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图存保家国

ᐃ“江抗”部队

1935年秋，翼农从上海无线电学校辍学，回到家乡无锡县开展革命活动。次年初，如愿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其组织关系转到锡北张村地下交通站徐泉林处。为迅速开展工作，翼农设法和老党员张村的徐泉林、长安的宋文光、八士的孙耀裕取得了联系。虽然那时无锡县的共产党组织还未重建，但考虑到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们时常自觉地在一起商议如何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为便于掩护，翼农受聘任职长安桥小学，以教师的身份向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

1937年11月25日，无锡城被日本侵华军占领。沦陷初期，无锡乡间民众为求自保，自发成立了防夜队、联防队、游击队等武装组织。至1938年上半年，四乡涌现出来的大小游击队多达39支，人数超过2500人。这些游击队大体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由国民党中下级军官收集散兵拼凑起来的，如锡东鸿声的邓本殷部；第二种是由地主乡绅出面组织的，如梅村的强学增部；第三种是帮会头子和地痞流氓拉起来的，甘露的杨忠部、张泾的周振刚部、安镇的朱冰蝶部都属这一类；第四种是由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组织的，主要有查桥的陈凤威部、寨门的严公伟部、东北塘的朱若愚部。各类游击队首领的政治倾向和动机是不同的，有的是打着抗日旗号，敲诈勒索、鱼肉百姓；有的仅仅是为了防匪保家；有的是为捞取政治资本、为以后寻找出路打基础；有的则是受共产党的影响，真心实意救国救民。这些形色各异的游击队，由于是自发产生，又各自为政，因而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当时，除了共产党想团结、整合这些游击队，将其改编为真正的抗日武装之外，日军、国民党也企图拉拢和控制这些游击队。

为团结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共同抗日，中共江苏省委于1937年11月在上海甫一成立，就明确将掌握并逐步扩大游击武装作为各地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由于那时无锡等地的党组织还未重建，隐身乡野的共产党员很难直接获悉上级的这一指示。鉴于这一情况，1938年初，上海的八路军办事处在自己编印的《华美晨刊》上，向散布各地的共产党员发出了迅速打入各地游击队组织开展抗日斗争的信息。翼农从《华美晨刊》上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虽然觉得任务很艰巨，但更多的是感到兴奋，因为这对他来说好似拨云见日、久旱遇甘霖。同年5月，中共无锡县委得到重建。此后，无锡县委与接受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组和八路军上海办事处领导的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会”），共同派遣干部，深入游击队开展争取工作。从此，翼农等各地党员联络、团结、收编游击队的工作，就像大海上的航船，获得了灯塔的正确指引。

ᐃ《华美晚报晨刊》

那时，为便于尽快、有效地开展收编工作，翼农就以季楚书弟弟的身份联系党内人员。他首先找到了斗山的陆富全、朱秀谷、严振山等老党员，然后通过他们与无锡抗日联合会（简称“抗联会”）主席陈枕白接上了关系。此后，季翼农以“抗联会”成员的合法身份，按照“抗联会”的统一部署，确定他为策反收编小组负责人，参与了协助中共无锡县委争取改造游击队的收编工作。

翼农最先想到要前往开展收编工作的地方是东北塘、寺头和张村。当从陆富全口中得知已经有人去联络尤国桢等人后，他又对陆富全说梅村的强学曾有可能争取过来，并表示自己可以前去劝说强学曾。强学曾虽然是地主出身，但具有正义感，拉起队伍的目的主要是保家安民，没有打家劫舍的恶行。听罢翼农的建议，陆富全表示同意，并要翼农转告强学曾：“只有与朱松寿联合起来，才能加强抗日防匪保家乡的力量。”大约一个星期后，翼农兴奋地告诉陆富全，强学曾同意接受收编和与朱松寿联合抗日。其实，在此之前，陈枕白、李哲先等几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就将强学曾作为重点争取对象，秘密地在强学曾部担负政治工作，宣传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这些秘密工作，对强学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他最终接受收编打下了基础。不久，经过教育整顿，中共无锡县委直接控制了这支达300多人的地方游击队。

