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贤：宋庆龄亲到狱中探望，临终遗言让人动容，28岁血洒雨花台
1933年9月初，针对邓中夏的营救以失败而告终，身份暴露的邓中夏从法租界巡捕房被国民党引渡到了位于秦淮河畔的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拘留所甲所第十一号牢房。
这所牢房中关押的基本都是我党的忠诚战士，其中还有邓中夏在互济总会中的部下郑绍文。两人在狱中的第一次聊天是这样的：
郑绍文不知道邓中夏被捕的具体情况，小心翼翼地问：“老大哥，你打算怎么样？”
邓中夏不以为意地说：“打算上雨花台去。”
在身份未暴露时，他也曾为出狱想尽办法，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狱外针对他的营救行动不曾停过；但当叛徒出卖，他的身份暴露之后，他也能从容赴死，不畏牺牲。
说完这句话，他又想到了什么，对郑绍文说：“你知道罗登贤的情况吗，他在哪里？”
当时全国赤色互济总会有一项任务就是营救被捕的同志，而邓中夏任互济总会的主任兼党团书记，在被捕前曾组织营救被捕的罗登贤，但营救未果。邓中夏被捕的时候，罗登贤已经被关进了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监狱。
后续如何，关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邓中夏并不清楚，但他非常关心，所以他在被引渡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之后就询问可能知情的郑绍文，而郑绍文也确实知道罗登贤的情况。
他对邓中夏说：“他上雨花台了。”
短短六个字，邓中夏消化了很久，然后轻轻地说：“啊，他先走了一步。”
就在邓中夏被押送南京的前几天，即1933年8月29日，罗登贤在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28岁。
罗登贤的一生虽然短暂的，却是波澜壮阔的，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他为抗日救国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他的名字、他的事迹都值得人们永远铭记。
罗登贤，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紫洞乡隔巷村的一个普通家庭，这个家庭的生活原本算不上贫穷，但在罗登贤十岁之前，他的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罗登贤就和弟弟成了孤儿，好在他们还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
罗登贤和弟弟在双亲过世之后被姐姐接到了香港生活，还被送进了学校读书，但姐姐、姐夫家中也不富裕，又添了这么两口人，其境况可想而知。
有句话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罗登贤在香港读了两年书后就在11岁的时候跟着姐夫到了太古造船厂当学徒，学习安装电灯和钳工。
在四年学徒期满之后，又当六年钳工。
童年的不幸、生活的困苦加上做工的艰辛，并没有让罗登贤向生活屈服，变成一个麻木的被资本家剥削的工人，相反的，这磨砺了他坚强的意志和勇于斗争的精神。
他在学徒期和做工期不忘学习，可以说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学习识字、读报，虽然他童年的时候断断续续读了几年书，但真正认识的字并不多，所以他有时间就学习，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接触进步书刊，懂得了很多革命的道理。
而在做工中，尽管他的年纪不大，却很是同情劳动人民，这也是他未来走向革命的一个重要特质。
有一次，在做工时，有一个新徒工遭到了工头的毒打，甚至还要面临被开除的结局，这对于一个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的人来说，打击是致命的。
罗登贤看不下去，站出来对工头说：“你不要打他，活儿做坏了是我的过失，我告诉错了，该打该罚由我承担。”
就这样，罗登贤和那个新徒工一起分担了打骂，而新徒工却因此免遭开除。这是罗登贤无意识斗争的一个具体体现，在无形中获得了工友们的认可，团结了工人，并逐渐成为太古船厂的工人领袖。
革命的种子悄无声息地在他心里生根发芽，有朝一日，就会长成参天大树。
1920年4月，香港机器工人罢工，太古船厂的工人也积极响应，并建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15岁的罗登贤也参加了罢工以及工会中的各种活动，很是活跃。
如果说这个时期他在工会中的影响力还不是很强，那么两年后的香港海员罢工就让他真正开始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
1922年，苏兆征、林伟民等人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香港其他行业的工人也积极响应，其中就有太古船厂，但太古船厂的罢工一度差点夭折。当时厂里出现了一个工团调停罢工会，意在劝阻工人罢工，说可以捐款支援海员，而不必罢工。
这样的说法一度迷惑了很多工人，为此罗登贤在职工大会上说：“我们工人如果真的同情罢工，就应该加入罢工行列，不能搞什么调停，调停就是妥协。”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将罢工进行到底，而且还要求增加工人工资。在罗登贤等人的领导下，太古船厂的罢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就最直观的成功来说，工人的工资增加了15%。
但罗登贤也因此遭到了资本家的记恨，被香港当局以“煽动工人闹工潮，制造事端”为由逮捕，关了半年。
这是罗登贤第一次被捕入狱，当时的他只有17岁。
所谓越挫越勇，牢狱生活并没有让罗登贤低下头去，相反的，他在狱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出狱后又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很快发起和组织了香港金属业工会。
