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员与政委定下生死之约，皆成开国将军，死后坟茔相依
革命造就将军，将军产生于硝烟弥漫与枪林弹雨的战场。
在恶劣的环境与严峻的考验下，将军们培养了深厚的情谊，虽然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可是却成为了除亲人之外最亲的人。
有人有酒一起喝有泪一起流，有人老年互相拜访互诉衷肠，有人生前抗日并肩作战，死后同眠于同一个地方。
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这些故事里鲜活生动的老将军们，既是铁汉，又有柔情。
就比如旷伏兆和刘秉彦两位将军，就约定好了作古后，埋在（北）平、（天）津、保（定）的三角地带，继续他们戎马倥偬的生涯。
旷伏兆将军来自江西省永新县，刘秉彦将军来自河北省蠡县，两人结识于抗日战场，此前没有过什么交集。
旷伏兆比刘秉彦大一岁，1914年1月27日生于文雅心田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小的时候，旷伏兆没读过几年的书，很早就当了裁缝店的学徒，跟着邻村的一位老师傅学点讨生活的手艺。
15岁那年，乡里创建了工会，旷伏兆积极参加，成了工会委员和县模范团的大队长。
1932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次年参加工农红军，转成共产党员。算一算，他成为一名小红军时，也就19岁。
旷伏兆土地革命时期的战功比刘秉彦多一些，参加过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作战和长征，还曾在红6军团担任过师级的指导员、独立团的政委。
而刘秉彦不同，他受过高等教育，在北京大学就读过，是军中少有的知识分子。
旷伏兆在公会中崭露头角时，刘秉彦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混的如鱼得水。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又称作左联，这个组织不是上前线的，而是共产党用来搞宣传工作的。
里面多得是文人墨客，鲁迅先生就是当中的旗帜人物。
可以说，刘秉彦能够在左联中争得一席之地，文学素养和知识水平就已经获得了党组织内部的认可。
他1932年进入该联盟，1934年，继续在北京大学学习，在校期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决定投笔从戎。
1937年，刘秉彦被中国共产党接纳，成为党员，并在同年入伍。
只不过，他赶上的是红军时期的末班车，经历的战役、战斗寥寥无几，所以土地革命的军功，也就没有其他将军那么出彩。
长征结束后，部队迎来了新的挑战——抗日战场。
两位将军这才相遇，虽说一个尚武，一个尚文，可他们却在冀中配合得当，“尿”的到一个壶里去。
八年抗战中，旷伏兆相继担任中共山西省方山县委书记，山西战时动员总会第 2 支队副支队长和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等职。
而刘秉彦，先后在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和第九分区任职过，当过团长和参谋长。
后来，他们都调到了第十军分区，旷伏兆任政委，刘秉彦任司令员。
抗日战场一共打了14年，从1931年一直到1945年。
八年抗战指的是国共合作之后，一致对外的八年。
在这八年里，国民党军队大多是在正面战场迎敌，八路军和新四军则负责敌后战场反扫荡、对抗日伪军。
旷伏兆和刘秉彦所在的冀中，是晋察冀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地完全是一片平原，连一块高原都没有。
从地图上估计，长约三百公里，宽二百公里，并不利于武器装备落后的八路军防御作战。
再加上，日军当时采取的战术很特殊，“铁壁合围”；“梳篦拉网”；“剔块清剿”；据点、碉堡、壕沟、修路、筑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等，一度让冀中的工作很难开展。
很多革命的同志命丧于此，一个接一个的老百姓倒在日军的枪下，披麻戴孝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
每当夜幕降临，村子里的哭声若隐若现，哭的让人心颤和难过。
旷伏兆、刘秉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同志和群众的安全，发明了一种独特的作战方式——地道战。
一开始，旷伏兆带着群众们挖地道，采用简单的奔袭、伏击、端碉堡等办法，击退敌人的进攻。
积攒了经验后，地道战从单一的躲藏成为了能打能躲、防水防火防毒的地下工事，并逐渐转变为房连房、形成了内外联防，互相配合，打击敌人的新型作战技巧。
这一改变，使冀中甚至整个敌后战场不再因敌我力量悬殊而不敢应战了，局势有了大逆转。
而这一逆转，旷伏兆和刘秉彦的付出不容忽视。
两人从1943年调到一起，到1945年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共事两年之久。
他们一起扛过枪上过前线，一起在后方商讨过军事，还一起照顾过受伤的战友，有着出生入死的交情。
某次，第十军分区平南支队参谋长任子木在战斗中受伤，旷伏兆和刘秉彦为了照顾这位战友，就决定睡在一个屋里。
可惜，任子木伤的是腹部，队伍里的医疗条件差，不知是没处理好伤口还是如何，流血过多，导致人没了。
两人睡在任子木的旁边，等醒来后，发现怎么叫都叫不醒人，一碰，才发现身体都冰凉了。
为此，旷伏兆和刘秉彦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在悲伤中难以自拔。
平、津、保三角地带是他们作战的地方，可这里也洒下了太多战友的鲜血，飘荡着无数已经故去的英魂。
在这基础之上，两人常常秉烛夜谈，聊昔日与那些战友共度的时光，也在畅谈中，做了一个约定。
刘秉彦动情地表示：“我们两个人以后死了，一个埋在大清河岸，一个埋在永定河岸，仍然为三角地带的人民站岗。”
旷伏兆听到此番话，略带哽咽地回复：“那我们离得太远了，如果我们要是在一个战役中牺牲了，就同牺牲的指战员埋在一起，不要棺材，清风明月共一丘……”
这个想法得到了两个人的支持，于是，生死同穴，一同埋在平津保的约定，就这样刻在了旷伏兆、刘秉彦的心头。
抗战结束、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发展越来越好，旷伏兆在1955年荣获中将，刘秉彦同年授衔少将。
建国后，两位将军不再共事，可关系一直很亲，时常抽出空来去看望对方。
1996 年 6 月 4 日，旷伏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刘秉彦为他送行，还在他下葬地方的旁边，栽种了一棵松树。
两年后，刘秉彦也驾鹤西去，被子女葬在了离旷伏兆几米远的地方。
那棵松树，如同一个见证者，见证了他们半生戎马中的珍贵情谊，见证了他们作为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
生为人民，死了也要守护着人民，这两位将军的约定，令人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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