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历史名人】周裕锴：文化巨人苏轼的传奇人生
周裕锴
中国古代社会运行到北宋中叶，进入一个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史学、科学、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几乎同时出现光耀史册的伟大人物。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而苏轼则是巨人中的巨人，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无人能及。
湖北黄冈东坡赤壁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苏轼的曾祖父、祖父都是布衣，但到了他父亲一代，家族中开始有人做官。当时，四川地区的经济状况良好，教育事业也迅猛发展，“释耜耒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苏轼和弟弟苏辙从小就以父亲苏洵为师，接受了丰富的文化教养和熏陶。
苏轼自少年时起，就“奋厉有当世志”，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储备能施之于政治的各种知识，“学通经史”，考察“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同时，苏轼也受到儒家优秀政治品格熏陶，特别是东汉义烈之士范滂、孔融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强权威胁下决不屈服，保持独立人格，成为指导苏轼一生进退出处的基本原则。自古以来四川学者就有“观奇书”的特点，在正统儒家经书之外，阅读诸子百家三教九流著作，苏轼更是如此。正如宋人所说：“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于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广泛博杂的阅读，培养出他开阔的视野和通达的襟怀，使其思想中别具打通各门学科、融会各家思想的博大精神。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礼部进士考试。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议论自然流畅，一反“时文之诡异”，受到文坛领袖知贡举欧阳修的高度赞赏，也引起元老重臣的重视。母亲程夫人去世，苏轼随父与弟回蜀奔丧，丁母忧3年。终丧回朝，嘉祐六年（1061），欧阳修举荐苏轼对制策，应仁宗直言极谏策问，入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苏轼从此进入仕途，开始40年的宦海沉浮。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由凤翔签判任还朝，差判登闻鼓院。英宗爱其才，想直接将他召入翰林，为宰相所劝止。于是苏轼依近例召试学士院，获得直史馆的荣耀馆职。但妻子王弗病故，次年父亲苏洵也病故，苏轼再次回蜀丁父忧，而这一次终丧还朝，便再也没有回过眉山，蜀中山水成为伴随他一生的梦忆。
苏轼重回朝廷已是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轻的神宗皇帝雄才大略，力图改革弊政，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依其议创设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主持机关。新法主要内容为理财与整军，目的是富国强兵、抑制“兼并”、堵塞“利孔”，将商品经济的利润收归朝廷。苏轼早在对制策时已发表了一系列改革弊政的言论，但他和王安石的改革思路却有重大分歧。王安石深刻认识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国家政治经济的危机非通过变法理财来根治不可；苏轼却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因而主张在不变法度的基础上，实行“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等措施。简言之，王安石坚持激进的改革祖宗法度的剧变，苏轼则主张温和的遵循祖宗法度的渐变。王安石把议论异于己的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身份抑置判官告院，又因感到来自苏轼的威胁，让他权充开封府推官，“意以多事困之”，不料苏轼“决断精敏，声问益远”，而且推出好几篇反对新法的重头文章。苏轼逐渐卷入新旧党争，并以其卓越的才华成为旧党的代言人。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认定“国家之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浅深”“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强与弱”“富与贫”，这种观点反对富国强兵，也否定了自己以前倡导的改革主张。然而，在王安石以“生天下之财”为改革唯一目的、以“争利”为社会唯一价值取向的形势下，苏轼关于社会道德风俗重要性的论述，具有纠偏治弊的针砭作用。苏轼和顽固的守旧派不同，他反对王安石主要是其“与民争利”，他担忧的是青苗法等改革措施会带来流弊，危害普通农民，而对新法中如限制皇族特权、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措施表示肯定。熙宁年间苏轼和王安石的交恶，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命运。
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之后又在密州、徐州、湖州3地任知州，担任地方官达8年之久。苏轼具有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他既是关心民瘼的良吏，也是果决任事的能吏。在杭州，他协助知州修复钱塘六井，巡行各县，赈济灾荒；在密州，他监督捕蝗，上奏朝廷蠲免秋税，招人抚育弃婴，所活达千人；在徐州，他率领军民抗洪救灾，筑堤护城，开发石炭。在各地，他都以一个亲民的父母官形象出现在普通百姓面前。
在处理地方政事的闲暇，苏轼的文艺活动也得到极大开展。杭州西湖的美景、钱塘的潮汛、天目的秀色为苏轼提供了丰富的诗材，引发他创作了大量诗作。密州的苦寒生活和剽悍民风，激发了苏轼的英雄情怀，由此有意改造词为“艳科”的旧习，开创了由“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的豪放词派。在徐州，苏轼则写作了一系列题画诗，结合绘画品评以发表其艺术见解。在湖州，怀念前任知州文同，写下著名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在此期间，一些年青的文人学士如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先后拜于门下，成为著名的苏门四学士。政治上失意的苏轼在文艺上取得极大成功，俨然被新一代士人奉为在野的文坛领袖。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因被指控作诗文诽谤朝廷而被捕入御史台狱，史称“乌台诗案”，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经旧党元老营救，甚至新党重臣说情，苏轼终免死罪，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成为被监管的逐臣。元丰三年（1080）春，苏轼以戴罪之身抵达黄州，这时他已45岁，王安石虽已退居江宁，但神宗年方33岁，正值英年。作为政治家的苏轼几乎已永无出头之日，经济上也极为困窘，团练副使有虚名而无俸禄，仅靠过去的积蓄为生。后经友人替他向官府申请到黄州城东一块荒地，他带领家人亲自耕种，地名为“东坡”，苏轼也由此号“东坡居士”。