1925年初，罗登贤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秘书，协助苏兆征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期间成立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并任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
省港大罢工之后，罗登贤又被选为中共香港市委委员，大革命失败之后又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来往于广州和香港之间，继续领导工人运动并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之后，罗登贤秘密到了香港继续工作，但不久在一次开会的过程中，突然被香港警察包围，罗登贤只来得及掩护同志离开，遂将开会的文件吞进了肚子里，然后被捕。
被捕后的罗登贤在狱中遭受了严刑拷打。但他什么都不肯说，因为找不到证据，再加上我党的营救，最终罗登贤在1928年的春天出狱。
这是罗登贤的第二次入狱，对于入狱，他是这样说的：“怕死、怕坐牢就不要革命，我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惧怕坐牢，甚至不惧怕死亡，为了信仰，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他们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这次出狱后不久，罗登贤被调往上海，与任弼时、李维汉组成中央临时常委会，主持和领导中共中央在国内的日常工作，之后又相继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全国总工会常委会负责人等等重要职位，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
他已经在实践的磨砺下成长为一名具有卓越才能的工运领袖和我党高层领导人。
当时的他不过才二十来岁，而到了1931年，他的人生再次迎来了一个转折点，这一年，26岁的罗登贤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到东北去指导中共满洲省委工作。
罗登贤到东北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罗登贤等人分析了事变的性质，探讨了省委的斗争任务和策略。
罗登贤在会上发言，其中有这样几个片段：
“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
“敌人在那儿蹂躏我们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那儿和人民一起抗争。”
“党内不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要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谁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员。”
罗登贤的话最大程度稳定了军心，既然到了东北，既然看到了东北同胞们面临的境地是什么，那就绝不能退缩，即便处境艰难，即便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也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同患难共生死。
这是罗登贤对身在东北的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对东北人民的承诺，大丈夫一诺千金，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
图：罗登贤和周秀珠新婚不久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罗登贤带领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工人、学生、市民罢工、罢课、罢市，组织农民暴动等各式各样的反日斗争。
但只这些是不够的，罗登贤心里一直有一个还未成形的想法，直到1932年初，他在《红旗报》上看到了周恩来发表的文章。
周恩来在文章中指出：“在东北必须发动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寇，驱逐日寇出东北。”
这让罗登贤豁然开朗，心中的想法得以完善，于是他特意召开省委会议，通读周恩来的文章，并做出了下一步的工作指示，即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对抗日义勇军的指导和协调工作；下乡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当时东北的共产党员并不是很多，为了团结抗日力量、组建抗日游击队。罗登贤和满洲省委对党员进行培训和谈话鼓励，让他们到各地去开展工作。
有的被派往各式各样的抗日义勇军队伍中去工作，坚持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和团结抗日力量，将很多抗日义勇军发展成为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而另外一批党员则被派往农村，深入群众，去建立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组建游击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还要经受住各种各样的失败，其中的艰难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
在罗登贤和满洲省委的支持下，我党先后建立了盘石、海龙、和龙、巴彦、朱河、密山、宁安、饶河等数支反日游击队。
这些游击队不断与敌人展开斗争，也因此得以发展壮大，抗日游击区不断增加，游击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最终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武装的组成部分。是东北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
