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法：《永嘉室杂文》内外的郑骞先生
一
《永嘉室杂文》是台湾大学教授郑骞先生晚年自己编定的一部“小品随笔合集”，收录了他从1940年代初期至1980年代末期五十年间的“杂文、序跋、演讲六十余篇”。但文集于1992年由台北洪范书店出版时，先生已经去世。1998年3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简体字版，大陆读者能够读到的一般应该是这个版本。
孤陋寡闻，郑骞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初看书名颇有古典气息，几乎以为作者是清末民初时期的遗老之一。郑先生（字因百，1906—1991。祖籍辽宁，生于四川灌县，1914年随双亲移居吉林，1916年以后定居北京）生于世纪初卒于世纪末，小学、中学均就读于当时中国相当西化的教会学校，还是著名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晚岁又多次赴美国著名大学访问讲学，是完全的二十世纪新型读书人。只不过，他从大学中文系学生到大学中文系教师，几乎终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于是自身也难免有些古色古香，虽非政治遗民，文化遗民的气息却委实有一点儿。研究之外，郑先生还长于旧体诗词创作，有《清昼堂诗集》十二卷行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12月刊行），收录其旧体诗一千一百一十七首，另附《网春词》六十四首，在旧体文学中浸润得颇深。本书虽以白话写成，而其中“序跋”部分所收无一不是与“中国古典文学”有关者，古典气息也实在足够浓郁。
不过，简体字版的《永嘉室杂文》实属于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中的“近世文化书系”，我阅读中所关注的恰恰也主要就是书中之“近世”成分，尤其觉得其中关于“近世”的故实弥足珍贵，如《读梁实秋撰<读中国吃>》第十三则关于杨士骧（杨宪益先生的叔祖父）生性“简略无威仪”而去世后被开玩笑地谥为“文敬”的故事，《怀念沈刚伯先生》中关于1950年前后的台湾大学文学院的回忆，《北京的戏园子》中关于抗战以前北京戏园子的各种掌故，《燕京大学中文系》中关于数位任课老师以及课程设置的回忆，尤其所云燕园未名湖当时有枫湖或睿湖之称，则似乎是向来谈论北大、燕大或未名湖者从未言及者。郑先生是燕京大学1926年迁入燕园后的第一届学生（1938—1941年间又曾在燕京大学教书），所叙应信实可靠。
而最引起我的兴趣的，还是集中首篇《从研究古典文学说到崇实“四圣”》。郑骞先生“民国十年……从北京西城绒线胡同崇德中学转入北城安定门大三条胡同崇实中学，民国十五年毕业”，所读虽是教会学校，但中学时期“就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因而有“中国圣人”雅号。“同学少年多不贱”，其中与郑骞并称“四圣”者，“洋圣人是韦丛芜，哑圣人是李霁野，土圣人是刘玉玺”。“四圣”中，除“土圣人”刘玉玺后来考入辅仁大学经济系因而与文学渐行渐远之外，“我和霁野、丛芜毕业后保送燕京大学，霁野主修外文系，丛芜和我主修国文。霁野燕京没念完即往英国深造……回国后一直从事教书、译著。丛芜本来以写作新诗出名，燕京毕业后弃学从政，对日抗战前曾做过他故乡安徽霍丘（邱）县县长，战时及战后又去经商”，“丛芜自少患肺结核，'带病延年……传说已于民国三十八九年间去世。他比我大一岁，得年不过四十五六。而且其死可能有政治关系，不是因病”。韦丛芜、李霁野均是安徽霍邱人，同為与鲁迅关系密切的新文学社团“未名社”中人，现代文学史上也小有名气，两人曾同学于崇实中学。而韦丛芜（1905—1978）居然也是“自少患肺结核”，以前从鲁迅文章中知道其兄韦素园（1902—1932）以肺病早逝，原来兄弟二人居然染有同一疾病。
鲁迅1925年2月15日“收李霁野《黑假面人》译本一”，该书1928年3月由未名社出版，李霁野所译安特莱夫另一剧本《往星中》则于1926年5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韦丛芜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1926年6月由北新书局出版。李生于1904年，韦生于1905年，译作初版时虽已过二十岁，却都还在进入大学之前，译成当然更全部是在中学时期，也算是少年早成的了。而郑骞1931年大学毕业所作学士论文《辛稼轩年谱》于1938年夏自费出版，1976年曾经在台湾再版。学士论文而至于成为专著，这在那个时代似乎也不是特例，民国教育之“精英”程度由此可见。