几乎在争取强学曾部的同时，翼农又在陆富全的支持下，联络了锡北陈凤威领导的怀西五乡联防大队。陈凤威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对于无锡县委收编游击队联合抗日的工作自然是支持的，他对前来联络的翼农说道：“最好能联合起来，否则容易受到威胁。”但是，由于中共无锡县委争取游击武装的节拍慢了一点，加上又受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限制，陈凤威及东北塘朱若愚领导的游击队已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军”）十支队抢先一步收编，因此，无锡党组织收编陈、朱等部的工作难度加大了。为此，1938年冬，无锡县委书记王承业由陆富全引路，亲自到“忠救军”十支队二大队五中队同陈凤威商议收编对策。经过精心谋划，陈凤威部不久成功摆脱“忠救军”的控制，队伍还发展到了130多人。在争取陈凤威部的过程中，安镇的朱冰蝶部扣押了陈凤威的部下，为争取更多的人员，翼农依靠自己出众的口才，说服朱冰蝶释放了被扣人员。事后，为表示谢意，陈凤威将一支6寸手枪送给了翼农。后来，为进一步密切与“忠救军”十支队三大队九中队朱若愚的关系，翼农又将此枪转送给了这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

ᐃ抗日英雄尤国桢像

在争取陈凤威部的同时，翼农和四哥楚书受上级指派，一同到尤国桢部工作，分别担任尤国桢的副官和秘书，朱泉宝为秘密交通员。尤国桢生于1907年，无锡县东北塘人，曾在茂新面粉厂做工，无锡沦陷后，在家乡与同乡朱若愚先后组织游击队抗击日军。1938年4月，尤国桢的游击队在“入编不受调”的前提下，被“忠救军”十支队编入三大队九中队。尤先任中队长，后任三大队队副兼除奸团团长，九中队长则由朱若愚担任。此后，在尤国桢的指挥下，该部于同年9月在石塘湾伏击日军列车，毙敌20余名；10月在北栅口怒杀伪政府特务大队长李忠林的卫士陈鸿寿，并在回撤时将一日军军官斩首于锡澄公路。从此，尤国桢的威名传遍无锡城乡，日伪军胆战心惊，同胞拍手称快。因此，王承业非常想将这支抗日队伍争取过来，派遣季楚书、翼农兄弟俩到尤国桢部工作，正是基于这个考虑。

为配合无锡县委团结争取尤国桢，1938年11月，“武抗会”派出地下党员陈达前来尤部正式商谈收编事宜。一天，在陆富全、翼农的陪同下，尤国桢与陈达派来的代表在东北塘春镜楼接上关系，此后又直接与陈达商讨收编事宜。经过商谈，尤国桢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愿意接受“武抗会”的领导。为表明自己的诚意，尤国桢拿出1200块大洋，作为抗日经费交给陈达。接受“武抗会”领导后的尤国桢部，士气高涨、精神振奋，抗日意志更加坚定。1939年1月28日，通过侦查和翼农等提供的城内日伪军情报，尤国桢掌握了伪无锡县政务警长吴正荣（绰号“沙壳子”）的活动规律，于当天傍晚派夏国良在观前街（今人民路中段）胥隆羊肉店门前将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当场击毙。此事震惊了敌人，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联络、争取游击队的任务，翼农除了忠实贯彻无锡县委的收编政策之外，还利用自己的良好人缘，巧妙与几支游击队的负责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抗联会”主席陈枕白后来说过这样一句话：“季翼农在与各游击队做统战、联络、收编工作中，与尤国桢、朱若愚的关系最密切。”

在参与收编工作的过程中，翼农还积极动员爱国青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想方设法为抗日部队筹集资金。当时，由于缺乏经费，他在开展联络工作时很注意节约，有时还自掏腰包，资助联络工作。为了表示自己的抗日决心，他还不惜当众烧毁地契，彻底减除农民的负担，说他是毁家为抗日也不为过。

1939年5月1日，叶飞率新四军第3支队第6团从茅山出发，在武进整编地方抗日武装后，改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东进抗日。8日，“江抗”经锡北到达无锡梅村，在梅村小学操场受到“抗联会”组织的3000多人的热烈欢迎。“江抗”的到来，不仅无锡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而且愿意接受改编的各路游击武装负责人也甚为兴奋，并期望尽快见到“江抗”首长。5月底的一天，按照县委书记王承业的安排，由陆富全引路，季楚书、朱若愚、季翼农、张鹤亭等，陪同尤国桢在梅村西仓附近会见了“江抗”总指挥梅光迪，副总指挥叶飞、何克希等领导。尤国桢当时向“江抗”首长表示要坚决抗日，希望“江抗”帮助自己整顿“忠救军”部队，因为“忠救都是小兄弟，自己不好说话。”并当场决定三大队的二、五、九中队参加“江抗”。尤国桢和翼农回到锡北后，分别对这三个中队传达了与“江抗”指挥官会面的情况，中队长以下的人听后都很高兴，大家都觉得像获得了新生一样。不久，“江抗”在无锡县委的配合下，对几路游击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收编，其中朱若愚部在挣脱“忠救军”的控制后，失散官兵分头抵达梅村汇合，定名“江抗”特务大队，尤国桢任大队长。为表示诚意，尤国桢向叶飞上交1200块大洋作为抗日经费，并提供了600发驳壳枪子弹。当叶飞知道尤国桢进城杀敌除奸缺少6寸手枪子弹后，马上从警卫员身上取下从福建苏区打游击时一直保留着的22发子弹，送给尤国桢，鼓励他多杀鬼子。