可以说，从九一八事变之前到1932年12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罗登贤在东北的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是卓有成效的，他作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重要创建人，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成为我党在东北领导抗日的忠勇实践者。
1932年12月，罗登贤被调往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继续开展工人运动。
当时的上海局势对我党极为不利，很多地下交通站被破坏，很多党员被国民党抓捕甚至杀害，而罗登贤也不例外。
1933年3月28日下午三点，罗登贤去上海公共租界山西路五福弄参加全国总工会秘密会议。谁知这一处地址已经被叛徒出卖给了国民党特务马绍武。
马绍武获知3月28号的会议之后，立即就向公共租界老闸捕房申请协助拘提。
到了这一天，马绍武带人与老闸捕房的人一起对阁子楼实施了包围，抓获了来参加会议的罗登贤、余文化以及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
当晚，三人被关进了老闸捕房，而在这三人被关进巡捕房之前，里面已经关押了陈赓和陈藻英，两人是在3月24日被捕的，原本第二天陈赓就要离开上海去江西了，结果被叛徒认出来而被捕。
关进去之后，陈赓、罗登贤、余文化被关在一个牢房，廖承志被关在一个小单间中。
狱中，罗登贤和陈赓商量这件事闹大，能出去一个是一个，而闹大的关键就在廖承志身上，廖承志的母亲是何香凝，蒋介石也怕她三分，不怕事情闹不大。
经过几人的努力，他们被捕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我党对他们展开营救，但营救行动并不怎么顺利，在这些营救的行动中，宋庆龄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做了很多的努力。
针对五人的公开审判，时间定在3月31日下午，地点是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宋庆龄知道后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研究决定，营救行动分为两个方面：
- 其一就是采取合法合理的手段，委托律师为他们出庭做辩护；
- 其二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表明对反帝志士及他们的反帝行动表示支持。给国民党和高二分院施加舆论压力。
两者同时进行，宣言直接发出，而为五人选择的律师分别是：吴凯声和马常担任廖承志的辩护律师，同时也是总辩护人；屠坤范和倪刚担任陈赓、陈藻英的辩护律师；蔡晓白、陈炳煜担任罗登贤和余文化的辩护律师。
在大家的等待中，3月31日的公开审判如期举行，为五人辩护的律师都已经到位，在法庭和国民党都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这场公开审判原本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最可能的就是公共租界不会将五人引渡到南京政府，这也是对五人最有利的情况。
然而，事实并没有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国民党和公共租界早已经狼狈为奸，国民党特务马绍武作为控诉人在出场之前就已经打好了招呼，无论有没有证据，法庭的判决只能是将五人引渡到南京政府。
所以尽管律师在有理有据的辩护、五人在掷地有声的反驳，但都改变不了什么结局。
原本罗登贤的身份没有完全暴露，他化名为何永生，在法庭说：“我是东北义勇军，参加抗日，回上海是筹措经费，关于共产党，我是拥护的，别的没什么话再需要说。”
但马绍武找来了证人，也就是叛徒王云程，他直接说：“我亲自同他们开过许多会，密谋暴动。”
是的，国民党试图给罗登贤、廖承志和余文化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罗登贤很生气，正义凛然地说：
“你们给我的罪行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在1925年也帮助领导了香港海员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同日本强盗作战。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被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
这番话让法官们哑口无言，也让旁听的群众义愤填膺，然而，这都改变不了什么。
上海公共租界历来对外宣扬的“安全与公正”成了一个笑话。
公开审判变成了无理审判，包括随后的陈赓、陈藻英案件同样如此，无理审判之后就是非法引渡，他们被引渡到上海公安局，下一步就要押往南京。
到上海公安局之后，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跑到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那里进行质问，并表示要么放了廖承志，要么连她也一起抓起来。
吴铁城做不了主，赶紧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迫于压力同意何香凝将廖承志保释了出来。
而陈赓、罗登贤四人被押送南京并直接关进了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
针对这一情况，宋庆龄在4月1日发表《告全国人民书》，表明自己的立场，并号召各界人士一起站出来保护这些被捕的革命者。
与此同时，宋庆龄、蔡元培、吴凯声等人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赴南京营救陈赓、罗登贤等人。
代表团希望南京政府立刻释放罗登贤四人，并且废止狱中对他们的滥刑。宋庆龄还质问司法行政部长为什么不走正常的司法手续，移交给司法机关，反而直接将四人关进了警备司令部。
南京政府本就心虚，只是含糊其辞，表示会依法办理。