二
林文月《因百师<永嘉室杂文>整理后记》说此书之集辑因于郑先生老友兼同事台静农（1902—1990）之《龙坡杂文》（台北洪范书店1988年7月初版）。台静农先生亦未名社成员，霍邱人，与郑先生结识或亦与同乡李霁野、韦丛芜等有关。台、郑两先生私交甚笃，郑先生1948年赴台任教就是台先生邀请的，与他们二位均有长期交往的学生林文月在《从温州街到温州街》一文中对台、郑两先生之间的交谊有细腻而深挚的描述，郑骞先生且曾以“兄事肩随，切磋濡呴”描述他与台静农的关系。意外的是，《龙坡杂文》与《永嘉室杂文》中居然都没有留下他们专门忆写对方的文章。
台静农为新文学名家，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传说在台岛甚至有人欲以上凌鲁迅之《呐喊》、《彷徨》，白话文至晚年亦如书法之炉火纯青，又长期（1948—1968）担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郑骞先生之影响力恐遥不能及。《龙坡杂文》中关于当年北京另一所教会大学辅仁大学故实的回忆（《北平辅仁旧事》）亦颇值得珍重，与郑骞先生的燕京大学回忆足堪对照，但郑为学生而台为教师，所见亦大有差别。
同样意外的是，郑骞与韦丛芜、李霁野中学、大学同学，此时期正是韦、李与鲁迅过从最密之时，其名竟一直不见于鲁迅日记，似乎这位“中国圣人”自少时即专心于“研究古典文学”，对新文学作家鲁迅没有认识的兴趣。然而，鲁迅当时在大学兼课主讲“中国小说史略”，也算是“研究古典文学”的，郑不若韦、李之相趋，用他的话说：“原故大半在我的疏懒——这是我一生最大病痛。”虽然这里所说已是1948年赴台之后的事情了。
燕京大学中文系师生中，当时前后有新文学名人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许地山、熊佛西、郑振铎、陆志韦、凌叔华，1923年毕业（1926年留学回国后又返校任教）的冰心更是大名鼎鼎的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新文学在校园中定然颇有影响，更何况同学韦丛芜翻译之外也写新诗，但郑骞先生显然与新文学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而更亲近于古典文学的表达习性，甚至晚年写作《搬家诗话》等白话散文时还不忘添加种种旧诗句以作小标题。
在晚年的《八十自述》诗后，郑骞先生自注曰：“予一生治学门径、见解，深受沈尹默、周作人两师熏陶，至今服膺。沈师授历代诗选，周师授散文选读。”沈、周两先生均为当年燕京大学老师中的五四新文学名家，但沈尹默五四之后很快就专力于旧体诗词写作，周作人在燕京大学兼职时讲授的课程是散文选读，都是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而非新文学家的身份在上课，郑骞从他们那里接受的熏陶，显然主要是研治古典文学的“门径、见解”。
没有见到郑骞与沈尹默交往情况的记录，他与周作人的交往则确实有据可查。1930年9月21日，周作人作《近代散文抄序》，其中有云：“听因百说启无已经回到天津。”这里的“启无”即《近代散文抄》的编者沈启无，“因百”就是郑骞，周作人在两天前即9月19日的日记记录了他的来访：“上午女院綦秀英君来访。许地山、郑因百二君先后来访。”周作人此时兼课燕京大学，沈启无1928年燕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一年后又到燕大中文系专修科教书一年，1930年秋往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郑骞1926—1931年间在燕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正与沈启无在此读书、任教时间重合，而且，1929年秋，郑骞在燕京大学请假一年，由友人顾随推荐到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兼系主任，正是沈启无的前任，故而他回北平后即向周作人说起沈启无已回到天津。由此可见，此时的郑骞与周作人已经相当熟稔。