尤国桢接受“江抗”领导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忠救军”的恐慌和仇视。1939年6月初，“忠救军”十支队三大队大队长董惠民写信给尤国桢的秘书季楚书，要求尤国桢迅速将部队开往塘南集中，对付“江抗”，但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要团结一致抗日”。董惠民此时才明白，尤国桢已脱离他的控制。于是，他迅速报告“忠救军”总部副总指挥杨蔚，得到了“就地处决”尤国桢的命令。为避免惊动尤国桢，董惠民决定办个“鸿门宴”：通过青红帮头子季伯勤（尤当时加入季的帮会，称季为先生）写信给尤国桢，请尤到长安桥大队部开会商谈要事。翼农察觉到这次会商是个阴谋，一再劝说尤国桢不要去。但尤固执地说道：“我尤国桢抗日没有错，季不会要我的命。”6月9日，尤国桢带着翼农、勤务员李元丰、文书陈盈、通信员朱泉宝，从东北塘王巷出发前往长安桥与董惠民会面。到长安桥后，听说董惠民在南蒋巷，于是一行5人又赶往南蒋巷。但当他们快到石新桥北堍时，早已埋伏在此的董惠民的卫兵赵全宝、顾小海、过永华迎面朝他们走来，并一齐喊着“向大队副敬礼!”。其实，这一声“敬礼”，是事先定下的开枪信号，但毫无防范的尤国桢还未来得及回礼，罪恶的子弹就朝他们飞来。尤国桢与陈盈被击中要害，当场牺牲，翼农、朱泉宝、李元丰等3人突出重围，侥幸逃脱。

翼农回到梅村后，迅速向上级报告了尤国桢遇害的消息。陈枕白、季楚书、李哲先经过商量，决定组织力量为尤国桢报仇。同时，为了稳定人心浮动的尤国桢旧部，“江抗”将其编成特务大队，任命朱若愚、李超为正副大队长，吴仁基为大队副官。特务大队直属“江抗”指挥部，下设3个中队，共200余人。

收编任务基本完成后，无锡县委安排翼农负责为“江抗”筹集军需物资的任务。为确保任务的完成，翼农连续两个月在江溪桥、坊前、锡南等地艰辛活动，1939年8月21日才返回长安桥家中。但翼农不能在家久住，因为紧张、残酷的斗争形势容不得他这样做，他必须立即投入新的斗争。这一次他不是孤身接受新任务，在征得上级同意后，他动员妻子一起到梅村从事抗日工作。为确保顺利前往梅村，当天，翼农请交通员朱泉宝晚饭后来家商量要事。不料，消息被“忠救军”顾小海获悉。对翼农策反“忠救军”三大队九中队参加“江抗”一事，董惠民、顾小海一直怀恨在心，时刻都在找机会除掉翼农。所以，当得知翼农在家的消息后，顾小海设计圈套，让翼农的妻弟传话，由顾小海弟弟顾阿三、赵全宝陪同，诱骗说有人要与他商量事情。因为是妻弟来传的话，翼农没多想，吃完晚饭，洗过澡，趿着双拖鞋就出发了。那时天色已近黄昏，当翼农走到西街桑树田时，警觉到周围情况不妙，但已无法脱身，早早埋伏在那里的顾阿三、赵全宝接连扣动了罪恶的扳机，年轻的英雄血染大地，壮烈牺牲，时年仅24岁。

ᐃ烈士季翼农墓

不久，凶手顾阿三被“江抗”镇压毙命。赵全宝后来改名换姓为邓进宝，隐瞒身份，蒙混了几十年，后被群众检举揭发揪出而死。两个双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凶手，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