4月5日，宋庆龄亲自到狱中去看望四人，阴森森的牢房里，陈赓被关在单独一间，陈藻英并关在另一间牢房，而罗登贤和余文化一起关在一间牢房中。
四人在狱中均遭受了严刑拷打，其中罗登贤的最严重，宋庆龄去的时候，罗登贤刚刚受过刑，已经是遍体鳞伤，入眼处血肉模糊。
狱中的刑具，他基本都尝了个遍，身体上的疼痛已经让他麻木，唯有心中的信仰支撑着他无论如何不会屈服，即便已经浑身是伤，他还是挺直了身板，眼神坚定。
当宋庆龄去看他的时候，他依旧坚定地表示：“我自始至终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为这斗争贡献了我的生命——什么也阻拦不了我。”
是的，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即便是死亡，也不能让他改变自己的信仰。
宋庆龄在得了南京政府会依法办理的承诺后，离开南京回到了上海，但回到上海之后，南京这边依旧没有动静，四人依旧没有被移交法庭。不移交法庭代表着，他们随时可能被秘密处决，也就没有被救出的可能了。
南京政府确实是这样想的，但在后来的营救中，陈赓、陈藻英等人相继被营救出来，而罗登贤却始终营救无果。
到了六月份，敌人甚至将罗登贤秘密关押到另一处秘密刑讯地点，在那里，敌人给他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刑具，也有各种各样的诱惑，但罗登贤自始至终不肯屈服，就是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说。
所以在八月的时候，敌人又将罗登贤重新关进了警备司令部监狱，在那个阴暗的牢房里，罗登贤每天吃的是发了霉的糙米，里面还掺着沙子，再就是无油无盐的苦菜汤。
这样的饭菜不说是对身受重伤的人，就是对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但罗登贤不以为意，即便全身的伤已经溃烂，身体一日比一日消瘦，他也顽强地支撑着，他始终相信，即便他牺牲了，革命也一定会胜利。
所以，他不惧牺牲，革命的道路上，本就是布满荆棘，流血和牺牲更从来没有少过，他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员。
所以，有什么怕的呢？他不惧生死，但不代表他没有遗憾，在牺牲之前，他曾这样说：
“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
这是他牺牲之前的遗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是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想到的是他身上的责任未了，这不仅是他的遗憾，也是当时牺牲的所有革命者的遗憾。
带着这遗憾，28岁的罗登贤从容走上了刑场。
1933年8月29日，镣铐加身的罗登贤昂首挺胸地站在了雨花台上，枪声响起，他的身影缓缓倒下，很快血液染红了大地。
罗登贤是被秘密杀害的，死后连遗体都没有找到，但没有人会忘记他。
我党得到这一噩耗后，立即做出了对他沉重哀悼的决定，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率全体代表向罗登贤默哀致敬。
1935年10月1日，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因其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当年的8月1日草拟的，所以又被称为《八一宣言》。
宣言中提到了数位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排在第一位的就是1933年在雨花台英勇就义的罗登贤。
1948年7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向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明确将罗登贤等人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英雄不该被忘记，他们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写到这里，笔者被一件事感动，罗登贤当年在东北的时候，有一个亲密战友名叫冯仲云，冯仲云的家一度成为满洲省委的秘密联络点和工作站。
图：周秀珠和罗伟民
罗登贤经常去冯仲云家，当时冯仲云的女儿在1932年4月出生，小名叫“囡囡”，罗登贤很喜欢囡囡，每次去冯仲云家中都忘不了和囡囡玩一会。
不过囡囡一直没有大名，直到1934年10月，罗登贤牺牲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冯仲云夫妻耳中，骤然听到老友牺牲的消息，冯仲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对妻子说：
“登贤同志最喜欢囡囡了，我们就把女儿的名字改成忆罗吧，等女儿长大懂事了就开始用这个名字，以此来纪念和缅怀他。”
忆罗，忆罗，这个名字是有使命的，这是冯仲云对老友的深情，也是后人对罗登贤的纪念。
后来囡囡长到13岁去参军的时候，正式开始用冯忆罗这个名字，她连接了两个革命家庭。
到了2014年，80岁的冯忆罗还曾到广州去看望罗登贤的儿子罗伟民。
罗登贤牺牲的时候，他唯一的儿子罗伟民只有十个月，来没有学会叫“爸爸”、“妈妈”，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罗伟民出生于1932年的10月27日，是在东北出生的，当他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就跟着父母从东北回到了上海，然而上海的局势很严峻，为了革命的方便，也为了孩子的安全，仅仅三个月的罗伟民就被送到了香港姑姑那里。
才三个月就和父母分离，这似乎是那个时代革命小家庭的悲剧。罗伟民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和母亲相遇也是在建国之后。
罗伟民对罗登贤的了解只能来自于身边的亲友或者参观哈尔滨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以及南京雨花台纪念馆额陈列展览等。
父亲这个词，对罗伟民来说是遥远的，也是近在咫尺的，他触摸不到父亲的身体，却能触摸到他身上不屈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