三
郑骞既与周作人、沈启无有此交谊，他之任教于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尤其是抗战爆发后担任燕京大学中文系讲师（1938年秋期开始，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关闭），或者也与周、沈有关，抗战中三人又均留在北平，自然难免多有来往。查《沈启无自述》，其中果然多次提到郑骞：
“1939年秋季，伪北大文学院成立，周作人做院长，我任中文系主任，英文系主任是徐祖正，日文系主任由北大秘书长钱稻孙兼任，历史系主任是吴祥麒，哲学系主任是温公颐。当时中文系教授有陈介白、赵荫棠、张弓、朱肇洛、郑骞，专任讲师有许世瑛、韩文佑、沈国华、齐佩瑢、华粹深、朱英诞、傅惜华等，助教是李景慈。”
“第二年（1940年）暑假以后，文学院迁入新校址（在沙滩旧址新盖大楼），和北大办公处及图书馆连在一起，各系学生增加到两个年级（一二年级），规模开始扩大，院秘书由历史系主任吴祥麟兼任，尤炳圻专管日文系，实际代理钱稻孙负责系务。各系均增添教学人员，中文系增添教授张弓、朱肇洛，副教授郑骞，讲师许世瑛、韩文佑、傅惜华、夏枝巢、沈国华、齐佩瑢、华粹深、朱英诞等。”
据整理者黄开发先生介绍，《沈启无自述》是根据沈启无1968年4月至6月间的交代材料整理而成的。时当动乱年代，沈以戴罪之身作交代，一切全凭记忆，其中必然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如关于郑骞任教授还是副教授的说法就自相矛盾，但抗战期间郑骞曾经任教于伪北京大学可以说是确切的了。
郑骞先生《八十自述》诗后自注云：“民国二十六年，抗日开始，是為国运及个人命运之转捩点，予时年三十二岁。华北沦陷八年，留居北平，谨言行，慎交游，未尝稍出治学教书之范围，幸免陨越;胜利后乃得继续置身庠序。”所谓“继续置身庠序”，指的是郑先生1945年冬开始执教教育部设在北平的“大学先修班”，1946年冬转赴沈阳国立东北大学，1947年秋转赴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所任均为中文系副教授。“三十七年秋，应老友台静农之招，入国立台湾大学，升格为教授。”以此经历，似乎郑先生在抗战胜利后没有因为在伪北大的经历被指认为“文化汉奸”，但是，以傅斯年抗战后对“伪教授”、“伪学生”的严厉斥骂，郑骞在傅斯年主政的台湾大学恐怕也不会怎么得意。
其实这也只是妄测而已，或许郑先生当年真实的生存处境并不如何压抑。比如，叶嘉莹《我的老师孙蜀丞先生》一文言及自己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任教于台湾大学时为《文学杂志》写过一篇题为《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的文章：“那时在台湾大学有一位担任词选和曲选两门课程的郑骞教授，是顾（随）先生的晚辈友人，他看了我这篇文稿后曾经对我说：'你文章的风格真是得了顾先生讲课的神髓了。”顾随长郑骞九岁，是叶嘉莹在辅仁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也就是当年推荐郑骞到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之人，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而郑先生既然可以与晚辈同事随意言及顾随，可见心态还是相当轻松的。另外更可见郑骞先生性情的是林文月记述的一则轶事：
我的学士论文《曹氏父子及其诗》，是郑因百先生所指导。至于硕士论文《谢灵运及其诗》，题目的选定是颇有趣的。我考取研究所那一年，郑先生第一次在台大开“陶、谢诗”课，上学期讲渊明诗，下学期讲灵运诗。一个冬日午后，我和同时考取的同学王贵苓步入第四研究室，她穿着蓝布旗袍，我在黑衣上罩了一件织锦缎的褂子。那时代，女大学生穿旗袍是很普遍的。郑先生看到我们，忽然说：“你们两个人今天穿的衣服，一个像陶诗朴素，一个像谢诗华丽。你们就一个做陶诗研究，一个做谢诗研究吧。”那已经是四十年前往事了。
如此形象的郑骞先生，更多展示的是一种民国文人的名士风范，并无谨小慎微之态。当然，正如林文月在纪念先生百岁冥诞的长文中所述，从精神底色而言，郑骞先生“情深而拘谨”，更多的是有一种“孤独寂寞情调”，但这主要是个人天性与生活阅历所致：“动乱的大时代，生活不容易，大后方固然物质困乏，而沦陷区自亦有精神上的莫大压力。郑先生八年小心翼翼地日日言行，必然使拘谨愈益而生活更行单调寂寞了。”