黄州时期是苏轼在学术和文学创作上的丰收期。他的主要学术成果是《易传》9卷、《论语说》5卷的撰写与《书传》的动笔，标志着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他的散文创作，从侧重于经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的论文，转向随笔、题跋、书简、杂记等文学性很强的小品文，抒写人生感慨，表达朋友情谊，发表艺术见解，记录山川风物。他的诗歌从以前的富赡流丽走向清空旷达，表现出更深沉的人生思考。他的词作，或雄放豪迈、或高旷洒脱、或婉约清深，超越人生的苦难，更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史影响甚巨。黄州赤壁名满天下，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坡赤壁”。元丰七年（1084），苏轼量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在离黄赴汝途中，他于金陵钟山会见了罢相8年的王安石。从苏轼“从公已觉十年迟”的表白来看，他与王安石不仅在道德学问、诗歌文章方面惺惺相惜，而且在政治态度和人生态度上也有所谅解和默契。
元丰八年（1085）春，神宗英年早逝，10岁的哲宗继位，神宗母高氏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任司马光为相，旧党人士纷纷得到重用。苏轼也迎来政治上的春天。他先被任命知登州，到任5天又匆匆奉调入京，随即升任起居舍人。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三月，除中书舍人，掌外制。九月升为翰林学士，掌内制，成为参与决策的政府要员和朝廷的喉舌。司马光上台后立即着手废除全部新法，恢复仁宗时代的法度，史称“元祐更化”。然而，苏轼从任地方官的实践中，已意识到新法中有部分合理的内容，不能一概否定。司马光罢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轼与之进行激烈争论。但他这种独立不倚的立场，遭到部分旧党人士的强烈不满。司马光去世后，旧党迅速分化为几个党派，出现了“洛蜀党争”“朔蜀党争”等朋党之间由学术宗派、政见歧异转化而来的政治倾轧。除朋党恩怨外，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与程颐所代表的洛党，还体现了宋代文苑传统和道学传统的根本冲突。
元祐年间，苏轼的门下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人并擢馆职，秦观、孔平仲等一大群文学之士也会聚京城，形成以苏轼为中心的元祐文人集团。元祐三年（1088），苏轼知贡举，辟黄庭坚等人为助手，成为新一代文坛盟主。这个文人集团在政事之余，作画吟诗，听琴对弈，焚香煮茗，玩碑弄帖，谈禅论道，醉心于文学艺术精神产品的创造。最有代表性的是所谓“西园雅集”，苏轼等16人集会驸马王诜的西园，李公麟为画《西园雅集图》。与会者皆为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玩赏兴味、文采风流，超过晋代的金谷、兰亭之会，成为盛宋高雅精神文明的象征。
苏轼受到政敌的造谣中伤，不安于朝廷，于元祐四年（1089）出任杭州知州。作为朝廷派出的方镇大员，他施展其行政能力，为民造福，请求免去租税，开仓赈灾，缓解民困。采用“以工代赈”方法，发动疏浚盐桥、茅山两河工程，雇佣灾民，使其存活。治理西湖，开掘葑滩，疏浚湖底，修筑长堤。不仅兴修水利于一时，而且留人文景观于千古。苏轼任满后回京担任翰林学士，仅几个月，又避嫌外任，于元祐六年（1091）出知颍州。颍州冬日大雪，苏轼开粮仓以赈饥，调炭薪以救寒。又开发沟渠，治理颍州西湖。元祐七年（1092）春，苏轼改知扬州，到任后呼吁朝廷放免“积欠”。九月，苏轼被召回京，参与郊祀大典，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是他一生最高的官职。在京城受到御史们弹劾，苏轼于元祐八年（1093）六月获准知定州。他整顿军队，亲自检阅操练；恢复“弓箭社”，计划整编民兵武装，加强边防。
哲宗亲政后，苏轼受到重新上台的新党人士攻击，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四月罢知定州，谪知英州，随即遭受“五改谪命”的迫害，直到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在几个月时间内，苏轼骤然由一个北国的封疆大吏沦为岭南的僻州罪臣。他的精神依托、思想倾向和情感认同，也由庙堂走向民间，在一般士民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在惠州，他年老多病，物质困乏，所处人文环境也非常落后，但他却能以其特有的人生智慧安然对待逆境，种菜植药，参禅学道。他写了大量“和陶诗”，以安贫乐道的陶渊明为榜样，表明他在任何逆境中始终保持诗意地栖居的乐观人生态度。
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苏轼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六月渡琼州海峡至海南岛，七月抵达贬所。海南物质文化生活比惠州更艰苦、更匮乏，“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但苏轼在海南黎族人民中间找到了朋友，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他在艰苦的贬谪生活中，同样保持着“兼济天下”的情怀。在惠州，他不顾自己罪臣的身份“勇于为义”，通过地方官朋友做了大量便民之事，如造桥引水、利用水力作碓磨、推广新式农具“秧马”、筹划建病院等等。在海南，他致力于改进当地落后习俗，鼓励黎人从事农耕，告谕乡人重惜耕牛，批评“坐男使女”陋习。他自觉担负起促进海南文化建设的责任，指导一些学生、秀才，营造读书的文化气氛，使他们感觉到海南与祖国文化“地脉”相连，鼓励他们在文化地位方面“破天荒”。苏轼谪居海南岛整整3年，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元祐旧臣重获起用。苏轼六月渡琼州海峡北返，八月奉告命，迁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越大庾岭。在常州酷热的七月，苏轼一病不起，平静安详地告别人世。
苏轼死讯传出后，举国悲痛，各地出现自发性、群众性的吊唁活动。苏轼仕途的升沉进退，始终与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紧密相联。而他在文化史上的形象，却远远超越了政治派别，不仅成为北宋文化巨人的典范之一，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人格魅力的文人的象征。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