁忙，很少时间写作，不免深以为憾的心情。因此他回四川时，亲自给有关领导讲了，周克芹可以写作，一定要让他摆脱事务工作,“他那些工作别人可以去做嘛，但别人写不出他那些作品！”其钟情于创作的心态溢于言表。正好，这些时候我与周克芹有些工作联系，急忙将此情告诉了他。沙汀知道后，忙说“对，对。”
这时，我促成了沙汀1962至1963年的记在我参与主编的《新文学史料》上连续选载。
开始，他请人将日记抄录了一遍，他亲自阅读并做了一些整理。沙汀本来性子较急，办事讨厌拖泥带水，此时已达八十三岁高龄，他想干的事更希望早目实现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他又顾虑很多，总怕现在发表出来招惹麻烦，影响人际关系，影响团结。这也许与他长期居于领导岗位，又是做行政管理和组织工作的心态有关。因此，好不容易我才说服了他，并保证没有他的同意绝不向外有丝毫透露。而且，我们已算是老朋友了，事先与他的秘书秦友苏做了些工作，同时我又以《新文学史料》副主编的身份当面表示对日记如何选发一定认真负责，这样，他才将其中几个月的日记交给我带去先看看。6月初的一天，我事前在电话中约好到他家去交换看法。这是他的日记能否交给我刊发表非常关键的一次见面。所以，我先与编辑部同志交换过意见，并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可是，因为路途上有耽误，我晚了几分钟才赶到他家。这时，他与秘书秦友苏已在客厅里等着我了。我一进屋，他便急切地拉着我在客厅东墙一张旧藤椅上坐下，他亦坐到旁边，秦友苏则拿了张小凳子坐在我俩的对面，准备“翻译”。因为沙汀是一口川北的家乡话，常常使用一些独特的地方口语，尤其在叙述他一些重要意见时，很喜欢用方言来表达，好像不用方言土语就很难表达他的某些特殊情感和意思，而且这样的说话往往说得更快、更急迫；看来，我们见面前他与秦友苏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交谈；同时，沙汀耳朵已有些背、有些重听，所以，这时他才让秦友苏坐在我们面前来，以便在适当时候强调或重述有关的意见。
刚坐下，沙汀就有些忧心忡忡地说:“这日记恐怕要翘辫子以后才好出来了！现在出来，怕惹麻烦啊！”我仔细地将我们编辑部的意见坦诚地告诉他：第一，政治上没有问题;第二，所记述的都是当时的生活实事；第三,这是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即记述了许多人许多事,“您主要担心的可能在这些人和事的复杂关系上”。于是，我分门别类地对那些人和事具体加以分析，并将我们建议如何处理的意见作了说明。他开始有些性急，后来逐渐平静下来，也将他事前考虑好的一些想法说了出来，我们又反复研究了如何选用、如何刊发等问题，最后他终于同意了我们先选择一部分出来发表。
从这些日记中，我们时时可以感觉到，沙汀热忱关怀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扶植青年作家的成长，赞誉优秀作品的问世，关心新老作家的生活及其创作，对社会的歪风邪气以及一切不义之举满腔愤恨和不真是嫉恶如仇，襟怀坦白，他那颗滚烫的拳拳之心跳动得那么激荡而热烈。为了事业和理想，为了人生美好的追求，他不计较个人名位得失，人生许多宝贵的岁月都投入为大局、为他人的诸多事务中去，表现出共产党人高尚的品格和精神。从他对文坛老中青数代友人的细致关心和热情支持，特别是对老朋友艾芜各方面的照拂和炽热深情,不仅溢于言表，而且是处处用心、点点入情的。
艾芜、沙汀，水草不分
艾芜、沙汀，同年出生，同窗共读，几十年两人友谊深厚，相依为文，在1992年12月同年同月5日与14日相隔仅仅九天，均于四川成都仙逝。终年八十八岁。
他们逝世后不久，在天津《文学自由谈》、北京《文学故事报》等报刊上转发了一篇印尼《华侨日报》的文章，说到当年他们取用这两个笔名(沙汀二字皆是水字旁，艾芜二字皆是草字头)，曾经誓言：两人在追求革命理想和文学创作事业的共同奋斗中，永远“水草不可分”。而且，艾芜原姓汤，是水字旁；沙汀原姓杨，是草木边；两人的笔名正好水字旁与草木边易人交换使用。这其中，是巧合还是暗示，抑或另外包含着什么意蕴?
两位老作家的晚年，我均有机会多次接触。沙汀在北京的家里，一说起艾芜，总是难以抑制地满是关切之情:“他这次病得不轻哟!”“我要赶回去，再看看他!”“我在四川熟。四川中医好。我让别人展劲给他看看。”他对我多次谈起，他们俩三十年代共同创作的情景，五十年代他行政工作脱不开身，一直支持艾芜到鞍钢深人生活，多写东西，他亲自提议让艾芜去十三陵水库工地……
艾芜平时表露情感比较含蓄、温和。他住在成都一家医院，我跟别的同志一起去看他,一说起沙汀，他也忍不住地说:“他身体好多病。还有好多写作计划哟！”
后来，艾芜病转危急，沙汀身体亦很衰弱，仍急忙赶回成都，时刻关注着老朋友的身体情况，直至最后两位携手共进，相依为文的一代文豪脚跟脚走了，他们留下的文学珍品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宝藏！
1999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