四
郑骞先生此前在大陆学界似无大名。这也许与其早早去台湾有关，或者也与其学术影响确实有限有关。观其著作目录，编订年谱与辑逸笺注诗文占了相当的比例，即使属于领域开辟类型的北曲研究，思路方法也是延续传统多于借鉴新学。这些著作，精深自是精深，嘉惠学林者亦无可估量，但较之周树人、胡适之、闻一多、朱自清、钱锺书甚至是台静农等以新方法研究旧学问者，学术影响方面的差距也是相当明显的。
当然，因为不是专业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我对郑先生的了解甚至理解其实有限，以上评述未必恰当。然就《永嘉室杂文》一书中谈论古典诗词的几篇杂论而言，郑先生之文学品位似亦大可怀疑。如其称赏陈师道，引魏庆之《诗人玉屑》一节：“杜少陵诗云：'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王维诗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极尽写物之工。后来唯陈无己有云：'黑云映黄槐，更着白鸟度。无愧前人之作。”而后郑骞先生进一步评曰：“我以为后山不仅无愧前人，也可以说是胜于杜、王之作，至少是与他们不同。”径曰后山诗句“胜于杜、王之作”，实在难于服人，或亦自知过于大言，即继而断以“至少”，实则从“胜于”到“不同”，评价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前后也太不衔接。况且后山此句“作”工明显，下杜、王之句远甚，句中“映”、“更”、“着”三字简直刺目，甚至不如后山另一诗中“黑云黄槐度白鸟，映日急雨回斜风”自然。后山有“闭门觅句陈无己”之雅称，元遗山《论诗绝句》因而论曰：“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語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虽有过于严苛之嫌，却也道出后山诗伤于过分“作”的特色。其实就是郑先生《从后山诗中的黑黄白说起》一文所指出的后山在一首诗中并用二色、三色甚至六色，大多亦是“作”工明显，离真纯自然之境远甚，说是后山之特点可以，径说即为优点则尚可斟酌，当然郑先生本文及其《小山词中的红与绿》之研究范式大可仿效。又如《陆放翁<示儿>诗》云：“同是写故国之思的作品，《示儿》诗似又不如下面两首以《太息》为题的七绝：自古才高每恨浮，伟人要是山（出）中州。即今未必无房魏，埋没胡沙死即休。/关辅堂堂堕虏尘，渭城杜曲又逢春。安知今日新丰市，不有悠然独酌人……第一首沉痛，第二首凄婉……与这样深透生动之作比起来，《示儿》诗也就显得平实了。”其实这种沉痛决绝之情，是必以“平实”之语道出方真挚动人，此《示儿》之所以为千古绝唱也，若《太息》之借引故典恰是如王静安所说显得“隔”了。当然郑先生古典文学修养非吾辈所能望其项背，其言不惬我心或仅是趣味不同之故。
2015年7月，郑骞先生的《从诗到曲》由北京的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分为上、下两册出版，全书千余页，约八十万字，是中国大陆首次将郑骞重要学术著作结集出版。书后除何泽恒撰写的《郑骞先生学术年表》之外，另附有曾永义《郑师因百的曲学及其对我的启迪》、林玫仪《郑因百师的词学》、游宗蓉《诗人论曲——郑因百先生的散曲学》三篇总结郑先生学术成就的文章，大致可以见出郑骞先生在台湾的学术影响。此书出版之后，大陆学者苗怀明写有《既欲求真实宁复计辛苦》一文，系统评述了郑骞先生的学术历程，对其成就与价值进行了高度肯定，也对其长期不为大陆学界所知表达了憾惜。不过，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继续深入，随着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日渐增多，郑骞先生及其学术、创作应该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吧，《永嘉室杂文》和《从诗到曲》之外，郑骞先生的其他著述，如《景午丛编》、《龙渊述学》以及《清昼堂诗集》，或者也会尽快与大陆读者见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